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对《资本论》的批判（6/8）/周晓（粟小舟）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主要论及工人阶级，极少谈及农民。既使涉足农民的部分，也不过是他随心所欲的杜撰，如同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他和恩格斯一起的信口雌黄的杜撰一样。

于是，马克思干了一件偷懒耍滑的事，说资本家把地主（大土地所有者）的地租来或买来，因为地的主人的身份是资本家了，这样原来租地主地的农民的身份摇身一变成了工人。把农民在纸面上由工人替换之后，马克思就如鱼得水了。他创造的剩余价值理论犹如有了英雄用武之地，运用它可是他的强项。不容分说，剩余价值的一套说词立即应用到了这种工人身上。他着手开始分析资本家如何以几种分租的方式从这种工人身上榨取剩余价值。这种变戏法般的手法，没有改变一个事实：这种工人的工作方式与以往毫无区别，还是用传统的农具干活，包括在田里用镰刀手工收割麦子。世界上收割机第一次使用是发生在1920年以后的美国。

马克思和全家从1849年到了英国伦敦后直至1883年逝世就再也没离开。当时英国是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中心，大批的农民因圈地运动进入城市和矿区变成了从事工业的工人。

第一次工业革命对英国的城市和农村的影响是翻天覆地性的。不少农村地域变成了城镇。来观察一下英国人口比例的变化，1750年：农村80%，城市20%；1850年：农村40%，城市60%。扫视世界，英国受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影响是领先或遥遥领先于其它国家，包括欧洲各国。因此，可以推测出欧洲各国农村和城市的平均人口比例应是，农村人口仍然大于城市人口。

马克思把英国当成了全部欧洲。一般欧洲人的日常主食是面包和马铃薯。欧洲大多数人口还是农民。马克思是非常不了解农村的农民。你无法找到，哪怕是一次马克思到农村 “采风” 的记录。因为多数的农民属于被剥削阶级的一部分，马克思必须描写农民，但他不了解农村，就只好把极其个别地主租地给资本家的现象，当做整体现象来看待。马克思把个别租到了地主土地的资本家再以若干方式租地给农民的办法，当做整个欧洲农村的主要租地方式。

因为是资本家雇用的农民，所以农民就成了工人。这是在运用逻辑的形式，但这是一个错误逻辑。当时欧洲的农民还是以传统的农具在田间操作。租到地主地的资本家把地再租地给农民，这个资本家还是地主。因此，农民不是工人，农民还是农民。第一次工业革命对农具没有任何影响。收割机的第一次被使用是1920年以后的事。

个别特例除外，地主们没有笨到出租土地给农民需要具有管理工厂经验的资本家们来出租他们的土地。因此《资本论》在提到农民的部分是马克思在他的阅览室里胡乱的编造，是生套资本家和工人关系，是想方设法把他的剩余价值说词移到实际还是农民的身上。农民和工人是不同的，虽然都是劳动者，但多数农民是有些土地的，也就是说，他们多数是有生产资料的，而工人没有生产资料。剩余价值公式的应用对象是工人。如果不把农民看成工人，剩余价值公式要改写，因为该公式需要考虑到被雇用的人本身带有生产资料这一因素。因此，马克思对欧洲农村阶级关系的所谓分析是他一个人的杜撰，就像他和恩格斯杜撰共产主义社会那样，完全不切合实际。

有人说西周是分封制，所以被称为封建社会是言之有据。笔者更认同称其为奴隶社会，因为这容易区分接下来的无奴隶社会。这是言之有物，否则实际有着明显不同形态的两个社会（有奴隶的和没奴隶的）没有了界限，认为它们都是封建社会。

中国西周朝代的土地是公有制，即国家（国王或称周天子）所有。所谓井田是指公田与私田之和。井田的井字具有固定含义。井的字形可以看为九块田地，中间的那块为公田，围绕公田的八块是私田。一田约为今日的31亩，是作为一个耕作的单位。九田合为一井，十井为一成，十成为一同。按爵位高低，西周的国王赐封给诸侯及卿大夫数量不等的井田。受封者对井田的经营方式是管理奴隶的集体劳动。

井田一部分的收益属于被分封者，另一部分收益作为上缴国家的粮税。所有土地不能转让和买卖。受封者仅拥有对封地的使用权，被分封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国王）所有。

