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伟七评西藏——从文革记忆到汉藏未来

薛伟

今年是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爆发六十周年。对我来说,那不仅仅是历史教科书上的一个名词,而是深深刻在许多个家庭命运中的一段记忆。

我出身于所谓“黑五类”家庭。 母亲毕业于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又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抗战爆发后,她毅然回国参战,在经国先生部队中从事对日军劝降工作,在战场上不幸负伤,右手骨折,一生留下残疾。 父亲与她在同一支部队中共赴国难,母亲因战事受伤被护送治疗,两人由此结合。然而,到了文革时期,这段经历却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成为家庭无法摆脱的沉重标签。我也因此未能进入理想的大学。 后来在亲戚的帮助下,我进入四川外语学院学习俄语,后到重庆四中任教。
文革爆发后,我因收听“敌台广播”和出国留学的想法被检举,最终被捕入狱,度过了十多年的劳改生活。 那段经历成为我人生的转折,也促使我后来终身投身于民主、人权与自由的工作。这既是一种信念,也夹杂着复杂的情感。

因此,当我参与今年在纽伦堡举行的“文化大革命六十年”会议时,感受尤为深刻。达赖喇嘛也为会议致信表达慰问,提到文化大革命对西藏的冲击以及汉藏共同经历的苦难,并呼吁彼此尊重、追求和平与尊严。这封信对我意义非凡,因为我与达赖喇嘛的交往,已逾三十年。 1996年,我首次以民运人士身份前往达兰萨拉与他会面。原本只有半小时的会谈,却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会谈翻译達瓦才仁先生多次提醒,时间已到,他仍意犹未尽。从那时起,我们建立了长久的友谊。此后,我也与一些藏族和汉族的朋友一起推动汉藏交流,参与成立国际汉藏协会,并出席德国波恩等国际都市的支援西藏会议。

这些经历让我意识到,西藏问题在不同人眼中有着不同的理解。有人视之为民族与文化问题,有人则将其看作民主进程的一部分。而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汉藏两个民族如何面对共同的历史,又如何思考共同的未来。回顾那段历史,不应只是停留在仇恨之中,而应思考如何在自由、平等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重建关系。正如达赖喇嘛所说,历史的罪恶已经发生,更重要的是向前看,思考如何让不同民族的人彼此尊重、和平相处。如果未来的中国能够真正走向民主,台湾、西藏以及其他民族地区的问题,也应该在公开、平等、有代表性的政治框架中进行讨论。我相信,任何民族和地区都有自决的权利，当人们愿意诚实面对历史、承认历史留下的伤痕,并尊重不同民族对自身未来的选择,或许才能真正走向一个更文明、更和平的世界。

我们带着对历史的记忆与对人的尊重,在分歧中保持对话 ，或许就是我们共同前行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