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正义的人权价值观取代习近平的“富强”价值观
叶问天
提要：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劳动，说“人是会造工具的动物”“劳动创造了人”。那么，人老不能劳动了，就没有人的本质了，当然就不是人了，就无苟活的权利了。显然，马克思主义是反人权的。事实上，幸福生活才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因此，普世价值认为：生命高于一切而不是GDP高于一切。全部人类史，尽管形形色色、林林总总、错从复杂、丰富多彩，但最终都统一于人类的人权生活。人类的历史表明：凡是人权制度实行早的国家，那个国家的生产力就发达得早；凡是人权制度实行充分的国家，那个国家的生产力就雄踞世界前列。保障人权的民主法治环境自身不创造收入，但它可让同样的勤劳创造更多的财富和收入。在人权越受践踏的地方，发展就越渺茫。野蛮的特权当道，人民必然遭殃。习近平到美国大讲中国人以前梦想是吃肉，现在梦想是富裕。难道说猪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他们（如雷洋）被屠杀命运就改变了吗？今天，以正义的人权价值观取代“富强”价值观，是当务之急。
一，社会前进的动力不是生产力，而是公平正义的人权民主制度
毛泽东一生是阶级斗争的一生，是毁掉了中国一生。毛死后，邓小平等在所有制上开始退让，并挖掘出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神话，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决定一切。一种制度、一种政策，如果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便是正确的。马克思曾经说过，说什么“手推磨导致封建社会，蒸汽磨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而得出民主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此说完全颠倒了历史事实。
英国先有1640年的政治（上层建筑）革命即清教革命，英国率先进入了自由民主社会，确立了人权和财产权保护制度。在自由民主制度的保障下，1687年诞生了牛顿力学（科学革命）。接着，牛顿力学逐渐转为技术。将蒸汽力变为大工业的机械动力的任务是由詹姆士.瓦特完成的，他1769年取得发明专利，1782年制成了复动式蒸汽机。蒸汽机研制成功，标志着工业革命的开始。1785年，在帕普尔维克出现了英国第一家以蒸汽为动力的棉纺厂。1806年，曼彻斯特建立了第一家以蒸汽作为动力的棉织厂，1818年增至14家。到19世纪30、40年代，作为工业革命先行部门的棉纺织业，率先实现了机械动力的蒸汽化。英国发展的历史顺序是：上层建筑革命—→生产关系的革命（财产权保护制度的建立）—→科学革命—→产业革命。这与马克思生产力决定论完全相反。
美国的发展历史进一步说明了对社会起决定作用不是生产力，而是自由、公平的观念和人权民主制度。19世纪30年代，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写道：在我访美期间，在吸引我注意力的诸多新事物当中，对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美国人民条件的平等，……我对美国社会的研究越深入，我越感到这种条件的平等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其它事实都是由它派生的。他的结论是，世界任何其它地方从来也没有像美国这样平等。正是这种公平的制度，使北美不仅在经济总量上后来居上，而且在市场竞争的规则建设方面也跃居世界首席。几乎所有的历史事实说明：先有民主政治革命或政治改革，后有自由经济制度变革，然后才产生相应的生产力发展。清代的郑观应认识到：富强和长治久安是（议会）民主的果实，自由民主是本，富强久安是末。毛泽东黄炎培的窑洞对话也承认：公平正义的民主制度是民富国强、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
