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德馨先生传略——一个右派的故事

陈维健

（引篇）

一日，谢德馨先生打来电话，我接了电话以为要与我讨论一下对时局的看法，这是常有的事，每当国内发生重大事件他都会打电话来与我交流看法，已是这些年来的常态。不料这一次电话与我简单地交换了一下时局后，他放低声音说我有一件事想拜托你。说得那么郑重其事，声音苍老且有些悲凉。

陈维健先生，他总是这样称呼我，我想让你为我写一个悼词。

写一个悼词！我听了心里不由得一惊。这个世上写悼词都是身后之事，很少有人在生前委托他人写悼词的。我尽量把自己的心放平静了说：“怎么想到写悼词啦，是否身体有了变故，上次聚餐还是好好的。”

在纽西兰有一个右派会，每一二个月聚餐一次，都是一些七老八十的人，坐在一起谈谈时政，说说过去的经历，按时下的说法也是“同城饭醉”吧，他们邀请我参加，尽管忙但这个会是一定参加 的。

这些聚餐的右派，其中也不泛非右派人士，但在中国都是遭受过这样那样迫害的，所以也称“难友会”，本来这些人都 是我报社的作者读者，也是报社各式会议的基本群众。后来报社停办了，他们少了一个谈天说地的地方，就自己组织了这样一个餐会。我所办的报纸有16年之久，报纸停办我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这批报社的铁杆粉丝，他们组织这个聚餐会，我自然有会必到，聊补他们对报社的一片心意。

“写悼词，还早了一点吧！听你的声音还是很硬朗的。”我安慰着说。

我的身体是心血管病，说走就走，还是早一点准备好，前几天房颤发作差一点过去了。我想对自己的一生有个总结，你给我写我就放心了，只有你最了解我，怎么多年来，我们虽然交往并不深，但文字上的交往则有十多年了，可以说神交已久了。

这话说来让我想起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当时我还不知道 他姓什么 ，叫什么 名字他的背景是什么， 记得是在报社的一个研讨会上，主题却已忘记，反正无论什么 主题都 离不开评论共产党。

他坐在一个角落， 戴着一顶帽子，把帽子压得低低的，当有人拍照 时他就转过头去，我坐在上面主持会议自然看得清楚。对与这些于会者我深表同情，他们在国内迫害太深心有余悸，何况中共在海外确有不少告密者在我们周围，他们能来参加讨论会要有很大的勇气，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每次我发会议照均是从背后拍摄，以免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时间长了，我发现他几乎是有会必到，且态度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不再缩在会场的一角，也会坐到前面，帽子也不戴了，有时也会说上几句，他要么不说，一说都是极其到位的，用词虽温和解见却犀利。以前他戴着帽子，看上去象个工人模样，当他脱下帽子撸着他头上的白发时，他的知识份子的形象就出来了，他有个光秃秃的苏格拉底式的大脑袋，油光发亮充满了睿智。后来我才知道，来稿中许多为读者赞许称道的文章都出自他的手笔，他用的是辛杯的笔名。这个笔名我自是知道心悲之谐音，包含了作者多少辛酸的往事。

“陈维健先生，在我的悼词中，你要公布我的笔名“辛杯”就是我谢德馨。”他这样嘱咐道。

老人在临终前，要还原隐藏多年的真身了。他忍辱负重，饱经苦难的一生，唯独这个“辛杯”才是真正的他，也是他这一辈子引以自豪的身份。而这个真身恰 恰 是我多年通过文字交往，一个值得我敬仰的前辈。作为为他编了十几年稿件的编辑，我有义务有责任还原他的真身。让人们知道，这个无名老人以辛杯这样一个名字担当起道德良心，担当起社会责任，针贬时弊，为中国不再遭受专制政治的奴役，让中国人过上自由民主的生活疾笔奋书。

老谢将这样的身后大事委托给我令我动容 。

“老谢你将这样的大事交给我让我感动 ，虽然在你还健在的时候 为你写悼词有些忌讳，也于心不忍 ，但我还是接受你的委托。为了慎重起见，我要过来对你作一次访谈。”

