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

春生

1967年末，文化大革命的狂热过去后，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脱离了造反派或者保皇派，成为逍遥派。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一些学生开始读小说消磨时光，也有少数学生对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产生了怀疑，开始广泛阅读，寻求真理。笔者属于后者。

文革中，图书馆关闭了，个人收藏的书也绝大部分被红卫兵烧毁了。那时候，如果读一本书要花费一天时间的话，借一本书往往要花费七天的时间。在借书的过程中，一些学生相识了，有的成为朋友，地下读书小组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笔者永远也忘不了，地下读书小组阅读讨论柏拉图的《理想国》的情景。

苏格拉底讲：“首先，他们不是自由吗？城邦不确确实实充满了行动自由与言论自由吗？不是每个人都被准许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由于这里容许有广泛的自由，所以它包括有一切类型的制度。很可能凡希望组织一个国家的人，像我们刚才说过的，必须去一个民主城邦，在那里选择自己所喜欢的东西作为模式，以确定自己的制度，如同到一个市场上去选购自己喜欢的东西一样(我们在文革期间阅读的《理想国》是吴献书翻译的版本，笔者采用的是郭斌和、张竹明翻译的版本) ”。

我们第一次知道了，古希腊人可以像选购自己喜欢的东西一样选择自己的制度。民主城邦充满了行动自由与言论自由。

十几年后的八十年代，“自由”成为笔者研究历史、经济和政治的逻辑起点。笔者认为交易私有制催生了自由，暴力公有制消灭了自由，民主公有制干预了公民的经济自由。

自由是什么?

在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中，并没有“自由”这个词汇的直接对应概念。19世纪末，日本在翻译西方政治、哲学著作时，用“自由”一词翻译“Liberty”。严复等人将自由这个词引入中国，并逐渐被国人接受。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严复指出：“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

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下篇）讲过：“在一切能够接受法律支配的人类状态中，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这是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而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不能有这种自由”。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讲过：“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自由是做法律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人也会有这个权利”。

约翰·密尔在《论自由》讲过：“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惟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

这是传统的自由概念。

皮埃尔·勒鲁在《论平等》讲过：“自由就是有权行动。所以政治的目的首先就是在人类中实现自由。使人自由，就是使人生存，---不自由，则是不准生存”，“如果你们问我为什么要获得自由，我会回答你说：因为我有这个权利”。

笔者曾经撰文阐述，自由是人的选择权利。

人的一生面临着许许多多的选择。选择什么样的学校，选择什么样的职业，选择什么样的政府，选择什么样的制度等等。选择是为自己的生活做决定。人生就是由众多的选择累积而成的。

自由就是个人有权行动，有选择的权利。自由保障了人是自己的主人，能够主宰自己的人生。没有自由的人，丧失了自己的选择权利。没有选择权利的人是奴隶或臣民，不是公民。对于公共生活而言，自由作为个人选择权利，是每个人可以自主地选择国家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权利。

以上关于自由的定义，是基于人的选择权利、法律权利和行为约束的定义，并不是自由的本质。

自由的本质是什么？

爱因斯坦在《文明和科学》一文中说过：“自由给我们带来了各种知识上的进展和发明”，“要是没有这种自由，就不会有莎士比亚、歌德、牛顿、法拉第、巴斯德和李斯特。人民群众就不会有像样的家庭生活，不会有铁路和无线电，不会有防治传染病的办法，不会有廉价书籍，不会有文化，不会有艺术的普遍享受。也就不会有把人从生产生活必需品所需要的苦役中解放出来的机器。要是没有这些自由，大多数人会过着被压迫和被奴役的生活，就像在古代亚洲的庞大专制帝国中所过的生活那样。只有在自由的社会中，人才能有所发明，并且创造出文化价值，使现代人生活得有意义” 。

阿马蒂亚．森说过：“能力是指一种最基本的自由，即一个人所拥有的能够给他带来何种生活的选择范围”（1）。

作为管理学家，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笔者提出了现代经济学的两条公设：资源有限，能力有别。

