浅谈暴力革命与非暴力革命（全篇)
周晓（粟小舟）
拜读了胡平先生在北京之春的论文《我们为什么要主张非暴力抗争》。该文逻辑严谨，论据可核，斐然成章，是又一功底深厚的大师之作。
在胡平先生的《。。。非暴力抗争》里虽然偶尔也提到革命这个名词，但是所聚焦的是 “非暴力抗争和暴力抗争”，而笔者此文所光聚的是 “暴力革命和非暴力革命”。一个是谈抗争，一个是谈革命。定语相同，名词不一。故此特别提示。
下面转入本文的主题。
目录
（A）中国发生政变的几种可能形态
（1）境外力量可导致中国改变国体
（2）境内最有可能发生的几类政变
（B）代表暴力革命和非暴力革命的革命家王炳章和王策
(1）国家的专制国体和民主国体
(2）王炳章和王策是民主革命家
(3）两位各自有书，言明志向和手段
(4）两人都返回到了中国国土
（C） 非暴力革命会减少独裁政权或独裁者再现的机会
（1）海外民运在中国内乱时须看准机会及时介入
（2）海外民运及时介入是为预防新国体又是一个假的民主国体
（3）借鉴台湾重要经验 “不清算”
（D） 暴力革命结果难以是革命结果；其因源于自私基因
（1）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暴力事件不曾产生过一个真正的民主国体
（2）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3）暴力革命的结果难以是革命的结果是源于自私基因
（E） 笔者认可王策的非暴力革命的主张
（1）革命方向的决策者不应把革命成功押注在很小的概率上
（2）海外民运人士在居住国谈暴力革命的多数是好龙的叶公
（F）康梁是非暴力革命代表，孙黄是暴力革命的代表
（1）康有为和梁启超是革命者
（2）若孙中山不早离世也应是一个独裁者
（G）不拥有绝对军权是防阻独裁出现的要素
（1）非暴力革命的优越之处正是不拥有武装力量
（2）民主国体的军队国家化是防堵独裁者出现的重要机制
（H）宣称自己不是一个新的独裁者现已不易取信于民
（1）暴力革命者宣称自己不是一个新独裁者难以取信于民
（2）民主的口号和国名现在已经难以取信于民
（I）张宏堡的一句话
（1）张宏堡多年前曾说，“中共现在是处在上升期”
（2）中共现在应是处在下降期了
本文约定：本文里的中国多是指代中共国；海外民运是指代中国海外民运运动或者中国海外民运运动的组织。
（A）中国发生政变的几种可能形态
不久的未来，它将会是再未来的历史。今日之人，对于这段将要发生的历史的实际轨迹，无人可知。
（1） 境外力量可导致中国改变国体
近几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印太新军事联盟对中国形成了围剿之势。如果该联盟向中国发起攻击，中国会是完败。在此情况下，因为台湾是这个军事联盟的盟国，台北政权直接取代北京政权，即中华民国替换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这样，海外民运仍然存在成为中国政坛主角的可能，但是这种可能性不大。
（2） 境内最有可能发生的几类政变
如果因中国国内的因素引发政权更替，如宫廷政变或军事政变，颜色革命，陈胜吴广的发生，海外民运应主动及时地介入，以确保新的中国国体(国家体制）是一个民主国体而不仍是一个专制国体或一个像俄国一样冒牌的民主国体。海外民运任重而道远。中国有事，便是世界有事。到时，海外民运想必会得到世界强大民主国家的鼎力相助。
（B）代表暴力革命和非暴力革命的革命家王炳章和王策
海外民主运动曾经有过两位出类拔萃的领军人物王炳章和王策。两位志向一致：以多党竞争的民主国体取代一党专政的专制国体。
(1） 国家的专制国体和民主国体
国体是指国家体制。国家主权归一人或一党的国体为专制国体；国家主权归多数人的国体为民主国体。
专制国体可有一君专制国体和一党专制国体之分；民主国体可有共和国体和君主立宪国体之分。共和与君主立宪皆为国体之下的政体。政体是指政治体制。
