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对《资本论》的批判 (全篇)/周晓（粟小舟）

北春编者按：《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中最难啃的一本理论著作，一般人不要说读懂，就是读完的都不多。其内容之浩瀚难以望其项背。周晓先生对《资本论》系统性的批判穷经皓首，花费了多少心血。《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是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基础，在共产主义阵营消失的今天，对坚守共产主义的中共仍然是理论经典。特别是习近平不忘初心之下的中国。因此批判《资本论》不仅仅是理论的批判，也是对当今中国政治的批判。《资本论》批判今天已全部刊完。谢谢作者，也谢谢跟踪阅读此文的读者。

马克思准备落笔《资本论》之前应该试着把思路简化，诸如，证明：因为哪些要素，决定了消灭私有制能够持久；证明：因为哪些要素，决定了建立公有制能够持久。下笔《资本论》前，马克思应是没有把思考的主干脉络打通和理顺，以致他动笔后有些破绽大到了可以用窟窿来比喻。

有一人说马克思剩余价值的论述是从他那里的抄袭。或许二人中是有发现的先后，但这种先后本身应属微不足道，因为剩余价值是两个数量之差是相当容易得到的结果。本文下文中会谈到，虽然这个公式简单，但是它却是一个错误的公式。

马克思把剩余价值的概念在政治上利用到了极致，这才应是关注的重点。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视剩余价值为煽动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进攻的核心概念，并围绕这个核心概念写出的一部巨著。本文将论证因为《资本论》有着诸多大小破绽，导致它成为无价值的一堆废纸。

《资本论》不属于纯粹的经济学科，它是试图通过理清与经济有关的一系列概念的过程，为政治目的服务的经济学，所以它类属政治经济学。这里所谓的政治的政是指政党、政府、政权；治是指治理。《资本论》是经由剩余价值概念涉足政治的一本书。

马克思以他的剩余价值的定义挑动当时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人为地催化这两阶级的斗争，这是马克思的手段。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从政治经济学入手，为消灭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做理论准备，这是马克思 “四十年磨一剑” 的目标。

马克思在那个跋里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乎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 “物质” 应是用词不准确。他 “物质”的原意很可能是 “客观存在”，譬如，他和恩格斯交流思想时，恩格斯的思想移入他大脑的不是物质（一般概念上的）。这是马克思语言表达的小破绽，不过这不是关注点。

从马克思的 “不外乎。。。而已” 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看法是客观存在为主，主观意识为辅；从 “截然相反” 可以推出（仅由马克思这句话中推出），黑格尔的看法是主观意识为主，客观存在为辅。在看待客观存在和主观意识的关系上，马克思和黑格尔的主和辅位置正好颠倒了。

我曾和林小生先生曾写过一篇论文《程序论》。程序论是人体内基于DNA排列的被发现，并比较人类编写的程序在本质上是依两个不同状况的排列，由此推断出了，人体内这些人类看不懂的DNA排列组合（数学语言应称为排列）也应是程序。人体内的程序不过是生物形态的程序罢了。

对于两个不同状况的排列，若用人类的数字表达就是0和1。如果两位，最多有00, 01, 10, 11四种不同的排列，它们可以表达四种不同的含义。两位的不同排列的总数可用2的2次方算出，其得数是4。位的数值可决定不同排列的最高数量。十位的不同排列总数用2的10次方算出，其得数是1024。64位的不同排列总数用2的64次方算出，其得数是1.8446744e+19，即最多可表达不同1.8446744x10x19种排列，这些排列可表示不同的含义。

依《程序论》的思路，在人体内天生就有的一套程序系统中，有专职于思维的程序。这个程序包括分管思考的程序或称子程序。经过思考程序处理过的产出便是精神类的产物，诸如，观点，思想，意识，结论等。

这个思维程序就等待在那里，一旦客观存在的信息从人体外部通过人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饿觉等超过20种感觉分别或混合进入人体后，负责思维的程序被启动，于是客观存在的信息开始了结合来自人脑海马体已存有的相关信息（如果有的话）的思考，整个过程结束于精神类型的产物的产出。海马体是类似于计算机中的硬盘，它是具有储存功能的一个人脑里生物体的名称。

举一个例子。对于脸部的审美观，即审美的观念，按照《程序论》思路，人体内的程序系统中有与其对应的审美程序的存在。这个存在能够提供两个以上的若干（应该很多）审美的基本模板。在这些模版里，脸部器官的形状和大小等，以及它们之间的比例搭配，作为可循的基本标准。接近这些标准模板的脸部为美或俊，远离的为丑，过于远离的则为恶。不过在到达产生观念的途中，因为每个人的经历（已记录在海马体内）不同，当海马体相关信息的复制件被调入程序运行的场所（对应计算机的话，它是内存（RAM）），对产出的观念会有影响。审美观是一个经过一个比较过程的程序的产出。

笔者不能肯定程序运行的区域，譬如，图像出现，只局限在脑内。因为造物者和人类的科技水平是天渊之别，刻板地用简单的计算机工作原理就想套准造物者的设计和制造方案是异想天开。但这不影响 DNA 排列是程序的合理推断。

笔者把客观存在、人脑、加工过的东西抽象为三个物件。此刻表述这个思想的马克思，神智似乎需要提高清醒度，因为他只比较了输入和输出两个物件，漏掉了一个物件人脑。不过，比较两个物件和比较三个物件哪个重要和最重要都是无意义的，原因还是它们个个都是缺一不可。比较进入大脑的信息，马克思的大脑，产出于大脑的《资本论》哪个最重要是无意义的。假设你对马克思说，老马，你的《资本论》只不过是信息进入你大脑后加工过的东西而已。马克思会 “跟你急”，他会说，没有我聪明的大脑何来《资本论》，信息算老几，《资本论》是我四十年心血的结晶。此时所讲的信息就是前面说到的客观存在。绕了一会，马克思和黑格尔在对这一特定哲学观念上达到了空前一致。实际上这三个物件乃属缺一不可，马克思是在徒增自己的大脑负荷。简言之，马克思的头脑有时不够清醒。

在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是根据布朗基主义（一种社会主义），而不是依照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第一次从代表资产阶级的统治者手中夺取了法国巴黎的政权。布朗基是巴黎公社议会主席。巴黎公社失败之后，马克思对布朗基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当时在欧洲的声望和地位并非如后来的握有国家权力的共产党所宣传的那样崇高。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器更是直接歪曲事实，把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第一次夺取政权的成功归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当时马克思被多个社会主义理论家环伺，他个人的影响力至少不如布朗基。

