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 中国为什么日益野蛮化？
夜问天
提要：唯物主义进化论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生命是由物质进化来的，人是由动物进化来的。既然是进化，物质世界的生物就处在进化树的不同序列和阶段，就必然存在着先进、中游、落后的等级序列。因此，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唯物进化论必然导致（阶级）等级主义或等级（阶级）专政！这就是《共产党宣言》的结论。这和人人平等的普世价值观相冲突，不可能有任何民主，这已被共产党的实践所证实！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已表明，唯物进化论破坏有功，建立乏力，始终未能兑现建设性使命。共产党的努力，造成野蛮的北朝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帮助中国进入了“由文弱走向野蛮的炼狱”。
2016年初，资中筠老先生说“最近几年来（中国）走向野蛮的趋势是越来越厉害，你从网上看到人的发言，某一部分人用的语言和被看重的那些人水平越来越低（比如习近平看中的周小平）……社会存在走向法西斯的力量，而且相当普遍。”这是因为：
一，中国人对“丛林法则”情有独钟
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特别受到国人的追捧。中国几千年来就是个劣性竞争的大舞台，越是心狠手辣背信弃义表里不一如刘邦朱元璋慈禧太后者越有可能取得成功；而越是天真仁慈的人越遭到惨败，比如那个圣贤之书读得很好的建文帝朱允炆。梁启超说：“人世间最可耻的，莫过于服从强权，数千年来国人恰恰有这样的恶性，这是中国长期处于专制政治之下而不能自拔的重要原因，如果这一恶性不除，直到地老天荒，恐怕中国也不可能出现什么好政治。只要这服从强权的恶性不除，中国将在暴君政治、暴民政治之间回圈不已。”纵观中国政权更迭的历史，其实就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历史。“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始终是中国历史推演的主旋律。也正因为国人对适者生存，大浪淘沙有太多太多的切身体验，因而，马克思-达尔文的斗争学说就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并坚持。
1851年赫伯斯.斯宾塞出版《社会静力学》，他认为优胜劣汰是进化的普遍规律。所以，如果有人在路边倒下了，这不应该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因此，倒不如让强者与弱者自由竞争，自生自灭，关键则是保障个人自由。斯宾塞因而坚决反对政府干预适者生存的优胜劣汰过程，反对“济贫法”等社会保障法律和措施，甚至主张通过镇压和战争的手段来实现社会的自然选择，和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主张一样。
严复读到斯宾塞的著作，顿时觉得找到了中国落后的原因，就是因为缺乏“物竞”而导致的积贫积弱。中国自古不喜“争”，严复就发觉必须斗争，如果旧制度在斗争中失败，那么就说明它本身就是落后的，该被淘汰。1895年严复把托马斯?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为《天演论》，在书中加入了斯宾塞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又背叛了斯宾塞反对政府干预，提倡个人主义的原旨。在原著中，作者赫胥黎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持批判态度，但译作却变成了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经典文本。
梁启超把《物种起源》中关于物竞天择的理论，简单理解成为了种族理论，在《时务报》宣传：“夫印度之不昌，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唯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梁启超接受了种族主义后，进一步反对“天赋人权”的说法。在梁启超看来，十八世纪流行的是卢梭的天赋人权说，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到十九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出笼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只有强者才有生存的权利，弱者只有被奴役的命。1899年他在《论强权》中干脆利落地宣称：“世界之中，只有强权，别无他力，强者常制弱者，实天演之第一大公例也。”1902年梁启超写了《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他说：古代斯巴达人用人事的方法淘汰其子民，在子女初生的时候，要检验出生婴儿的体格。如果是赢弱者就被丢弃或被杀戮，只留下强健者存活于世。结果斯巴达人因强武而获得竞争力。很显然，被淘汰的婴儿没有“天赋人权”。在《现今世界大势论》中，梁阐述天下只有强者有“权利”，无平权。把“绝对强者逻辑”强调到了极致。
1907年杨度(1875——1931)反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宣扬“金铁主义”。
杨度说：“自达尔文、黑胥黎等以生物学为根据，创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之说，其影响延及于世间一切之社会，一切之事业，