“那就让你辛苦了！你怎么忙。”其实我也不是什么 大忙人。

于是我们约了时间，对他说了一些保重之类的套话放下了电话。

电话放下后，我的心格外地沉重起来。帮人写悼词我也不止一次二次了，但给一个还健在的人写悼词却还是第一次。一个人在他还健在时为自己写悼词，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只有把生死想开了的人，才有这样的勇气，但这天下要有这样的的勇气又有几人。这个世界 我看过多少人，知道死期不远对人生更为留恋 ，不愿面对即将死亡的事实，总是不愿相信，唉声叹气，一天挨着一天，最后连一句交待的话也没有，就二脚一蹬走人了。想到这里，老 谢在我的心里突然高大了许多，这个世上只有参透生死的人，才是高人、伟 人。

老谢住在东区，我在西区，路稍稍有点远，他这里我是去过一次的，有一次餐会后我送他回家，他家虽在主路上，但独门独院到也清静。那次我送到他家里，他家正在锯树，一棵两人不能环抱的大槐树被 锯下来了。我向他要一片，放在后院做台面。每每有人到我家，看到怎么大一块台面，都赞不绝口。

我的车刚开进他家前院，还未停好，老谢开了门，从里面迎了出来。

“来得怎么准时 。”

“路上顺畅，也来过一回了，不用找路。”

他把我迎进了屋。屋子建筑带有欧式风格，白墙上装饰着黑格子，他们俩老 是与女儿一块住的。我在老谢的书房坐了下来，一会儿他老伴就一杯滴清的绿茶泡了上来，茶几上放了二盘点心，看得出是为我到来准备好的。

老谢的屋子收拾得窗明几净，家具虽然普通，但摆放得有条有理，看得出上海女人会过日子的精细，他的夫人是上海人。

老谢的书桌十分地光亮整齐，一台电脑，屏幕到是新式的宽屏幕。除出屏幕就是几本放得齐齐整 整的书，一支笔也靠 着书放齐了，看了他的书桌我就生出感叹来。

我们寒喧了几句。

“今天看上去气色很好，面色红润。”

“刚刚午睡醒来，午睡后精神就显得特别的好。”

“我先给你拍几张照片吧！”说着从摄影包里拿出相机来。

“喔哟！真难为你了，还给我拍照。”

其实我拿出相机那一会儿心里有一点虚，好象是来为他准备后事似的。

“你打开电脑，就象平时伏案工作的样子。”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要给他好好地拍一个工作照 。这些年来，老谢几乎把全部的精力放在网络上，收集好文在邮件群里群发，并写上自己的感受。我每天打开邮件，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他发过来的一连串的推荐文章与信息。内容非常的广泛，当然时政还是居第一位的。我看着这些发过来的邮件，常常惊叹！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又身带疾病，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精力，发出这么多的邮件。我自己也在做网络，自知这些邮件所占用的时间精力。

我拿起相机捕捉着他每一瞬间的表情，他象一个老演员一样十分地沉稳。相机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拍完，我检查了一下给他看，神形皆俱。老谢看到自己的形象感到满意。怎么多年来，我对自己拍摄水平还是颇有信心的。

拍完照片我对老谢说，开始随意谈谈你的人生吧，想到哪 里说到哪里都不要紧，我会整理的。我把手机调整到录音状态，放在桌子上。有手机真好，什么功能都有了，又十分地随意。下面是我对老谢采访 的一个整理，也是老谢的人生传略：

（上篇）

谢德馨1931年1 月1 日，诞生在浙江余姚、四门镇后塘河承庆堂。余姚是浙东的古镇，在唐初已为越州巨镇。他所出生的泗门谢家又是人才辈出，大学士，大将军比比皆是。耕读传家的古风一直延续到谢德馨出生。

