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从爱国爱教到中国化，中共正在加速同化西藏/丹增潘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成立至今，中共在西藏的宗教政策不断发生转变。毛泽东时代将宗教视为 “鸦片” 去消灭宗教。当时中共在西藏全境摧毁六千多座寺院和强制将所有僧尼还俗驱离寺院，禁止全民信仰宗教。改革开放后，中共在处理宗教事务上有了相当大的转变，对宗教的态度从 “消灭宗教” 转变成 “协调论” ，承认宗教将长期存在。 1982年中共发布19号文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宗教信仰自由，西藏境内得以重建寺院和信仰。江泽民提出 “适应论”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强调加强对宗教事务的 “管理” ，之后中共对西藏的管控不断加剧。1996年起当局在西藏开展 “爱国爱教” 运动。习近平上台后提出藏传佛教中国化，所谓 “中国化” 就是汉化，宣示着中共在西藏的民族同化政策全面加速。 “爱国爱教” 运动和藏传佛教中国化，可以视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在西藏最重要的宗教政策。

江泽民于1993年在全国统战大会上提出，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江泽民强调，“适应论”不是要求宗教界人士和信众放弃宗教信仰，而是要求他们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1996年1月12日，江泽民在接见中共班禅坚赞诺布时，提出了 “爱国爱教” 这一概念。之后当局在西藏各寺院大肆开展 “爱国爱教” 运动。 “爱国爱教”运动最为明显的动作，是要求西藏各寺院树立中共五星红旗，开展系列会议批判达赖喇嘛及向中共表达衷心。这一运动引起众多寺院和僧尼的反对，中共的处理手段是将那些反对的僧尼众驱逐出寺院，无数僧尼被拘押毒打，甚至被判刑入狱。西藏著名僧人作家果喜饶嘉措曾于1998年，因反对中共在阿坝地区的 “爱国爱教” 运动而遭判刑4年。2021年他第四次被捕，当局以口袋罪 “煽动颠覆国家” 为由将他判处10年有期徒刑。

在胡锦涛时期，陈全国于2011年起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网格化管理」与「住寺驻村工作小组」、随处可见的「便民警务站」与「网路举报机制」、「征信机制」等政策，同时中共使用人脸识别及监视器等高科技严密管控每个藏人的衣食住行，西藏沦为无形的监狱。

当前的中国汉人社会讽刺习近平是“总加速师”，批评其政策倒退，同时将 “胡温” 时代视为较开明的社会，去怀念胡温执政的那十年。但是在西藏从江泽民时代的“拉萨戒严”开始，中共在西藏的政策不断倒退，对西藏的管控不断强化。这就是中共政策在汉人社会和在所谓“少数民族”藏人社会实质性的区别对待。「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也是中共官员根深蒂固的观念，所以当局透过不断触碰底线的方式要求西藏人表忠心。例如当局强制要求藏人家家户户悬挂「中共领袖像」、「中国国旗」与「诋毁达赖喇嘛尊者」等方式，表达对中共政权的忠心。简而言之，“爱国爱教”运动就是对藏人的极度不信任和不断要求藏人表忠心的过程。

习近平亦坚持爱国主义和法治宣传教育，其在西藏大肆开展思想教育，要求僧尼众学习习近平的政治口号“五个认同”和“两个确立”、“四个自信”、“两个维护”等，其中“五个认同”-- 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2024年1月1日起中共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这些均是党国主义那一套洗脑教育。

习近平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藏传佛教中国化」、「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三个政策相互交叉，相互扶助实施，其最终目的均是同化西藏。其中宗教中国化首次出现于2015年的中共统战会议。习近平在大会上宣布，宗教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宗教中国化。2017年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在自治区宗教会议上首次提出 “藏传佛教中国化” 。

那么藏传佛教中国化是什么? 其实中共官员也很难去解释清楚，这是一个非常模糊，一箩筐的概念。笔者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社科院等中共御用学者的文章中，看出御用学者们不断地意见和补充“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手段方式，并总结了其中最具代表的六点方式:

一、歪曲藏传佛教的历史源头。习近平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么原本就对中共政府不满，且具有独特文化和语言、宗教、本民族认同的西藏人，首当其冲被视为「绊脚石」。中共一定要将西藏的历史文化变成“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殖民同化是不可避免的。2023年11月28日，“首届西藏历史文化论坛暨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大会要求“阐述西藏早期文明于周边地区特别是祖国内地的联系，论证西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共歪曲藏传佛教源自于印度那烂陀传承和无数印度高僧大智前往西藏传法的真实历史，制造中原文化和汉传佛教如何影响藏传佛教的虚假历史。同时西藏人将印度视为圣地，缅怀历代印度高僧大德在西藏传法的功绩，藏人对印度与生俱来带有好感，所以歪曲藏传佛教的历史源头，也是中共在西藏“去印度化”及“中国化”的一部分。

