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世界大瘟疫與香港抗暴運動是否存在因果關係？

——我的一個懷疑

闻雨

很少有人會把三年大瘟疫與2019年的香港全民史詩般抗暴運動聯繫起來。更不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沒有2019年的香港全民抗暴運動，後來是否還會發生席捲全球的三年大瘟疫？我到現在還無法證明這一點，但多年來始終保留著這個懷疑。

2019年十一是中共建政七十週年慶。對習近平而言，這是一個必須展示政權穩定和統治合法性的重大政治時刻。然而香港持續數月的大規模抗議愈演愈烈，不但嚴重衝擊了中共的國際形象，也使七十週年慶典蒙上陰影。北京當時最大的政治任務，就是盡快結束香港亂局。

我之所以會對香港局勢投入如此大的關注，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作為六四事件的親歷者，1989年發生的整個過程，對我而言不僅是生與死的洗禮，更是真實經歷過的時代創傷。當2019年香港爆發全民抗爭時，我預感到自己這輩子可能要經歷第二次六四。市民和學生走上街頭，民間與政府形成全面對抗，整個社會都在等待一個未知的結局。

從運動爆發到結束，我幾乎不分晝夜地收集資料、整理信息、製作節目並在社交媒體持續報道。整個運動期間，我先後製作了近兩百部與香港運動有關的視頻，包括對真假陳彥霖事件的深入分析和長期追蹤，對中文大學突圍事件的持續報道，以及對香港理工大學圍城事件長達84分鐘的紀實專題《堅守與逃亡》，還有大量關於假港警真共軍的甄別視頻。

我記得大約在2019年10月底至11月初之間，官媒開始報道武漢出現類似非典的病例，並稱源頭可能與當地海鮮市場有關。隨後又有消息稱，已有14名感染者前往香港。這一點立刻引起了我的警覺。按照中共一貫的做法，面對可能引發社會恐慌的重大公共衛生事件，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封鎖消息，而不是主動釋放消息。為什麼偏偏在香港局勢最敏感的時候，官方會主動強調已有14名感染者前往香港，而不是前往其他地方？

看到這條消息後，我立即在推特發文，並在多個討論群中提出自己的判斷：北京是否試圖利用疫情封控香港，阻止市民繼續上街抗爭？當時還沒有人提出這種看法。大多數人都把它視為一條普通新聞，而我恰恰相反，因為當時我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香港。多年過去，我已經無法調出當年的推文和討論記錄，但我十分確定，這個懷疑是在事件發生當下提出的，而不是疫情失控之後才形成的。

後來事情的發展與我的猜測並不一致。病毒沒有首先在香港大規模傳播，反而在武漢迅速擴散，並最終蔓延至全世界。但也正是從那時開始，我產生了更深的懷疑。香港抗暴運動與後來的全球大瘟疫之間，是否存在某種外界至今仍不知道的關聯？

2019年夏秋之際，外界普遍擔心北京會像1989年那樣，對香港實施戒嚴，派遣軍隊進入香港，並以實彈鎮壓結束運動。然而這種情況最終沒有發生。事後，川普曾公開表示，他與習近平就香港問題達成秘密交易，並認為自己阻止了北京對香港採取軍事行動。在川普的敘述中，習近平承諾不出兵香港、不實施戒嚴、不進行公開開槍鎮壓。川普把這視為自己的外交成就，並認為自己拯救了香港人的生命。

實際上公開的坦克和機槍沒有出現，並不代表鎮壓沒有發生。從2019年下半年開始，大批抗爭者被抓捕、起訴、監禁。大量關於失蹤、被自殺、被溺水、被跳樓、酷刑、性暴力以及街頭亂捕亂抓、秘密遣送大陸的指控和視頻不斷出現。香港長期積累的新聞自由、公民社會、政治反對力量和自治空間，也在極短時間內遭到系統性摧毀。

我把這一沒有公開射殺的消滅過程稱為“隱形大屠殺”。上萬香港抗議者成為這場隱形大屠殺的受難者。這個數字來自我當年長期追蹤香港運動過程中收集的大量信息、視頻、個案和線索的累積判斷。其中包括大規模抓捕、失蹤個案、遣送視頻，以及香港大量小水泥柱無名手足碑的照片。許多年輕人前往祭拜，並留下小黃傘、“時代革命”等與香港運動有關的標記。正如六四死難者的真實數字至今仍然無法統計一樣，香港隱形大屠殺的真實規模，也許只有等未來檔案解密之後才會真相大白。

