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价值

北 明

    在那条从雪域高原伸延到热带森林、连接起荒郊旷野、通往达兰萨拉的流亡路上，他们曾经战士牵着僧侣的手，牺牲者守护朝圣者的长叩；他们如今尊者劈开信众脚下的荆棘，仁波切们用悲悯和仁爱护着藏民族的神圣和庄严。

    一，追寻自由的伟大史诗

    考古学和无数学者的研究已经证明：公元前一千五百年以色列人出埃及是真实的历史，它被誉为是人类最伟大的流亡史诗；不过我认为，公元后一千九百五十九年开始的西藏人出中国，这不需考证的历史，是更伟大的史诗，现代史诗。我曾经在我前不久出版的那本《藏土出中国》一书中比较过以色列人和西藏人的流亡。我愿意在这里再次进行比较：

    以出走条件而论，同样为了摆脱奴役，追寻自由，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公然逃亡，有摩西引领，有耶和华一路看护；出中国的西藏人秘密出走，各自为营，无人引领，看护他们的只有他们背着的佛像、经卷、唐卡。

    以出走前景而论，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有流奶流蜜的迦南福地在前方召唤，鼓舞斗志；出中国的西藏人若有目标，目标在他们身后：他们要远离奴役他们的中国。在逃亡的最初岁月里，他们大多数人没见过火车，只知道世界上除了中国、西藏，还有一个印度。翻过了雪山，他们就失去目标。他们寻找前人逃亡的足迹，并不知道当时流亡的尽头是瘟疫流行的西藏难民营。

    以出走艰难程度而论，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过红海，海水退却，过去之后，海水合拢，淹没追兵，而他们畅行无阻，毫发无伤；出中国的西藏人初而翻过两万五千英尺高的雪山，继而陷入原始森林，终而要为养活自己而出卖苦力。他们历经严寒、酷暑、高山、平原，他们随时可能缺氧而死、射杀而死、落入雪渊而死、冻死、饿死、困入密林而死、毒蛇猛兽枭禽水蛭攻击而死，侥幸活下来的，再要历经屈辱、乞讨，苦役、疾病、瘟疫，继续家破人亡，死亡率高达半数以上。

    一出走表现而论，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路走，一路怨声载道；只为了一时缺水，吃不到肉，就不断要求返回埃及继续做奴隶，不断背叛耶和华，私自在制造偶像，转移崇拜对象，甚至憎恨他们的带领者摩西，以至于要用石头砸死他。但是藏人的流亡，纵使深痛巨创，悲哀凄凉，纵使最后化为难民营日日焚尸的黑烟，他们没有人背叛他们的达赖喇嘛， 没有人砸毁背上沉重的金属佛像、抛弃那些古老易损的经卷，卸下那些的累赘的唐卡。在那条遍布悲惨故事的逃亡途中，听得见他们散布在雪野、密林、公路、荒山、帐篷里和火葬场的啜泣与悲哭，看不见他们的仇怨和悔恨。

    以出走人数和时间而论，色列人一次性出埃及，人多势众，号称六十万，加上妇女儿童200万，抵达西奈山走了三个月，加上后来受罚在旷野流浪，历时40年；藏人年年出中国，势单力薄，人数不及色列流亡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却绵延不绝半个多世纪，长达62年，至今仍在继续。

    藏人的流亡这是迄世界上最漫长、最孤独、最艰难、最危险、最血腥残酷的马拉松流亡，堪称迄今为止人类追寻自由的最伟大的史诗。

    二，劫后复兴的诺亚方舟

    结果是富有启示性的：流亡藏人而不是流亡汉人，在一片被遗弃的不毛之地上而不是在美国或欧洲各民主国家富庶之地，重立了自己的家园。更富于启示性的是，如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埃格?阿尔维克（Egil Aarvik）在给达赖喇嘛颁发诺贝尔和平奖时所指出的：流亡藏人的家园，是人类历史上众多流亡者家园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没有任何武力的和平家园。

    人类这个唯一的没有武力的和平家园，实际上是西藏人的诺亚方舟。在共产主义洪水席卷整个藏民族的文化与宗教生态环境时，在意识形态垄断和专制行为宰制的灭顶之灾中， 西藏流亡者们在达赖喇嘛的带领下，经过半个世纪不懈的艰苦努力，为自己的民族打制造了这条诺亚方舟。