2007年中共政府颁布所谓《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办法》，宣布西藏高僧的转世权由其掌握。在过去几年中，中共在西藏大肆开展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专题展” ，还有向普通藏人民众和学院、寺院中举办上万场宣讲活动，宣布转世权完全掌握在其手中，并且 “金瓶掣签” 最具权威。简言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如来佛]，藏传佛教喇嘛转世需要中共的手续，被中共[信任]及[允许]，你才能转世。

在西藏人看来寻找高僧转世灵童，选出真正的转生者是要延续高僧前一世的智慧和功德，去继续利益佛法事业和信众，但在中共眼中转世灵童只是个孩童，只要听从其命令，选哪个孩童都是一样。以中共班禅坚赞诺布为例，转世灵童只是中共控制和洗脑藏人的傀儡、控制西藏的政治“工具”。

三、以“淡化藏传佛教的消极影响”为由，去污蔑诋毁尊者达赖喇嘛，试图消除尊者在西藏的影响力。中共当局说，藏传佛教中国化早在13世纪已开始，但是旧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在西藏遗留“消极影响”，所以要去除这一块。中共所谓的“消极影响”就是尊者在西藏的影响力和藏人对尊者的虔诚信仰。虽然习近平上台后在媒体上明显减少了对尊者达赖喇嘛的恶毒骂街行为，但是在西藏境内，当局仍旧以“达赖三性本质和五顶帽子”为名，继续要求藏人批判尊者，要求藏人承诺与尊者切割不再信仰。

四、对藏传佛教教义做出新阐释。2023年11月，中共召开第12届藏传佛教教义阐释研讨会，其中强调推动新时代教义阐释的关键，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和宗教观，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要继承历代高僧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等等。中共将宣传爱国爱党的洗脑内容放入古老的佛教经典的阐释里面，要求宗教人士将爱国爱党放在首位，将其宣传渗入神圣的经典，这是对佛教的亵渎。

五、严禁藏人孩童入寺学习，试图瓦解藏传佛教上千年来寺院学府制度。中共官方说法，爱国进步还是分裂倒退的斗争始终是藏传佛教的主要矛盾。习近平有名的对藏策略是“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治藏先治寺，稳藏先稳僧”。中共御用学者亦说“达赖集团始终将藏区寺庙作为从事分裂、破坏国家统一的重点渗透地、策源地和迫坏地。寺庙已经成为公安机关进行反分裂斗争的聚集点，事发点和争夺点。” 可想而知，中共一直将西藏的寺院和僧尼视为最大的“威胁”，其对寺院和僧尼众的管控最为严厉，且不断的破坏寺院学府制度，试图瓦解终止这一制度。

西藏的寺院需要孩童从小入寺熏陶接受系统的教育，终身学习成为大学者，这亦是被藏人社会接受和推崇。但是中共当局以“信仰宗教是违背科学”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义务教育”为名，严禁18岁以下的藏人青少年儿童进入寺院学习，同时限制僧人的人数。拉萨的哲蚌寺被视为藏传佛教格鲁派三大祖寺，在历史上该寺曾拥有僧侣定制为7700名，实际上人数最盛时达上万名。但是 2002年中共官方的统计显示，哲蚌寺核定僧人编制700人，实有在编僧人为437名。哲蚌寺这样最大的寺院，实有在寺僧人仅400多名，显而易见西藏僧尼众的人数是在急速下降中。过去几年中共亦在西藏寺院强制将年轻僧人带离送到官方学校。2018年7月18日，当局将西藏石渠县石渠寺200名年轻僧人送到公立学校，迫降他们还俗，禁止穿戴僧服。中共的目的就是不断瓦解西藏传统寺院学府制度，最后剩下寥寥几个中共培养的红色僧人或 “活佛” ，利用他们为其代言，达到 “稳定” 寺院和僧尼众的目的。

六、禁止藏传佛教在中国省份的传播。中共虽宣称“藏传佛教本身就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藏传佛教一开始就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藏传佛教是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但是讽刺的是当局却禁止藏传佛教在中国省份的传播。大约从习近平的第二期开始，从当局强拆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和亚青禅修院开始，中共开始限制藏传佛教在中国省份的传播，全面禁止藏传佛教高僧前去讲法、强拆藏传佛教建筑和塑像、经幡等装饰，还有索达吉堪布的“菩提学会”和“弘法教务处”为首，所有讲法网站被关闭。而中共举办的“南海佛教圆桌会”和“世界佛教论坛”等统战外宣活动中，均看不到藏传佛教僧侣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