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香港的五七学社出版公司出版了一本由胡显中和岑超南二位先生编辑的书《精英是怎样被毁灭的》。全书收集了在毛时代近百位精英人物被毁灭的事实，并加上编者按语。其中有16名党内精英，17名科技精英，7名政法之星，5名文坛巨擘，7名文科名师，6名史学泰斗，4名乐坛名师，6名梨园名角，5名艺坛明星，3名杏坛高手，3名体坛名将和3名青年才俊。这里，我们特将该书的序言发表，以鬻读者。——编者

序言：精英为什么会被毁灭？

——《精英是怎样被毁灭的》序言

胡显中  岑超南

　　本书揭露了大量精英人物被毁灭的事实，善良的人们自然应该进一步追问：如此大规模地毁灭精英人物的根源何在？

　　第一、出于极权制度的本性。极权制度（Totalitarianism）的发源地是意大利。首创人墨索里尼宣称：“我们是一个能控制一切能动力量的国家。我们控制了国家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道德力量……,总之，控制了一切。”可见极权制度实际就是集权制度，把一切权力集中于某一个政党，最后必然集中于某一个人。集什么权？首先当然是集个人行动自由权，要求“一切行动听指挥”。其次，还必须集言论自由权，不允许七嘴八舌，更不允许质疑、反对的言论存在。

　　为了维持以上两方面的集权，还必须集中全国的物力、财力，甚至一切生活必需品，包括粮食。这样就可以做到：“不听话者不得食”，迫使每个人俯首帖耳、恭听圣裁。

　　最后还要集中每个人思考的权利。为此必须编造一套神话，把某个领袖人物神圣化。神化领袖就是让所有的老百姓心甘情愿地献出自己的一切权利，集中到他手里，任他摆布、调配。因此，不允许任何异端思想，甚至是异端的苗头，都必须掐灭在萌芽状态。

　　对于集权制度来说，什么人最危险？普通老百姓不过是墙头草，随风倒。只有那些读了书、明白事理的文化人，或曰知识分子，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敢于思考，随时随地都可能构成对权威的挑战和对集权制度的撼动。这就是知识分子所谓‘原罪’的由来，知识分子之所以有罪，就因为他们有知识、有文化、能思考。老子就明明白白地说过：“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孔子也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所以，历朝历代的专制君王都对文化人千方百计地提防、戒备，以至于胁迫、监禁、消灭之。即使不得不使用时，也必须在使用中提防，在提防中使用。

　　到了毛泽东时代，集权专制制度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进一步打击文化人，从而维护这种集权专制制度的合法性，毛泽东发明了一个独特的理由：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从形式逻辑来分析就不通：知识的多与少，是文化水平问题，是事实判断；而反动与否则是政治倾向问题，是价值判断。前者有明确的标准，可以量化，后者则没有明确的标准，难以量化。因此也最容易被人从主观偏好出发随意定性。两者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东西，何来因果关系？其实，这其中还应该有好几个‘中间环节’被故意省略了。完整的因果链条应该是这样：知识越多——辨别是非能力越强——盲目性越少——越难驾驭、摆弄、控制——对于统治者来说，危害越大——于是扣上‘反动’帽子。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不把完整的因果链条明说出来呢？因为中间那几个环节是不可告人的，属于统治术的秘诀。明乎此，就不难理解这句话背后的险恶用心了。正因为如此，早在1925年，毛泽东在自己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把知识分子列入反革命或半反革命势力。只是后来形势发展、出于功利主义的考虑，在收入《毛选》时已作过大量删改，以至于面目全非了。虽然在文字上可以改动，但牢牢扎根在毛泽东思想深处、烙印在他脑海中、融化在他血液里、对知识分子敌对情结却没有、也不可能删去，始终伴随着毛的一生。第二、毛泽东变态、扭曲的报复心理，更加重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悲剧性、残酷性。

　　在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有个发言。他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是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100倍。”

　　老毛承认在坑儒的数量上超过秦始皇100倍。其实，除了在数量上超越秦始皇（不是100倍，而是几千万倍）以外，在坑杀知识分子的技巧和手段上也多有创新，为历代暴君所望尘莫及。

　　创新之一是：先辱后杀。知识分子大都抱有“士可杀而不可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条，作为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毛泽东则别开生面、大胆创新。他开始声称：‘大部分不杀’，让这些人先感恩戴德一番，然后进行所谓“思想改造”，实际上就是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自诬、自污。经过多次、反复的自我羞辱和互相羞辱，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早已荡然无存，成为一堆行尸走肉，只有向新政权乞怜了。再通过惩罚性的超负荷劳动，从肉体上折磨你，让你在“早日改造好，重新做人”的诱导下，大量透支体力和生命。多少人正是在这样长期的超强的劳动折磨下，加上恶劣的伙食，一点点地消耗掉自己的生命。毛泽东不承担‘杀人’或者说‘坑儒’的罪名，却收到了‘杀’与‘坑’的实际效果。

