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西班牙毛主义分子的转变
　

（西班牙）李 遥

西班牙记者、作家、历史学家，历史修正派代表毕欧•莫阿（Pio Moa）

迄今为止，在世界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中，西班牙内战缘于以佛朗哥为首的军人政变推翻了民主选举的第二共和国。在这一论点持续了七十年后的今天，西班牙史学界出现了一个新派系，这个派系政治上属右派，学术上被称为“修正派历史观”，其代表人物叫毕欧•莫阿(Pio Moa) 。他们的观点是，西班牙左派是挑起1936年至1939年内战的责任者，而佛朗哥是为西班牙带来和平并奠定民主基础的伟人。这些论点对占统治地位的左派传统观点发起公然挑战，引起西班牙内外史学界的巨大争议，形成莫阿热。除了学术观点，对莫阿的热议还有另一个原因，即这个不断写书发表“右派言论”的史学家，曾经参与西班牙重组共产党的创办，还是毛主义的信奉者。

1948年莫阿出生在一个银行职员家庭。他十五岁那年先进了英国一家糖业工厂，又从英国到荷兰做工。据他回忆，“在隆隆巨响的机器面前一天站八小时”毫不令他愉快，他尤其对签约和解雇都由老板说了算不满，觉得自己的“汗水的果实被老板拿走”，此外还“为了给他们创造利润而失去了部分生命的时光”。因身无分文荷兰工厂开除了他，把他送回“英王陛下的吸血鬼的英伦”。在船上无聊，他看到一份苏联的旅游广告，上面说“在苏联已经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他立即兴奋起来，从那时起便把人生的希望寄托在“红色无产阶级”身上。¹

青年莫阿读共产主义的书，他向往的“伟大事业”就是“解放被压迫者”。他写道：“毛说：为了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的斗争‘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烈的行动……’”² 1969年他加入了当时隐蔽在地下活动的西班牙共产党（PCE），其革命目标是反对佛朗哥的独裁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在马德里官方学校读新闻专业时，他是该校唯一的共产党员。他鼓动罢工，串联反佛朗哥分子。不久，西共的官僚主义、无尽无休的会议、纪律涣散、不遵守承诺等等便使他感到厌倦。他钻进阅读的领地。他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认为列宁对考茨基的批判完全适用于当时西共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³ 。他认为卡里略是修正主义分子，于是离开西班牙共产党，入了另一个党——西班牙马列主义组织（OMLE），它的机关刊物叫《红旗》。1971年，二十三岁的莫阿服兵役期间看莫斯科和北京的小册子被上级查到，书被没收，人被禁闭。那时市上已有马恩的书，但列宁和毛的书仍然被禁。

西班牙马列组织开第一次大会时就自行解体了。莫阿又积极参与1975年成立的西班牙共产党（重组）（PEC-r），还尤其致力于创办共产党的姐妹组织格拉波（GRAPO），意为“十月一日反法西斯革命小组”，这样的叫法大概出于莫阿对毛主义的笃信。这两个组织实质上是同一个，被西班牙政府明文裁定为恐怖组织。莫阿是骨干，参与了格拉波1975年暗杀警察和1977年劫持军人的行动。1977年，格拉波开除了他，据他自己说：开除他不是因为观点不同，而是因为内斗。

1975年佛朗哥去世，1978年西班牙正式进入民主转型过渡期。身为恐怖组织成员因此也是恐怖分子的莫阿不得不使用假身份证，转入地下活动。他继续沿着他理想的革命道路进行理论的探索和研究。1979年4月他和两个朋友办了一份刊物名为《逆流》⁴ ，他们研究的主要题目有：中国的三个世界的战略理论、从毛主义派生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民族的理论，还有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论。他们自己写、自己印刷、自己发行，莫阿还要随时警惕是否有人跟踪。总共出了一百来期，到1981年便无法维持了。

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前，“马克思主义的泡沫在西班牙就破灭了”⁵ 。实际上，对左派的更早的冲击是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它的出现令左派们大失所望，他们无法接受他们所热望的理想、辉煌的共产主义居然恐怖得有如地狱。索尔仁尼琴1977年访问西班牙，在座谈会上介绍了斯大林的专制，表示西班牙的佛朗哥体制完全算不上专制，这席讲话在左派中掀起轩然大波。

莫阿对建立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感到失望，但是还不甘心放弃，他认为许多知识分子或非知识分子改变信念并没有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信什么不信什么只是跟着时尚走而已。他和同伴在大学组织座谈会，宣传进步思想，但是到会的只有四个人。⁶

　

西班牙记者、作家、历史学家，历史修正派代表毕欧•莫阿（Pio Moa）

1981 年，苏亚雷斯政府颁布了《重返社会》法令，宣布对没有血案的或流亡在外的恐怖组织成员从轻处理，以促使他们回归正常社会生活。莫阿接受了这一措施，走出地下，接受法庭审判。辩护律师以莫阿不是主谋和没有直接参与为由，提议判监禁6个月零一天。莫阿在法庭答法官问说：“1977年我被格拉波开除，当时我的思想和他们一样。后来我反思得出结论，恐怖主义是错误的……我声明反对用暴力和胁迫来争取实现诉求。” 法官宣判两年监禁，监外执行。就这样，1983年12月，莫阿十四年的地下共产党的阅历结束了，但是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他回答记者问时宣称：“我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怀有重要疑虑。”

