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活着，为写作和出版自由而奋斗
——兼谈目前国内言论以及知情自由的现状

游向光

　　一


　　执笔开篇的时刻，我悲观而又愤懑。

　　当代中国存在着这样的怪现状。一方面绝大多数的人对于应得到的言论以及知情的自由，麻木而漠视；一方面少数的知识精英，为争取天赋的言论和知情权而冒险探求、拼死争斗，但往往被无情的打压或监禁。

　　300多年前，大英帝国的一群清教徒在狂风巨澜中苦苦搏斗、颠簸了4个月后，登上风雪弥漫的新大陆。一年后，其中一多半人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了，帆船五月花号又来了，但幸存者拒绝搭船回到中世纪的斯图亚特王朝，他们说：“不自由毋宁死！”同样的300多年前，一群饥馑的黔首闯荡北京，举酒啖肉，坐上金銮殿……那一年，中国人成为前后3个皇朝的光荣臣民——大明、大顺和大清。中国老百姓说：谁来了还不都一样？

　　难怪黑格尔说，中国是例外中的例外。他认为，造成中国的落后的原因是中国人内在精神的黑暗，中国是一片还没有被人类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里，理性与自由的太阳还没有升起，人还没有摆脱原始的、自然的愚昧状态。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都离它很远。

　　令人黯然神伤的是，360多年后的今天，属于自由这等精神性的东西对我们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依然是一种不足珍贵的奢侈品。尤其是言论自由和知情的自由。

　　著名思想家穆勒极力维护思想言论的自由，他说人类无权制止异己者表达意见。他认为自由是一个道德成熟的人格的本性，而一个自由的社会不但要承认此种权利，且须为实现此种权利确立各种制度。对于个性的发展与个人的判断，消极地视为被容忍的罪恶而予以许可是不够的，一个自由的社会必须承认其积极价值，并视其为幸福的要素和文明的象征。在谈及个人自由时穆勒甚至用了"个人主权（Sovereignty）"一词。

　　幸好，这黄种的民族还茁长着一群知识精英，向专制极权的超封建统治阶级努力甚至拼命要求广开言禁，归还“个人主权”。言论自由（包含知情自由）是“个人主权”的第一元素。

　　著名政论家胡平先生说：“公民的言论自由，是宪法上公民各项政治权利的第一条。一个人失去了表达自己愿望和意见的权利，势必成为奴隶和工具。当然，有了言论权利不等于有了一切，但是，丧失言论权利则必然导致失去一切。”


　　二


　　当代中国名满西方的作家廖亦武就是为夺取言论自由而战的逆风怒放的一朵白玫瑰。他斩钉截铁、掷地有声：“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自由，是出版，是写作的自由。”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下面是他为争言论自由而备受打杀的精准记录——

　　1990年他为天安门六四运动，写了《大屠杀》长诗，因言获罪，身加缧绁，被判4年。

　　１９９０年３月１６日至１９日，安全警察三次查抄他在涪陵和重庆的住所，搜缴了他８０年代创作的全部手稿，约１５０万字；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０日，公安警察突袭他在成都的住所，搜缴了已近尾声的《证词》手稿，并宣布依法对他实行监视居住２０天。

　　绝境之下，他只得重写此书。三年之后的１９９８年９月、１９９９年２月、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公安警察先后在北京、江油、成都等地突击拘禁并搜查其宅，夺走《中国底层访谈录》《中国冤案录》及各类原稿约１００万字。

　　从总设计师开始，中土当局无情的撕毁了民主宪政牌，而又相继打出了车轮碾轧牌和经济保健牌，诱使、迫使开始觉醒的人们只得又蜕化为选择性失明、干扰性失聪、震荡性失忆和集体性失语。