人类的生存和持续发展既依赖于土地、矿山等自然资源，又依赖于自身的能力资源。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并且是有限的。人的能力是人类配置资源的动力，并且每个人的能力是有差别的。我们知道，经济学是研究选择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资源是有限的，能力是有差别的。

两条公设的第一个推论是，只有让能力高的人来配置资源，资源才能够得到有效地利用。第一推论带来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获得人的能力差别的信息呢？笔者在多本管理学专著中，都有详细论述。

作为人力资源管理专家，笔者采用能力分析方法分析社会进化、经济与政治体制发展、文化与制度、公共管理与企业管理等课题。

自由的本质是一种能力

你的能力决定着你个人的选择方向，你的价值和未来。一国之民的总体能力决定着国家经济的繁荣，政治制度的优劣。一切为了自由，就是为了任何一个人都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和创造性。自由社会发挥人的能力，为个人谋得幸福，并通过看不见的手造福于社会。

自由把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联系在一起，本质上是能力把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联系在一起。区别在于，构建市场经济体制的能力是经济参与能力（劳动技能、产品设计能力、职业胜任能力、经营管理能力、企业组织设计、制度设计、财务能力等），构建宪政民主制度的能力是政治参与能力（制度设计能力、职业胜任能力、公共管理能力、政府组织设计、流程设计能力等）。一国国民的经济参与能力决定国家的经济制度，决定国民的经济自由度。一国国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决定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国民的政治自由度。

从“能力”视角出发，任何社会，都应将合适的人安排在合适的岗位上（right person in right job）。

市场经济体制的功能是，依据经济工作职业和职位的能力要求，选择具有符合能力的人，发挥其能力。市场经济的核心功能是，选择企业家。市场经济是企业家选择机制。

宪政民主制度的功能是，依据政治工作职业和职位的能力要求，选择具有符合能力的人，发挥其能力。宪政民主的核心功能是，选择政治家。宪政民主是政治家选择机制。

笔者不在此文深入探讨。读者若有兴趣，请阅读《能力是认识人类社会的逻辑起点》一文。此文解析了，市场经济是企业家选择机制，宪政民主是政治家选择机制。

能力、环境与社会制度

任何一个国家，国民的总体能力决定这个国家的制度性质。国家制度是支持或约束国民的整体能力的制度环境。

人的能力决定社会制度

一国国民总体经济参与能力决定该国的经济体制类型：君主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党国经济体制。

一国国民的总体政治参与能力决定该国的政治制度类型：君主专政制度、宪政民主制度、党国专制制度。

环境支持或约束人的能力

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说过： “任何人也不会否认，首创性乃是人类事务中一个有价值的因素。永远需要有些人不但发现新的真理，不但指出过去的真理在什么时候已不是真理，而且还在人类生活中开创一些新的做法，并做出更开明的行为和更好趣味于感会的例子。—有天才的人乃是而且大概永远使很小的少数；但是为了要有他们，却必须保持能让他们生长的土壤。天才只能在自由的空气里自由地呼吸。有天才的人，在字义的命定下就是比任何人有较多的个性，唯其如此，也就比任何他人更不能适应社会为了省去其成员形成个人性格之麻烦而准备下的那些少数模子而不感到有伤害的压束”。

天才只能在自由的空气里自由地呼吸，能力只能在自由的制度环境中发挥。国民的总体能力决定国家制度性质；国家制度环境支持或约束国人的能力发挥。

笔者以中国和英国为例。

从经济参与能力到政治参与能力

笔者曾经研究过“资本主义为什么在中国产生较晚”这一课题。从能力视角，中国人科学技术能力低于英国人是显而易见的，笔者所关注的是两国制度差异。笔者发现，农业时代，中英两国专制制度差异造成两国国民经济参与能力差异，两国国民的经济参与能力差异又造成两国国民政治参与能力差异。最终造成当今中英两国制度差异。

公元前221年，中国自秦朝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1066年，英格兰诺曼王朝建立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中英两国的君主专制制度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是中央集权制度，君王权力是无限王权。英国是分权制度，君王权力是有限王权。