    近代几百年以来，人类不断在中东地区阿拉诺山脉寻找圣经中所说的诺亚方舟的影子，诺亚方舟在人类历史上那次大洪水冲卷地球一切生命之前，承载着诺亚一家人及其它动植物物种，成为大洪水之后人类得以继绝存亡的元素。1917年，一个叫做弗拉基米尔?拉斯科维斯基（Vladimir Roskovitsky） 的俄国飞行员宣称发现了诺亚方舟的影子。这是一个有意味的发现，那一年，俄国正在开始一场后来造成数千万上亿人非正常死亡的共产主义革命实验。此后无数科学家和方舟发现者用自己的双脚丈量土耳其那神秘的大山，试图发现让人类劫后余生的那个生命之舟。这是一个有意味的象征，一如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所言，每当人类面临文化危机，都会回到轴心时代寻找自己的最初的终极关怀和拯救之方。 公元前500年上下那段有数百年长远的时期，人类各地同时产生了伟大的思想与宗教先知释迦摩尼、耶稣、孔子、老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借助他们的宗教与哲学思考，人类走出原始时期的黑暗与蒙昧，发展出对人类存在的终极关怀和思考，浩茫宇宙被赋予意识，生命被赋予意义……，世世代代人类的没有超越这些最基本的观念和价值，它被证明是人类困惑中寻求答案，危难中寻求保护的永恒家园。

    流亡西藏这个诺亚方舟是西藏在二十世纪共产主义洪水猛烈席卷中自我复兴的载体、继绝存亡的保证。它不仅为西藏民族保存了十五万人种，而且保存了这个民族继往开来的火种：宗教、语言、医学、文艺以及相应的生存方式与风俗习俗。通过这个诺亚方舟，他们还建立了使这个古老封闭的民族与人类现代文明世界接轨的机制：现代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制度、自由主义思想和文明政治管理制度、宗教神秘与现代人体科学之间的对话……。由此，这个诺亚方舟不仅保证了藏人浴火重生的能力，而且在达赖喇嘛的不懈努力中，使东方佛教文明远播到全世界。

    三，自救救世的精神资源

    对于中国而言，这个方舟上至少有三样东西可以借鉴或学习：民主经验、藏传佛教、西藏价值。

    关于民主的建树与经验，自由世界有目共睹，流亡西藏这方面的成就远远走在汉人的前面。在相对完备的西藏流亡政府民主体制基础上，这年（2011年）达赖喇嘛正式退出政坛，此一举完成的是西藏民主体制转型的最后一道程序，结束的是延续了四百多年的西藏政教合一的传统，创建的是一座喜马拉雅雪山上的勃兰登堡之门，铺设的是一条古老西藏走向现代文明的通衢大道。

    关于藏传佛教，看看中国和尚们一再被迫下嫁政治的历史，听听他们最近集体喊叫的“红歌”，了解他们再度集体被强奸的现状，世人可以判断：佛教作为一种文化在中国大势已去，作为一种宗教更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多年之后，中国人可能会像西方人通过达赖喇嘛认识佛教那样，通过藏传佛教重新接纳这一传统东方宗教。

    我最想强调的是西藏价值。

    二战时期德国学者波普尔曾痛心地指出：“我们不得不承认，希特勒成功地降低了西方世界的道德水平”。他指的是为了抑制纳粹使用原子武器，西方被迫研发原子武器并终于使用了原子武器。此话意味深长：所谓西方世界道德水平下降并非由于于纳粹对西方世界的压迫，却是由于西方对纳粹的反击。

    这也是中国的的现实悲剧。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不仅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扭曲了中国人的知识结构，而且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语言方式和行为方式，它因此降低了中国的文明水平，使得暴政的反抗者在精神结构上与之合二为一，这是60年极权主义宰制中国大陆的最深刻的标志。当我指出这一点的时候，我的理解和同情是可以当泣的悲歌，伴随着内陆的兄弟姐妹师长同道友人，渗透半个多世纪不得超度的累累尸骨……。 “流氓治国”（黄宝莲语），逼良为娼，官方纵火，民间自焚！条条去路都阻绝，人不堕落，死路一条。索尔仁尼琴曾沉痛地指出：“我们身上有狼血”，我知道我是其中一员。

