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从四通公司到四通桥，时代反转——读万润南的《商海云帆》/茉莉

今年十月，我们去法国旅游时拜访了万润南先生。这位当年鼎鼎大名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北京四通公司总裁，已流亡三十余年，如今在巴黎郊区莳花弄草，晚年只问花间闲事，林中栗子蘑菇成熟时。

老万送了他的一本著作《商海云帆－－四通故事》给我。同为天涯流亡人，我记得老万曾有诗云：“但随项羽学人杰，不过江东为鬼雄。”凡是拒绝回红朝分一杯羹的政治放逐者，能够奉献给历史和社会的，只有自己的回忆、记录与写作。

我正准备读这本《四通故事》，北京突然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四通桥抗议事件。10月13日，在万马齐喑的中国，一位名叫彭立发的勇士走上高高的四通桥，展示白底红字的巨大横幅，声言反对习近平的政策，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而那座勇士站立高呼的立交桥，正好是四通老总万润南当年与海淀区负责人共同规划、并承诺捐助的项目。此桥在老万离国几年后才建成。

历史就在这里衔接起来了。1984年万润南创办四通公司，标志着中国经济改革初始，民间企业小荷才露尖角。四通公司被美国媒体称为“邓小平和资本主义十年调情的最杰出的成果”。而如今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对中国已有与八十年代改革家完全不同的愿景，他不在乎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更愿意模仿一代独裁者毛泽东。

三十年过去，时代反转。中国改革已死，民企风雨飘摇。在中共二十大召开之际，只听到四通桥上勇士在凄厉地呼喊：“不要文革要改革！”

这本《四通故事》被视为一部微型的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史。作者擅长讲故事，透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事件，串出了一部比较完整的企业成长史。此时，习近平正在为中国改革的棺材钉上最后的钉子。我因此有兴趣了解：当年的中共领袖，有哪些人曾在经济改革中，支持过四通这类先冒出土的民企？

尽管四通被美国杂志称为邓小平和资本主义十年调情的成果，但在通读此书过程中，我没发现邓小平曾对万润南的四通有过什么具体帮助。当时，邓小平一心想要扶持的是中信公司，据说，邓曾经三顾茅庐，请荣毅仁出山，希望把中信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平台。荣毅仁拿了共产党的巨款，办起了”中信”庞大的商业帝国，然后，他把该财团交班给了王震的儿子王军，自己戴上王震摘下来的“共和国副主席”乌纱帽。

虽然万润南当时也被视为“红色资本家”，但他的四通是从地下长出来的，没拿国家一分钱。尽管如此，邓小平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政策，还是给四通的生长提供了一定的社会环境。

在八十年代明确支持办民企的中共领导人，主要有赵紫阳、万里、宋健。其他温家宝、胡锦涛和江泽民等人，也曾对万润南和四通表示过不同程度的支持与鼓励。即使后来习近平班子里的干将，如李克强、王岐山、王沪宁等，当时也参加过四通组织的京丰宾馆会议，观察经济改革的进程。

赵紫阳当年是主张先经改，后政改的。在经济改革方面，赵紫阳努力为民企创造在同等机会和同等条件下竞争的环境。他曾多次公开肯定和赞扬四通，说像四通这样的民办科技企业，是以“两不”――不要国家投资，不要国家编制作为基本特征而建立和发展的。

令我吃惊的是，赵紫阳除了给民企创造平等竞争环境，鼓励万润南这类科技人员成为企业家，还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前，建议把民企资本家万润南列为十三大代表的考察对象。这在以铲除资本制度为宗旨的共产党国家，确实是不同一般的大胆。比较今天中共二十大产生的由低能党棍组成“习家班”，万润南至少懂科技、经济和企业管理。与任人唯亲的习近平相比，赵紫阳显然是很重视人才的。

遗憾的是，这次让万润南混进党代会的大好机会，被奉命考察他的老同志无情地摧毁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段君毅，是被万润南称为“恐龙企业”（国营大企业）的教父，他视民企为庶出的野狐禅、旁门左道，绝不容许万润南成为党代表。他甚至当面用威胁的口吻说：“国家要摁死你们，不就像摁死一个蚂蚁一样！”

当时，无数像四通一样的民企蚂蚁，不顾死活地在党国公有制巨石下顽强地钻出来。万润南的四通与众不同的是，这个公司是由一群优秀科技人才组成的，万润南本人就曾获科学院1983年度的科技成果奖。四通受到国外新技术浪潮的影响，最先通过日本公司、港商和美籍华人与世界接轨，成为民营科技企业的先锋和旗帜。