举人世间所有事，无能逃出其公例之外者。”金代表经济，铁代表军事，对内实行富民的“工商”立国政策，对外执行“军事强国”方针。“金铁主义”就是凭借其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而使中国“富强”（这是习近平24字价值观的第一位）。金铁主义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把中国改造成为一个能与资本主义列强角逐于世界的经济繁荣的军事大国。“金铁主义”的结果是金钱与铁血压倒一切，代表精神势力的士大夫阶级日益衰落，而原来被排斥的边缘阶级商人阶级与武人集团在“金铁主义”推波助澜之下，逐渐占据了清末民初的舞台中心。
1912年5月7日孙中山说：“二十世纪以前，欧洲诸国，发明一种生存竞争之新学说……此种学说，在欧洲文明进化指出，固适于用。由今视之，殆是一种野蛮之学问……诚以强权虽合于天演之进化，而公理实难泯于天赋之良知。”1919—1920年孙中山撰写《建国方略》，说：“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
1918年严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的灾难予以激烈批评：“亲视支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胡适则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被列强误用了，本来“弱肉强食”是“禽兽之道，非人道也”。
1920年3月，梁启超从欧洲回来后，认识到进化论乃至科学并不能向人们提供“安心立命的所在”。他宣布，“科学万能之梦”破产了，人的思想必须给伦理价值和人生理想留下一席之地。梁启超晚年指出：中国的情形糟到这个样子，根子在于“全国学风都走到急功近利，及片断的知识相夸耀”，“以功名为本位”和“以富贵为本位”之辈把“道德的标准破坏无遗。”
然而，这种反思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1917年，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达尔文学说和马克思学说殊途同归，都是认为“竞争”（马克思所说的“斗争”）在社会变化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就是达尔文的弱肉强食主义
1848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宣称：先进（优秀）的无产阶级必然消灭、淘汰落后的资产阶级。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刚刚出版发行20天，马克思就读完了整本书，且兴奋地说，这下可为我的阶级斗争理论找到根据了。恩格斯说，“（进化论是）19世纪三大科学发现之一……优越的无产阶级将赢得这场生存斗争。”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等书中说：生命不过是蛋白质的存在形式，是由蛋白质进化出生命；再由猿进化为人。这就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就是以达尔文主义为基础的。毛泽东公开宣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立在达尔文主义及进化论之上。”共党在马克思学说中找到了“造反有理”的理论基础，才能如此理直气壮地喊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达尔文“使暴力变革和暴力革命合法化”；毛泽东喊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21世纪共产党徒吴思糊弄出一个暴力决定一切的“元规则”，荒谬之极。
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强势者，可以不顾一切地压制甚至奴役弱者；而弱者要么被淘汰，要么也强起来。达尔文主义又促生了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对进化论升华的理论阐述就是“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和人类社会的“五个阶段论”。
马克思主义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入人类社会，致使“阶级斗争学说”披上科学的外衣而肆意打压社会良知、镇压异己变得有理有据。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马克思主张落后的、反动阶级应该淘汰。马克思认为，整个人类的发展要靠牺牲一部分个体甚至整个的阶级或民族为代价。他在《剩余价值理论：对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发现史的评论》中说：“在人类，也象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其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种族的利益同特殊个体（共党先进分子）的利益相一致，这些特殊个体的力量，他们的优越性也就在这里”（马恩全集第26卷Ⅱ）。很显然，马克思主义就是吃人主义——吃“落后分子”、吃“敌人”。
“落后分子”不断涌现，吃“落后分子”就没完没了。
达尔文信仰的是获得性遗传，也就是“老子聪明儿聪明”之类，这在中国叫血统论，在西方就是种族主义。“劳动使猿变为人”的后天“获得性遗传”被遗传学证明是错误的，所以共党就要迫害遗传学家。1930年代，以李森科为首的“米丘林学派”在斯大林的支持下，完全否定孟德尔摩尔根的染色体-基因理论，把遗传学打成了“资产阶级伪科学”。中共执政后，迫害了不少遗传学家。诺贝尔奖金得主巴甫洛夫1934年在致苏联政府的信中说道：“你们相信世界革命，这是徒劳无益的。你们在文明世界传播的不是革命，你们是在卓有成效地传播法西斯主义。”20世纪40年代，陈独秀说苏共是法西斯之母。