值得明确的是，巴黎公社是发生在1871年，《资本论》第一卷再版，包括写上的跋文，是发生在1873年，即该跋文晚于巴黎公社夺权成功的发生。马克思的离世是发生在1883年，列宁在俄国夺权成功是发生在1917年。假设马克思在1917年以后才逝世，因为俄国远大于巴黎，在有生之年的马克思就知道自己的影响力超过了布朗基。可是，历史没有被如此安排。

看不出马克思谈黑格尔和他在哲学上的分歧与《资本论》的主旨有何联系。黑格尔不是一位经济学家，也不是政治经济学家，但在哲学界有着泰斗地位。在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即《共产主义宣言》发表前后，有众多社会主义理论同时存在。马克思是生活于一个社会学家群雄崛起的年代。马克思是群雄之一。

因此，在再版《资本论》第一卷之际，马克思猝然地批判哲学家黑格尔，不得不让人有了马克思是在采用 “伙夫和将军打架，伙夫输赢都是赢” 策略的合理猜疑。如用现时视频语言描述马克思这样的行为，那就是：蹭大咖，蹭黑格尔。蹭别人的人表明对自己不自信。马克思当时有竞争的压力。若竞争不过，喜好卖弄（就是哗众取宠的虚伪表现），在《共产党宣言》里表现言辞犀利的马克思不仅会深感颜面无存，涉及生计的《资本论》第一卷的销量不定还会有大的折损。于是马克思应是计上心来，想到了伙夫和将军打架的低级损招。

本文对马克思《资本论》里所讲述的一系列经济学的概念（因皆无创见，应是在图书馆里抄袭、整理而来）并无兴趣，笔者兴趣所在实际上也正是马克思本人真正的兴趣所在：怎样利用剩余价值概念宣传他的政治意图。

随着工业化的蓬勃兴起，为提高利润，经营纺织厂的资本家纷纷圈地用于饲养绵羊。这是因为从海外进口羊毛的成本高于本地有规模地自产羊毛的成本。因此，失去土地的农民一批批进入城市和矿区成为工人，这样工人阶级的人数获得了大幅提升，导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在人口上的比例发生了浅而易见的变化，即工人阶级人数远超资产阶级的人数。

马克思看到了，如果挑动起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群情激愤，工人阶级是可以击败资产阶级的，既使作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统治者有较强的武装力量。这就是为何《资本论》的四卷一贯到底地强调宣传剩余价值概念的缘故。马克思应该确认，把剩余价值概念当做激发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发动攻击的宣传口号是简明扼要的还是效率最高的。

惹人注目是，《共产党宣言》简称《宣言》里说的可是资本主义社会将发展成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宣言》是发表在《资本论》之前。《宣言》中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混用的。为了掩饰《宣言》在光天之下就漏掉了地主阶级存在之丑，于是《资本论》多出了地主把田地出租給资本家的说法。这反倒流露出他是在为《宣言》只能发展为两个大阶级论断遮掩。不过，此种自圆其说的行径相当拙劣。

实际上因为地主阶级给忘了，它所雇用的农民阶级也就连带一起给忘了。漏掉了大的阶级是《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留下的一个大窟窿。《资本论》有马克思自己的大窟窿，本文中将会谈及。

这种能把大的阶级整体遗漏的极小概率事件的发生，反映出马克思思考问题的偏激，有时会达到不可思议的程度。要宣传工人数量猛增的时侯，租地的农民就全数变成了工人，地主们也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19世纪中叶（1850年）前后，欧洲农村夏季收割前金色麦浪随风滚滚而动的特有景色，无数农民弯腰一把一把用镰刀割麦的情景，打麦场汗流浃背的农民忙着麦子入仓前最后的一系列手工操作的动作，也许马克思真的就从未见过。对社会中农村经济的部分，马克思犹如色盲，难怪《资本论》只愿谈工人阶级。

既使马克思每天和他的家人吃着面包，但是把面包的原料是面粉，而面粉须由种麦子的大量农民来完成这么一个简单事实给忘了，马克思在这点上有些像走路撞电线杆的中国陈景润，他只有数学，其它全然就不存在。马克思是，只有资本家和工人，地主们和其它农民根本就不存在。

蒸汽机是一个能够将水蒸汽中的动能转换为功的机器。举一个生活中水蒸气转化为功的例子：一个有水的锅，当水被加温并产生足够的蒸汽把锅盖冲开时，表示锅盖有了位移，这是一个水蒸汽转换为了功的过程。蒸汽机作为动力的火车和轮船问世替代了原始的畜力运输和人力划船。

纺织机引发圈地运动。圈地运动是为了圈养更多的绵羊，大规模生产羊毛，而羊毛为纺织机生产纺织品提供原料。这就造成被圈了地的农民离乡背井涌入城市，由于纺织机的发明，这些农民变成了纺织业转向工业化里工厂的工人。

人类社会的发展并非按照马克思的主观意志发展。马克思是按收入划分阶级。马克思时代就有中产阶级作为一个小的阶级存在。现在欧洲和北美，还有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大部分不再是无产阶级，而是演变成为中产阶级。所以马克思期待的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任务，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个人口占大比例的中产阶级不具备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动机和动力。

中国农民人口有六亿。因为所有农民不拥有土地（生产资料），而且收入最少或说赤贫，他们是中国农村的无产阶级。农村的无产阶级加上城市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当然更是中国最大的阶级。现在资产阶级是中国的一个小的阶级。因此，如果中国的无产阶级向共产党人代表的资产阶级（共产党人构成的）发起暴力进攻，握有胜算。

中国要发展成为以中产阶级为最大阶级的国家可能会有几种可能的途径。1）国家最高层的政变；2）颜色革命的政变；3）大规模暴力革命的政变；4）前三种政变的任意组合。这若干种政变的结果都是特指要变现在的中国为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政变后的国家会带来统治者的权力受到公民的普遍监督，因而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带来的贪污行为必将锐减。

变为这样国家后的一个迫切具体要实施的国策是任何中国公民有真正自由迁徙的权力，就像美国一样，中国任何城市没有限制任何公民迁入或迁出的权力。自由的迁徙会带来自动的工作机会的平衡。于是两代人（约40年至50年后）后的中国的中产阶级将成为最大的阶级，这其中一定包括原被视为下等公民的农民工后代。由此，社会自动得以维持稳定。