    虽然如此，我的钦佩和赞叹却是针对藏人的，它是我远望可以当归的一个心灵家园。面对同样的苦难甚至更加残暴的奴役，正如俄罗斯十二月党人们为了公义以命相许，正如普希金则直面沙皇尼古拉一世回答说：“如果我在彼得堡，我毫无疑问会参加起义”，因此我们知道俄罗斯民族生命力不死，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另一方面，又如苏联时期被枪决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在狱中所言：“我不是狼，我拒绝嚎叫”，诗人倒下了，但是我们因此知道，俄罗斯的贵族精神没有倒下，俄罗斯整体社会的文明高度没有倒下。那条弗拉基米尔大道上，总是“圣徒拉着天才的手，殉道者扶着歌者的肩头，哲人劈开诗人脚下的荆棘”（王康语）。藏人当年作为一些个体，面对中共军队的屠杀，他们曾经不计成败地抵抗过，在自己的领地坚守过，因此我们知道他们拒绝任人宰割，虽败犹荣；现在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寻求对话但拒绝用流氓语言回赠流氓政府；他们寻求妥协但拒绝与奴役者一起被邪恶兽性所宰制；他们承受苦难但避免让仇恨毒化自己心灵，宰制自己的认知、感受和表达方式。从个体到整体，流亡的牺牲的藏人在漫长六十年的地狱般的生活中，在对抗苦难和暴政过程中，拒绝成为献媚的奴隶，同时拒绝沦为粗鄙的贱民。他们越过了卑琐、狂妄、仇恨、自私、阴险、下流、刻毒、冷漠、无耻……的深渊，没有与奴役者在道德上精神上同流合污，守住了自己人格的尊严。在那条从雪域高原伸延到热带森林、连接起荒郊旷野、通往达兰萨拉的流亡路上，他们曾经战士牵着僧侣的手，牺牲者守护朝圣者的长叩；他们如今尊者劈开信众脚下的荆棘，仁波切们用悲悯和仁爱护着藏民族的神圣和庄严。

    这样一个民族的存在本身就是人类的希望所在。

    在结束此文时，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正在华盛顿对数万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布道。我登陆他的网站，试图看看他的言说，不料看到了他的另一段表述，是今年（2011年）5月他回答美国得克萨斯美国记者杰姆?格拉斯曼（Jim Glassman）问题的一段话。格拉斯曼问：在西藏自由运动中宗教有多重要？达赖喇嘛回答说：西藏民族精神与西藏的佛教信仰有直接的关系，他说，这就如同在纳粹占领和苏联占领的各种困难时期，波兰民族精神与他们的天主教的信仰有直接联系一样。这位西藏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在自己的民族历经六十年种族灭绝、文化破坏和苦难折磨之后，向全世界明确指出：支撑自由西藏运动的“西藏精神”直接来自“悲悯”与“和平”的文化遗产。我想这正是流亡西藏走出绝境的依据。

    藏人的流亡彪炳了人类追寻自由的史册，流亡西藏的诺亚方舟已从雪域高原驶向世界，唯愿流亡西藏的价值成为中国的拯救之方。

    四，普世价值的信仰之力

    在人类自身各种情感能量中，仇恨和爱是人类两种原始的、本质的力量，前者是破坏的力量、毁灭的力量，后者是复兴的力量，拯救的力量；前者直接，过瘾，易见现实成效，后者深沉、隐忍、超越现实功利。在达赖喇嘛带领下，西藏人于苦难中依旧选择后者，他们选择的是一条超越现实功利的民族精神拯救之路。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为了天上的幸福，把地面交给魔鬼。超越现实功利并不意味着必然在现实层面走向失败。事实证明往往相反，藏人因此具备了摆脱权力野心宰制的可能，拥有了走进民主大门的力量，正如美国参与制宪的国父们大都是人类普世价值的信仰者，而美国迄今为止44位总统里有39位信奉上帝。他们的信仰如同罗马军人每战之后必然举行清洗仪式以便重新做人的“净身术”（这个词语源自拉丁词语“Lustratio”），自创世纪以来，对于当劝者而言，这便类似造物主对他们的“审查”，是为人民服务的祭品——政府官员——的“洁身礼”，建国者们因此有能力避免权力野心的宰制，建立一个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带领自己的人民走进人类自由（而非魔鬼自由）的大门。