君主立宪的国体是民主国体，其因该国体的主权也归多数人。美国是共和的国体，英国是君主立宪的国体。国名含共和是向世界强调该国的国体属民主国体。现在中国的国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显然是一个冒牌的共和国，它实际的国体是一党专制国体，在毛泽东和习近平当政的部分时期，中国的国体还是一个一君专制国体。
约定，在下文的多处，以专制指代专制国体；以民主指代民主国体。
如果一次国家政权更替后，国体性质改变了才是一次革命。中国历史上政权的更迭大多数是以暴力的方式完成，但国体还是专制性质，所以它们都不是革命事件。中共的新民主革命也不是革命，该 “革命” 的结果没有改变国体的性质，虽然政权更迭了，但是那仅是专制到专制的更迭。暴力不是革命的同义词。
（2） 王炳章和王策是民主革命家
根据明确的志向和活动的轨迹，王炳章和王策都是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革命家。对于革命方式或说手段，前者倾向于暴力，后者倾向于非暴力。
笔者为有生与这两位革命家在政治上有过密切交往和思想交流，以及在他们分别身为党主席时，曾分别出任过组织部长而感荣幸。
为了中国民主革命，二位不顾生死迈回到了危及生命的凶险国度：中国。
（3）两位各自有书，言明志向和手段
王炳章曾经撰写了一本名为《民运手册》也称《中国民主革命之路》的书。此书代表王炳章的主张：民主革命之路须通过暴力行动才能实现。
王策要去北京向全国政协上书“中共执政三十年不变改良案”。此案代表王策的主张：民主革命之路应通过非暴力行动实现。
（4） 两人都返回到了中国国土
王炳章曾经秘密进入中国，为进行暴力革命做前期准备：组党。但被中共发现后将其驱逐出境。当他筹划再次进入中国时，在越南广宁省被绑架到中国。之后，他被凭空捏造罪名，被判无期徒刑。现被关押在广东韶关监狱。王炳章暴力革命的行动未能实际地展开。
假若王炳章不被捕，并他在中国的暴力活动获胜，实现政权更替，且在国家兵权在握之后，不恋权和不恋栈，他便是中国的华盛顿。
可是王炳章被捕了，目前在狱中已超20年，他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曼德拉。
前两日读完了北京之春主编陈维健先生的新作《是什么叫他们生死相许》。该文谈及王炳章。这是一首讴歌。她是一篇将文学和政治默契融合的，情和义揉为一体的，文彩华丽的夺目力作。读后，让人更增对王炳章先生的敬意和思念。
王策铁肩担道义，在他即将赴汤蹈火秘密潜入中国（计划与筹建浙江中国民主党的王有才会面）的前夕，对三人林樵清，王涵万和笔者所说的一句话引人深思。此话大意是， “自从孙中山暴力革命近百年以来，几百万中国人因此失去了生命，换来的还是一个专制社会”。王策的这段临别之言是其思想结晶。他说此话时，语气平静，内容却力透纸背。
此话寓意：暴力革命本来目的是推翻掉一个专制社会，建立起一个民主社会，可是事与愿违，所建立起的社会很容易是另一个专制社会；暴力革命的代价是大量人的生命的死亡；近百年的暴力革命的结果都不是革命的结果，这就意味暴力革命难有成功的机会。
这应是王策思考革命问题，且独创出非暴力革命比暴力革命成功率高的结论，这一思想的来源。他出言有据，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的经历都为他的结论提供了实证。蒋介石和毛泽东无疑皆为独裁者。本文下面会谈到孙中山也应算为一个独裁者的原因。
王炳章和王策没有私人恩怨，但有在党内民主选举过程中的君子之争的记录。那是他们在体会民主选举的经历，从中获取对将来有意义的民主选举的经验。二人皆具人格魅力。
从王炳章和王策身躯所四射而出的革命气质、意志和激情一直感染着周边的人。假如你与其相处，尽管他们性格不一，但这不影响你会强烈感受到他们各自炽热而激昂的家国情怀。他们献身的精神和非凡的革命活动的轨迹必将永录于中国史册。王炳章和王策是中国民主运动和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伟人。
（C） 非暴力革命会减少独裁政权或独裁者再现的机会
实行暴力革命还是非暴力革命是一个革命运动方向的大问题。这在海外民运中是一个持续争议多年的问题。