连100多年前的清代人都明白的道理，中共却本末倒置。习近平上台后，把“富强”放在首位，“富”即钱多，是手段；“强”即军力强大，才是目的。习近平执行的是百年前中共党员杨度的“金铁主义”路线，其终极目标，就是要把中国改造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可见，习近平是军国主义的法西斯信徒。习近平施政，实行先军政策的军国主义，在南海造岛，引起国际局势紧张，这比经济中心主义更坏。中国街道的墙上到处是习近平24字价值观，第一位的价值观是富强，连人权价值观都没有。可见，习近平的共产党已经一塌糊涂，不可救药。
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富强”价值观恶果累累
中共在文革之后，为了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邓小平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核心内容，要坚持百年不动摇。1983年胡乔木强调“衡量历史进步的尺度只能是生产和生产方式的发展”。1987年中共13大确立了“生产力标准”说它是“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查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凡是对生产力有利的，都是允许的”。这样，开妓院、卖文物，使之变成生产力——钱，从而走向了金钱至上和GDP至上，造成了许多恶果：
1.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拒绝了政治体制改革，导致腐败蔓延全国。
有专家估计，我国从90年代后半期由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约占GDP的比重在13.3%-16.9%之间。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中国的腐败租金总额达到国民财富的30%，中国的腐败是世界第一。据统计：贪污腐败数额是25000亿/年，其总和超出了教育经费养老基金和医疗经费支出的总和！无官不贪，一个村书记就贪污上亿。
2.不变专制政治而发展经济，只会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
邓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是他的儿女运用权势先富起来，并没有带动更多的人发展，反倒把他人永远地踩在贫困的脚下，中国0.4%的人占据了70%的财富，美国5%的人口掌握全国60%的财富。中国两极分化居世界第一。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目前的接近23: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98年的2.52：1，扩大到2015年的6.13：1。全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4倍。
底层民众沦为改革的牺牲品，官府却通过财税体系把穷人的钱送给富人。特权集团掌握的巨额财富与他们对国家的贡献不成比例。中国穷人收入的25%交税，富人只交了18%。占人口20%的美国富人缴纳了80%的个税，而占人口20%的中国富人缴纳的小于10%。普通职工缴纳养老金的费用占工资的40%.退休后只拿工资的44%，而没交养老金的公务退休后却拿工资的90%。网友说：“中国的社保本质”其实就是5个民工每人凑了20块钱，准备吃顿大餐。菜做好了，工头来了，他没交钱，却吃了3份，5个交钱的民工合吃了2份。普通职工缴纳养老金的费用占工资的28%，公务员无须缴纳，但退休后公务员退休金却是普通职工3倍（今年开始缴纳）——“劫贫济富”，这就是中国的社保。本应提供给普通老年人的养老地产，被官府和保险企业合谋低价圈地、拿补贴，享受多重优惠后再将养老地产推向高端化，建设高端养老社区。入住的老年人都是中共高干部以及著名演员。中共官员把持着中国的巨额财富，纷纷把资金转移到国外；由于大量弱势群体的贫困，国内市场内需不足，经济发展缺乏后劲，隐患重重。这样的社会无幸福可言。
中国的两极分化是权利不平等造成的。在中国，利益受损最大的是农民。农民的土地不断被侵占，农民长期不能享受到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农民没有自己的政治代表，也没有农会来维护他们。中国不允许工人建立工会，怕工资升高影响资本家的利润和出口的增长。1982年的宪法把罢工权取消了。中国的劳动者没有罢工的权利，没有成立工会权利，没有和资本家谈判的权利，那就任人宰割。台湾富士康公司在中国大陆的工厂，造成许多中国劳工连续跳楼。台湾政府严格监管资方，就无此类情况。