　　四年的囹圄生涯后，廖亦武面临着下海、自杀、写作三选一的抉择，是社会使命感使他决然的活下去，并继续重操旧业。婚姻破裂、亲人故去、住所出卖，实实在在的家破人亡，他灰头垢面在低位穿梭。黑格尔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在这里，“必然”就是规律，作为时代敏感神经的廖亦武绝不会是他自己宣称的那样“不懂政治”，在备受打击之后，2003年起他改变了斗争的策略。他的聪慧之点或狡黠之处在于只做旧事叙述、昔时评论；不做新闻报道、即时抨击。“现实不能谈，我们就谈历史；中国不能谈，就谈外国；法轮功不能谈，我们就谈基督和尼采。甚至奥斯维辛也可以成为一个学术话题，只要小心翼翼地避开‘6．4’。”他一如既往没有改变自己的志向和初衷，他不是诗人了，也不做新闻工作者，而多做旧事回忆者。虽然还有时被喝茶、被圈禁、被跟踪，但幸喜没有被和谐。在有限的生活场地里，他有无限的精神空间。他深知当代中国是一个蒸馏了古今中外所有专制思想精华的巨无霸式的古拉格水牢，钳制思想，但无法扼杀想象。因为无良科学还没有发达到发明窥思仪、诛心器的程度。他秒杀式的跟进时间的脚踵，做庄子的无所待式的绝对自由（逍遥游）的想象操练。别林斯基说：“在艺术中，起着积极和主导作用的是想象。”“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他笔走龙蛇，或键敲滴答。他学会老鼠的本事，把洞挖的更深，把东西藏的更隐蔽。他也学会必要的有原则的妥协，用他的话说是“注意伸缩有度”，好不“失去折腾的机会”。这让他有条件走街串户，甚至跋涉千里，驰骋邻省。于是在《证词》艰难完稿之后，又写出《中国冤案录》《底层采访录》《最后的地主》和《远方的牧羊人》等煌煌巨作。

　　然而自由度是有限的。

　　作为有极强发表欲的廖亦武，他不想仿效“藏于深山，留于后世”的做法。他的作风指令自己只要有一点门缝也得挤开，只要有一个读者也会心甘。廖亦武曾把冒死捎出的狱中文稿托朋友带到海外。但都石沉大海。因为找不到地方出版，也找不到人手翻译。廖亦武的同案犯，加拿大人戴迈可回复说：“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西方政府忙于和中国做生意，讨价还价;媒体的关注点也是抓人放人，各类明星炒作。”他无能为力，只有给廖亦武捎去400加元。

　　怎么办？一个硕大的问号横亘在理想和现实当中。于是他接受邀请，申请出国，办理护照，顺利签证，但现实给他沉重的当头棒喝，你不要太天真，你的行动的自由是划圈的。红线就是国境线。于是他14次被拒绝跨出国门，即使安检完毕，也还是被强制带回，沮丧如冻雨浇透他的身心。

　　也许是上苍的启迪，他的心扉顿开，他寻求德国总理的帮助。他对出生基督徒家庭的、并也经历过炼狱生活的默克尔动情的写道：“之所以要给您写信，不仅因为您是德国总理，在国际事务中有相当的号召力，而且因为您曾经在独裁的东德生活过，也许被践踏过，羞辱过，限制过自由，对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有某种感应。”妙招果然奏效，政府之间的政治和经济的交易，是如此的神奇。亦武、老威、二毛、胡子，终于第一次踏上了飞往自由世界的舷梯。在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地点，他还是造了一定的“声势”。

　　2011是他生命中更关键的一年。有三本书要出版，邀请函早已搁置案首，但无形的桎梏，让他只能在如来佛的掌心盘桓。怎么办？又一个怎么办。这次他采取了更巧妙的策略。潜行滇省，虽没有申请，但闭气镇心，成功的做了一个美好的违规而合法的弧圈飞跃。他那秃瓢似的脑袋终于在柏林机场的灿烂的盛夏的太阳下闪光。