相信多数人不赞成以暴力斗争换来改朝换代，因为它的代价将会是中国民众的又一次的血流成河。高层的政变和颜色革命是理想的革命形态。不过，如果无产阶级的多数被逼到了死亡的边缘，不以善意为转移，就像中国从秦朝以来的数次著名农民大起义一样，不能排除中国再次发生陈胜吴广。

不从深处着眼，仅从直觉，达尔文的进化论很难对付为何人类需要进化到情感的表达。《创世纪》中说，神是按自己的模样造人。从神与科技知识应是为零的摩西对话的语境，此时的 “模样” 并不是单指样貌，而是指神的全部。这样，因为造物者有情感，所以人类有情感。如果按《创世纪》，人类天生就有着情感表达的功能，说得通。人类可以多种方式表达情感，其中包括用歌声和乐器方式。

推荐一首大提琴演奏曲：Hauser演奏的《Now we are free》。还推荐一首李欣桐演唱（美声）或江东演唱（非美声）的《秋恋》，此歌带有表达人类难以解脱的，情丝缠绕的情感。在达尔文进化论里，无法找到人类以音乐表达复杂情感需要的根据。

马克思把眼前一个阶级可以消灭另一个阶级的现象就直接视为优胜劣汰，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成了他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没有看到，阶级的人数可以变化，当无产阶级演变成比资产阶级人数少的一个阶级的时候，无产阶级可以变为失败的一方，由 “优方”变为 “劣方”。

马克思是机械地套用进化论优胜劣汰的含义。当无产阶级人数远超资产阶级的人数，无产阶级可以击败资产阶级。放在较长的时间段里看，这不等同无产阶级为优，资产阶级为劣。欧洲的接二连三的工业革命改变了欧洲的阶级比例。当社会阶级间的人数比例变化为无产阶级失去优势时，资产阶级可以击败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可以保持统治地位。

如果处在社会强大道德观念的环境之下，人们一般不愿轻易表示自己是有自私观念的。几乎在任何社会的道德规范里，自私观念和自私行为与道德观念是对立的，甚至怀有敌意。乐于帮助他人和与人为善是社会不可缺少的道德品德标准，对人和人和蔼相处的正面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自私观念和自私行为导致侵犯他人在道德上应受到谴责，如果犯法，就要受到法律追责，理所当然。

但是，自私偏偏却是客观存在于人类每一分子的天性。这个天性应是为了将优胜劣汰构造成为规律，造物者在人体内安置的自私程序自动运行的结果。人类因由其每一分子都有的竞争欲望，引发这一物种分子间的争斗，使得这一物种整体得以优化或说进化；对于这一物种与其它物种间的斗争，由于人类不断优化，便增多了击败其它物种的胜算。应提醒的是，其它物种也有类似人类体内的自私程序的设计。这全是造物者宏观的设计。这就创造出被达尔文误认为在物种体外的大自然优胜劣汰的规律。

无论是在美国式三权分立的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中国式一党独裁的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其中的无产者中不在少数的人不甘心自己的经济地位，都把成为资本家当做为之奋斗的人生目标。

按照统计，约有95%以上的创业者经过一段时期的奋力竞争之后，不能如愿以偿地成为资本家，有的半途而废，有的功败垂成。无产者努力成为资本家的过程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是由人的自私性而产出的过程。自私程序的运行是优胜劣汰过程的最原始起因。在私有制度的前提下，由于进取性竞争，包括私人企业或公司间的激烈竞争，进而达成资本和财富更多的积累，人类社会得以实现不断向更高等级的进展。

《共产党宣言》简称《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组织写的一篇纲领性文献。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奋斗只是共产党人的目标，所以《宣言》是共产党人夺权政权后实施一党专政的原始依据。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在1859年出版。《资本论》全名《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1867年出版。从《资本论》全名可知这两本著作的内容会有部分共同之处。比如，使用社会主义社会一词。

马克思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对马克思来说都是未来的社会。因为是五段学说，而非六段学说，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替代了曾经在《宣言》里大肆宣扬的用词共产主义社会。

假设马克思就生活在《宣言》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应是不会乐意他的妻子燕妮是妇女社区的成员，就是说他的妻子同时还是其他人的妻子，也不会甘心情愿他的几个女儿进入所谓没有金钱利益因素的，只具纯粹感情色彩的妇女社区。

马克思有正式的家庭，《宣言》出版时大女儿是4岁；恩格斯和女友同居，没有子女。这两个年轻人写《宣言》时的婚姻状况可能对《宣言》的内容有间接影响。马克思发表《资本论》时是1867年，他的三个女儿大约是23，19，和12岁。假设这时马克思才刚刚参与写《宣言》，那么他应会难以下笔把妇女社区和家庭消失作为该书的内容，

人们会发现，以往共产党不愿意提共产共妻，现在连共产主义社会都少提起，因为那些有关共产主义社会离开人性的荒谬绝伦的描述，引人与胡诌乱道相联想。一些共产党的御用文人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实际在一个半世纪前就已经改口，不再情愿提起共产主义社会了。

引人关注的是，巴黎公社委员会的最高领导人布朗基的政治思想是一种社会主义，布朗基社会主义。发表《宣言》前后和发表《资本论》之前，欧洲的社会主义理论可用不胜枚举来形容。马克思用社会主义社会取代共产主义社会应与后者遭遇那些社会主义理论的猛烈抨击有关，并且那些抨击应是言之有理。可以想见，抨击的重点会是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完全不可行性相关联。为此，马克思立场应是动摇了，内心承认共产主义社会是脱离人性的胡说八道。于是在《宣言》之后的著作中默不作声地就把共产主义社会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换一句话说，共产主义理论向社会主义理论举起双手投降了。

尽管列宁已经了解到马克思已经把共产主义社会转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列宁深悟到了《宣言》可以被他用来发挥出强烈煽动性的宣传效果，包括以妇女社区色诱男性军人的为其效力。就这样在无产阶级夺取俄国政权的过程中，列宁依然大力宣扬和歌颂共产主义社会。

以上已经提及，在1848年发表了《宣言》的11年后，马克思发表了《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序言。共产主义社会从前者陡然、并无解释地，在后者中变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资本论》中也只提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消失得毫无踪影。这显示出《宣言》时27岁的恩格斯和29岁的马克思的神智的不成熟。在《宣言》里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不过是两个青年曾经的轻狂之语。