笔者先从英国谈起

英国君王的王权是有限的，封建领主在其领地内享有一定的政治经济权力，能够一定程度上制约君主的政治经济权力。

1215年，在大贵族胁迫之下，英格兰国王约翰签署了“自由大宪章”，限制约束王权。1295年，国王爱德华一世为筹集战费，再次召集议会。除僧俗贵族外，还有每郡骑士代表2人、每市市民代表2人参加。此后，议会经常召开。1297年，议会获得批准赋税权。14世纪议会，获得立法权。1343年国会分为上、下两院。上院称为贵族院，下院称为平民院。贵族院议员由直接从国王那里领有土地的贵族担任，而平民院议员则由全部自由土地占有者投票选举产生。英国议会的立法权限制了君主的政治权力，议会的批准赋税权限制了君主的经济权力。

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之下的英国农业社会，产生了下院选举制度。选举制度使得平民获得了参政权力，提升了英国人总体政治参与能力。

平民获得了参政权力，原因在于平民中的工商业者是一只独立的经济力量。

11-12世纪，欧洲一些城市的工商行会用赎买或暴力方式争取城市自治，使得建立在封建领地内由领主统治的城市逐渐转变成为法律上独立于领地获得自治权的政治经济单位，少数城市甚至发展成为城市共和国，如威尼斯共和国。城市的自治权力是通过城市同封建领主之间订立的宪章或条约来确定的。英国自由大宪章中就包含确认城市已享有的权利、保护商业自由的内容。城市需要向君主缴纳一定税收并在名义上隶属于国王，拥有自己独立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有自卫的武装，有向市民及来往商人征税的权力等。城市中的市民具有自由民的身份而不再是农奴，城市政权掌握在城市富裕的工商业者手中。

自治使得市民提升了经济参与能力，经济得到大发展。11-12世纪的英国，经济参与能力的提升，使得工商业者成为一个独立的享有一定政治经济权力的阶层，已经具备政治参与能力。工商业者获得了参政权力后，政治参与能力增强了。

中国君王具有无限王权，国民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限制约束君主的权力。

由于恐惧商人成为一支可以与专制政权对抗的力量，中国君王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地位是低下的。秦朝时，政府征发戍边，商人首先被遣戍，地位形同罪犯。汉朝时，政府随时可以把商人发配充军。唐朝法律规定商人不得骑马。汉、唐、宋朝规定商人不能做官。清代的商人虽然可以做官，也只能算作官僚体系的附庸。欧洲城市的工商者在中世纪已经是独立的阶层，中国城市的工商者则一直依附于专制政府，从来没有成为一个政治独立的阶层。

几千年来，中国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压抑和阻碍着工商阶层的独立成长，严重地阻碍了中国人经济参与能力与政治参与能力的成长发展。直到，1898年6月11日戊戌变法，康有为提出中国必须以工商立国，鼓励民办企业。1911年，清政府推行新政，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将 “重农抑商”政策变成振兴工商实业的政策，中国工商阶层的地位才得以提高。

民国时期,中国工商资产者阶层的力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壮大。袁世凯执政时期，众多社团群起纷立，如中华民国实业协会、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中华民国铁道协会等。袁世凯督修铁路、办工厂、大力发展实业。北洋政府颁布的发展实业的条例、章程、细则、法规等达八十多项，如《暂行工厂通则》、《公司条例》、《商人条例》、《矿业条例》等。这些法令和条例宣告中国民营经济得到了合法地位，从而推动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中国工商阶层的经济参入能力和政治参入能力得以提高。1946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颁行。中国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制度。

正在中华民族走向民族振兴的关键时刻，1946年，国内战争爆发。在苏共的支持下，经过四年内战，中国共产党在大陆战胜了中国国民党。国民党战败，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中共用枪杆子在中国大陆建立了党国专制统治。中共执政后，毛泽东统治时期，中国工商阶层被消灭。邓小平统治时期，尤其是习近平执政后，新兴的中国工商阶层不得不依附中国共产党。尽管国民的经济参与能力有所提高，但是政治参与能力被中共遏制。

