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藏人社区的民主建设（下）

胡 平
　

（三）

    流亡政治很难，难就难在它面对一系列两难的问题。

    例如“在地化”与“流亡性”的问题。由于流亡岁月漫长，流亡者必须解决好在地化的问题，努力使自己在所在国安家立业，落地生根。然而流亡者毕竟不是移民，也不是纯粹的难民，流亡者之为流亡者，就在于他们执着地关切故乡，关切故乡的同胞，并始终把在故乡实现其理想当作自己的使命。加强在地化和保持流亡性不是一回事，有时还是彼此冲突的。流亡者必须同时做好这两件事，但搞不好就很容易顾此失彼。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流亡藏人在兼顾两者方面做得还是比较成功的。

    另一个两难的问题是流亡政府的民主化与合法性的问题。

    我们知道，达赖喇嘛领导下的西藏流亡政府之所以坚称自己是流亡政府，其法理依据是，它本来就是西藏的合法政府，只是因为发生在1959年3月的非法事变，失去了对本土的统治权力，其主要人员被迫流亡境外；但是他们认为并相信，他们依然是得到境内藏人的认同的，他们的合法性依然是有效的，故而他们继续以政府自称。所谓流亡政府，就是政府在流亡的意思。在这里，有没有外国政府的承认固然很重要，但是从原则上并不影响他们自己对自己的定位。

    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流亡政府的合法性就会出现问题。

    第一，随着时间的流逝，流亡政府的人员就可能发生更换，新上来的人怎么证明他们是有合法性的呢？

    第二，很多形式的政府，其合法性是有时效的。例如民主政府，民主政府的合法性不是一劳永逸的，而必须建立在定期改选之上。问题是，在流亡状态下，本土的人民无法参加改选，流亡政府的改选势必只能是流亡社区的人民的改选，由此产生的新政府只得到了流亡社区人民的授权，得不到本土人民的授权，这样，它就变成了流亡社区的政府，而不再是本土地区的政府。也就是说，如果它继续声称是本土地区的政府，其合法性就成了问题。

    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就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不是流亡政府，因为中华民国政府没有失去全中国。但由于台湾（加上澎湖、金门、马祖）只是全中国的很小一部分，其人口只占全中国人口的1/50，因而，中华民国政府要声称自己是全中国的政府也会面临类似的问题。

    起初，中华民国政府可以声称它在统治全中国时期曾经得到过全中国人民的授权，可是接下来怎么办呢？你要不要定期改选呢？如果你不改选，那就是不民主；如果你改选，因为改选只能在台湾地区进行，由此产生的政府只得到台湾地区人民的授权，得不到大陆地区人民的授权，因此你若是继续声称你代表全中国、你是全中国的合法政府就很勉强了。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和大陆朋友谈台独》（《北京之春》2000年5月号）一文里有较多论述，此处不赘。

    我们知道，西藏原来的制度是政教合一，达赖喇嘛既是宗教的最高领袖，又是政治的最高领袖。对此，中国政府也是承认的，有“十七条协议”为证。这就为流亡中的西藏政府保持其合法性提供了法统依据－－只要流亡政府是以达赖喇嘛为其最高领袖，它就可以声称它是西藏的合法政府。原来西藏流亡政府的正式英文名字是：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这个名称突出地显示该政府是达赖喇嘛的政府，并由此而将自身表述为西藏合法代表的政府。

　

（四）

    早在五十年代，达赖喇嘛开始亲政，就有改革传统体制的愿望，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无法推行。1959年3月拉萨事件后，达赖喇嘛率众流亡印度。在这一年年底举行的法会上，达赖喇嘛就提出要建立民主制度。第二年9月2日，西藏历史上第一个人民议会（流亡）宣告成立。流亡藏人实行一院制。第一届人民议会共有议员13名。此后，议会又进行了多次改革，增加了议员名额，扩大了议会权力。

    今年3月我和苏晓康应邀访问达兰萨拉，正赶上第十五届流亡议会的选举。这一届议会共有44个议员名额。这44个名额首先是按地区分配。藏人习惯于把整个藏区分成三部分：卫藏（前藏后藏）、多朵（康区）和多麦（安多）。每个区有10个名额。其次，再按教派分配名额。有五大教派，红教（宁玛派）、白教（噶举派）、花教（萨迦派）、黄教（格鲁派）和黑教（苯教），每个教派有两个名额。议员均由流亡藏人直接选举产生。为什么在按地区分配议员名额之外，还要有个按教派分配的名额呢？这是为了避免小的教派，由于人数少，在议会中发不出声音。再有，北美和欧洲各有两个名额。总共44个名额。议员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