无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和定义的，但可能在不少人印象里，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是由其他社会历史学家描述和定义的。事实是，这两种共产主义社会都是这两位自己杜撰的。

无论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共产主义社会都是公有制（ “资源的共同所有权的制度”）。俄国和中国的公有制是人为制定的，想必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公有制也是人为制定的，而非出自大自然自动演变，如同一个组织的规则是由具体人制定一样。公有制是一种规则。制定出一项规则是一回事，这项规则能否持久实行是另一回事。

从1958到1978年的20年间的中国社会基本上是公有制社会，其间资本家的资本和地主及所有其他农民的土地都被公有了（共产党所有了），社会结构无明显的阶级差别了，人与人的关系至少在口头达到平等。有一个反映当时社会风气和提倡人与人关系平等的典故，1959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对参加“群英会” 的时传祥说：“你掏大粪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的不同”。这样的中国社会具有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

考察一下这样类似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是否能够持久。如能够持久，历史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确存在过，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有出现的机会；如不能持久，历史的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不曾存在和不将出现。

在一度公有制下的中国，虽然以先进工作者，先进集体等激励措施对提高社会生产力有一定成效，但整体而言，社会财富全面萎缩，中国经济已经崩溃或接近崩溃。原因就在于后天的教育、激励等措施对少数人是有效的，但对大多数人是无能为力的。根植于人体内自私程序的自动运行的作用是强大的。社会财富的积累到丰富或极大丰富是依赖多数人在工作中全都怀着进取的心态，而非依赖少数积极分子和少数集体。

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杜撰出的一种社会形态。中国实施了20年公有制的经历对这样的杜撰是一真实的检验。检验后的结论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或部落最多存在的年数难以超过40年。

从篇幅的比例看，《资本论》是分析经济为主，实际上，尽管它所宣传的剩余价值概念的篇幅不大，但是贯穿全书。《资本论》把剩余价值概念作为挑起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斗争发动进攻的手段，为推翻私有制的目标做理论铺垫。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在关于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从流通角度和生产的角度看信用的论述上，对经济学并无贡献。因为那些不过是马克思把经济学者们已发表了的文献当成陪衬，依他分步安插剩余价值理论的需要的一个大的汇编。

如果一个经济学者对原先的经济学理论有了突出公认的创见，经济学界会给予肯定的评价。因在经济学方面没有独到见解，马克思没有得到经济学学者们的肯定。对于《资本论》对于经济学的贡献，直白而言：毫无建树。

为了写出《资本论》，马克思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館的阅览室（大英图书馆前身）忍受超过十年的寒窗之苦。不过，那只是他学习、梳理、综合经济学学者们已经获得的学术成果而已，在学术上自己并无新的见解。虽然他的剩余价值概念几乎贯穿《资本论》的始尾，但在篇幅上的比例远远不及由大规模抄袭而来的经济学内容。

除了中共御用文人，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人们应把言简意明的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金融学，统计学，以及其它成熟的经济学知识和经济学成果当作正规学习和研究的资料，不要理会啰嗦不堪，未有创见的《资本论》中的经济学知识。

虽在经济学方面，《资本论》微不足道，但在意识形态方面，《资本论》利用剩余价值概念的宣传对人类产生的影响却举足轻重。当然这种对于人类的影响不是正面贡献性的，而是极具负面破坏性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的述是穿透《资本论》全书的理论。可是谁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对人类超具重大杀伤力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公式本身的破绽大到可以用窟窿来形容。

剩余价值 = 劳动创造的价值 – 劳动的报酬，这是《资本论》給剩余价值下的定义。有破绽吗？回答是肯定的。这个破绽是这个公式的劳动专指工人的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被略去了。这是《资本论》的大窟窿之一。

为了突出重点，容易把道理讲得清楚，暂时将劳动的报酬看作是一个常数 b，剩余价值是应变量z，f 代表函数，劳动创造的价值是变量x ，那么文字的公式就转为了数学的代数形式： z = f(x) = x – b ，也就是说，剩余价值是单个变量的函数，再换言之，当变量有了变化，剩余价值才跟着变。可是，当劳动创造的价值是工人体力劳动的价值x加上资本家脑力劳动的价值y时，公式就变成：z = f(x,y) = x + y + b，剩余价值变为两个变量的函数。于是，计算剩余价值就变得不是那么简单了。

恩格斯作为一位资本家在他英国曼彻斯特的纺织厂应是想方设法提高生产效率，应该在各类管理方面花费了不少心思，这是在动用一个资本家的脑力劳动。当利润（剩余价值）薄时，工人劳动的报酬被增加的空间会是相当有限。如果资本家管理工厂有方，当利润厚时，工人劳动的报酬被增加的空间便随之扩大，不再是一个固定的常数，而是一个随利润（剩余价值）上升而可能上升的变量了。比如，某资本家有着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以致对他或她的工厂管理得更合理和现代化，使得利润（剩余价值）大幅增长，那么劳动的报酬被增长的空间就相应增大。这体现在工厂和工厂，矿区和矿区之间工人的报酬有明显差异上。由此可见，马克思剩余价值的计算公式是极度错误的公式，一个在计算真实公司利润的时候，会有极大误差的不可应用的公式。

说下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前，他的家庭住房并不宽敞，但之后，因为稿费，搬到较大房子。这是动用了马克思脑力劳动的报酬。脑力劳动可以体现在作者身上，自然也可体现在资本家身上。可是马克思在他剩余价值公式里却省略了脑力劳动这个明显与剩余价值相关的一个很大因素。

一般而言，人们认可脑力劳动创造的价值比体力劳动要高或高出很多的状况，其因是体力劳动只是简单地动用四肢的动作就可做到。马克思明白，是因自己的脑力劳动带来他的家庭条件优越于住在贫民窟里工人家庭条件。出版商估算出马克思的脑力劳动成果《资本论》会有较高利润，就给出了较高的报酬。这个报酬让马克思一家五口人住进了比工人好得多的住房。

因此，马克思是一个清晰明确地知道脑力劳动为何物之人。马克思为什么故意漏掉了一望而知的客观存在呢？这是因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公式是他为了动员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暴力冲击的宣传手段。对于马克思来说，客观事实没那么重要，一切要服从他目标的需要。于是心术不正的他弄出的一个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不细想就容易上当的欺骗性的剩余价值公式。