3．“富强”价值观导致了GDP至上，严重地践踏人权！
中共大搞唯生产力论，当局鼓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是说：为了GDP，可以不择手段，可以草菅人命。2003年12月23日22时，重庆市开县高桥镇的川东北气矿天然气矿井发生井喷时，石油工人跑了，毒死了近300农民。若工人点火，死人可避免，设备会报废；可工人为了保护国家设备，草菅了农民的生命。中国每年矿难发生次数和死亡人数世界第一。美国每生产百万吨煤死1个矿工；中国每生产百万吨煤死750个矿工，是美国的750倍，是发达国家平均数字的100倍。李毅中说：中国每增加1亿元的GDP，就要为各类安全事故付出一条人命的代价，因此中国的GDP是“带血的GDP”（他所指的那一年，GDP是20万亿元，各类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为20万人）。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何祚庥叹道。连数百万婴儿也要吃三聚氰胺毒奶为GDP做贡献，而权贵们却享受着“特供”的无公害的绿色食品和无毒的“特供”奶！2011年发生了“7.23”高铁特大铁路交通事故，当局为了尽快通车获得GDP，不惜一切代价清理路障，砸埋还有伤员的列车车厢，真是伤心病狂，天理难容！GDP让政府疯狂！
权力指导下的经济，往往是“长官意志”，政府管了不该管的，而该管的则没有好好管。一个文件要盖上几十个红印，一个报告在部门间旅行几个月是常事，这必然降低行政效率。以至于，西方国家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以政府为经济发展主体的国家主义，常常出现甚至必然出现侵害人权的情况，从而会阻碍社会的全面进步。比如：产业准入的有形无形门坎，侵害了人的投资权；土地买卖中的非市场化即强买强卖，侵害了人的财产权；地方政府主导强制拆迁，经常出现弄死“钉子户”的恶性事件。
中共“以经济为中心”，但阶级斗争为纲的余毒不时发威。习近平提出“以党为本”、要求国家“姓党”；不能容忍异见和多元，强求思想、舆论一律。在官场和社会上处处讲求等级差别，连排座次都等级森严。讲特权必然践踏人权。共党习惯于讲我们代表“95%以上的人民”或“最广大的人民”的利益，而不说“全民”。对那5%的人的人权要不要保护？须知人权主体是指“每个人”，而不论其阶级成分或人数多少。在我国，1950年代全国人口6亿计，5%就是3000万；现今13亿人的5%，是6500万，岂是“少数”？把他们都打入另册，划为异类，成为人民之外的敌人或贱民，是对人权的最大侵犯。
讲人权，就应当是人人皆有的权利，而不能只以保护多数为满足。民主的共和精神要求一视同仁，和衷共济，特别还要求“保护少数”。如果以保护多数为借口去压迫少数，就会变成“多数暴政”。进一步说，迫切要求得到人权保护的，往往是社会中被边缘化、被歧视的弱势群体。在出现两极分化的当代中国，保障弱势群体的人权，已是一个严重的迫切的任务。当务之急，就是要树立公平正义的人权价值观。政府应充分满足人权要求，这样才能够有效地化解日益突出的经济社会矛盾，并逐步走向全社会共同富裕之路。
中共之所以侵犯人权，在于中共宪法搞得是工人阶级的领导特权，而“工人阶级领导”的实质就是共党的一党专政。工人阶级的领导特权就是共党统治中国人的特权。一部维护特权的宪法是不可能保护人权的；除非中共废除宪法中的阶级特权和政党特权，才可能尊重人权。要废除阶级特权和政党特权，中国必须驱除马列毛的阶级斗争观，回归中华民国宪法，才能树立博爱的人权价值观。
4.这条路线导致了国富民穷，领导人胡乱花钱。
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合理的财富分享。老百姓从GDP增长中获益的份额在降低，1978-2009年全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7%下降到8%。中国人的被剥削程度勇夺世界第一。欧美国家职工的工资收入一般都占其GDP的50-60%，南美洲平均38%，东南亚是28%，中东伊朗土耳其这些国家大概是25%，非洲国家在20%以下，中国是8%。全世界最低，就就连非洲莫桑比克的黑人工资也比中国工人高一倍。中国的工作的时间是全世界最长的。中国人均收入世界排名：1960年第78名，1970年82名，1980年94名，1990年105名，2008年106名，2010年第127名。中国税收占消费品价格的比重竟然高达64%。中国没有藏富于民。政府和极少数人占有了绝大部分社会财富，广大民众占有的财富少得可怜。国富民穷既会造成国内需求的长期不旺，还会使劳动者的全面发展受到很大的局限。