與六四不同，這場隱形大屠殺沒有坦克軋人的畫面，沒有機槍掃射的鏡頭，沒有震驚世界的血腥現場直播，因此也沒有引發國際社會同等規模的關注和干預。

六四發生在沒有互聯網、沒有手機、沒有社交媒體的時代。而香港抗暴運動發生在全民直播的時代。許多人原本以為，科技的發展會讓六四式的大屠殺難以重演。現實卻給出了另一種答案。科技並沒有消滅暴政，而是迫使暴政改變了自己的形態。

公開的大屠殺開始轉向隱形的大屠殺是大屠殺應對互聯網時代的進化。坦克和機槍不再是唯一的鎮壓方式。大規模抓捕、秘密審判、失蹤、流亡、被自殺、長期監禁以及社會性清洗，同樣可以達到摧毀反抗力量的目的。

香港不僅是一場隱形大屠殺，也是一場新時代鎮壓技術的試驗。大量身份不明人員混入警隊體系，各種過去極少出現在街頭的新型武器被投入使用。圍城、圍點打援、分割包圍等軍事戰術被用於對付學生和市民。閃光彈、雷鳴彈以及各種強烈刺激性武器被大規模使用。我在記錄中文大學和理工大學事件時，親眼看到許多過去只會出現在軍事行動中的手段，被直接用於城市鎮壓。

問題在於，民主社會和文明世界對於這種變化並沒有做好準備。人們知道如何譴責坦克，卻不知道如何面對沒有坦克的鎮壓；人們會對街頭屍體作出反應，卻往往對長期發生的失蹤、監禁和清洗視而不見。

香港或許正是這種新時代鎮壓方式的第一個大型實驗場。

事後，川普不斷強調是自己阻止了習近平在香港實施公開鎮壓，並把這視為自己的外交成就。然而這恰恰反映了這種認知滯後。

公開的大屠殺被避免了，但悲劇並沒有被避免。屠殺只是換了一種更隱蔽、更難被外界察覺的方式繼續發生。

我始終無法認同川普“拯救了香港”這種說法。恰恰相反，川普的介入改變了鎮壓的形式，卻沒有阻止鎮壓本身。

2019年香港抗暴運動期間，美國國會幾乎一致通過支持香港的相關法案。許多香港人也把希望寄託在美國身上，遊行隊伍經常見星條旗飄揚，期待國際社會採取更進一步的行動。然而川普後來披露的川習協議，卻把重點放在阻止公開出兵、公開戒嚴和公開開槍上。雖然香港沒有出現第二次公開六四。但香港也沒有獲得真正意義上的拯救。

公開的大屠殺被避免了，隱形的大屠殺卻開始了。多年之後，伊朗再次讓我產生類似的感受。

川普不斷呼籲伊朗人民反抗神權統治，鼓勵他們爭取自由和民主。但當局勢真正發展到需要外部支持的時候，反抗者卻沒有等來他們期待中的援助。等來的是，川普放棄巴列維，要與當局作交易，並指責抗議者搗亂。 於是伊朗神棍放下心來，反抗者付出的代價是3-4萬抗議者被虐殺。香港被屠殺的悲劇在伊朗重演。

隱形大屠殺沒有引發世界性的干預。北京避免了承受六四式鎮壓所帶來的國際後果，香港問題也逐漸被邊緣化。

隨後三年大瘟疫爆發了。這究竟只是巧合，還是一條尚未被揭開的歷史鏈條？

我不知道。現在我還無法證明。

在中共檔案徹底解密之前，許多問題永遠不會有明確答案。但我同樣無法忽視那些反常的時間節點、反常的官方信息，以及後來發生的一切。因此我始終懷疑，香港的命運與三年大瘟疫之間，並非毫無關係。我甚至懷疑，後來席捲世界的大瘟疫，正是香港隱形大屠殺沒有受到有效阻止之後所產生的歷史後果。

有一天真相真的浮出水面，如果最終證實，中共為了盡快平息香港抗暴運動，在特定歷史背景下提前動用了秘密研究多年的生化武器——新冠病毒，那麼利用病毒平息香港未遂事件就是三年大瘟疫真正的導火索。

而還有另一種可能，當年國際社會因為習近平在香港發動公開大屠殺而採取強力干預和全面制裁，香港問題立即升級為國際危機，那麼習近平是否還會產生利用疫情平息香港局勢的念頭，就得重新思考了。中共研制新冠病毒是為了對付最危險的對手，香港絕對不是他們的首選。

那也將證明，一個地區的自由與安全存在蝴蝶效應。香港的問題，烏克蘭，台灣，從來不只是地區的問題。

當世界對香港的遭遇保持沈默時，許多人以為那只是香港人的悲劇。而我始終懷疑，後來席捲世界的大瘟疫，正是這種冷漠最終付出的代價。

這或許就是歷史給予世人因果報應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