《资本论》提到股票市场，但仅是轻描淡写。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钟情于论述资本家如何通过工人的劳动而获得剩余价值，却没有分析股票与剩余价值的关系。然而，在历史经济活动中，股票市场扮演着越来越吃重的角色。历史前行到了1818年至1883年，这是马克思在世的时段，股票市场已经发展到了不可小觑 qù 的规模。下面列出一些有关股票市场的粗略历史。

公元前509年到公元前27年之间，是罗马共和国时期。罗马共和国是一个政府体制。在此时期，公司已经有了把股份卖给社会一般公众投资者的融资方式。明确而言，对于马克思，两千多年前人类就已存在社会公众投资的融资行为了。

综上历史记载，公共股票在马克思离世前就已存在了两千年，并非他在世时或逝世后的新生事物。在马克思去世之前，部分的股票可以是公众股票的史实，证明了被剥削阶级可以同时也是剥削阶级。

若干工人买了这位正是自己工厂主招股的股票，就是说这几位工人的钱添入了这位工厂主投资于股票市场总的资金。这位工厂主把这支融资来的股票的一部分资金投资到扩大增添该厂的设备上，并由此获得了更多剩余价值，然后，再将这剩余价值中部分再投入股票市场，循环往复。

这样，这几位工人实际成为该工厂主的股东，同时，这几位工人仍是该工厂的工人。那么，被榨取剩余价值的人同时又是榨取剩余价值的人。问题出现了：这几位工人是属于被剥削阶级，还是剥削阶级呢？

资本家的定义是，有生产资料和雇用劳力。这位工厂主的投资于新添设备的资金中包含这几位工人的钱，新设备是生产资料，由于新增设备，所以雇用了新工人。如果这些新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大于劳动的报酬，于是剩余价值产生。如此，按资本家的定义，这几位工人是资本家。

间接和直接获得了剩余价值，本质上并无区别，这就像一个资本家请一个资方代理人管理工厂，而自己并不从事工厂的管理工作一样。所以这几位工人是被榨取剩余价值的人，又是榨取剩余价值（或说获得利润）的人，即这几位工人既属于工人阶级又属于资产阶级。

马克思应该深入思考过股票和剩余价值是否存在关联，而且清楚股票与剩余价值的确有着关联。回避谈论一个人既可以属于工人阶级又可以属于资产阶级这种现象存在，应是马克思感到，在他承认了工人阶级和资产级可以同属一个阶级之后，他要激化阶级矛盾的宣传效果会被削弱，这等于自己减弱了自己挑拨这两个阶级关系的努力。挑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矛盾是马克思的手段，所以马克思选择了在《资本论》中避谈剩余价值在股票中的体现。

从回避股票可以包含剩余价值这一事实，反映出了马克思有着不敢正视事实存在的鸵鸟心态。强者面对事实存在，选择迎面而上，马克思面对事实存在，选择避而不谈。马克思貌似强者而非强者。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主要论及工人阶级，极少谈及农民。既使涉足农民的部分，也不过是他随心所欲的杜撰，如同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他和恩格斯一起的信口雌黄的杜撰一样。

于是，马克思干了一件偷懒耍滑的事，说资本家把地主（大土地所有者）的地租来或买来，因为地的主人的身份是资本家了，这样原来租地主地的农民的身份摇身一变成了工人。把农民在纸面上由工人替换之后，马克思就如鱼得水了。他创造的剩余价值理论犹如有了英雄用武之地，运用它可是他的强项。不容分说，剩余价值的一套说词立即应用到了这种工人身上。他着手开始分析资本家如何以几种分租的方式从这种工人身上榨取剩余价值。这种变戏法般的手法，没有改变一个事实：这种工人的工作方式与以往毫无区别，还是用传统的农具干活，包括在田里用镰刀手工收割麦子。世界上收割机第一次使用是发生在1920年以后的美国。

第一次工业革命对英国的城市和农村的影响是翻天覆地性的。不少农村地域变成了城镇。来观察一下英国人口比例的变化，1750年：农村80%，城市20%；1850年：农村40%，城市60%。扫视世界，英国受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影响是领先或遥遥领先于其它国家，包括欧洲各国。因此，可以推测出欧洲各国农村和城市的平均人口比例应是，农村人口仍然大于城市人口。

马克思把英国当成了全部欧洲。一般欧洲人的日常主食是面包和马铃薯。欧洲大多数人口还是农民。马克思是非常不了解农村的农民。你无法找到，哪怕是一次马克思到农村 “采风” 的记录。因为多数的农民属于被剥削阶级的一部分，马克思必须描写农民，但他不了解农村，就只好把极其个别地主租地给资本家的现象，当做整体现象来看待。马克思把个别租到了地主土地的资本家再以若干方式租地给农民的办法，当做整个欧洲农村的主要租地方式。

因为是资本家雇用的农民，所以农民就成了工人。这是在运用逻辑的形式，但这是一个错误逻辑。当时欧洲的农民还是以传统的农具在田间操作。租到地主地的资本家把地再租地给农民，这个资本家还是地主。因此，农民不是工人，农民还是农民。第一次工业革命对农具没有任何影响。收割机的第一次被使用是马克思离世40年以后的事了。

个别特例除外，地主们没有笨到出租土地给农民需要具有管理工厂经验的资本家们来出租他们的土地。因此《资本论》在提到农民的部分是马克思在他的阅览室里胡乱的编造，是生套资本家和工人关系，是想方设法把他的剩余价值说词移到实际还是农民的身上。农民和工人是不同的，虽然都是劳动者，但多数农民是有些土地的，也就是说，他们多数是有生产资料的，而工人没有生产资料。剩余价值公式的应用对象是工人。如果不把农民看成工人，剩余价值公式要改写，因为该公式需要考虑到被雇用的人本身带有生产资料这一因素。因此，马克思对欧洲农村阶级关系的所谓分析是他一个人的杜撰，就像他和恩格斯所杜撰的两个共产主义社会那样。

有人说西周是分封制，所以被称为封建社会是言之有据。笔者更认同称其为奴隶社会，因为这容易区分接下来的无奴隶社会。这是言之有物，否则实际有着明显不同形态的两个社会（有奴隶的和没奴隶的）没有了界限，认为它们都是封建社会。