    经验证明，在民主制度建立的始端，少数政治圣贤的主导作用极端重要。美国在独立战争胜利后面临的大民主（Mob Rule）乱局中，制宪会议由各州代表进入费城独立大厅“暗箱作业”，采用严格对外保密原则，整整四个月炎热的夏季时间里，门窗紧闭风都不透，全世界只知道那个五十五人小集团正在决定这片新大陆的未来命运，无人知晓他们具体干些什么。在完全没有舆论监督情况下，他们草成的一部美国宪法沿用至今，嗣后其细则解说文字遍传世界，成为宪法学家们的案头卷和冷战后东欧各国借鉴学习的典范，凭靠的不仅是美国国父们的政治智慧（“我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还少吗？中国乃至世界各国流亡者也大都是政治精英！），更深沉的力量还在于他们面对现实的超功利态度，献身精神和普世价值的宗教情怀（详见拙文《解读美国》（2）：http://blog.boxun.com/hero/200809/beiming/2_1.shtml）。流亡西藏民主制度的建立，异曲同工，最初乃至今日，首先依靠的是达赖喇嘛本人的民主理念和对民主改革的亲自推动。这背后无可置疑的是达赖喇嘛本人的政治道德和高尚人格（详见拙著《藏土出中国》上篇“消解的坐标”一章)。

    自由理念人人都愿意表达，民主实践则不是人人都能奉行。而人类的道德是人类智慧的航标灯，在各民族走向文明的关头往往成为历史的“先知”。上个世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苏联极权主义制度垮台的历史证明，举凡拥有践行普世价值，具有信仰基础的民族，无论多么弱小或者多么邪恶，可以摆脱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扭转历史的方向，改变历史的步态和姿势，走入新的纪元。仁义道德的信仰力量，不是工具性的力量，而是基石般的存在，在政治环境或社会生活中，它如同“以荣耀签署斑斓的空气”（斯蒂芬?斯彭德诗句），是看不见的有氧成分，它对每一个人（无论统治者还是被奴役者）发生潜在作用，有时它直接消解世俗的判断尺度。

    称病期间跳出来主政而信誓旦旦的东德政府首脑昂纳克为什么最终没有对德国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采用“天安门模式”？除了戈尔巴乔夫的警告，德国深厚的基督教文化背景和终极审判观念难道没有可能能促成他内心的恐惧和畏缩，并成为他退缩的因素吗？

    是什么使莱比锡这座城市在柏林墙倒塌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何以圣?尼古拉教堂的牧师成为这段天翻地覆历史的第一推动力？为什么那里每周一次点亮漆黑街道的十数支“和平祈祷”的烛光会在数年之后、几周之内迅速扩展成漫过卡尔?马克思广场的烛火，汇聚起东德抗议的海洋，最终导致柏林墙的坍塌？胜利的欢呼声淹盖了那漫长的、超越世俗的、非实用主义的、坚韧不拔的恪守和努力，但是当人们回首往事，一个明晰的问题将被烛光的海洋托起：急功近利的政客们也许可以改朝换代，促进历史在黑暗中的循环往复，但是他们有能力有意愿转变历史方向，开创新的纪元吗？他们有勇气有牺牲精神像华盛顿、杰弗逊、麦迪逊等美国建国者和达赖喇嘛那样蔑视权力，为历史进步、国家民主自由竭诚尽力成为铺路的基石吗？