当他从极左转为右派，成为畅销作家、历史学家，一反以往地提出一系列新论和新历史观的名人时，许多人对他截然转变立场感兴趣，询问原因。

莫阿的转变是从放弃马克思主义开始的，那是他研究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论的结果。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实践中，莫阿常常遇到不能解释的困惑。例如：“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一旦付诸实践就派生成斯大林主义？运用显然是罪恶的手段怎么可能建设出一个美好的社会呢？”⁷

《逆流》失败后，莫阿开始倾心研究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论。那段时期，他每天一早拿着书到咖啡馆，要一杯咖啡，便开始研究这一深奥理论，一待就是大半天。他发现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论的计算是错误的，于是和朋友讨论，听到的只是重复马克思的说法，那对他等于什么也没说。他认为，“那些知识分子并非无知，他们可以很渊博，只是当面对权威理论时他们的分析的智慧和洞察能力便被埋没在他们的学识水平之下罢了，他们知道那些科学家和思想家们说的是什么，但是轮到他们自己，却没有能力说出自己独立思考的东西”⁸ 。

莫阿意识到，“马克思定律的公式和他自己说的利润来自剩余价值自相矛盾，稍作分析就会发现作为马克思全部经济学基石的劳动价值和商品价值是相互矛盾的，而用劳动价值衡量商品价值根本是不可行的。……假如马克思的经济学概括他所有的科学著作，就会发现它不适用，于是马克思整座理论大厦就不可避免地要坍塌，……沦为被马克思本人所贬斥的空想主义。⁹ ”

终于，一天早上，他喝着咖啡，悟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不外乎斯大林主义而已。”那一刻，莫阿顿觉“解脱”，同时伴有深深的“惆怅”。他自问：“为一个手段粗暴、目标更是虚妄的恶梦式的事业奋斗了那么多年，意义何在？”¹⁰ 。他深知：“没有人愿意放弃自己根深蒂固的信仰，总是有一种力量抵抗这种放弃，甚至不惜作假，这大概是人人都会有的情况。¹¹ ” 但是，莫阿具有放弃的勇气和承受痛苦的能力。1982年，他写了《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总结以往的思想和斗争经历，走出共产主义情结，开始重新审视社会、历史和现实，由于参与反对佛朗哥的斗争是按照共产主义理论做出的选择，他须要用事实来检验这一选择是否正确。

此后九年的时间他是在档案馆度过的：西班牙内战档案馆、西班牙历史档案馆、工社党创始人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基金会档案馆等，在那里他翻阅当年的报刊、议会日志和记录，以及当时的主要人物留下的文字见证，他不轻信已有著述的论据，而是钻进史料的瀚海，亲自核对原始资料。结果，莫阿严肃科学的调查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与占统治地位的传统论点截然相反。1999年，他的《内战的起源》问世，立即引起轰动。该书首次援引文献史料把七十年来被左派刻意掩盖的历史真相公之于众，揭穿了第二共和国人民阵线政府民主合法的谎言，揭露了共和派搞暴力革命所犯下的罪行，论述了导致内战的真实原因。

当人们还来不及消化的时候，莫阿的著述以平均一年两本的速度接连出版并畅销。他成为国际史学界关注的热点，西班牙知识界最有争议的作家。反对的意见仍然坚持七十年来的一贯观点，支持派认为莫阿的论点客观，有史实根据。美国史学家、西班牙问题专家佩恩•斯坦利（Payne Stanly）评价莫阿的作品“是西班牙史学界的一股清新之风……每一个论点都严肃认真，有据可查”。英国史学家亨利•科曼（Henry Kamen）指出：“除了莫阿，还没有人研究过共和派的压迫史，它被政体的史学家们排斥了。”爱丁堡大学教授、史学家胡留斯•卢易斯（Julius Ruiz）则期待：“共和派的压迫史还有待于史学家们撰写。¹² ”

　

西班牙记者、作家、历史学家，历史修正派代表毕欧•莫阿（Pio Moa）

莫阿还写了大量杂文，阐述他的观点，以致招来官司，西班牙左派联盟的一名骨干率13人联名起诉莫阿的博客文章有名誉伤害罪。2008年5月法官撤案理由是 “没有违法”。还有一个作家写了一本厚厚的书，标题是《反对莫阿》，应战者自不乏人，对该作者逐句批驳，而莫阿本人的反应则很风趣，他说:“作者利用我的名字好卖他的书。”

莫阿的每本重头著作都引起论战，但是论战双方显然不在同一层次，正如佩恩•斯坦利所说：“他的分析确有独到之处，他得出的结论还没有人驳倒。有人举报，有人否定，但是没人敢和他辩论。……尤其是，那些举报莫阿作品的人，没有一个为了驳倒他的观点而做过学术性的认真努力。”英国著名的左派史学家保罗•普雷斯顿（Paul Preston）称“西班牙内战正在纸上进行”，而一位支持莫阿的西班牙评论家讥讽道：“工社党企图把在战场上输掉的战争从纸上夺回来。”

十年来，莫阿已经出版了24本书，其中的重头作品如《内战的起源》、《第二共和国的倒台和内战》、《内战的神话》、《新西班牙历史》，以及他的最新著作《脆弱的转型过渡，——佛朗哥和民主》等。

莫阿的作品具有近乎划时代的意义，它为重新审视内战历史提供了起点和路径，提请西班牙知识界和全社会以史为鉴，避免重复历史的错误。值得称赞的，是莫阿独立思考和正直诚实的品质，他的良知不容他回避错误，无论那有多么痛苦。他说：“我相信对佛朗哥的评价不久会改变，事实就是事实，西班牙民主不能容许伪造自己的根，不管要冒多大风险。¹³ ”

李遥 2011年1月31日 于 马德里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