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台湾的“光复”与“沦陷”：从一场跨越八十年的叙事战争看言论自由/张致君

2025年10月25日，中国新华社发布通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将这一天定为“台湾光复日”。消息一出，舆论即刻两极。北京方面称这是“历史正义的昭告”，而台湾社会则出现另一种声音——“这不是光复日，而是台湾再沦陷日。”
同样的一段历史，却在不同体制与自由程度下，讲出了完全不同的故事。

1945年10月25日，台北中山堂。日本第十方面军司令安藤利吉向中华民国代表陈仪递交降书。
那一天，被写入台湾课本，称作“台湾光复日”——台湾重归祖国怀抱。
但在国际法的框架下，现实远比宣传复杂。

二战结束时，《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乃至《日本降伏文书》，都仅为政治声明与投降条款，并无法律上领土转移的效力。日本确实放弃了台澎，但未指明归属哪国。《旧金山和约》亦仅写道“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的一切权利”，却未将主权移交中国。换句话说——1945年的台湾，只是由中华民国代表盟军暂时接受管理，而非“主权归还中国”。

因此，从国际法的角度，“台湾光复”并不存在。
存在的，是一次军事接收与随后持续数十年的威权统治。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与戒严长夜，让许多台湾人意识到，这个名为“光复”的日子，开启的不是自由的黎明，而是另一次的压迫。

于是，历史的意义被倒置——
“光复”成了“沦陷”的起点。
台北的街头有人举牌：“那一天，我们失去了声音。”

那么，中共为何在2025年重新宣布“台湾光复日”？
答案不在历史，而在政治。

对中共而言，这不仅是一种“纪念”，而是一种“法理塑形”，通过“国家纪念日”的名义，将“台湾属于中国”的叙事制度化、官方化、法律化。
当历史被写进法律，记忆便成为统治的延伸。
正如《国家安全法》将“统一”定为国家使命，如今的“光复日”则成为一块“法理统一”的地基。
未来无论是否动武，这一天都可被援引为“历史依据”——一个象征台湾“理应归属”的法源基础。

这是一种极具政治工程意味的历史再造：
北京不需要真正的历史真相，它只需要一个能在法律条文、外交辞令和宣传影片中反复引用的符号。
“光复日”就是这种符号的典型产物。而大陆的民众不能提出任何不一样的声音，台湾的归属不容讨论，而真正的历史不允许传播。

相较之下，台湾社会的反应体现出另一种制度力量：言论自由。
当北京宣布“光复”，台湾的民间社群却能公开说“这是沦陷”；
台湾人在社交媒体发文：“我们从小被教导台湾光复了，但那只是另一场占领。”
有人用《黑客帝国》的隐喻写道：“红色药丸是真相，蓝色药丸是课本。”

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人们有权质疑权力的叙事，有权重新解读历史。
这恰恰是民主与极权的分界线：
在台湾，你可以怀疑“光复”；
而在大陆，你不能怀疑“统一”。
前者容许历史成为争论的场域，后者只容许它成为政治的祭坛。

正如日籍评论员矢板明夫所言：“如果国民党将9月23日越南受降日也称为‘光复越南’，那将是外交笑话。”
但在中共语境里，这样的逻辑却被当作理所当然——因为那不是在追问真相，而是在编写合法性。

“光复日”在北京，是政权自我合法化的神圣仪式；
在台北，却可能是人民反思专制历史的纪念。

这两种纪念方式，本质上是两种国家形态的投影：
一种是将历史定格为政治命令的国家，
另一种是允许历史被质疑、被重写、被辩论的社会。

在中共体制下，纪念日是一种纪律—它告诉人们应当记得什么、忘记什么；
而在民主制度下，纪念日是一种对话——它让人们讨论记忆本身的意义。

因此，“光复”与“沦陷”的冲突，不只是两种叙事的对抗，更是权力与自由的对抗。
北京用纪念日塑造“历史必然性”；
台湾用言论自由揭示“历史的不确定性”。

历史不会因为一个法令而光复，也不会因为一个口号而沦陷。
它存在于每个人敢不敢发声、敢不敢质疑的勇气中。
当一方以“光复”之名继续要求统一，而另一方以“沦陷”之痛提醒人们警惕历史重演，
真正的差异不在领土，而在心灵的疆界。

在某种意义上，2025年的“光复日”与1945年的那天并无不同——那时台湾接受外来政权的接管，如今，北京试图以话语再度接管台湾的记忆。

但不同的是：
今天的台湾，已经拥有选择红色药丸的自由——哪怕真相刺痛人心，也不必再为说出它而坐牢。

“我们不是在讨论台湾到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或者是属于谁。而能不能公开讨论这件事更重要。而公开讨论后会不会因此引言获罪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