到了东周，自秦国实施了商鞅的变法，井田制渐被封建土地私有制取代。从秦国灭了七雄的其它六国，封建土地私有制被正式定型，虽然略有变化，其基本形态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

时至现在的中国，其土地所有制非常类似西周的土地公有制。中国所有土地归国家所有，即中国共产党最高统治集团的几个人或只一个人所有，这取决于集权程度，也可笼统地说是共产党这个组织所有。井田的九块田地象征着是分封土地给受封者。受封者的现在对应者可以是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等等共产党人。以2006年为界，之前，农民必须上缴农业税；之后农民不再上缴农业税，但农民必须把粮食卖给指定的国家收粮机构。这种机构有着非常严苛的卖粮最低数量的标准，价格也由该收粮机构决定。

实际上这只是变换了缴农业税的方法。你可以把某个县委书记看作为西周的一个被分封者。不同的地方是，这个县委书记握有非实质性的转让，买卖，流转等等土地的决定权。现在中国的农民相当于西周耕种农田的奴隶。所谓的小康也是奴隶水平的小康。农民阶级是中国最贫困的阶级。现在中国的农民阶级不拥有生产资料（土地）并受雇于中共，是中国最贫穷的无产阶级。

中国社会在封建社会之后，共产党曾经真实地实施过公有制，发现完全不可行，否则，国家经济只能走向崩溃，那就意味共产党将丧失国家政权。在这以后，共产党部分地恢复了私有制。中国的私有制和公有制的公司实际上都是由共产党掌控。现在的中国是由共产党人代表的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一个国家，可称作是一党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

《资本论》提到一个事实：大多数欧洲农民是 “小块土地所有者“，少数是完全靠租地为生。这种农业社会和1949年前的中国的农业社会相似。那个年代，无论欧洲还是中国，一般家庭至少有四、五口人，譬如马克思一家就是五口之家，不包括夭折的三、四个子女。所以多数农民既使拥有小块土地，还需额外租地才能维持一般的日常开销。这个状况是和中国 “土地革命” 前的状况十分相近。不要相信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的灌输性宣传，为了尽可能拉大地主和一般农民的贫富差距，把后者描述成赤贫。实际上，土地革命前大多数中国农民是 “小块土地所有者” 。不过，一般来说，这样的 “小块土地” 的产量不能养活人口较多的家庭，所以这类农民需租用额外的田地才能维持全家的生活。大多数农民完全没有土地是中共撒的弥天大谎。贫下中农的后代在中共的宣传下，视越穷的家庭出身为越光荣，不愿说出祖上曾经有过土地。

“另外，中立人士对1949年前的中农和贫雇农也有具体数字统计。中农占人口的20%，占地17.5%；贫雇农占人口70%，占地18.5%。值得高度关注的是，贫农人均占地2.6亩，雇农人均占地1.3亩，而他们的人口占70%。这个统计揭示，几乎所有农民都有土地，而不是中共通过日复一日的、年复一年的宣传，所灌输给人们的、贫苦农民没有土地，是佃农的概念。

中共和农民的关系，让人和《白毛女》中地主黄世仁与杨白劳（喜儿的父亲）的关系有了似曾相识的联想。这样的联想让中共感到了 “黄世仁又来了” 的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导致从2006年起，全国取消了农业税。收税的本质是收钱。

不过农业税本质上没有取消，中共这个狡猾的黄世仁只是对老实的杨白劳耍了个把戏。农业产品上缴的数量和上缴农产品的价格由政府所指定的国有收粮机构严格把关。这个把戏是，假设原来通过农业税从农民的100块钱里收取20块钱，现在的办法可以达到从农民的100块钱里收取20块钱一样的效果。从现在农民收入只能维持如此贫穷地生存，可以清楚地看到掌权的共产党人确实不代表这个在中国农村有着六亿人口的无产阶级的利益。

现在的中国所有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即共产党这个组织所有。在中共统治被推翻后，被中共盗取和骗取的土地要物归原主。可以确定，由具体田地的地理位置而定，一旦地点处在寸金尺土的黃金地段，不要为因为这样 “土地归还运动” 导致这些农民后代中有不在少数的百万和千万富翁突然诞生而过于惊奇。中共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地主。中国农村的土地并不属于国民党，不是中共从国民党手中夺取的，是中共从农民那里生夺硬抢或连哄带骗而获得的。被强盗抢去或被骗子诈去的东西，天经地义，必须物归原主。这个原主是地主，富农，中农和贫下中农的后代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