    也许多数人会强调：他们已至权力顶峰，无需再顾及个人权力。我不同意这种实用主义的评价尺度和立场。因果关系其实相反：如果不是他们的献身精神和殉道者般的情怀，他们不会被自己的人民推举为领袖。即便如此，华盛顿不断辞职，不断说服国会批准他的辞呈，准许他回到自己的庄园当农民。为什么？杰弗逊郑重告诉后人他是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维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起草人、维吉尼亚大学的创建者，他唯独没有告诉人们他是美国第三任总统。这不是他的忽略，这是他为自己起草的墓志碑文。纳粹集中营里关了无数比这更重要的活的头衔，而一个起草人、一个大学创建者不过权倾天下绝世悍将的俎上物，这却是是他的价值所重，为什么？麦迪逊，作为制宪会议的倡导者、会议上杰出的西方政治文明专家、宪法会议讨论草案的起草人，还随身携带了数百本有关书籍和文献到会，随时对大会制宪方面的各种知识性疑问和难题给予指导和解答。他的存在提高了制宪会议的思考起点和思想高度，而由他执笔并整理那份详细的制宪会议记录，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份全备的宪法诞生过程的文献。这位美国第四位总统不是没有可能利用这个记录为自己赢得更高的权力和荣誉，但是为了恪守会议的保密原则，为了美国不受骚扰地度过践行民主制度初期的阵痛，他始终没有公布他的记录，即便在会议的正式记录，另一份不完备的记录在三十年之后解密公布的时候，也没有公布。这份详尽的记录竟是在制宪会议四十九年之后才公布于世的，那时他已经与世长辞了。如果没有历史感，如果不是对未来责任感，如果不具备超越世俗功名的境界，他会连续四个月主动详细地记录制宪会议的的全部讨论和细节吗？如果没有为美国民主事业献身的精神，他能够对此一记录保密终生吗？至于达赖喇嘛，我们总是忘记他是一个虔诚的僧人，我们总是用世俗尺度去衡量他的生命价值，我们总是习惯于把他当作一个有高尚道德的凡夫俗子。我想，每当达兰萨拉的黎明时分，缕缕高妙佛香在透进窗户的微曦中缭绕盘旋，这位前世观音盘坐在自己会客、修行兼用的房间，面对那半壁墙高大的佛龛打坐修行时，也许他会感到其妙，他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如此遥远。我们总是喜欢跟他抱肩搭背，他也总是愿意与我们兄弟友人相称，但是他在云端看我们一清二楚，我们在地面，只能看见他脚下雾气蒸腾。我们只能按照自己的尺度衡量这位超凡脱俗的喇嘛。

    无视自己母亲一生愿望，拒绝做神父的斯大林那双洗不干凈的血手，为什么竟对玛丽亚?尤蒂娜留情？这位被数度剥夺自由，贫穷不堪而拥有“俄罗斯愚圣”之称的女钢琴家，公然把斯大林支付给她的2000卢布演奏赏金交给了教会，而且在给这个杀人魔王的信中宣布：她将日夜为他祈祷，请求上帝宽恕他“对人民和国家犯下的深重罪孽”！世人知道，尤蒂娜没有因她那封自取灭亡信而遭难，而斯大林在生命的最后时期，却是是在尤蒂娜的文字、祈祷和音乐中度过的——数年之后，人们在斯大林倒毙的房间抽屉里，发现他还留着她那封信，留声机上还放着那张换了三个吓得哆哆嗦嗦的指挥家才录制成功的她演奏的钢琴曲唱片。为什么？

    尼古拉一世为什么不杀对他直言不讳要做十二月党人的普希金？他已被上届沙皇流放多年，杀他不费吹灰之力，而且他罪有应得。这位沙皇办公桌上就放着臭名昭著的第三厅呈交的十二月党人的审讯报告：所有的十二月党人都受普希金的熏陶，都会背诵他的诗；“我在朗读了几首手抄诗如《自由颂》《乡村》……后，开始产生了自由思想”（别斯图舍夫）；“我的自由思想是从某些作品中得来的，特别是普希金……的颠覆诗”（迪沃夫）；“在有文化的青年人当中，谁没有读过、又有谁不赞赏普希金的歌颂自由的诗？”（斯丹吉尔）……。他是他们自由精神的旗手，他们是他忠实的骑士。可是这位沙皇并不像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那样热爱文学，要用最精美的战利品宝盒收藏荷马的《伊利亚特》，他是一位平时甲胄戎装的军人，喜欢的是阅兵不是读诗，倾心的是数学般的严谨而不是文学的浪漫，崇尚的是国家兵营化管理而厌恶自由。

    无神论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死后三十多年又出了一个薄熙来，可是为什么东正教的俄国出了个斯大林，接着就出了赫鲁晓夫、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当然，他们从黄金时代普希金开始，作家诗人中就精神伟人层出不穷，到了二十世纪白银时代，那两百多位流放者几乎无一不是带着俄罗斯正教的烙印到欧洲去，又把这文明保存到苏联解体的精神贵族。

    苏联这个庞大帝国和平不流血地解体，难道是偶然的吗？除了政治学的解释，不需要深入到社会的层面，到地下寻找俄罗斯“洗礼年”以来的传统基石并深入到文化的层面吗？可以忽略星罗棋布的教堂（仅莫斯科一个城市就拥有教堂两百座）和内外些沉寂多年的钟声吗？