　　为什么要如此折磨别人呢？或者说：毛泽东这个发明创造的灵感来自何处？毛泽东终其一生，手不释卷，勤奋苦读。据说：那卷帙浩繁的24史就读了若干遍。对于历朝历代宫廷秘闻特别是权力争夺，比如父子相残、兄弟操戈、妻妾争风，乃至夫妻互斗等等血腥惨案，几乎全部了然于心。他不会不知道：2000多年前的吕雉曾有过一个发明创造。

　　话说当年汉高祖刘邦生前特别宠爱年轻貌美的戚夫人，身为皇后的吕雉早就恨入骨髓，却又无可奈何，只能等待时机。一旦高祖驾崩，机会终于来了。她下令把戚夫人断其手足，挖去眼睛，令其服哑药，置之厕所中，名曰‘人彘’（即猪）。眼看着昔日的情敌求生不能，又不能痛痛快快地死；以至于人不人、鬼不鬼。这个虐杀情敌的残忍手段非常典型，故史书多有记载。流传至今，当然会引起电影界的关注。80年代末李翰祥执导的《火烧圆明园》就把这一情节移花接木地嫁接到慈禧太后的身上，由影星刘晓庆扮演慈禧。

　　毛泽东最善于借鉴古人，无疑是‘古为今用’的高手。对于吕雉那一幕血腥的虐杀场面，读后不会不动心。当他君临天下、面临如何处置昔日敌人这个新课题时，为了把文章做得更生动、更精彩，自然要借鉴、借用了。

　　据毛泽东自述，早年曾经受到过大知识分子的冷遇和轻慢，心理上长期压抑，愤愤不平。一朝权在手，当然要报复。采取什么手段呢？借用吕雉的手段自然成为毛的首选。原因在于：老毛和吕雉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如狂热的政治野心、强烈的报复心、从虐杀中获得无限快感的变态心理等等。面对着昔日的敌人今朝却匍匐在自己的脚下，痛苦地挣扎、呻吟，卑微地认错求饶、乞怜，以苟延残喘。他（她）们同样从中获得了无穷的快感和极大的心理满足，也算是报了昔日之仇，了却心头之恨。“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是毛泽东的名言，也是他的人生哲学。看来毛泽东比秦始皇高明之处不仅仅是杀人数量远远超过之，更重要的是在杀人之前，先让对方扮演一个卑微可怜的角色，活受罪、受活罪，然后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消耗其生命。如此虐杀敌人，远比秦始皇一坑了之高明多多、也恶毒多多。

　　区别在于：当年吕雉仅仅对特定的对象进行报复，而毛泽东则无限地扩大了报复的范围，殃及所有无辜的知识分子，大大小小、男女老少，无一幸免。其残忍、凶狠、疯狂，都是吕雉当年所无法比拟的。

　　毛泽东第二个重大创新在于：物尽其用。把这些昔日的仇敌，在他们死亡之前，让他们从事那些高度危险、艰难、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些不需要任何报酬而又特别听话、彻底驯顺的劳动力，是中共夺取政权后从事所有危险、艰苦建设工程的主要人力资源，既可以极大地降低生产成本，又可以逼迫敌人、消弭其斗志和思考能力。真是一举多得。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把这些人生命的使用价值挖掘、发挥、利用达到极致，古今中外，无人企及。

　　许多民族精英正是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超负荷地透支体力和生命，最终魂归西天。他们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包括重大工程、粮食、…….既满足了建国初期物资极端匮乏时的社会需求,更重要的是替换了许多危险作业中其它劳动力，避免了其它劳动者伤亡的代价。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精辟地论证了古代奴隶制度下奴隶劳动的伟大意义。他写道：“只有奴隶制……从而为古代的文化繁荣即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就没有现代的欧洲。”（《马恩选集》3卷220页）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没有大批量的现代奴隶，就没有新中国建设的一切成就。几乎所有的重大工程建设中，都会有那些现代奴隶的足迹、血汗和尸骨。这些被无情地打入另册的现代奴隶，为了国家各项建设工程，既流汗、流泪，更流血；既奉献青春，更奉献生命。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中共宣传机器喋喋不休地宣扬的建设成就绝大多数正是建立在无数现代奴隶的累累白骨之上。

　　本书中所记录的正是这些民族精英在无助、无奈情况下，折磨致死的具体情况。他们的被毁灭，是中华民族人才宝库中无可挽回的恶性损耗，这个损耗需要几代人连续不间断地拨乱反正、改弦易辙、兢兢业业才有望弥补于万一。这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悲剧、惨剧。我们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把这一切真实地记录下来，立此存照。让世界人民、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永远铭记这些精英们的悲惨遭遇。更永远牢记那个处心积虑地毁灭他们的屠夫和凶手的血腥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