法西斯之母列宁曾说：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农民是反动的一帮”。“我们起初使用一切方法支持一般农民反对地主，直到没收地主的土地，然后……我们支持无产阶级去一般地反对农民(《列宁全集》俄文版第4版第9卷第213页)。“必须在农民中抓一些人质，如果不把积雪清除干净，就把他们枪毙掉！”可见：列宁实际上是“以劳苦大众的名义对劳苦大众使用暴力”。列宁看着农民挨饿时高兴地说：“饥荒能够也应该给敌人一个致命的当头一击。”农民反抗共党的无偿征粮政策，列宁立即以毒气弹镇压。1918年5月，“红色恐怖”尚未正式开始，革命法庭即已（和契卡机关一起）受权对不肯向征粮队交出粮食的人判处死刑。农民被推向死亡边缘。在闹饥荒的省份，人相食的现象屡见不鲜。据文献记载，多半是食至亲者的肉。苏共大搞株连。1918年屠杀了沙皇全家老小及其仆从。1919年彼得堡枪决了第86步兵团投奔白军的军官之家属，其中包括子女。1920年5月，各报刊登了枪决某军官4名3-7岁女童及其老母的消息。1920年，阿尔汉格尔斯克因该市肃反人员枪决了12-16岁儿童，被人们称之为"死亡之城"。共产党高干季诺维也夫的儿子、加米涅夫的两个儿子先后被枪决，托洛茨基的儿子被杀害，皮达可夫的两个儿子失踪。那些尚在吃奶的婴儿同业已判刑的母亲一起发配至劳改营，婴儿满一岁至一岁半即转送至特设的孤儿院和托儿所，他们像狗一样被弃之不顾，任由命运摆布，没有人愿意去关注他们……每天都有50名甚至更多的儿童死去。”苏共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造成了苏联6千万人含冤惨死。
马克思认为国家是阶级压迫、阶级专政的暴力机器，其实质是弱肉强食。马克思主义把国家的本质规定为镇压（林彪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是毁灭人类社会的。在马克思镇压国家观的指导下，最终导致了苏联、南斯拉夫的崩溃。可见马克思主义极端荒谬。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说，国家不是弱肉强食的产物，因为强者与弱者的地位会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强弱是循环的，弱肉强食定会导致复仇和动乱不已。因此，国家是为了保护弱者，促进共同利益而成立的。
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进化论使中国野蛮化
在美国课堂上，教师在讲授进化论的同时，会告诉学生进化论在哪些环节上证据尚显不足。而在中国，进化论被作为一个事实来讲授，大家都知道人是由猿进化而来。在中共官方的教科书《社会发展史》中，谈到人由来，总是引用恩格斯的话：“劳动使猿转变为人”。2003年，一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显示了进化论在中国有多么流行：71.8%的中国公众认可“人类是从早期动物进化而来”这个结论。而在达尔文的故乡英国，“半数英国人不信进化论”。
“在弱肉强食的世界，只有强者才能生存，而弱者就只有死亡。”这是中共的中学老师讲课时所宣传的动物们生存法则，称为实物链……不是人们误解了达尔文理论，而是达尔文理论本身就包含了“弱肉强食”、“同类相残”的思想。徐文立说：美国人彬彬有礼——从别人身边通过时，生怕侵犯了对方的“生物边界”，而事先就“道歉”了！如此文明，怎么会有恶语相向、吵嘴、打架、面红耳赤、不依不饶呢？！而共党使中国野蛮了60多年！在中国大陆许多高校，抽烟成风，要求禁止在公众场合抽烟的人士，反遭抽烟者殴打，共党官员包庇了之。这是什么世道！野蛮的暴力决定一切，社会必然地狱化。
在1959年河南信阳地区严重饥荒的情况下，有些人说了真话，有些老百姓为了活命偷吃了一些队里的食品，被活活打死。据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写的《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仅光山和潢川两县就有2104人被打死，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254人。但报告到了毛泽东那里，他说：“不要以使人害怕的态度去公布和处理。处理要细致，否则犯错误者，主要是那些犯了较轻微错误的同志们，会感到恐慌”（转引自杨继绳《墓碑》）。这显然是极力袒护杀人犯。
康德说，人是目的，永远都不能仅仅是手段。马克思却说，人既是目的，也是手段。马克思主义的权贵们把自己当目的，把他人当手段。他们鼓吹达尔文的“适者生存”，那些不适者就该灭亡！进化论鼓吹者是想给这个人吃人的社会以合理的解释。毛泽东说：“像现在的英、法、美等国，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毛选》合订本p693，694）。毛完全是颠倒黑白，倒打一耙。因为在共产党毛泽东统治下，中国已经堕落为吃人的野蛮社会。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造成了8千多万中国人被害死。
达尔文主义也是共产党极权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进化论使集权者让人们相信：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才是保障民族生存的有利屏障。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意识形态奇怪地并存，致使相关政策也很具有浓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诸如“发展是硬道理”、“效率优于公平”等。“发展”和“效率”如果从经济学考虑，完全可能会产生一个误解的衍生和推论：既然“发展是硬道理”，那么就要铲除一切对社会构成危害的任何障碍，所以异己的行为和言论就要成为整治的对象；而“效率优于公平”，那么，对效率的追求，人文关怀、同情心、对弱势的关心就可以极少纳入考量的范畴。