    为什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成员在这个国家解体的几个月前，就对美国各界信奉基督教的知识分子正式发出邀请，请他们组成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会见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到其它加盟共和国的领袖们，帮助这个国家“建立道德观念，发展慈善机构……”？为什么这个使团在克格勃的大楼里竟奇迹般地听见克格勃高级官员大段引述索尔仁尼琴的思想？那些关于“悔改”、“背起十字架”一类的词语竟是从这个警察国家的心脏发出来的！苏联人永远会记得次日那份发行八百万份的《消息报》上刊载的头条新闻：“卢比安卡的第一次祷告”！苏联人心知肚明，卢比安卡是让他们“每天琢磨如何被枪毙”（肖斯塔科维奇语）的恐怖之最——莫斯科监狱系统、古拉格的正式名称。为什么苏联解密的档案卷宗内容显示克格勃成员中政治改革最支持者最多？仅仅因为他们的窃听、审讯职业导致他们以特殊方式更多地接近事实真相和西方文明吗？被列宁、斯大林消灭的教堂钟声如果在苏联解体之后再度响彻俄罗斯天空大地，那么卢比安卡的第一次祷告具有像征性的意味。这个意味就是：在言论思想管制国家，文明的信仰是被禁锢的良知的易燃易爆“危险品”，即便在寒冷的冬季也会发热，即便在深层冰雪下也会被点燃。
    德国，在教会把十字架换成希特勒像的灾难性日子里，为什么能出现迪特里希?朋霍费尔那样的人？这位牧师大逆不道地参与了暗杀希特勒的密谋，并在后来的狱中放弃逃亡，在解放炮声临近前夕迎接死亡；德国还出了马丁?内莫勒牧师，在集中营里诚实地写下了那段“最后他们向我下手了”的脍炙人口的忏悔文字；还有起草著名《巴门宣言》，导致七千人脱离“亚利安条款”的神学家卡尔?巴特，还有在柏林盖世太保眼皮底下组织营救犹太人并为此献身的法学家、基督徒弗兰兹?考夫曼，还有最早独立记录德国种族歧视与迫害历史的助理牧师玛尔加?缪，还有在出入集中营之间坚持指挥对犹太人实施系统帮助工程的牧师汉瑞迟?格鲁伯……，事实上，在德意志举国万众一心的民族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疯狂中，作为整体和群体，唯一发出抗议声音的是德国的“忏悔基督教会”，为什么竟是这样？别的人群都到哪里去了？而在集中营，犹太人死前没有惊恐地瘫倒在地，没有愤怒地集体反抗，却唱着圣歌静静地走进毒气室。他们无意间在人类大脑上刻下的这一幕深长隽永，丝毫不亚于文艺复兴时期留在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大都会博物馆、国家美术馆……展览厅里的杰作，如果他们用的不是达芬奇、拉斐尔、乔尔乔内、提香、丁托列托们的笔，是哪一支笔？

    波兰，出了一位天主教美丽信徒艾仁娜?辛德勒，从犹太人隔离区活生生救出两千五百名儿童，为此她先后饱尝粹集中营和波共监狱之苦 。这位在磨难中成为残疾的女性本该是2007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她却告诉我们：“那些孩子不是我生活的荣誉，只是我存在的理由”！如此伟大又如此谦卑，何以如此？

    捷克，纳粹集中营里怎么会有费利德?迪克那样的“像自由一样美丽”（林达语）的画家？在地狱里守护孩子们的梦想，为人类留存了数千张从那死亡营产生的美丽纯洁图画。还是捷克，苏联淫威下怎么会出瓦茨拉夫?哈维尔那样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跟新大陆先贤一样拒绝权力腐败，个人魅力非凡，管理能力一流。

    早在1946年冷战初期时代，在思想被牵制的东欧阵营中，是谁第一个站出来挑战共产主义，第一次使用“独裁”“野蛮”这类词语形容极权国家，第一次将希特勒德国和斯大林苏联相提并论？是匈牙利的约瑟夫?闵德森蒂先生，这位为此付出终生自由代价而客死他乡的勇者，是匈牙利的红衣主教和匈牙利罗马天主教首领，后来反抗暴政的匈牙利事件被镇压，他荣耀地被匈共当局称为“帝国主义牧师”，他的身份他的信仰和他的抗议他的勇气之间的关系难道是偶然的吗？