（1） 海外民运在中国内乱时须看准机会及时介入
在中国发生军事或宫廷政变，颜色革命，陈胜吴广，或者是它们的混合，并获胜或接近获胜的时刻，海外民运须看准时机进入中国。虽然海外民运不拥有武装力量，但是可依靠中国人民对专制政权的强烈不满和对人权的强烈渴望，凭借着自身独具的民主宪政素养的优势，大力宣扬民主宪政社会的优越性，进行在舆论上的强势干预，迫使获胜方或接近获胜方接受和实施民主宪政方案。
陈胜吴广是被成语化了，代指生活条件处于底层的民众，含括农村的农民，城市有工作的农民工和所有失业和找不到工作人的起义。
（2） 海外民运及时介入是为预防新国体又是一个假的民主国体
中国民主运动的目标不只是为推翻或协助推翻中共政权，以求改朝换代，还要为在推翻中共所代表的专制国体之后，确保取而代之的是民主国体，并为之做大量工作。
假设刘源上将等中国国内的红二代发动了军事政变或宫廷政变，或混合性政变，并获得成功，且宣称更改专制为民主，那么对此状况海外民运应迅速介入，“强加干涉”，以防另一普金式人物重现于中国，切实保证一个真实的民主国体在中国出现。防患未然，否则，一个新的专制国体会在中国运行另外一个几十年的可能极大。
（3） 借鉴台湾重要经验 “不清算”
台湾的由专制到民主转变的过程是一个革命过程，因为它完成了国体性质的改变。台湾的这个过程是一场通过非暴力革命取得革命成功的过程，是一个非暴力革命成功的具有高度参考价值的真实范例。
在国民党的反对党民进党通过选举取得政权后，没有出现对国民党人的清算是这一场民主革命的鲜明标志。中国的民主革命有一个如何对待共产党人的重大问题。原先敌对双方，冤冤相报何时了，不如彼此相逢一笑，将那些恩仇一笔勾销。台湾的经历证明了 “不清算” 是一个未来中国民主政权可行的国策。
如果中国国内红二代发动政变，政变的动机很大可能来自于他们的既得利益。笔者认为从整体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借鉴台湾成功的由专制到民主的转型经验，永远 “不清算” 是重要的这个新民主国家政权的正确政策。
（D） 暴力革命结果难以是革命结果；其因源于自私基因
海外民运自身就组织发动暴力革命活动的结果和其他各种人搞暴力活动的结果基本上不会存在差别，也就是说，海外民运运作暴力革命的结果会有很小的机率使得革命真实发生。
（1）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暴力事件不曾产生过一个真正的民主国体
英国早在1688年就建立起了民主国体，该国体的政体是几种君主立宪制中的一种。那是一场革命。它是通过非暴力的政变，史称光荣革命，完成了从君主国体到民主国体的变更。君指一君，民指人民，主指主人。国体是因国家权力归谁而异。
纵观中国历史，像不可计数的大的战争，军事政变或陈胜吴广的武装起义的结果一样，也像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暴力革命的结果一样，中国未曾达到从专制国体到民主国体的转变，而是从专制国体到专制国体的转变的循环往复，即国体的基本结构未见变化的转变，革命没有从这样转变中产生。
袁世凯是中华民国首任总统，但他不能跨越人类固有自私基因的羁绊，刚当上总统，很快自称中华帝国的皇帝。因而史书上很难认可那时的中华民国在本质上是一个民主国体。换言之，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大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但是民主国体从未真实地出现过。
中华民国是在1996年成为实质意义上的民主国体的国名，不过这个事件发生在台湾，并不在中国。按照国际法，台湾是一个有别于中国的另一个国家（但因历史因素，这两个国家都有人主张两个国家应统一为一个国家）。
（2）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是毛泽东提出的论断，其意是政权需靠军事手段获取，中共的新民主革命需用暴力手段。可是这个所谓的革命是一党专制到一党专制的假革命，枪杆子里面出了一个还是专制的政权。