中国西周朝代的土地是公有制，即国家（国王或称周天子）所有。所谓井田是指公田与私田之和。井田的井字具有固定含义，井的字形可以看为九块田地。一田约为今日的31亩，是作为一个耕作的单位。九田合为一井，十井为一成，十成为一同。按爵位高低，西周国王赐封给诸侯及卿大夫数量不等的井田。受封者对井田的经营是对奴隶集体劳动的管理。

时间到了东周，自秦国实施了商鞅的变法，井田制渐被封建土地的私有制所取代。从秦国灭了七雄的其它六国起，封建土地的私有制被正式定型。虽然略有变化，其基本形态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

时至现在的中国，其土地所有制非常类似西周的土地公有制。中国所有土地归国家所有，即中国共产党最高统治集团的几个人或只一个人所有，这取决于集权程度，也可笼统地说是共产党这个组织所有。井田的九块田地象征着是分封土地给受封者。受封者的现在对应者可以是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等等共产党人。以2006年为界，之前，农民必须上缴农业税；之后农民不再上缴农业税，但农民必须把粮食卖给指定的国家收粮机构。这种机构有着非常严苛的卖粮最低数量的标准，价格也由该收粮机构决定。

实际上这只是变换了缴农业税的方法。你可以把某个县委书记看作为西周的一个被分封者。不同的地方是，这个县委书记握有非实质性的转让，买卖，流转等等土地的决定权。现在中国的农民相当于西周耕种农田的奴隶。所谓的小康也是奴隶水平的小康。农民阶级是中国最贫困的阶级。现在中国的农民阶级不拥有生产资料（土地）并受雇于中共，是中国最贫穷的无产阶级。

中国社会在封建社会之后，共产党曾经真实地实施过公有制，发现完全不可行，否则，国家经济只能走向崩溃，那就意味共产党将丧失国家政权。在这以后，共产党部分地恢复了资本方面私有制，但是土地依旧还是公有制。中国私有和公有公司实际都是由共产党人掌控。现在的中国是由共产党人代表的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一个国家，可称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一党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

《资本论》提到一个事实：大多数欧洲农民是 “小块土地所有者“，少数是完全靠租地为生。这种农业社会和1949年前的中国的农业社会相似。那个年代，无论欧洲还是中国，一般家庭至少有四、五口人，譬如，马克思一家就是五口之家，不包括夭折的三、四个子女。所以多数农民既使拥有小块土地，还需额外租地才能维持一般日常开销。欧洲的这个状况与中国 “土地革命” 前的状况十分相近。不要相信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的灌输性宣传，为了尽可能拉大地主和一般农民的贫富差距，把后者描述成赤贫。实际上，土地革命前大多数中国农民是 “小块土地所有者” 。不过，一般来说，这样的 “小块土地” 的产量不能养活人口较多的家庭，所以这类农民需租用额外的田地才能维持全家的生活。大多数农民完全没有土地是中共撒的弥天大谎。贫下中农的后代在中共的宣传下，视越穷的家庭出身为越光荣，不愿说出祖上曾经有过土地。

“另外，中立人士对1949年前的中农和贫雇农也有具体数字统计。中农占人口的20%，占地17.5%；贫雇农占人口70%，占地18.5%。值得高度关注的是，贫农人均占地2.6亩，雇农人均占地1.3亩，而他们的人口占70%。这个统计揭示，几乎所有农民都有土地，而不是中共通过日复一日的、年复一年的宣传，所灌输给人们的、贫苦农民没有土地，是佃农的概念。

中共和农民的关系，让人和《白毛女》中地主黄世仁与杨白劳（喜儿的父亲）的关系有了似曾相识的联想。这样的联想让中共感到了 “黄世仁又来了” 的巨大社会舆论的压力，导致从2006年起，全国取消了农业税。收税的本质是收钱。

不过农业税本质上没有取消，中共这个狡猾的黄世仁只是对老实的杨白劳耍了个把戏。农业产品上缴的数量和上缴农产品的价格由政府所指定的国有收粮机构严格把关。这个把戏是，假设原来通过农业税从农民的100块钱里收取20块钱，现在的办法可以达到从农民的100块钱里收取20块钱一样的效果。从现在农民收入只能维持如此之低的生存水平，可以清楚地看到掌权的共产党人确实不代表这个在中国农村有着六亿人口的无产阶级的利益。

现在的中国所有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即共产党这个组织所有。在中共统治被推翻后，被中共盗取和骗取的土地要物归旧主的后代。可以确定，由具体田地的位置而定，一旦地点处在寸金尺土的黃金地段，不要为因为这样 “土地归还运动” 致使这些农民后代中有不在少数的百万和千万富翁突然诞生而过于惊奇。中共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地主。中国农村的土地并不属于国民党，不是中共从国民党手中夺取的，是中共从农民那里生夺硬抢或连哄带骗而获得的。被强盗抢去或被骗子诈去的东西，必须物归旧主的后代。这些旧主的后代是地主，富农，中农和贫下中农的后代。

在农村靠农田不能摆脱贫困，中国大批青壮年农民如同潮水一般涌入城市。城市重体力或枯燥流水线工作的场所随处可见他们的身影。虽然他们已经身居城市，但是要成为所居城市的正式市民要满足若干额外条件，包括高级学历或较有难度的技能。由于处在极度穷困的农村生存环境，他们中的多数失去了受到各种较好教育的机会。他们无法满足那些条件，因此他们实际上是被城市拒之门外的一类人群。

他们只因出生在中国的农村，天然地就成为中国人的下等人。笔者不愿使用二等公民一词来描述他们的地位。中国公民在世界范围内，依国际人权标准，已是二等公民。他们是二等公民中的二等公民，因而称他们是中国的下等人才能准确描述他们的真实社会地位。在城市中每天都受到歧视的眼神，他们毫无尊严与平等可言。对平等与尊严的要求是人类的天性。每一活着的人都有较远的理想和近日的期望，这些是生活下去的动力。可是等待他们的是无尽的一次又一次的无望。终于，不忍直视的，悲壮无比的，前无古人的图面真实地出现了：四位从未谋面在城市打工的三男一女农村青年相约于高山悬崖一处，义无反顾，纵身而下。

特别推荐几首令人感动的 “无望歌曲”：大欢演唱的《下辈子不来了》和《深夜的酒》、安儿陈演唱的《其实我很累》。结合歌词，听他们的歌声，能够启动人体内专职情感的程序。这几首歌的歌词、歌声唱出了人生失意者的心声，特别是其中两亿九千万男女农民工人无望之极的共鸣。歌词：“没有任何让我留恋的地方” ，湿人眼眶、“下辈子真的不来了”，催人泪下。

