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改制”不是“时空穿越者”的“实验”而是“集权”走向“极权”的必然崩溃

郑烨

在《秦汉史》中，“王莽改制”算得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后世很多具有所谓“进步思想”的学者对于那次改革的失败扼腕叹息。在“王莽改制”中，存在很多“国有化”的内容，因此被很多后世学者视为“超前的改革”和“公有制的尝试”，就差用“艰难探索”和“苦难行军”来强行美化了。

甚至很多人神乎其神地将王莽视为“时空穿越者”，显然是“穿越小说”看多了。以上观点的大行其道实则建立在一个完全错误的认知上，即“公有制”是“时代的进步”，“国有化”是“发展的趋势”，苏联、中国、朝鲜、古巴等国的例子已经给此类“乌托邦”添加了悲剧的注脚。

被某些学者描述为“千古之谜”的“王莽改制”其实并不神秘，它的出现是“汉承秦制”的必然结果。西汉建立之初，面对满目疮痍的中原地区，统治者推行“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以便“休养生息”。

汉武帝登基之后，施行“推恩令”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推行“盐铁专营”聚敛财富，征讨匈奴消除边患。以上措施都为“王莽改制”提供了政策根源和制度保障，出现“王莽改制”可以说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当然关键节点中心人物舍我其谁的“魄力”也是重要因素。

随着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对社会全方位“无死角”的管控，朝廷对社会各类资源的掌控也达到空前状态，甚至到了“密不透风”的程度，此时出现“王莽改制”只是“顺势而为”的惯性，绝非“改弦易辙”的壮举。那些将“王莽改制”视为“超前思维”，进而“顶礼膜拜”之人的“底层思维”是觉得在“巴黎公社”和“苏联”出现之前，国有经济是未曾出现过的“新事物”。

以为“新的”就是“好的”，“旧的”就是“差的”，“新旧交替”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此类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眼光，让糟粕披上了新潮的外衣大行其道，迷惑了很多幼稚的“左派”，进而催生了激进的“共产主义者”。

其实“秦制”的内核就是“国家管控社会”，“秦治”的手段就是“政府分配资源”。西汉的统治发展到王莽时期，“集权”开始向“极权”过渡，此时的“王莽改制”，与其说是另起炉灶的“试验”，不如说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正如二十世纪的“计划经济”的枝叶深深扎根于“极权主义”的土壤一样，王莽从任何层面都算不上超越时代局限的“穿越者”，“王莽改制”只是对“病入膏肓”的“集权主义”的承袭和延续，甚至是升华，它的前面只是“极权主义”这个“万劫不复的深渊”而已。

如今很多人对“王莽改制”存在不切实际的憧憬和不着边际的赞赏，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联共（布）简明教程》的“五种社会形态说”、中共“明天会更好”的洗脑教育三者混合的结果，成为自以为清醒实则糊涂的满脑子浆糊之人自娱自乐的谈资，历史的糟粕披上了新潮的外衣摇身一变成为时代的宠儿，是中国社会无法摆脱的悲剧循环，也是韭菜层出不穷、牛马接踵而至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