    关于流亡政府即行政班子的选举。早先，流亡社区草创之初，由于条件不具备，流亡政府不是选举产生的，流亡政府的各个部长（通常是7个，包括首席部长）都是由达赖喇嘛任命的。其后，由达赖喇嘛提出14名人选，经议会投票选出7名。2001年，首席部长改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然后由当选的首席部长组阁，提出其他部长的人选，经议会表决批准。第一届民选首席部长是桑东仁波切；2006年连选连任，今年任满下台。桑东仁波切是僧侣，也是学者，今年72岁，在年龄上和达赖喇嘛是一代人。

    今年3月是第三届首席部长选举。由于候选人多达十几位，选举分两阶段进行，先是预选，产生三名正式候选人，然后决选。整个选举过程相当开放，相当民主。

    首先，候选人不是由“上面”指定的，而是由“下面”自己推出的。各地区、各教派、各寺院、各非政府组织乃至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议员候选人和首席部长候选人。其次，选举很富有竞争性。有演讲会、辩论会、答辩会、研讨会；尤其是三位首席部长的正式候选人，不仅走访各社区，还在自由亚洲电台举行了电视演讲和辩论。一批知识分子还创办了报纸专门报道选举盛况。在选民方面，参与热情非常高，投票率创纪录。据了解，北美地区的投票率高达78%。考虑到选民居住是那么分散，投票并不方便，这个数字的意义更不容低估。

    在这次首席部长选举中，三位正式候选人洛桑桑盖（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客座研究员）、丹增特桑（前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现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员）和扎西旺迪（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事务部部长，达赖喇嘛驻欧洲代表）都不是僧人。当选的洛桑桑盖是平民出身，今年才43岁，和王丹、吾尔开希等天安门一代是同龄人。

    按说，在民主制度下，僧人当首席部长或贵族出身的当首席部长没什么不好，那和政教合一、和贵族统治都不相干。但既然这次三位候选人都不是僧人，既然洛桑是平民出身，中共当局还硬要说藏人搞神权统治、政教合一，搞奴隶主贵族专制和复辟农奴制，就更见其荒谬了。

　

（五）

    今年3月，达赖喇嘛正式宣布退休，即不再担任政治领导职责。这一决定意味着藏人在民主化上的重大推进，是政教的彻底分离。

    有人批评说，既然达赖喇嘛到现在才退出政治，既然此前的流亡藏人仍然实行的是政教合一，那么，说藏人早就在实行民主就是站不住脚的－－一种政教合一的制度怎么可能是民主的制度呢？

    不然。例如英国，英国至今仍然是君主制，但这并不妨碍英国早就是民主制；直到今天，英王在名义上仍享有很大权力，但实际上英王的权力早就虚化。达赖喇嘛就很像是一个虚位的君主。他的权力早就在弱化、虚化。事实上，自2001年民选首席部长以来，达赖喇嘛就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除了在一些文件上作象征性的批示之外，全部实权都交给了首席部长，现在则是把那份名义上的权力也交出来了。倘若未来某一天，英王宣布退位，那便意味着君主制在英国的彻底终结，但你能因此就否认此前的英国早就是民主的吗？

    综观流亡藏人社区民主化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在其中，达赖喇嘛发挥了很大的主导作用。像这样，由最高统治者自己主动推行民主改革，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里提出，政体可分为三类：1、由一人实行统治的君主制；2、由少数人实行统治的贵族制；3、由多数人实行统治的共和制。亚里士多德认为，相比之下，君主制最优，贵族制次之，共和制再次之。不过他又指出，如果原政体蜕化变质，情况就正好倒了过来：君主制就变成僭主制，最坏；贵族制就变成寡头制，次坏；共和制就变成平民制，最不坏。在流亡藏人的政治里，达赖喇嘛犹如一位贤明的君主。但是，再好的君主制，由于它不利于培养人民的主动性和独立精神，因此还是不好的。只有民主制最有利于发扬人民的主动性和独立精神。毕竟，民主参与的意义不但在于其结果，更在于其过程。人是政治的动物，参与政治本身就是好事，有参与胜过不参与，胜过无参与。达赖喇嘛在向藏人说明他退出的理由时也讲到过这一点。