马克思应是有着偏好观看人类间大规模血腥厮杀场面的心理。《资本论》把剩余价值理论作为激化当时两大阶级间矛盾的手段。这种心理是病态的。《资本论》几乎从头到尾谈剩余价值，可就是马克思本人却长期享用着剩余价值。这种心理也是相当怪异的。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恩格斯是一个标准的资本家。按马克思对资本家的定义，恩格斯的收入来自通过对工人阶级的劳动 “榨取” 的剩余价值，而马克思一部分的长期收入正是源于恩格斯榨取来的剩余价值。这个长期是指马克思离开比利时之前，到英国之后，直至他在英国逝世，当然也就包含了马克思为写《资本论》的准备时期，和写出《资本论》的所有时期。

马克思用起剩余价值来毫不自责内疚。相反，有时马克思甚至还嫌恩格斯所资助的剩余价值的额度不足够大，以致双方尴尬。对于恩格斯直接心安理得地榨取剩余价值和马克思使用剩余价值到了这般理直气壮程度，你会相信这二位老兄是真心痛恨资本家和在为工人阶级打抱不平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资本论》不是以设法调和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关系，譬如，增加工资、提供福利等方法，而是相反，它鼓动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进攻，利用工人阶级人口远超资产阶级人口的优势，彻底消灭同属于人类的整个资产阶级。两个大阶级间的暴力斗争，意味着大规模的相互血腥屠杀。

马克思，一介书生，在40年里满脑子所想的竟是如何最大限度刺激工人阶级潜在不满现状的情绪，得以产生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鱼死网破的厮杀，而自己却从来远离武斗现场，例如，巴黎公社起义的现场。因为阶级是由有着鲜活血肉的人或说人体组成，两大阶级的厮杀意味着狼烟四起，血流漂撸的图面真实出现，而这应是心理变态的马克思所期盼的图面。假设马克思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给出的鉴定会是：此人有严重心理疾病。

对马克思的语系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概念，马克思自己不是理得特别明晰，譬如，资产阶级理应包括大、中、小的资产阶级，但它的实际意思在马克思的概念里可能是大资产阶级和中资产阶级或只是大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还可以包括以传统农具种田的典型农民（本文的上面已谈到）；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常常被混为一谈。

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混谈应是出于马克思的一个认定：无产阶级不一定是工人阶级，但工人阶级一定是无产阶级。判定马克思的工人阶级一定是无产阶级可以在《资本论》里得到验证，因为《资本论》是以工人阶级为主线谈剩余价值，而工人的劳动报酬微薄不堪。马克思是以收入的高低划分阶级。

当工人阶级的收入远高于无产阶级时，工人阶级便无声自动地脱离了无产阶级，一跃而入中产阶级的行列了。由于思路狭窄和僵固，马克思没能预见到工人阶级可以演变为中产阶级这一容易想到的社会阶级状况。将工人阶级作为无产阶级的替身或代名词是《资本论》的又一个大窟窿，这也是《宣言》里的一大窟窿。在《资本论》里另外两个前面已经谈及到的两个大窟窿分别是：剩余价值公式本身是一个错误公式，没有指出股票也可含有剩余价值。

一个显然，但被中共御用文人搪塞过去了的事情是在马克思写完第一卷后，后面的两卷的书稿量几近第一卷的两倍，但马克思没有出版，哪怕是其中一卷的内容。可以推测出，其因最大的可能是马克思在思考《资本论》过程中发现了无法逾越的，无法说服自己的障碍。

马克思在动笔《资本论》之前，并未将大的思路打通，他应该预期他可推出私有制一定会灭亡的正确逻辑。但是，马克思在写稿过程中发现，自私的特性随着每一个新生孩儿，包括马克思自己，妻子燕妮，他们的几个女儿，恩格斯，等等落地于世界之时就如影随形，并无法去除。马克思应是绝望地意识到，他毕其功于一役的《资本论》是推不出令人信服的私有制会被消灭的逻辑。

自私的人如何在被消灭私有制后的公有制社会里长期生存应困扰着马克思，使其心烦意乱。他一拖再拖不能出版第二卷的根源应该就在此处。分明所分析的是人类社会，马克思却在《资本论》选择性地，离开人性地制造有关人的理论，导致他心虚，担心《资本论》有朝一日因此被后人嗤之以鼻。

可以推测出，在马克思动手写《资本论》之前的潜意识里，隐约感到自私的天性是比较容易经后天的道德环境和后天的教育被去除的，但是动笔后，他越来越发现自私的天性是阶级的灭绝，私有制的毁灭，公有制的建立的头号天敌。在马克思时代，虽然人体内的 DNA 没被发现，但是他感到人了自私性的根深蒂固性，当然，他不知道这个顽固的天性是人体内程序的自动化运作的结果。

制度由人来定。公有制社会下的每一人却有着自私的天性，这样的社会如何产生足够的生活必需用品提供给该社会的人类生存是一个实际问题。人类无法摘除人体内专门负责自私运作的程序。假如人类有能力把自私程序换为无私程序，那么竞争就会消失，社会进步的动力也就会随之消失，不进则退，作为后果，人类这一物种是否就因此消亡成为一个问题。造物者应该在拿出设计和制造人类方案之前已经深度思考过这类问题。

自私的天性就在每人体内，它是造物者安置在人体内的程序。人类的现有水平无法发现它是哪一段或哪几段 DNA 排列，当然可能永远找不到，所以它体现在公有制和私有制社会的作用分别是：公有制下，多数人躺平，经济崩溃；私有制下，多数人竞争，经济发展。这在经过对实施公有制国家和私有制国家的比较已经得到强力佐证。

笔者有意不选择带有缓和之意的名词取代自私一词，比如自我、利己等。虽然自私和正面的道德观尖锐对立，但是它偏偏是在宏观上保证着人类这一物种的生存、进步和发展的关键所在。这种尖锐的对立反倒引起读者对它会有更加强烈的印象。笔者期望人们看到自私天性对人类进步发展有着不可缺少的积极一面。

本文已经提到，马克思视达尔文进化论为他阶级斗争理论的基础。无论是《宣言》还是《资本论》都紧扣阶级斗争这一主题。遍观和遍听笔者已经读过和听过的论点，并没发现，哪怕一个，论点有足够的力度能够移去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这一块基石。因为它是基石，抽去了它，基于其上的建筑就会崩塌。任务历史地落在了《程序论》身上。