    ——回到中国，六十年沉陆一陷到底，当局无数次“革命”，封杀了我们在人类伟大的轴心时代贡献给世界的文化大师和先贤孔夫子、释迦摩尼，使得我们四顾苍茫，精神贫困，但是中国并非一无所有，出了一个小女子叫林昭。她的事迹一公布，弄得中国好男人自惭形秽，坏男人咬牙切齿，她是中国唯一一个可以不打折扣的、不受时代局限的英雄。在芸芸众生的劳改营里，在没有路标的漆黑的年代，她是中国精神高度的唯一标志。她是基督徒，是爱的信使。

    千年暗室，一灯可明。

    可是我们尚不能伸出米开朗基罗放在西斯廷教堂穹顶上的那根接通天庭神力的手指，尚没有脑细胞能够解析这期其中秘密，我们除了赞美尚无法明白：为什么这盏灯如此明亮？

    “教会，我们感谢你！”这是柏林墙倒塌后出现莱比锡街道上空的一个巨大横幅上的字。我不是信徒，当宗教不陈述信仰问题时，我不觉得信仰与宗教有任何关系；我也不信仰教会，当教会只是为那些周日去忏悔以便周一接着犯罪的人提供场所的时候，我不觉得信仰和教会有任何关系。希特勒是一个天主教徒 ，这个简单事实，足以把创世纪以来宗教等于公义或悲悯这一人类幻觉彻底瓦解。希特勒并且将全德近三十个区的基督教教会合并为“帝国教会”，统辖在纳粹政府管理之下，成为其帝国肌体的一部分，这个事实也在中世纪之后，再度证明了教会并非人类文明价值的守护者和信仰之所。托尔斯泰后半生笃信上帝，恪守普世之爱，经常盼望替农民去坐牢或者送死，却被俄国东正教会革除了教籍。

    信仰是比情感本身更巨大的一种能量。但是这种能量由于所信不同，而对历史产生不同的作用。金钱、财富、名声、荣誉、自我、天才、时间、健康、爱情、美丽、色情、强权、正义、博爱、智慧、阴谋、疆土、暴力……都可以成为个人信仰的对象。“我国”从上倒下人们真的没有信仰吗？有，不过所信大都是达尔文生进化论与人类社会嫁接之后产生的物质主义、丛林哲学、强权政治的产物。

    虽然教会与信仰无关，但是当它们有关系时，教会变得如此重要。它能成为纳粹的帮凶，也能成为反对纳粹的堡垒。而它在世界冷战和平告终，马克思主义的本土悲惨实验土崩瓦解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历史证明，人类对文明价值的信仰（而不仅是认同）是衰败历史持续前行的拐杖，是撬动邪恶势力的杠杆，是撤换苦难基石的挖掘机，是陈纳德将军的席卷陪都重庆上空横行五年半的日军轰炸机的空中之鹰，是民族和个体的拯救的之道，解放之道，民主自由之道。流亡西藏是这条道路上的先行者。信仰文明价值（而不仅是认同文明价值），这是他们因为谦卑从不对汉人说教的启示，这也是中国当局始终要灭掉的西藏精神（顺便说一句，这也是当局从内陆藏民两年前以火烧珍惜动物皮毛的运动中终于明白达赖喇嘛去国半个世纪之久，在藏民中仍然拥有一言九鼎之尊，此后不再发放藏民出国护照的根本原因——许多藏民出国深切愿望是觐见他们睽违已久的精神领袖）。

    认同和信仰是两种接受方式。认同一种文明价值和观念，等于使它作用于大脑和思想、诉诸于文字和语言，是容易的；信仰一种文明价值，等于将它变成行为的规范，践行于自己的生活，不容易。我们很多人，包括很多重要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言论倡导自由民主、仁爱公义；行为受制于或遵循着另一种世俗价值；思想则在书桌前和家门外来回打架。我们的分裂人格已经成为一种无意识，渗透为我们的生命底色。