我的父亲谢伯元，母胡英龄，我为长子，次为汉琴（女）德荣、德琦。我们谢家历代经商，并重文道。但因国运艰难，商业凋零，家道 艰难，过着半饥不饱的日子。日子虽然 艰难，但因是长子，父亲 仍然送我上学，望日后能够发达。我7岁时进入本宗祠堂读书，继而入镇上诚意小学。我勤奋 好学在学校为佼佼者。先生常对我的父亲说，令郎敏而好学好好培养，日后必成栋梁之才，因此父亲也有了想法。

1941 年春，民国三十年，我10 岁那年，父亲让母亲带着我们全家，到他做生意的上海生活，我们全家乘船 夜渡杭州湾，转船经闵行至沪。那时国民政府已正式向日本 宣战，一路上都 是逃难的难民，让我们备尝离乱之苦。

父亲在南区复兴东路租了一间房子，我在南洋桥育才小学读书，当时上海为汪日政权所统治，我们过的是亡国奴的日子。1944年又随父亲来到杭州，在杭州省立中学读书仅半年，因父亲所在的钱庄关闭，我们又被迫再次迁移回到家乡。当时我的校长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张一鹏，他希望我留 下来继续完成学业，他说如有困难他帮助我解决。我十分感谢，但即使他解决我的生活学费，我的家人也是没有办法的。我怀着遗憾与感激的心情离开了学校。

因父亲没有了工作，我们全家生活面临困境 ，在此之下父亲只得做起小贩生意，走街穿巷卖芝麻糖，饴 糖以维持家庭生活，饱尝生活的艰难，这样的日子过了二年。

1946年日本 投降后，我们全家又返回上海住在爱多亚路纱布大楼。那时我已16 岁因家贫只得肆学做工。那时我的四舅父胡綵卿与人合资“永大号”做学徒，得以吃饱饭了。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吃饱饭过。做学徒学生意是我父亲的愿望。我对生意却毫无兴趣，念念不忘回到学校读书。这段时间我仍然没有放下书本，千方百计搞书来看，还养成了读报的习惯。那时上海有一份“申报”是我每日必看的。我们家的弄堂口有一爿酱油店，店里有一份“申报”，我与那爿店的伙计搞好关系，每天到那里去看，从“申报”上我得到许多知识，也打开了我的视野。

那时上海有夜校，我就报名到夜校读书，虽然白天上班晚上读书，非常的辛苦，但因为有书读我还是感 到非常高兴。我喜欢古文，我的古文基础就是那个时候 在夜校打下的。我后来编写了一本《中华新诗韵》，也得益于那个时候的学习。

1 949 年时局突变，政权易帜，我们的生活一下子又发生了变故，首先父亲所在的西装店关了门，那时候已没有人敢穿 西装了，穿 西装的都 是资产阶级，都学时新穿四个袋儿的解放装。我所在的舅父公司也关了门，不关门就要进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那个时候的上海，天天都 有老板跳楼自杀，十分地恐怖 我们只好再次回乡。

我们回到家乡，家乡与城里一样也处在恐怖之中，那个时候我的家乡与全国所有的乡村一样，正在经历着残酷的“土地改革”与“镇压反革命”运动。我亲眼目睹了这场运动的惨剧。那个时候每天都 有叭！叭！的枪声，地主富农被土改工作组拖出去枪毙。

我有一个叔公，我叫他谢叔公，他有文化是我很佩服的一个长辈，他是余姚日报的一个编辑，是一个地地道 道的文人，而且还是一个进步文人，也宣传过共产思想，但是这样的人共产党把他当作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枪毙了。枪毙的那天，村干部强迫家属到场观看说是受教育。因我们是亲戚也勒令家人必须到场。家里知道我胆小没让我去，我的两个弟弟去了。他们回来 吓得面如土色，索索发抖。后来告诉我说子弹在他的头上开了花，脑桨洴溅了出来。我们拿去卖的大饼油条上都 溅了脑浆。