民主国家的钱袋子是掌握在议会的手中，官员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而中国的财政是随意化、秘密化财政，一切支出由官员说了算。中国行政开支(公务员工资、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和公款报销等)占政府财政支出的39%，世界平均是5.1%。陆定一的儿子陆德揭露2004年“三公”经费（即“吃喝玩乐费”公款吃喝3700亿、公款用车4083亿、公款外出旅游3000亿）的数字为11000多亿，占整个财政的37%；若加上官员们公款境外赌资上万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67%！习近平在统治中国3年时间里，在国外撒出的费用达3.5万亿人民币，为中国历史之最。习近平钱撒最多的国家：委内瑞拉650亿美元，俄罗斯4000多亿美元，印尼500亿美元……习近平的父亲的陵墓就吃了民脂民膏30亿美元，占地面积相当于1/3个香港岛。
5．这条路线导致医疗卫生、文化教育落后于经济发展。
中国政府在教育、医疗、最低保障金、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民生方面的投入，只占政府财政支出的15.8%，而民主国家平均51%。中国经济连年快速增长，老百姓的医疗费用大幅增长，而财政投资公共医疗的幅度却有所减少。1978年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面是85%左右，而目前只有15%左右。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公布的数据，中国卫生分配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中排第188位，列倒数第4。河北保定男子郑艳良因无钱就医，但又不甘等死，便自己动手用手锯把自己的一条病腿锯掉，从而创造了人间奇迹。而在另一方面，中共权贵可以享受17万倍于郑艳良所能享受的医疗服务。中共一位离休干部住一次院就可以花费300万元人民币，且全部由纳税人买单。这种令全球震惊的不平等，自然引起中国公众的愤怒和抗议。
教育矛盾更突出。国家对教育的投入，2000年时大体占GDP的2.3%，改革开放25年来，平均是2%。国际上120个国家的平均数字是不低于5%，我国的教育支出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我国尚有450个县的数千万人口未实现“普及”义务教育，成为新文盲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2002年全国因经济困难影响就学的青少年约为2000万至3000万人。
6．这条路线导致人的素质和道德水准下降，一切向钱看，金钱至上，是非颠倒。
国家忽视医疗教育的投入和管理，使毒奶、假药、毒食品泛滥，导致人的素质和道德水准下降。当前，中国社会道德风气恶化，社会信用缺失。温家宝当总理的时候强调“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却遭到了共党顽固派的批判，实乃是非颠倒，斯文扫地。孙立平说：公平正义比民生建设还重要。因为人最大的痛苦是没地方说理，令好人寒心的社会就是最坏的社会。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道德的基础，道德的底线就会丧失；人的道德水准会下降，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横行全国。经济建设的恶果一代人的时间可以基本消除，但人的素质问题，却要好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基本消除。
7．这条路线导致环境污染严重，社会冲突加剧。
中国为了GDP，不择手段，导致资源枯竭，生产过剩，环境污染，生态灾难，雾霾沉沉，不见天日；食品、胶囊重金属超标；不断涌现癌症村，青少年血铅汞超标。由于中国没有公平正义，不满和冲突就接踵而来，每个人都觉得是受害者，都是弱者；官民冲突，警民对立，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最近，浙江嘉兴和湖南等地，就爆发了反污染的群众示威，都被中共武力镇压了。