    只有当一种观念不仅成为我们标榜的价值，同时成为我们行为的准则时，才能说我们拥有某种信仰。所以说一个人有信仰，等于说一个人言行一致。
    定居北美的余英时教授不是基督徒，不是天主教徒，不是佛教徒，但是我记得多年前他说“天安门广场上有我侄子的血，‘六?四’不获正名，我不会回中国”，我记得他说这话时那严肃的神情。他果然没有回去。22年以来，无论中国官方消解他、冷淡他，出版界后来鼓吹他、出版他的著作，无论朋友学人真诚的邀请，还是当局假惺惺的鼓动，他都不回去。他说：我无法想象自己走进那个政府的大使馆，去向他们申请签证！余英时先生对人道与公义的态度，不仅是一种认同，而且是一种信仰。这是中国当代已经不多见的一种叫做“知行合一”的人格。

    我也记得廖亦武，这位对我言必称“嫂子”的诗人多年前陈述自己记录底层民众苦难的痛楚。他说：他们都是小人物，命不值钱，受苦受难，死了跟蚂蚁一样无声无臭，可我却用他们的苦难装点自己的文学门面（不是原话，但是原意）！说完他泪水涌上眼眶。余先生可以坚持不回去，但是廖亦武（当时）根本出不来。同一种价值在中国环境践行要难得多！夜色沉沉、晚风习习，借着那被圣徒们奉为“基督宝血”红酒，他为我吹起那只跟他一起见证苦难的长萧，箫声呜咽，是他捡拾的中国悲惨生灵们的声音。廖亦武不能做云端歌唱的云雀，他前半生注定是地下蛰伏十七年、破土一现三个月的十七年蝉。漫长的黑暗之后他从地下爬出，把脚上的泥巴底层的哽咽一路带进水泥丛林的城市，但是他立即就厌恶了那些虚伪的帝国学爷，他固然做不到人格统一，但是他拒绝人格分裂。听那如泣如诉的箫声，我知道我这位兄弟一直明白自己身在何方，有这一痛、有这不断折磨他的苦厄，他在中国泥沼里挣扎就有了救赎，公义就能在他的心中永不隐退，他就有能力活出一个完整的人！——现如今，无论这胡子走到天涯海角，获得多少大奖，引发多少关注，爆炸多少辉煌，我希望他把荣誉归于他头顶的星空而不是他自己，我希望他记着他依旧是苦难中国的说书人，在白天滔滔不绝的媒体轰然而去之后，当他独处的时，记得那只长萧发出的呜咽，还有他蘸着心中的同情、悲凉和爱对中国黑夜的签署。

    在失去传统文化之根，失去精神道德资源和心中源头活水的时代，我们只能不断回到内心，寻找造物种植在我们心中的良知。而在全世界寻找轴心时代并试图重新认同那个时代提供给人类的普世价值的时候，圣者达赖喇嘛带领的流亡藏人，借助他们的佛教传统，把这种价值变成了他们的信仰，变成了他们的行为指南，生活方式。

    不仅认同文明价值，而且践行文明价值，这是流亡西藏史诗般崛起的原因，这是他们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

    一个民族是否拥有践行文明价值的能力，固然不能决定反抗奴役是否直接有效，但是能够避免民族整体道德水平在苦难中或反抗中沉沦；固然不能立即转移苦难，但是能够决定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是否曲折艰难；固然不能立竿见影地满足物欲，却能避免城市水泥丛林突然坍塌、河流大桥连续断裂、教学楼指定爆破般准确地成片震毁等事故，或能够挽救“城市地面下沉、地下漏斗形成、渤海死亡、70%江河水系污染、90%以上城市河段严重污染、近千个自然湖泊消失、每年1.9亿国人因污染致病……”等灾难性爆炸性恶果（参见拙文《中国冥路》：http://blog.boxun.com/hero/201005/beiming/3_1.shtml）。全地汉人如流亡藏人那样知行合一地践行文明价值，将是国人最终走出人间地狱，获得拯救的前提。

    谎言重复多次据说就能变成真理，那么真理呢？我愿意把《西藏价值》上篇的结语重复一次，不仅是为了平衡掉此文中诸多的问句： 藏人的流亡彪炳了人类追寻自由的史册，流亡西藏的诺亚方舟已从雪域高原驶向世界，唯愿流亡西藏所恪守的文明价值成为中国的拯救之方。

    2011年7月25日

    于北美维吉尼亚仲夏夜

    （全文完）


    ——《纵览中国》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