有人会以你是否支持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的观点鉴别你是否勇敢或试图激发出你的勇敢潜力。
主张非暴力革命的王策和主张暴力革命的王炳章，不约而同，先后冒死踏进了中国境内。停留在口头上的勇敢只是口头勇敢。二词勇敢和暴力不一定画得上等号。主张非暴力革命的王策正是一位勇者。
（3）暴力革命的结果难以是革命的结果是源于自私基因
暴力革命难以改变社会性质的根源来自人类每一分子都携有的自私基因。相较于非暴力革命，因暴力革命获得国家权力所付出的是生灵涂炭的高昂代价，加上自私基因的配合，促使了为守卫来之不易权利的独裁者或独裁群体的反复出现，致使在至今的几千年里中国的专制国体从未中断。
（E） 笔者认可王策的非暴力革命的主张
笔者倾向于民主运动应采用王策的非暴力革命的主张。
（1）革命方向的决策者不应把革命成功押注在很小的概率上
华盛顿，美国独立战争时的陆军总司令，也是美国首任总统。如果他愿意，他可以连任到死，但是，他选择回到自己的农场。他没有利用军权成为独裁者。他的这一举动超越了他的自私基因赋予他的天生规范。美国人民幸运，如此小的概率发生在了美国。
海外民运的领袖们作为革命方向的决策者，不应把革命成功寄托或说把赌注押在很小概率才会发生的事件上或人物上。
大概率事件发生了在中国。最近的一百年里，出了两个独裁者蒋介石和毛泽东以及与其相对应的独裁政权。今后假若中国民间大规模的暴力事件再发生，就机会而言，还应是一次假革命，一个新的独裁者和独裁政权会再现。
暴力革命是指大规模暴力行动推翻专制政权后所建立起的政权是民主政权，使得国家由专制国体变为了民主国体，国家的权力属于大多数人，即人民。这是革命的含义。否则，暴力革命的革命是一个假的名称。
海外民运自己建立武装与专制政权开展武装斗争，会类似毛泽东，最终获得政权的代价是尸骨成山。这样的暴力革命所导致的新政权持有自己的强大武装力量。在暴力革命付出的高昂代价的条件下，以及每人的自私基因如影随行的因素，会像中国历史上的起义一样，不再出现独裁者或独裁政权的可能性会是极其微小。血色为红，于是又一次的红一代，红二代掌握国家权力的模式会再次出现，一个新的专制社会将很难不会重现。
（2）海外民运人士在居住国谈暴力革命的多数是好龙的叶公
实际上，今日宣扬暴力革命的海外人士多数属于叶公好龙者。身处海外能搞暴力革命？王炳章主张暴力革命，他就足履实地踏上了中国的国土去展现他的意志和落实他的主张。现在主张暴力革命的海外人士只是希望别人去搞暴力革命，让自己保持在一个局外人的状态，对暴力革命主张表示出个人的支持态度而已。这是在享受言论自由，不过此举的现实意义甚为不大。
非暴力革命者现在应储备相关民主宪政的素养，为在日后进入中国参与中国政治活动和事件时会大有英雄用武之地做准备。
（F）康梁是非暴力革命代表，孙黄是暴力革命的代表
清末民初的两对人物，康有为和梁启超是非暴力革命的代表；孙中山和黄兴是暴力革命的代表。
（1）康有为和梁启超是革命者
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戊戌变法或称百日维新被定义或说宣传为改良是不正确的，应该被定义为革命。
二人建议慈禧太后把一皇专政的专制国体改为君主立宪的民主国体。改良是指在现有架构的基础上的改善。君主立宪是民主国体下的政体（政治体制）。由专制转变为民主是基本国体架构的变化，所以不是改良而是革命。戊戌变法本质是非暴力革命的方案。
（2）若孙中山不早离世也应是一个独裁者
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和黄兴领导的华兴会为主的组织于1905年在日本东京合并为同盟会，故有孙黄之称。之后同盟会于1912年更名为中国国民党。二人主张暴力革命，以推翻帝制（一个专制国体）、建立共和（一个民主国体）为初衷。但是在暴力革命中途，孙黄二人反目。孙中山要求该党党员按手印对他个人表示效忠，黄兴认为此举与他们要建立的民主国体的初志不符，推测孙中山将来会是一个独裁者，于是两人分道扬镳。