今天习近平狂妄吹嘘“东升西降”，骄横地以为中国已到可以藐视西方的程度了。细读万润南这本回忆录，我们看到，正由于中国民企家从八十年代起就向洋看世界，虚心学习西方的新技术，也学习西方的经营管理模式，这才有中国后来的经济繁荣。当时万润南曾宣称：“四通要成为中国IBM。”（IBM是美国的一家跨国科技公司）

虽然万润南经营四通只有五年，但四通公司从借款两万元起家，一度创造了辉煌。1988年，四通集团的总收入达10.2亿元，纳税和创汇都很可观。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期间他们也经历了很多打击与摧残。

其时中国已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三十余年，很多人脑袋里充满阶级斗争这根弦，看私有制企业不顺眼，四通因此遭到很多流言蜚语和明枪暗箭。例如1985年，中共中央用红头文件转发了一封告状信，告状人称四通为“纯属倒卖、投机而牟取暴利不法组织”。之后调查组进驻四通，严苛“清理整顿”了七个月，没有查到问题，只是瞎折腾了一番。

最初令四通创办人头疼的，一是民营企业的性质问题，当时私营经济尚无合法身份，四通只能挂靠到四季春乡，定性为“乡镇企业”。二是传统的集体所有制已不适应四通的财产关系。1988年底，他们确立了股份制。这就开风气之先，冲破了公有制的束缚，实行了私有股份制。

四通姓“资”，照这样下去，总裁老万应该很快就成为资本家富豪。然而，万润南后来被迫逃出中国，一度在美国开出租车谋生。关于万润南“毁家纾难”的故事不是此文主题，我们等待他下一部有关流亡生涯的叙述。众所周知的是，在八九期间万润南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试图促成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以解决当时的政治危机；另一件是企图劝说学生适时离开广场。他因此成为“六四黑手”被党国通缉。

读《四通故事》令我回顾三十年中国的巨大变迁，思考世界上最大的专制政权，与被原教旨共产党视为仇敌的私人企业家，有着怎样的恩怨交织、复杂难解的关系。

虽然四通公司因卷入“六四”被整肃，没能再恢复元气，但到了1990年代，中国股份制改造大潮兴起，股份制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不少后来著名的私营企业家，都说他们曾受到万润南办四通的影响与鼓舞。对于中国民企事业，老万确实是拓荒型的先行者。到2003年前后，中国的财产所有权的变更基本完成。

在血腥镇压了民主运动之后，邓小平仍然继续其经济体制改革。但是，没有宪政民主的经济改革，就成了权贵资本垄断、官商勾结攫取人民财产的过程。这个畸形的经济改革，其中的肮脏和腐朽，所造成的巨大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这里毋庸赘述。

在巴黎郊外的树林里和老万一起采栗子，我们看到这位当年创办民企的先行者，似乎并不为失去自己的企业财产而懊恼、也不在乎没赶上中国高速发展的列车成为巨富。三十年，千帆过尽水悠悠。人在海外观察国内，他对时代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们都已反认他乡为故乡，万润南从美国回到法国养老，落叶归根享受人生的安宁。

那么，国内那些曾以万润南和四通为榜样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他们今日的情况如何？一言以蔽之：惊弓之鸟。

在《四通故事》之后中国发生了什么？我简单勾勒一下八九后民企家在中国的遭遇。三十多年来，民营企业家一度被中共团结利用。因中共需要民企的绩效促进经济繁荣，让民企贡献税收，帮助社会就业以巩固其政权，所以，中共曾一度放手让民企发展。但由于拒绝以宪政民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这就导致改革者和其事业得不到法治保障，无法形成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

在习近平执政后的十年里，团结利用政策不再，相反，毛泽东时代对私企的戒备、限制乃至整治这一套，正在卷土重来。近年来党国对私企进行更严格的管理，更严厉地打击民营企业。目前，中国正在轰轰烈烈发展的供销社、公共食堂、居委会管制的“完整社区建设”，无一不是以官办垄断的公有制经济驱逐民间私营经济。这就导致一些成功的民企家和个体商人为了免祸，纷纷走上润去异乡一途。

对于中共政策的大步倒退、毛式旧制度的复辟，当今中国民企家绝不是无辜的。在关心社会、参与政治的万润南一类被流亡之后，后来的民企家和中共有了一个不成文的交易：放弃争取人权和民主，臣服于一党专制，以换取自己发财致富的机会。但是，一个国家不能保障基本人权，即使富人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中国正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而我们和老万却在巴黎树林里做白日梦，梦想自己能回国为父母扫墓。我们都是说梦的痴人吗？不一定。当年德国《明镜》周刊曾有一个调查，问：在柏林墙倒塌前，你认为在你的一生中能看到柏林墙倒塌吗？结果是 95%的德国人说，当时自己认为一辈子也看不到两德统一。只有5%的德国人相信自己可看到强大的东德政府垮台。而我们和老万，也许就是那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