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殺的進化》

闻雨

在香港抗暴運動七週年之際，我開始思考「大屠殺的進化」這個問題。坦率地說，相關的研究、討論和理論建構至今幾乎還沒有真正開始。

人們研究戰爭，研究革命，研究極權統治，研究人工智能和監控技術，卻很少有人追問：

大屠殺本身會不會正在進化？

而我們或許恰好站在必須思考這個問題的時代關口。

作為六四事件的親歷者，我見證了1989年的公開大屠殺。三十年後，在長期追蹤和報道香港抗暴運動的過程中，我又看到了另一種完全不同的鎮壓模式。正是在這種跨越三十年的對照之中，我逐漸產生了一個想法：

科技沒有終結大屠殺。大屠殺只是完成了進化。

1989年的六四，是公開大屠殺的典型形態。

戒嚴令是公開發布的。軍隊是公開進城的。坦克是公開開上街頭的。機槍是公開射擊的。街頭留下鮮血。地面留下彈殼。醫院堆滿傷者。城市裡充滿死者和目擊者。即使今天人們仍然爭論六四究竟死了多少人，但很少有人否認大屠殺曾經發生。因為它是公開的。

三十年後的香港則完全不同。沒有宣佈戒嚴。沒有宣佈軍事鎮壓。沒有宣佈開槍屠殺。沒有形成一個讓全世界都無法迴避的六四時刻。然而反抗力量同樣被摧毀了。大批抗議者被抓捕，被起訴，被監禁，被流亡，被失蹤，被消失。整個社會被重新塑造。

我把這種沒有公開射殺，卻持續消滅反抗力量的過程稱為「隱形大屠殺」。它與傳統大屠殺最大的不同，不在於死亡人數，而在於消滅方式的改變。

過去的大屠殺集中發生在一天。現在的大屠殺可能發生在數年。過去的大屠殺發生在廣場和街頭。現在的大屠殺發生在警局、監獄、法庭、審訊室以及無人知曉的地方。

過去的大屠殺依靠坦克和機槍。現在的大屠殺依靠的是一整套更加複雜的系統。香港讓我第一次意識到，大屠殺不僅會發生變化，而且會像武器一樣不斷升級。

首先是武器的進化。

六四時代最具代表性的武器是坦克和機槍。

香港時代則出現了大量過去極少出現在街頭的新型武器。閃光彈、雷鳴彈以及各種強烈刺激性武器被大規模投入使用。許多武器並不以直接殺傷為主要目的，而是以震懾、恐嚇、製造混亂和瓦解抵抗意志為目的。使用特製藥物暗殺被更頻繁地使用，製造自然死亡的假象。

其次是戰術的進化。

圍城、圍點打援、分割包圍等軍事戰術被直接用於城市鎮壓。大量身份不明人員混入警隊體系。偽裝、滲透、誘捕、栽贓、嫁禍等手段被廣泛運用。許多原本只存在於軍事和情報領域的技術，被直接移植到街頭運動的鎮壓之中。

再次是情報系統的進化。

長期情報收集、網絡監控、人臉識別、數據分析以及社交媒體追蹤被廣泛運用。許多抗議者即使離開現場，仍然可能在數月甚至數年後遭到抓捕和起訴。

然後是法律的進化。

六四依靠的是戒嚴令和軍隊。香港則更多依靠法律程序完成鎮壓。大規模起訴、秋後算帳、選擇性執法以及無限延伸的法律解釋權，使大量反抗者在形式合法的外衣下被逐步清除。

接著是宣傳的進化。

過去的宣傳是單向灌輸。今天的宣傳則結合了互聯網、社交媒體、水軍、假消息以及認知作戰。它不一定要讓人相信官方版本，只需要讓人無法確定真相。

最後則是消滅方式本身的進化。

六四依靠公開射殺。香港則更多依靠抓捕、監禁、失蹤、流亡、被自殺、被消失以及長期社會性清洗。屍體變少了。但被消滅的人未必變少。鮮血被藏起來了。但傷害並沒有消失。

公開的大屠殺開始轉向隱形的大屠殺。

這正是大屠殺對互聯網時代的適應與進化。

許多人原本以為，手機、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出現，會讓六四式的大屠殺難以重演。

現實卻給出了另一種答案。科技並沒有消滅暴政。科技只是迫使暴政改變了自己的形態。問題在於，民主社會和文明世界似乎並沒有做好準備。

人們知道如何譴責坦克。卻不知道如何面對沒有坦克的鎮壓。人們知道如何譴責機槍。卻不知道如何面對沒有機槍的消滅。人們會對街頭屍體作出反應。卻往往對長期發生的失蹤、監禁、清洗和流亡視而不見。

六四的大屠殺震驚了世界。因為所有人都看到了坦克和鮮血。香港的隱形大屠殺卻沒有得到同樣程度的關注。因為它沒有形成一個讓世界無法迴避的歷史瞬間。

近年的伊朗鎮壓則進一步顯示出另一種趨勢。

當局在大規模鎮壓之前和鎮壓期間實施斷網和信息封鎖，外界看到的只是零散片段，而不是完整真相。

如果說香港展示的是隱形大屠殺，那麼伊朗展示的則可能是隱形大屠殺與斷網時代的結合。

俄羅斯在戰爭時期對信息空間的控制，同樣顯示出類似趨勢。互聯網曾被認為是自由的工具。但獨裁政權似乎正在學會如何利用互聯網、控制互聯網，甚至關閉互聯網。

香港或許是二十一世紀第一個被完整記錄下來的大型隱形大屠殺實驗場。而伊朗則可能進一步展示了下一個階段。如果這種趨勢持續發展，那麼未來的大屠殺甚至未必需要坦克。未必需要機槍。未必需要公開屍體。甚至未必需要讓世界知道它正在發生。

如果六四留給世人的警示是：坦克可以碾碎自由。那麼香港留給世人的警示則是：即使沒有坦克，自由同樣可能被消滅。而且消滅得更加安靜。更加隱蔽。也更加容易被遺忘。

而這又引出另一個更值得思考的問題。

如果暴政的大屠殺真的正在進化，如果隱形大屠殺、斷網大屠殺以及人工智能時代的新型鎮壓正在成為現實，那麼民主社會和文明世界準備好了嗎？

但面對沒有坦克、沒有機槍、沒有直播畫面、沒有公開屍體的大屠殺，人類社會是否已經找到有效的應對方式？還是依然束手無策？

這個問題我想留給世人思考。或許它本身，就是香港留給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