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藏经》出版的新闻报道引起的一些联想
　

白玛旺杰

    由北京中央政府出资，重新校勘的藏文《大藏经》出版了。首发仪式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的，官方媒体报道说这是一件“藏学界为之振奋，让整个世界动容”的“跨世纪的宏伟工程”，“值得大书特书的善举”。官方高层人士也纷纷亮相发表讲话，强调《中华大藏经》的出版，是“足以确立中国藏学界 特有的国际地位，是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尊重和保护藏族文化遗产的重大措施和具体行动”，并说这一事实“有力地驳斥了西方反华势力和少数分裂分子 诬蔑我们毁灭藏族文化和宗教的种种谬论”，很显然，这种宣传的政治目的大大盖过了文化传播的意义。

    事实上，由 中央政府出资刊印《大藏经》的创举，早在六百年前，印刷技术尚相当落后的古代帝王时代就有先例了。略明永乐八年，公元一四一零年，明代永乐皇帝朱棣派内臣太监候显专程到西藏，迎请准确的大 藏经《甘珠尔》《丹珠尔》手抄底本至南京，下令将其制成铜印璜版，进行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藏经的刻版印刷。这本刻印大藏经共一百零八帙，封面为馏金汉藏文目 录标题，内里是红油墨印制的折叠式经文，永乐皇帝亲自为《大藏经》写了序文。此即中国第一部木刻藏文《大藏经，首版数套，永乐皇帝曾将此经赠送给西藏萨迦 派、格鲁派、噶举派的三位宗教领袖，至今有一套完好的保存在色拉寺昂巴扎仓的甘珠尔佛堂内。禁城可以说是他留下来的。

    永乐皇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颇有建树的一位皇帝，它奠定了大明王朝兴盛的基础，五次亲征漠 北，扩大了明朝的疆域，编纂《永乐大典》保存大量古代文化典籍，是中国古代文化的资料宝库，他还派遣笃信藏传密法的内侍大臣郑和出使 西洋七次，访问亚非五十多个国家，远道东非，使中国与亚非各国在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得到促进。公元一四零六年，在北京建造宫殿，改名北平。 他是北京紫禁城的奠基人，也 是紫禁城里的第一个皇帝，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故宫紫禁城，可以说是明朝永乐皇帝留下来的。

    永乐皇帝不仅是一位英武而颇有作为的皇帝，同时，他还是一位与佛教关系密切的帝 王，特别与藏传佛教之间有深层而多方面的关系。中国官方以及学术界大多从明朝治藏策略的角度探讨永乐皇帝与藏传佛教的关系，经常忽略或有意回避中国历史上 有些具有雄才大略，贤明君主的内在信仰因素。一概地把诸如明朝的永乐皇帝，清朝的乾隆帝等古代贤明帝王推崇藏传佛教，说成是古代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宗 教”，“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密切相关”，这似乎成了中国官方与学界研究历史的固定思维模式。

    实际上，永乐皇帝极力推崇藏 传佛教，不完全是因为他想利用宗教来治理西藏。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与他本人内在的信仰因素有关，永乐皇帝的宗教取向非常倾向于佛教，尤其热衷藏传佛教。他曾 经两度派遣特使到西藏邀请宗喀巴大师，宗喀巴大师以法务繁忙为由谢绝，派弟子释迦耶西代表他赶赴北京，释迦耶西在北京法源寺为永乐皇帝讲经说法，还为其治 愈疾病。宗喀巴大师的弟子释迦耶西三度进京，被永乐皇帝尊奉为“大慈法王”。

    永乐皇帝还曾邀请藏传佛教噶举派的第五世噶玛巴，到北京为自己的父母举行超度法 事。永乐皇帝这种子女对父母的尽孝道方式，显然与安抚西藏的“政治需要”毫无直接的关联。根据西藏历史书籍《贤者喜筵》记载，第五世噶玛巴还亲自给永乐皇 帝讲授“那若六法”，我们知道，“那若六法”是西藏佛教噶举派的核心密法，永乐皇帝能够得闻“那若六法”，说明其对密法修持的理解已相当深刻，而非泛泛表 面作秀。

    另外，从永乐皇帝身边担任内侍大臣的佛教信徒身上，也可看出永乐皇帝对西藏佛教 的热忱态度，绝非仅仅出于单纯的政治目的，而有其深刻的虔诚信仰为因素。比如说，皇帝身边著名的内侍大臣郑和，就是一名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他的藏文法名 叫“索南扎西”，身为深受恩宠的内侍，郑和与皇上一道从第五世噶玛巴那里，可能领受过很多教法。除此之外，肩负皇上重托，远赴西藏邀请宗喀巴大师与噶玛巴 大宝法王赴京的明朝重臣侯显，也是一位藏传佛教的信徒。

    实际上，藏传佛教文化是连接西藏与中国各朝代之间的重要纽带，汉藏两个民族的友好关系，是通过佛教文化的交流与双方互动促成的。六百多年前，明朝永乐皇帝刻印《大藏 经》，推崇藏传密法，扶持西藏文化，以佛教思想理念为治国之本，稳固大明江山，促进社会和谐，不仅体现了古代帝王的政治远见，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明朝永乐皇 帝坚固的个人信仰。现在，中国政府在弘扬西藏文化，保护藏族文化遗产的某些方面的措施和具体行动，特别在保护古籍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是可喜的，但，文化的保 护与传播，只有在对彼文化的推崇与信仰中才能促成，否则，任何姿态的保护与传播，只能是为了一种政治的需要而刻意渲染的，它会失去文化本身的传播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