三，正义是社会的首要美德，国家应以人权、正义为纲
毛泽东颠覆民国后，剥夺了中国人的私有财产，国人成了共产党的奴隶，“大跃进”赶英超美，结果饿死了5千万中国人，到处人吃人。奴隶的存在，无论如何不是社会进步的象征。启蒙思想家以人权标准反对奴隶制度。洛克、孟德斯鸠、卢梭都认为奴役制是非法的荒谬的野蛮的制度。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米勒、亚当.斯密均认为使用奴隶在经济上代价昂贵，奴隶劳动效率低下，排挤自由人劳动，造成奴隶主家庭成员道德上的堕落。相反，德国的思想家多有肯定奴隶制的。例如：法学教授雷特梅埃尔在1789年指出奴隶有一定的积极面。黑格尔继承之。马克思恩格斯又继承了黑格尔。恩格斯断言奴隶制是历史进步，他认为，战俘原本是要被吃掉的；后来由于生产力的进步，发现战俘可以当作奴隶，以创造剩余产品，才把这些战俘作为奴隶保留了下来。从胜利者的盘中餐到可以活命的奴隶，似乎是一种进步。普鲁东曾主张解放美国的奴隶，马克思写信与之争辩：“没了奴隶制，北美这个最进步的国家就会变成一个家长制国家。……废除奴隶制之后，美国也会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中国当代的思想家又继承了马克思。
罗尔斯批评功利主义在更大的社会利益的借口下为奴役制或其他压制自由的严重事件作辩护，因为这是与正义的要求不相符合的。罗尔斯认为把俘虏变成奴隶不正义，采取交换俘虏的方法更人道。中共钦定的历史教科书说：“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生产力发展了”。中共法学家、被平反的右派郭道晖说，“在原始社会杀俘虏是正义的，因为没有食物给俘虏……如果采取交换俘虏的方法当然不会产生奴隶制，但不会产生希腊文明，乃至现代社会主义，这是恩格斯的观点。……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奴隶制的产生是有历史必然性的，而奴隶制是当时历史的大进步，所以，奴隶制度、奴隶剥削在当时是合乎正义的，是奴隶主应有的权利，有此权利才能有条件研究问题、发展文化。”郭道晖竟然说出了“杀掉俘虏是正义的”、“把战俘变成奴隶”也是正义的。这样一来，白起、秦始皇、项羽、斯大林坑杀俘虏都是气吞山河的正义之举了。如此说来，古希腊梭伦废除债奴制违背了生产力的要求。按生产力决定论的逻辑，必然得出吃人也是正义的。《三国演义》第十九回讲：刘安非常崇拜刘备，家中没吃的，他就“杀妻以食之”。刘安是“忠孝两全”的儒家理想，更保存了生产力。曹操知道后赐给刘安百两黄金。共党奴隶主宣扬这样的伦理：一个奴隶，只要忠诚地侍奉奴隶主，即使残杀并吃掉另外一个奴隶，可以不用担责甚至还会受到“正义”的褒奖。
中共的意识形态沙皇李长春宣扬：猴群没有产生公平正义的意识，更不可能形成公平正义的分配机制，只能靠强力来解决食物分配问题。吴思大肆传播：“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元规则是动物界的（包括人类）的共同规律。事实并非如此。
据《中国青年报》2003年9月19日报道：美国Emory大学动物心理学博士研究生布鲁斯南通过研究来自南非的褐戴帽卷尾猴发现，在与一群猴子的游戏中，如果完成相同的工作而给予不同的奖励，猴子会拒绝领奖。例如猴子可能不吃拿到手的黄瓜甚至将黄瓜扔向不平等对待它们的人，原因仅仅是看到同伴得到的是更可口的葡萄；而且能得到葡萄的猴子也表现对不公平的愤怒。这是研究人员第一次发现人类之外的物种具有平等观念。
科学研究表明，人类基因结构的区别极其微小，黄种人、白种人和黑种人，在基因结构上没有优劣之分，这给人人平等原则提供了理论支持。实验经济学有很好的证明，其中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最后通牒”游戏（the Ultimatum Game）。这一游戏的情境是：有两个参与者A与B，给A一百美元钱，但前提是A必须提出一个被B所接受的划分这笔钱的方案，如果A提出的划分份额被B拒绝，那么A与B什么都得不到。两个参与者都不知道另一参与者的真实身份，且都被告知他们永远不会跟对方再次打交道。实验者在高度异质的文化背景下进行了几百次实验，数额从一小时的报酬到一个星期的报酬都有，反复出现的情况是，A提出的分割方案给B的比例都很高，其中最频繁出现的分割比例竟然是50%——二一添作五。这表明人类有追求公平正义的倾向，这是人的本性决定的。