DNA的排列组合（非数学语言) 被发现后，人们就应该称它们为程序了。可是，因为达尔文进化论的长期强大影响力，人们愿意把这些组合说成是密码，给自己戴上一副有着磨砂效果的眼镜，不愿意或排斥把这些DNA的排列称为程序。长期以来，达尔文进化论并无真正的称得上对手的理论。偶见某一论点打到接近达尔文进化论的软肋，但是只是接近而已。要移去马克思主义的这块基石需要正确的工具，现在看来，这个工具是非《程序论》莫属了。

在显微镜下看到的 DNA 排列，如果把它们放大到适当的倍数，它们是不但被眼看得见，还是被手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物体。《程序论》不但提供了论证，还提供了物证。这个物证就是真实存在的，生物性物体DNA排列。

进化论认定，优胜劣汰或适者生存或物竞天择（natural selection) 的规律是大自然赋予的。大自然的定义是什么？大自然是除去物种以外的事物或只是空间？进化论找不到实证，可类比于玄学。按《程序论》的思路可以找到优胜劣汰的实证，那就是物种体内的一套程序中存在着的分管自私的程序，它可由人的自私天性体现。这类在物种体内的程序是物体，可作为物证或说实证。

复杂的程序是由简单程序自动演变出来，就像一个程序员写出了一个简单程序，这个简单程序不会自动演变为一个复杂程序一样。假设这个所谓的简单程序能自动演变为复杂程序，那么这个程序不是一个简单程序，而是一个复杂程序。

实际上，不要说复杂程序了，在物体（最小的物质也可称为物体）由小至大的过程中，能演变出一个简单自动化控制的程序的概率也是为零的，就像一个定时抽水的水泵是由一个程序操控一样，这个程序可以写成这样：“如果时间到了上午8点，那么水泵开始抽水；如果时间到了上午10点，那么水泵停止抽水”。当然这个控制程序需要经电器的转换和电路的接通才能实现。这个程序是一个格外简单的程序，但是它是程序员动脑之后编写出来的。虽然简单，可它是依赖思考过程的产物。经过思考才能产生的东西，在排除该能够思考物种本身之外，是没有机会在大自然中自动产生的。在大自然中，能够产生出有控制功能的程序是找不到任何根据的。再微小的病毒也有程序在其体内。因为控制程序是有明显设计的因素，大自然没有能力演变出任何具有明显设计因素的物种。设计是思考的结果。大自然会思考吗？假设大自然会思考，这个大自然就是造物者了。简言之，程序是无法在大自然中自动演变而成。于是，造物者存在，并且程序是造物者编制而成的结论得以成立。

有些人可能知道，当使用电脑（计算机）时，用鼠标（mouse) 点击一下微软公司的 Word，这个应用软件的复制件就会由硬盘（hard drive），一个储存装置，跑进内存（RAM）。而后，你就可以使用 Word 这个软件，写上所你想写的内容。内存是 Word 以及其它软件可以运行的场所，Word 在硬盘里是不运行的。当打算离开 Word 时，如点击一下保留标志（save), 你写出的文字的复制件便会储存到硬盘里；如点击一下关闭标志（close)，应用软件 Word 的复制件和你写出的文字就从内存消失。所谓软件就是程序。程序有大小之分，它有一些别称，诸如，软件包，操作系统，APP，等等。

你可以亲身做一个实验。在从做梦中朦胧醒来之时，如果你不睁眼继续睡，一般来说，那个梦会接着继续做，就在你朦胧醒来之刻，如果你故意睁一下眼，然后闭上，那个梦就会中断，而且不会再接上。这一方法对断掉恶梦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

这个过程是类似于使用 Word 的过程。在你入睡时，眼皮闭上，这相当于你向身体发出了你可能要睡觉的信号，同时也相当于你点击了思维程序（包括产生思考和思考后果的程序），于是，思维程序的复制件从海马体进入脑中运行程序的地方，即内存，在此时间段，如没有信息的复制件从海马体流入内存，无梦产生；如有信息的复制件从海马体流入内存，有梦产生。睁一次眼，当前的思维程序和它处理的有关梦的信息的复制件一起被消除。再闭眼，思维程序的复制件再次进入内存。因为用于思维的，用于做梦的信息的复制件是随机从海马体流入内存，就概率而言，和上一个做梦信息相同的可能性极小，所以再产生的梦就不同了。

举一个眼皮快速的动作（眨眼）的特例。在某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记者向发言人提出了一个刁钻的而发言人没有准备到的问题。你会发现，发言人此时眨眼的速度极其快速。这是发言人自己不知地在自动更换从海马体流入内存的信息的复制件的现象。这与做梦的基本运作原理是一样的。如果每次眨眼的时间是1/10秒，并且从海马体到内存的传递速度是类似光速，那么在眨眼和眨眼之间，大批量的信息的复制品流入内存，销毁、再流入。根据笔者估算，从海马体里信息的复制件到内存的距离如果按1分米计算，在1/10秒内，最高的传递次数可达3亿次。

这个发言人回答记者问时，自己不觉地自动使用着逻辑思维程序。需要逻辑思维天生的存在，也是达尔文进化论难以解释的现象。思考问题的程序一定会包括逻辑思维的程序。所谓逻辑思维，就是因为-所以方式的思维。

假如某人用逻辑思维方式试图证明一个问题，如果这人提供的论据有错，即在因为的部分不对，以致所以的部分是错误的。也就是说，使用逻辑思维方式考虑问题的结果可以是正确的，也可以是不正确的。

也许马克思当律师的父亲基因的直接遗传使然，马克思有着超越常人文字表达能力的天赋。但他并非是天才人物。马克思没显示出他有超出一般人的高瞻远瞩的能力，他虽然主观上有着把自己眼光穿透未来世界的愿望，但是他的视野明显受到所处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的限制。这样，马克思和普通的人一样，眼光显著受限于时代背景。

马克思的大脑显然还受到伦敦大英图书馆前人知识资料和他生活所在的那个时代的影响的束缚。见不到马克思对当时的未来有过预测准确的记录，而天才都具有对未来的发展有准确的判断。他和恩格斯的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勾勒，不是创见，而是离开人性的胡编乱造。笔者在 “对《共产党宣言》的批判” 一文中为此已经用了较多笔墨。马克思像是一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进出伦敦大英图书馆，伏案久坐的书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