　　他不仅二度获得言论的自由，也获得行动的自由。那些尚在蜗蜷的渴望自由的人群也为他兴高采烈。


　　三


　　自由，写作的自由，不仅要有外在的条件允许，还需要作家自我身心的完备。而廖亦武他有。上帝为可伶的中华，保留了这颗硕果。

　　他有肉体的强健和意志的坚定。

　　廖亦武命定没有张戎那样的一帆风顺，没有高行健那样的一马平川。他的创作途程只有崎岖和坎坷相陪伴。千度烈焰的焚烧，万钧重锤的打砸，百次魑魅的闪击，多回密探的拦截，如果没有健壮的体魄，坚韧的神经，和超凡的记忆力——这样的肉身物质性载体的话，失眠、焦虑、抑郁、昏厥、惊悸、痴呆、疯狂、残废、瘐死、倒毙是必然的结局，但他即使在旅途颠簸、亲人亡故、甚至家庭破碎之际，都没有影响他笔墨的挥洒，键盘的敲击。在磨难的狱中、在颠簸的车上、在跳蚤的窝里、在溺蝇的碗内，依然能做饭桶、成睡虫。他可以每天晚上在居住的小区跑步5公里。1995年10月10日警察突然袭击成都的住所，搜缴了已近尾声的《证词》手稿，幷宣布实行监视居住二十天，绝境之下，他绝不气馁，重起炉灶，义无反顾，耗时三年，终于再次杀青。

　　所以王怡说的好：“在我们这里，自由的写作首先是一种肉体的写作。因为自由意味着一种消耗。你有多少思想可以表达，看你有多少生命力可以消耗。肉体不能支撑的部分，无法成为有效的思想。”孟夫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佛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养性，曾益其所不能…”诚哉斯言。被人认为最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胡风分子的路翎，出狱后，几乎精神分裂，再无才华横溢；反党兼右派的陈企霞在平反后，力不从心，再无作品问世。像路翎、陈企霞这样的人还有好多，好多，

　　严肃性的苦痛性的悲剧性的自由写作还需要内心的调节，爱情是润滑剂但它也很容易变质，成为自由度的腰斩刀；而音乐、饮酒和轻松性的写作的融入，会减轻大脑皮层的紧张感，而使下一次的纪实写作带来新的活力和灵感自由遨游。请听夫子自白——

　　◆我会试图给自己找到一个平衡点。譬如我写下一个漫长压抑的故事，不得不深吸口气之余，不会进行下一个阴森森的故事，而会找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一个我比较能够掌握而且不折腾的主人翁来写，带上讽刺口吻我就比较平衡些了。

　　◆更大的松弛来自于我流浪汉般的生活：饮酒和作乐。许多我的作乐伴侣并不是一般的作乐之人。我通常在酒吧卖艺，更早的时候也在街头卖艺。很多与我同样有流浪气质的乐友根本不知道我也写作。对他们而言，我身为一位地下音乐家的名声，远远大于作家。我可以那么安心地与一群放浪不羁的艺术家混居同道，于我而言有如自我疗愈。我既拥有音乐，又拥有文学。


　　四


　　亟望自由写作的廖亦武有两次的思想飞越。

　　刑满释放之后，他陷入了思想的彷徨，这时他理智而适时的找了右派宗师流沙河。聆听了谆谆的教诲：关于创作定向的确认。年过七十的睿智老人目光如电，好像早已为廖亦武规划了蓝图似的告诫他：“我晓得我晓得，你再也写不出过去那种想象力发达的诗了！像你我这样受过命运重创的人，内心的刀痕至死也抹不平，那你就放弃诗人去做一个历史的证人吧。你的口舌笨，上苍却给了你一支比众人有天赋的笔，并且知道你不会撒谎。他让你坠入炼狱，让你目睹并忍受种种可怕的煎熬。那么多人同你一块蒙难，而只有你有机会爬出来并神志清醒地回忆、记录一切。有时候，经历绝望也是一种福分呀！你要老老实实地写，如果将来有一天，你的作品能够被当作证词或资料，存在档案馆里，借人们查阅，引证，就很不错了。作伪证者必遭天遣！”近三个小时的推心置腹，更廓清了他思想的朦胧，更坚定了他已经开始的定点纪实文学写作的决心。获得创作方向的自由起飞。从此冥行擿埴，揭露暴政，展现真史，曝光现实成了廖亦武矢志不移的方向。