洛克认为：国家权力是公共权力，国家利益是公共利益，只能以“平等的原则”获得和分配。人类天生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但一个纯粹的“自由”、“平等”社会也许无法存在，必须具有“博爱”这一重要准则作为中介和溶合剂，具有平等观念的人也具有博爱之心。实际上，博爱已渗透在自由、平等之中不可分离，可以说它也是自由、平等的一种本性。所以，自由、平等、博爱是一体的，共同构成人类基本价值观，是人类社会正义框架、是人类社会的元规则，是是人类社会道德和法律的基石。
在对几个经合组织（OECD）国家进行调查后发现，这些高收入国家的公民表现出对平等的强烈偏好。即：各个收入层次的公民通常认为较低收入的职业应该得到更多报酬，而较高收入的职业应该适当降低其收入。可见：公平更符合人性。
正因为追求公平正义是人性的需要，因此，可以把一部人类史看做是追求公平正义的历史过程。二战以来，这种追求公平正义的过程就成功地推动了人类的进步。这些成就包括美国的人权运动、南非反种族隔离的运动、一些巴西城市中出现的参与式预算以及在印度喀拉拉邦所展开的改革等等；弱势群体成功地打破了不公平造成的陷阱，成为这个社会中有机的组成部分，而原本强势的阶层也因让步换得了长远的利益保证以及生活的安全与社会和谐。
康德指出：人是目的，国家是服务人的工具。所以，人权和人的自由幸福才是人类活动的根本目的。因此，国家应以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为纲，以民主法制、发展经济为手段。所以，国家的最高发展目标不是经济的发展，而是人权的巩固与发展。2016年德国总统高克访问上海时说：德国的一切国家权力都必须服从一种最高的基本价值——人的尊严。人权并不受空间或时间的限制，而是与个人的本质密不可分。《世界人权宣言》绝不仅仅是西方的作品。恰恰相反：起草委员会中也有来自亚洲、拉美和阿拉伯世界的知识分子，而委员会的副主席是中国人张彭春。事实表明：物质财富或社会地位无法持久替代个体的自由权利。所以，政府的主要工作不是抓经济，而是完善法制和社会保障等；政府必须放弃以经济建设为纲，放弃“效率优先、金钱挂帅”的方针，应把人权和人的幸福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应让位于以人为中心，以公平正义为中心，维护人的尊严，尊重保护人权，以人为目的。
罗尔斯把正义当作最高的政治和道德标准。他在《正义论》开篇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美德一样。一套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多么简练，如果它不真实，就必须抛弃或修正；同样，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多么有效率和多么巧妙，如果它们不正义，就必须改革或废除。在正义面前，每个人都不可以被侵犯，即使出于社会的整体利益，也不可以压倒个人的权利。因此，正义不许我们牺牲部分人的自由来换取另一部分人的更大的利益，不承认许多人享有的更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所以，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绝不受制于政治交易的支配，也不受制于社会利益的权衡。”任何以经济发展或经济效率等为借口而限制或剥夺公民自由的行径都是不义的。国家必须以正义、人权为根本原则。这就需要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不因其贫富、地位、阶层、性别、信仰、出身等而差别对待，要一视同仁。正如郑贻春所说：对于社会来讲，与其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一切，还不如用正义来统领一切。因为没有社会正义，人们就没有灵魂。社会正义的主要内容是制度正义。制度正义要求：社会存在的目的与意义就在于对人权的保护和捍卫。一切的社会存在，都应为正义的人权而存在。即便国家主权，亦应作如是观，更不用说各种团体、政党、政府了。要实现正义，必须破除封闭而实行开放，必须开展多元竞争而不能一元垄断，必须解除报禁而不能一切媒体都姓党，必须破除极权专制而实行民主自由，让普世价值之光照耀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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