谢叔公被枪毙后暴尸村口，没有人敢去收尸，怕被说成是同情反革命，后来他的一个小舅子，装 了胆子在人静夜深时，一个人把他背回来了，家里人将他擦洗干净掩埋了。

我还有一个太公，他是村里的大善人，村里哪家有纠纷他都出面调解，还时常接济穷苦家庭，在村里是有口皆碑的。但这样的人被 共产党称为大恶霸也拖出来枪毙。他被枪毙村里的人都 非常难过，而完全不是共产党所说的阶级仇恨。

太公是我们村里最大的地主，他不但乐善好施，且对革命有莫大的功劳，对共产党有救命之恩。当时共产党在浙东地区的“三五支队”还在他的深宅大院办过公开过会 。他也曾经保释过一名被 国民党抓住的共产党干部，当时余姚县的县长劳乃新是他的同学，他通过 这样的关系把他保释出来。但是共产党翻 脸不认人，恩将仇报，还是将他枪毙了。

我还有一个叔公有五十亩地，他的弟弟革命13 年，解放 后任 华东区银行银长，介绍 他到市政府财务部门工作，土改时被划为小土地出租，小土地出租并非是剥削阶级，但他还是被当作混进政府内的异已份子清洗出门。

通过“土改”“镇反”运动，我看到了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在我的心里烙下了深深的印痕，一个政权如此地滥杀无辜，即使有再美好的目标理想也不值 得向往。

接着中共开始“抗美援朝”。当时中 共说李承晚要打到中国，战火已烧得了家门口，我分析认为这个说法是完全靠不住的。又说志愿军二三天就可以把汉城打下来，我当时就认为是说大话吹牛皮，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当然我有这样的看法，话是不敢说出来的，一不小心就可能惹 来杀身之祸。通过中共这三大运动，我算是把共产党彻底看透了，国民党时代虽然民生艰难，但没有象共产党一样，不但夺人财产，还拿人家性命。

1951年，我在乡村做代课教师，后我又考取余姚小学的教师职位。在村校与区中心小学当教师，那是薪水是二百斤大米，我开始担负起家庭的经济生活。这一段时间我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我在课余时间看了大量的书籍，那个时候 学校里的老师就叫我谢博士了。

1954年我与许凝诗女士结婚，次年长女美娟出生，我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生活。

1956 中共经过血腥风雨的“土改”与“镇反”运动后，开始了他的建设时期。当时政府鼓励大家报考大学，要培养党的知识份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有这样的机会，我当然不能错过，我也不安心一辈子在乡村当个小学教师。但是那时候规定小学教师只可以报考师范。考试后我以高分被 “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录取，当时我是以区高考第一名录取的，我的作文 是九十几分。我们一起去考的有四个人，学历 我最低但考分我最高，我成了乡村里的高考状元，家里出了我这样一个大学生非常自傲，父母对我的培养有了结果。

由于我目睹了残酷的政治运动，我不想学习政教。我当时写了一封文彩飞扬的信给校长，提出是否可以转系到中文系，向他表示我对文学的兴趣，校长说转系也要一年之后，让我先安心读一年再说。次年我被 获准转到中文系就读，是从一年级开始的，故我在大学五年才毕业 。正当我欢天喜地迎接我新的学习生活，寄望毕业后有一个美好的将来时。却不知道一场大祸正在悄悄地孕育，他改变了中国社会，改变了几十万知识份子的命运，我是其中的一个。

（中篇）

1957年这是中国知识份子受难之年，有超过五十多万的知识份子在中共引蛇出动，史称“阴谋”的运动中走上受难之路。二十年后，当他们被 平反时，已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非正常死亡。谢德馨是这次灾难的幸存者。

“反右运动”是1957年《人民日报》发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始的。要求知识份子帮助党整风，提意见，之后仅20天即刻变脸，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表示：事情正在起变化 ，现在我们要开始反击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毛的话音刚落，全国一片秋风萧索，一场 反右运动随即展开。我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 系正副 主任，及一批名教授几乎在一夜之间被 打成右派，其中有施蛰存这样的名教授。许多有正义感的青年学子起来为自己所敬爱的师长辩护，也纷纷被划成右派。