　　第二次思想的飞跃是痛苦的、艰难的、曲折的，至今尚未完成。

　　2011年秋踏上欧罗巴的土地。廖亦武获得真正的全身心、全方位的自由解放。

　　德法两国之行，让他的每一根动脉管，每一个神经元，渗透了自由的因子。冲破铁幕来之不易。许多朋友劝他留下来。已身在自由世界澳洲的老乐说：“作为老朋友，我希望他能留下来，一则留在自由世界，他的精神将获得解脱——尽管过去的梦魇在此一生都挥之不去——，二则他在流亡中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更大，自从80年代非洲作家获诺奖之后，好几次的诺奖都派送得令人一头雾水，我希望胡子来为这个大奖找回一点含金量。但是，他若在中国,我担心中国政府对瑞典施压,从而不给他这个奖（我们不可低估中共的渗透力）。三则，他待在西方可以在精神上再上一个层面，对写作或许会有别样的影响。他这次对德国人造成的震撼很难在中国看到。西方博大的人性关怀和发自骨髓的同情心是中国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我想，这些东西（心灵互动），对胡子过去的沉垢是有效的荡涤。”德国知名华语作家遇罗锦甚至跟丈夫海曼都做好了“劫法场”的准备，要如法炮制她当年（1986）毅然扎根自由世界的方式，强制老威弟弟跟窝里魔国度挥刀切断尚连的脐带。但廖亦武根本没有这个打算。他在异国拿捏分寸，不做出格的事，不说出格的话，如期返回母邦。

　　难道他不懂的自由世界的空气的清新，难道他不懂的在自由世界他的笔会毫无顾忌的挥洒自如？不，这一切他全明白。但他有眷顾、他有留恋、他有担忧。

　　第一、他深爱生他养他的故土。他甚至引用诗人艾青的诗句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虽然这块土地渗入了他的苦难和血泪。

　　在这块土地上还有他的祖茔、他的长逝的父亲、姐姐，还有他健在的母亲、爱人、弟弟和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友朋。

　　第二、这是最主要的，那里有写不完的故事素材。他坦率的说：“虽然它是个最大的垃圾城，但是它有最多的故事。我到德国这边来，看到什么都比中国干净，地呀，天空呀。但是德国没有中国那么多的故事。虽然人在那边，人在垃圾城里面觉得不舒服，但是我的职业就是这个，就是找故事的这么一个人。”

　　第三、他还担忧，生活的着落。因为他看过遇罗锦的流亡小说《大童话中的一地书》，他看到流落他乡的游子的为维持生计的艰辛。如果一天一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为糊口而奔波，那他还有什么时间写作？

　　事物在起变化，人的思想也在起变化。

　　时序迁移，2011年春发生了东北非的茉莉花革命，很正常的像他这样的人必然要被消失一段时间。并且两国三地的三本书即将付梓，急如星火。但时刻关切的监护人明白的告诉他：“這書永遠不能在中國出版，在海外也不能。如果把它出版，就是做了不法行為並且要承擔法律責任。”再也明白不过了，他如不再出国门，他就无法实现自己的夙愿；如能实现自己的夙愿，则铁窗电网时刻在向他招手。

　　他痛下决心，精心谋划，甚至求问天意。于是就有了第二次的赴德之行。

　　但在德国的起初的日子里他还是想要归去。不然的话他不会走有边防哨所设卡的路径，会选择其实很容易的偷渡。不然的话他在柏林的一些谈话，不会还在念叨回国。在自由世界有平安的厨房，精美的炉灶和炊具，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还是他的念头。

　　亦武，但此次不同上次。你已经违背了自己的承诺，并且亲爱的监护人的魔咒，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高悬在你的头顶。

　　朋友的劝说、细致的观察、认真的思考，廖亦武的思想开始松动。请听他的两段话——

　　他说：“我身边带着《史记》和《易经》，这两本书就是我的精神家园，我没有也不会离开我的故土家园。”这是第一段表白，也许还太文学化，还不是很明了。

　　第二句话，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廖亦武说，至于自己今后的打算，他有时想，他的书在哪儿最卖座，他就呆在哪，而目前他的书在德国卖得最多；还有就是哪个地方故事最多他就呆在哪。他觉得纽约华人聚居的法拉盛地区的故事最多，因此也可能会呆在法拉盛。不过他说，他现在手上要写的东西还很多，他得先把这些写完了再说。他还表示，那些认为作家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环境就失去了根的说法是不着边际的，因为到处都有写不完的精彩故事。