袁世凯为了私利，利用民主国体的君主立宪政体也含世袭的制度，让自己后裔受益，于是称帝，因复辟帝制被蔡锷推翻。否则，袁世凯乃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由专制国体转变为民主国体的第一伟人。
顺便带一句，中共宣传过的 “政治体制改革” 具欺骗性。中共故意误导，让中国人隐约觉得它等同国体改革。实际它是政体的改变，不是国体的改变。它不是革命，而是对一党专制国体的改良（改善）。
孙中山推翻一帝专制有功，但是他要建立的是一党专制。从 “按手印” 和他所宣传的三个时期 ：军政、训政、宪政，所谓的三段论看，孙中山在军政和训政时期要当独裁者是毫无疑问的。孙中山所说的暴力革命可能是一次假革命。这与中共曾经宣传的 “这段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但过了那段时期还是坚持一党专政，异曲同工。共和国是民主国的代称，是民主国体。中共一直找借口以拖延 “走向共和” 的时间。观察一个人或一个组织，不但听其说什么还要看其做什么。孙中山像是一个 “口头革命派”。
孙中山的继承者蒋介石是一个独裁者，他的儿子蒋经国开始也是独裁者，但是蒋经国这个国民党人把中华民国的专制国体转变成了一个民主国体。这个转变过程是一个非暴力革命的成功过程。这是蒋经国对台湾重大正面的历史贡献。
不过，历史的记载是，蒋经国的这一贡献并非主动，而是在自己被反对派成员黄文雄行刺事件之后才发生的。这是本文前面选用词汇 “迫使” 的依据之一。这个事件让人想到，对相关人物的 “迫使” 行为有着必须性。
可是，假若黄文雄刺杀成功，台湾便没有蒋经国实施专制到民主转型过程的发生。因而，迫使当事人走上民主轨道反倒不应是行刺，而该是其它手段。
不要忘记，自私基因（笔者认为它是造物设计者的产物：一个专责自私的生物性的应用程序）是人类共同的随身之物。如无外在的约束，在自私基因的驱动下，多数人是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行事。自觉阻止和超越自私行为的人存在，但不多见。
自私基因与产生独裁者关联紧密。暴力革命重大阶段的成果多数途经血的洗礼，获得国家权力相当艰辛不易。在此条件下，自私基因随时会自动启动它的功能，它是催化独裁者产生的重要因素。
孙中山之后的蒋介石（孙的连襟）和毛泽东都是暴力革命的提倡者，二人不约而同都成了独裁者。他们所谓的共和都是假共和，所谓的革命都是假革命。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记录告诉人们，到目前为止，暴力革命成功事件的概率等于零。在1925年离世前的孙中山是一独裁者，倘若他不离世，根据他生前的行为记录，在1925年之后他应还是一个独裁者。
（G）不拥有绝对军权是防阻独裁出现的要素
民运组织不拥有绝对军权客观上反而成了预防独裁者或独裁团体出现的要素。
（1）非暴力革命的优越之处正是不拥有武装力量
非暴力革命的组织自己没有武装力量，在政权里运作和监督运作的时候，对于减少出现独裁者或独裁政权的机会来说倒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和优越的成分。
（2）民主国体的军队国家化是防堵独裁者出现的重要机制
建立起的民主国体的军队属于国家所有，而不是个人，如总统。民主国体内军队的最高领导人第一效忠对象是民主国家的宪法，譬如，在政体是总统制的民主国体里，宪法和总统权力的大小顺位是，宪法第一，总统第二。在美国可以看到国家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不听从总统指示或命令的现象，因为在执行总统指示或命令前，他们首先要考虑具体的指示或命令是否违宪。民主国家的军队国家化是建立在 “无人可以高于宪法和法律”这个基本原则之上的，这是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明显差别之处。