我对这场运动十分不理解，党要求我们帮助他们整风，提意见，结果又说我们反党，这是哪 家的道理，一个党，一个政府怎么可以如此出尔反尔，何况所提的意见大多 数是正确的。我在寝室里向同学谈到我对运动的认识。我说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农民的苦我最清楚的，比汉朝还要苦，汉文帝时粮食还烂在仓库里，我经常读史书我有比较。说农民缺吃少穿 ，我自己就是这样过来的，我在家从来没有吃饱过饭，衣服也是补了再补，我们家做点小生意还算是比较好的，真正的农民更苦。我们在上海有粮票，有布票生活有保证虽然清苦，相比之 下要比农民不晓得好多少。

对与储安平被 打成大右派我也有不同的看法以。储安平是《观察》杂志 的主编，我在解放前经常看他的文章 ，他的言论确确实实都 是批评国民党帮助共产党，在他的影响下有不少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如果说我当年对共产主义有些向往也是受了他的影响 。虽然我知道为右派辩护要冒风险，但我还是贴出大字报，谈了我的看法为他打抱不平，为此我也被打成右派。在当时的形势逼迫之下，我知道只有老实承认错误不能继续对抗。我的右派被定级为一般右派，开除团藉留 校察 看处理。当时右派分三类：一是极右，开除学藉劳动教养，二是劳动考察，保留学藉，三就是我这当。我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得以完成学业。由于我在学校主动要求扫地、打扫厕所、拉板车等劳动，放出接受改造的姿态。我的表现让同学们对我侧目而视，我也不敢与他们正眼相对，那段时间我的心里痛苦之极，仅仅因为说了真话，毁了自己的前途。

由于我劳动表现 好，1961年毕业 之际我摘掉右派帽子，但是帽子虽然被 摘掉了，依然是右派的身份，那个时候叫摘帽右派。为此我被 分配到上海郊区安亭的“阀门厂”，在工厂的职工学校教书，每星期二天下放到车间劳动。作为一个右派那时算是非常的幸运了，我的工资是47块比工人高得多。由于我在农村长大，也是一个吃得起苦的人，那时力气也大，在台虎钳上拱镙丝，比工人还厉害。我夹着尾巴做人，厂领导见此也蛮关照我，还让我出黑板报，我的右派身份也没有透露出来。厂里还分配一间小房子给我，虽然只有四个半平米，只能放一张床，看书写字做事都 只能在床上了，但在那个年代已经是相当不错了，我也很感激，有了自己的房子，我就把妻子从余姚接到上海，夫妻得以团聚。

（妻子篇）

我妻子是乡下人，没有多少文化，她也不知我已被 打成右派。1966 年文革开始时，我的次女谢丽娟出生。我的夫人虽然到了上海始终没有得到上海的户口。那个时候没有户口，就没有粮票等一应的票证，没有票证要在城市生活就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我们不得不依靠一个人的票证过三个人的生活，这样一来我们的生活比其他上海居民艰难许多。好在我的妻子是一个生活极其 节俭的女性，使我们一家还能够勉强度日。

老谢的妻子身材娇小穿戴得清清爽爽，虽不曾读过什么 书，与老谢耳濡目染到也知书识礼，她不断过来为我添茶加水，又揣来了点心麻心汤团，尽显了一个家庭妇女的待客之道 。当她听得老谢在谈到她的时候，也不由得坐下来谈起了她的故事 。

她的叙述是这样开始的：几年前我从报上看到一篇“中国人在自己的祖国只能暂住”的文章，说得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的身份待遇。对此我深 有感触，这篇文章又勾起了我已经开始淡忘的记忆。

1962年老谢在厂里分到一间仅4、8平米的房 子，虽然小的可怜，但不管这样我们夫妻 俩总算可以团聚了。我人虽到了上海户口却不能进来，最后经过多方波折总算在他父亲的家报了一个临时户口，这个户口是没有任城市居民待遇的，也就是说没有当时人们生活必须的票证。