　　德国的炎夏已经离去，美国的秋意逐渐浓郁，廖亦武的说法悄悄的开始变化。

　　老威同志，那个美国作家的话，应该是一句箴言：“思想，只有在自由的天空下，才会长出坚硬的翅膀，才能真正翱翔。”

　　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你好好看看星条旗猎猎飘扬的美利坚吧；你欣赏一下袋鼠欢快跳跃的澳大利亚吧；你可以感受日月潭的碧波是多么的赏心悦目。哦，今年的11月14日，广阔的拜仁平原上、崇高的阿尔卑斯山麓的慕尼黑正在敞开心胸拥抱你。到那时有多少雅利安的粉丝，正等着你签名售书呢。

　　真的，还有一年时间你要好好把握，好好思考啊。


　　五


　　墙里莳花移墙外，墙外花香飘墙里。这只能是在中国才有这样高压政治态势下，不能自由写作、不能自由出版的极不正常的文化吊诡。

　　现在的问题还不单单在廖亦武，曾是如此的不能舒心写意。

　　更可怕的是整个中国的文艺植物园中，只有姚黄、魏紫、向日葵、美人蕉、满天星、罗汉竹、文冠果，没有睡莲、石榴、白茉莉、仙人掌、野蔷薇、康乃馨、矢车菊、。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这是时髦写作。鞑虏文学、打斗文学、屄屌文学、红魔文学、泡沫文学、八卦文学、奸商文学，正耀武扬威、正儿八经的充斥、喧嚣、污秽着当代中国文坛。奥威尔在《1984》中提醒人们警惕被强权愚弄凌辱，而赫胥黎却在《美丽新世界》中打造了一个天堂，有吃有喝有美女，唯一的“缺点”是不要有思想。在奥威尔的世界里，启蒙是被严厉禁止的；而在赫胥黎的世界里，启蒙不只危险，更加多余。

　　这就是严峻的现实——大凡启蒙的纪实文学,后现实主义文学，是落伍的、阴郁的，被排斥、被压抑的无看点的文学。

　　在中国，文艺家们没有自由创作的空间，没有自由出版的地域。那里“禁锢的比罐头还要严密”。

　　而作为普通的人更没有言论自由和知情自由。

　　回顾这些年来，在互联网时代，对网络言论自由的打压成了当局信息封锁的重中之重。并且这种打压因当局与日俱增的惊惧感，也在步步升级。

　　2001年开始着手建立旨在言论监控的网络“金盾”工程，耗资几百亿人民币，其作用是在互联网上设下一道屏障，过滤当局认为不利其独裁统治的一切信息。

　　然而仅在网络通道上设置屏障还不够，当局必要把监控器安到每一台电脑上方才安心。于是耗资4,000千万人民币的绿坝花季护航软件又出笼了。被其列为过滤清单的将近9千个词汇中，其中有关色情的词汇仅2千7百多个，其余全部是与遭当局残酷迫害群体和维权运动有关的词汇。

　　除了防火墙、监控软件，当局还针对网络公司设立了信息审查制度，并屏蔽一切不配合该制度的网站。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谷歌正是因为拒绝这种以封锁信息为目地的自我审查制度而被迫撤离了大陆市场。而广受网民们推崇的推特也在2009年7月，新疆抗暴事件之后，被当局作为信息封锁行动之一而被屏蔽。

　　目前以北邮校长、科学院院士方滨兴为首兴筑的防火墙正与境外破网自由门一决高低，斗争方兴未艾，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大陆人民的言论自由和言论知情权比毛时代还要严峻。

　　欧美自由世界的元首们、首脑们、议员们正殚精竭虑去考虑本国的经济问题，曰“经济就是政治”，而置铁幕中人民的自由权利而罔顾，他们将推广普世价值的义务基本上忘得一干二净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热情都到哪里去了？

　　难怪人说2011年10月1日旧金山“国是沙龙”上廖亦武凄怆的《有没有自由》的歌唱，是中国的哀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