    正像我前面提到的那样，达赖喇嘛退出政治，势必会对流亡政府的合法性造成重大影响。后来，西藏流亡政府已经改名为“藏人行政中央”（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西藏流亡政府网站”也改名为“藏人行政中央网站”。其实，早在去年5月，达赖喇嘛在接受采访时就讲过，“流亡政府”主要是别人叫出来的，并不是他们自己的正式官方称谓。桑东仁波切先前则说过，如果流亡藏人能够回到西藏，行政班子和议会都将解散，新的政府和议会将由包括回去的流亡藏人在内的全体西藏人民选举产生。这表明，名称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是不是得到境内藏人的认同。而在这一点上，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是很有自信的。

    不过，现在的流亡藏人的行政部门和人民议会虽然不再叫流亡政府，但它和一般的流亡政治组织还是有所不同的，至少，它确实对流亡藏人社区这一实体起到了某种政府的功能。另外，它所体现的民主理念和实际运作能力，想必会对境内的藏人产生很大的感召力。

    按说，达赖喇嘛未尝不可以像过去一样，继续担任名义上的政治最高领导职务，这就是为什么达赖喇嘛在提出退出政治后，很多流亡藏人都表示不赞同。为此，达赖喇嘛做过不止一次的说明。我以为达赖喇嘛的这一决定是深思熟虑的。它既是对一个古老制度的彻底民主化，也是对其未来可能面临的政治困境的一种破解。

    我们知道，中国政府迄今都没有妥善处理好西藏问题的意愿，它只想拖延时日，等待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流亡藏人群龙无首，衰落下去。它还可以在转世灵童的问题上制造麻烦，自己也搞出一个来。再说，下一世的达赖喇嘛从确认到亲政，总还要十几年。这就是说，假如流亡岁月还很漫长，藏人就不能不考虑如何因应未来的一个没有达赖喇嘛的时期。

    达赖喇嘛在现在宣布退出政治，就是鼓励流亡藏人独立自立，不再依赖于达赖喇嘛，靠自己的力量支撑起局面；同时也是促进国际社会学会和没有达赖喇嘛的流亡藏人打交道。正因为达赖喇嘛还健在，这段期间出了什么问题，他还可以提供帮助。有这样一段过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达赖喇嘛不在后形成的真空。

    简而言之，达赖喇嘛完成了只有达赖喇嘛才能完成的工作，然后又留下了一个没有达赖喇嘛也能持续存在与发展的事业。

    当然，达赖喇嘛做出退出政治的决定，并非只是基于现实的政治考量，而且也是出于对西藏命运的深谋远虑。因为达赖喇嘛清楚地认识到，政治民主化和社会世俗化都是趋势，因此，古老的达赖喇嘛制度是必须要改革的。

    毫无疑问，退休后的达赖喇嘛在政治上仍然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在这里，我们务必要把影响力和权力区分开来。政治影响力和政治权力的关系很复杂，在很多时候，两者是交织的，但是确实存在着独立于权力之外的影响力，例如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是来自其言论的说服力而和权力无关。影响力的典范莫过于印度的甘地。

    甘地没有公职，没有军队，也没有自己的政党，但是对印度人民拥有很大的道义感召力，从而对印度的政治拥有很大的影响力。我想，就此而言，退休后的达赖喇嘛和甘地是很类似的。

    达赖喇嘛表示，即使他全面退休后，如果有必要，他还是会出来参与同北京的对话。达赖喇嘛强调，过去十年，与北京官员的对话是由藏人民选官员准备和决定的，然后他们来问他，他当然支持他们。过去十年主要的责任是由他们承担的。根据具体情况，如果藏人民选政府决定要通过他参加对话，他一定会继续承担这个使命。注意：在这里，达赖喇嘛谈到他在今后仍然可能继续承担与北京的对话，但是和过去有所不同。在过去，和北京对话是由流亡政府决定的，但事先要咨询他，要征得他的同意；今后和北京的对话也是由政府决定的，但无须再向他咨询和征得他认可，而是直接委任他去做这件事。达赖喇嘛说过，身为藏人，“只要有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托付，我将永不会舍弃政教公众事务”。

　

（六）

    以色列开国总理本·古里安说：“在以色列，为了当一个现实主义者，你必须相信奇迹。”

    五十多年来，流亡藏人在民主建设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你只有知道他们的处境是多么艰难，你才能知道他们的成就是多么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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