二年后，当时所在区的户籍警根据我的申请让我把乡村的户口迁出来报报看，当我把迁移证交给他时，他问我乡下还有其他亲人没有，我说有父母兄弟。岂料就是这样一句话判 处我的户口死刑。这是什么 样的道理，哪 个人家里会没有亲人的，但他们不理这个道理。

后来户籍警换了多少个，每换一个我就去找一个，每次去找答案是相同的，永远是你乡下有亲戚这个理由 ，态度十分蛮横。有一个副 所长对我说：你就是来一百次也等于零，我们不会给你的，他还用大姆指与食指圈起来作一个零的手势，为了户口我奔断了腿，受尽了屈辱。后来我跑上级管理部门上，虽然态度好些，但总是说目前没有办法 ，再等等看，这样我一等，等了二十年。

为了报户口，我已从乡下把户口迁了出来 ，上海报不进，我的户口就成了“袋 袋户口”。我每月都 必须凭迁移证到粮管所去象讨饭一样去拿20斤粮票与1两油票。比城市 户口少许多。城市户口是24斤5 两油。

为了户口我与老谢准备再生一个孩子，据一位朋友说，如果孩子生在上海就可以连母亲一起报上户口。那时我们生活困难住房又如此地紧，但为了报上户口我们又生了一个孩子。1966年，我们的第二女儿出生了，我又去报户口，拿着那位已报了户口的朋友的例子，但是仍然遭到拒绝，说出一大套理由来，我们的希望又一次地落 空，反到多了一个没有户口的的“黑人”。

由于没有户口，在上海很难有工作，我只得在家做裁缝以贴家用。可怜的是我女儿，因没有户口在上海读书只能是借读，还是通过关系才得到的。我女儿懂事读书用功，但虽然成绩佼佼，但每到升学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她小学毕业以她的成绩是可以上重点中学的，但因着是“借读”取消了资格，后来算是弄到普通中学就读。到了读高中又碰到同样的问题，虽然成绩名例前矛，仍然 不能进重点学校，最后到区的重点。83年我女儿终于报上户口，她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医学院 ”，正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的小女儿是在中苏“珍宝岛冲突”，政府“备战备荒 疏散城市人口时，被迫送到乡下去的，她与奶奶住在一起。两个女儿一个在城里，一个在乡下，我只有二头跑来跑去，边打零工边照顾她们，生活十分动荡，两个孩子也为此受尽歧视，饱尝苦难。

1982年知青回城之际，我的户口也随之批下来了，但户籍警又刁难我，要我打这个证明那个证明，我跑来跑去最后终于拿到户口，从我申请到拿到户口，经历了整 整20 年零2个月，为此我心力交瘁。当我拿到户口时，中国开始取消票证，工作与户口之间的联系也不再重要了，户口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已不再象以前那样的重要。而我的大半辈子因为没有城市户口，生活形同城市乞丐，人生有几个二十年？

她感叹说：中国这个社会把人分成等级，城里人高贵，生活有保障，乡下人低贱，生死由命，一个乡下人要成为城里人比登天还难。当我到了纽西兰，看到这个社会根本就没有乡下与城里人之别，更不存在什么 户口制度，每一个人都 是自由 的，想住在哪里就住在哪里 。

老谢妻子户口的故事，对于当今的年轻 人已经很难理解了，但她与她相同的一大批人，却确确实实因着户口问题遭受了几十年的不公待遇，她的感叹又多深，只有经历过来的人才有感受。

（下篇）

时间来到1966年，中国的知识份子又面临了一次重大的灾难，这次灾难比“反右”更为深重，这次运动触及到每一个知识 份子，没有一个人能逃过劫难，大批的知识 份子在批斗中死亡，整个国家乱作一团。

文革一起，我的右派身份即被人捅出，大字报铺天盖地，说我是隐藏着的一条毒蛇，伺机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反动知识份子，是老虎又要出来咬人了。我这么一个做事小心老实巴交，夹着尾巴做人的人，竟然成了毒蛇、老虎。不过当时厂里的领导也都 被打倒了，我这个右派份子又算得了什么 。