（H）宣称自己不是一个新的独裁者现已不易取信于民
民主的口号和国名，以及暴力革命者的自己不会是一个新独裁者的宣称，现已很难取信于民。
（1）暴力革命者宣称自己不是一个新独裁者难以取信于民
假设一个对全中国人的问卷是：时间大约五年，从你们中间可能需死掉500万人换到一个可能还是专制的新政权，请您回答愿意或是不愿意。回答不愿意者一定居多。既使问卷的 “专制”被改为 “民主”，即 “换到一个民主的新政权”，回答不愿意者一定还是居多。原因是，凭什么这次就相信你们，毛泽东和共产党已经骗过我们一次了。
（2）民主的口号和国名现在已经难以取信于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体现着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欺骗。“共和国” 是民主国的意思，可是现在的中国实际是一个标准的一党专制的国家；“人民” 是国家属于人民之意。如今的中国是属于人民的吗？当然不是，今日的中国七十年如一日是属于共产党一党所有。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如何取信于民是一个不小难题。笔者想到一个办法，未来在中国建立起民主国体的第一天，执政的一个党或隶属该执政党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譬如，总统，在全国性媒体向国人公开宣示，一旦该党最高领导层或属于该党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被发现实施的是一党独裁或个人独裁，皆被定为死罪。凭借以死谢罪的极端手段，为的是确保中国的第一个民主国体得以实现并延续、杜绝类似独裁者袁世凯，独裁团体中共及独裁者毛泽东再现。
（I）张宏堡的一句话
现在回顾，张宏堡的一句话是客观的。
（1）张宏堡多年前曾说，“中共现在是处在上升期”
记得多年前笔者有一次问张宏堡关于他对中国民主运动的看法时，他说，“中共现在是处在上升期”。此话意思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力量在较长历史时段不能撼动中共政权。张宏堡是中功创始人和唯一领袖，他在中国曾有4千万信众。事实证明了他的判断是客观的。
（2）中共现在应是处在下降期了
时间如梭，多年已经过去了的今年（2024年），中国的现状是，（一）有着中国经济支柱地位的房地产业中的若干中国最大房地产公司资不抵债，标志中国房地产的持续已久的大泡沫临近破灭；（二）已处于老龄化时代的中国最需要的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14.9%或21.9%（统计方法不同导致），相比美国各种年龄段的人的平均失业率是3.7%，中国的是惊人的高；（三）虽然商品大幅降价但任然乏人问津。其原因，消费者中的一部分看到经济前景不佳，小心花费，而消费者中失业者直接没有了收入，无钱可花。扩大内需的构图如同虚设；（四）各类外资，成群结队地大举撤离中国；（五）股市是反映经济状况的镜子。多数股民看衰经济，对股市失去信心，引致上千股票跌停成为常态。两亿多股民哀鸿遍野，形成一种新型反共潮流，四处寻找宣泄出口。对此，惶惶不可终日的中共出炉 “只许买不准卖”的蠢招，或许某天干脆取消股市在中国存在。
简而言之，中共仿佛正在它掌控的中国经济衰落之路上单向疯狂奔跑，难以回头转向。
当今中共仅存的执政合法性取决于经济状态。经济垮，中共亡。如果以上所列事实长久持续，中共应是处在下降期了，并且中国将会出现中共自身制造的社会大动荡。那么海外民运几十年磨的一剑，到了一剑封喉中共专制政权的时机了，这是我们海外民运成功的机遇！
（完）
定稿于美国东部
2024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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