英国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国民的获得经济参与能力后，逐步获得政治参与能力。经济参与能力与政治参与能力决定国家制度。而在中国，中共的暴力决定了国家制度的走向。

从暴力到能力

笔者在《从暴力到能力》一文中指出，一部人类的历史是从动物到人的进化史，是从暴力到能力的进化史。领地特性是动物重要的特性之一。为了生存繁衍，动物必须占有一定的领地。动物常常用暴力占有和保卫领地。人是动物进化而来的。早期的人类自然具有动物的领地特性。多数中国人也许并不熟悉罗马帝国的领土征战史，但是对于中国土地上的从夏、商、周、秦、汉、晋，到隋、唐、宋、元、明、清，历代王朝的“打天下，坐江山”还是比较熟悉的。专制君主通过暴力占有了国家的土地，成为全国土地财产的唯一的最高所有者，并垄断了国家一切权力。

在英国“光荣革命”之前，英国君主用暴力占领国家，用暴力统治臣民。

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度，结束了英国的君主专制制度。自此，议会及政府逐步掌握了治理国家的权力。随着制度进步，英国国民组建了具有不同政治纲领的政党。各政党向国民宣传自己的政治纲领，展示自己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通过竞选来获得政府权力。

英国建立宪政制度后，国家治理权力的获得不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公共服务能力获得。自此，人类中的一部分完成了从暴力到能力的进化，从动物到人的进化，走向了自由。

在英国从君主专制制度转向君主立宪制度，也就是从暴力制度转向能力制度后，仍然有一些国家继续着暴力君主专制制度，还有一些国家则转向了暴力党国专制制度。

暴力党国专制制度是列宁和斯大林创立的。1917年11月7日，列宁采用暴力手段，夺取了俄罗斯国家政权，建立了党国专制制度。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照搬了列宁、斯大林的党国专制制度。

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以及习近平，都没有完成从动物到人的进化，浑身充满了贪婪的动物的暴力特性。

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国家政治权力决定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是一种政治权力管束下的权力经济，阻碍国民经济参与能力提升。前文讲过，14世纪后，英国议会的立法权限制了君主的政治权力，议会的批准赋税权限制了君主的经济权力。工商业者获得了参政权力后，政治参与能力增强了。英国经济逐渐摆脱了政治权力的管束，成为自由的市场经济。而在中国，中共建立的党国专制制度和党国经济体制，消灭了中华民国的宪政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死灰复燃，延续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国家政治权力再度决定经济体制。

封建时代，君主通过暴力霸占土地，剥夺了百姓的自由，建立了等级社会制度。工业时代，交易私有制是的国民获得了自由与平等，创建了基于能力的社会制度。暴力社会主义政党再次通过暴力剥夺国民的资产、自由与平等，建立了极权国家

暴力是一种野蛮的力量。人类必须放弃暴力，发展能力，才能完成从动物到人的进化，成为自由人。

自由度

《2023年全球自由度报告》说，各国公民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连续17年倒退，其中，中国仍旧是严重损害公民自由最恶劣的国家之一，也成为连续五十年都在“不自由”之列、得分极低的极少数国家之一。香港状况则进一步恶化，被列为“部分自由”。台湾排名未变，在亚洲排第四，仍属于“自由”之列。

2023年，在全球57个被认定为“不自由”的国家中，中国在“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方面排名持续垫底，得分只有九分，与朝鲜、中非等其他15个国家被列为“最差中的最差”。

“自由之家”说，中国当局继续镇压宗教自由，并在位于西北的新疆大规模迫害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报道表示，尽管中共政府否认所有这些指控，但联合国去年认定中国政府在新疆的行为犯下“反人类罪”。

笔者将在“交易私有制催生了自由”、“暴力公有制消灭了自由“和”民主公有制干预了公民的经济自由”中，分别讲解交易私有制、暴力公有制和民主公有制与自由的关系，如何影响公民权利，影响社会发展。

注释

（1）王艳萍：《能力与发展——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方法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应用》，《原创力文档》2016。

2025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