“优胜劣汰”宇宙公理泯灭了博爱之心和给予穷人援助意识。穷人、残疾人被视为生存竞争中的“不适者”，不应予以帮助；理应在生存竞争中被淘汰。赵忠祥在中央电视台的“动物世界”里不断地指出：为了生存利益就应该大胆地杀戮，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整个世界才能进步。在这理论教育下，人们看到伤者、弱者，不会产生怜悯、博爱之情感，而是产生厌恶甚至消灭的情感。2011年10月13日广东省佛山市发生了2岁女童被两辆货车碾压，司机逃之夭夭，路人熟视无睹的惨剧。在小悦悦倒在地上的15分钟期间，至少有18名路人路过，但都置之不理。直到58岁的拾荒女陈贤妹经过，将悦悦抱到路边，再狂奔去找悦悦的父母。……为什么拾荒女能伸出援手呢？这绝不是偶然的，完全是受共产党进化论教育不够的结果。她早年没读几天教科书，多年来又忙于谋生，不读书不看报，未中中共宣传的毒；结果她良知未泯，保存朴素的人道主义天性（即人性）。据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玛莎.斯托特等一批心理学专家的研究结果显示，没有“良心”的人占到总人数的4%，也就是说，每25个人中就有一个是没有“良心”的。“没有良心”指缺少责任心、同情心与爱心。其原因有三：基因缺陷是罪魁祸首，后天成长过程中受到的不良刺激，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文化与环境的影响。可见，马列共产文化是冷血的主因。
在一个鼓吹生存竞争、弱肉强食、崇拜狼性的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必然是紧张的争斗、撕咬。这也就不难理解充斥整个社会的假药、假酒、假酱油，毒大米、毒面粉、毒瓜籽，更有注水肉、地沟油、毒奶粉……不但文凭可以造假，桥梁、大坝都可以造假，甚至结了婚的不敢相信婚姻，女人怕老公背叛，男人则怀疑孩子跟自己没血缘关系……而见死不救、落井下石都已经司空见惯。人们失去了理解和信任，失去了安全感。短暂的享受和荣耀，换取着无可挽回的一切：道德沦丧、心理畸变、物欲膨胀、无休止的争斗、社会的畸形分化……代际关系的公正性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和谐性在这种“在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观念主导下将化为乌有。
“优胜劣汰”宇宙公理导致了侵略和战争。达尔文进化论清楚地说明，各物种为了生存而不停地斗争，弱小物种和种族的消亡和灭绝贯穿了历史。白种人被看作是最伟大的人种是因为他们具有优越感和征服欲。白人在有些地方征服了野蛮人，在另一些地方则干脆将他们灭绝。从“适者生存”的观点来看，创造了辉煌的西方文明的白人才配生存。日本效法西方列强，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加藤弘之最早在日本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他在《人权新说》中就以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对天赋人权思想进行了猛烈攻击，他鼓吹“优胜劣汰”原理，说什么“人类绝不是生而就有自由，就有自治、平等、均一的权利，人的权利只有在掌握专制大权的统治者即最大优者的保护下方能实现”。犹太人作为少数民族在当时的欧洲是弱者，而希特勒为首的第三帝国是强者，中国在当时是亚洲的弱者，而日本帝国是亚洲的强者，按达尔文的理论，自然界的规律就是弱者应该死，而强者得以生，所以希特勒杀害
600万犹太人，日本人搞“南京大屠杀”不过是照自然界规律行事。有理由担心，人类的这种达尔文主义的侵略欲望必然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如核毁灭。
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就是达尔文理论在人类社会的必然推理，即使没有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也会必然出现。看看网上很多普通人的观点，不都是没有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吗？人们在课堂上被灌输达尔文理论，也就是灌输社会达尔文主义，只有否定了达尔文理论，才能使人们彻底认识到达尔文理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都是荒诞不经的。
科学哲学家波普认为，进化论不属于科学的范畴。哈耶克明确指出，生物学中的“自然选择”、“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等观念，在人类社会领域中并不适用，一个公正的社会必须是承认人人都有生存的价值，人人都有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因而，也就是一个优胜劣不汰的社会。在这样一个优胜劣不汰的社会里，优秀者通过公平的竞争能胜出，而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也能得到基本保护，强势集团不能对弱势阶层进行掠夺与欺压。也就是富者有别墅，穷者有其屋。具体到国家经济政策来讲，保护弱势群体，其中就涉及到国家的财政的支出中的公共投入的问题。对弱势群体人权的基本保护，就要求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应当以满足公众最基本的的需要为基本着眼点，以基本民生问题为优先。这些基本民生包括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而不是大兴土木，建豪华工程、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因此，优胜劣不汰作为人类竞争规则的道德底线实际上就是为弱势群体最基本生存的权利提供的最基本的法律保护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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