我被拉出来批斗，并被责令到车间监督劳动。劳动我是不怕的，虽然阀门厂都 是翻 砂之类的重生活，这么多年我早已习惯了劳动，以前每周下放劳动二天，现在不过全劳动而已，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 ，这样我一做就是13 年，成了真正的工人。由于工厂并非文革的重点单位，右派属于已被 打倒的死老虎，只要乖乖地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也被 放过一码，工人毕竟生性比较憨厚，分到工厂是不幸之中的大幸，我算逃过一劫，我的那些右派 同仁们，死在文革的批斗中不在少数。

1979年落 实政策我回到教育 科任科长。评职称时，我被 评为高级讲师，由于我对职工教育有相当的经验，写了不少职工教育方面的论文，多个论文获机电部、上海职工教育 论文 奖，又被聘请全市教育系统的高级职称的评审员。接着我又发起成立安亭地区十厂职工教育协会，任会长。开展合作培训，使许多工种原来难以开班的得到培训。让一批年轻工人得到技术培训，成为一级一级向上升的技术工人。企业体质得到改进，我们的协会也多次得到市政府颁发的奖状。有关部门称谢德馨任职期间是该地区职工教育 最兴旺富有成果的时期。我也为自己的成绩感到骄傲，虽然读书期间我寄希望在文学方面得到造诣，但因着历史的原因，分到工厂做职工教育而作出成绩，我在工厂整整 33 年，我对工人有了深厚的感情，我能把我的知识 服务于他们，当令我感到欣慰。

1989年厂领导为了奖励我，将我的那个4个半平米的小房换成了24平米的大房。当时贴出公告，征求全厂工人的意见无一人反对。

我是在1992年退休的，退休后我在居委会做义务文教干部，开始了我的退休生活。

（移民篇）

80年代后中国国门打开，政府开始允许民众，可以因私出国探亲访友并移民海外，一大批国人纷纷出国留 学移民。他们带着对新生活的希望波一波地来到，曾经被视作万恶的资本主义的西文国家，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

1997年，我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的大女儿以技术移民的身份移民纽西兰，我以家庭团聚的身份移民。去国它乡使我有机会体验了两种不同社会，两种不同制度的生活。

纽西兰不仅仅是她的自然条件优越，更在于她的制度优越。以前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我们在自己的国家搞了半个世纪， 到头来一无所有，连教育、医疗都没有免费。到了纽西兰我才真真地看到什么 叫社会主义，什么 才是制度的优越性。专制政治与民主政治的优劣一目了然。对于我们这些老人来说，纽西兰无疑是人间天堂。我所住的城市奥克兰，有一座山叫伊甸园山，圣经中的伊甸园称为“乐园”，而我就生活在这个乐园中。

我移民到纽西兰后，我为华人作义务教育工作，在纽西兰义工是一个非常高尚受人尊敬的工作，这个社会许多工作都 是由义工来担任的。我为华人移民教英文（新概念），在这之外还办起儿童中文班，并参加华社的文化活动 。当然最值得自我肯定的是，我成为华文报的专栏作家。在此期间我编写出版了《中华新诗韵》，将所得的稿费全都 捐出作公益事业，我也时时为一些民间团体捐款 以表达我的心意。我的《中华新诗韵》在数十年间，在诗韵领域仍然是一枝独秀。成为诗歌爱好者的最爱。

纽西兰是一个新闻 自由 ，言论自由的国家，使我有机会把我这一辈子在中国的生活写出来，对中国的制度，比较西方的制度写出我的看法与思考。我以“辛杯”作为笔名，这些年来写了大量的文章，发表在本地华文报上，发表在世界各大中文网站上。于此与纽西兰的“新报”结下不解之缘，“新报”宣扬民主，批判专制，弘扬中华文化，成为我们这些老人精神生活的家园。

因着“新报”我结识 那些与我有着同样经历的老人，我们共同回忆那段苦难的经历，那个制度给我们国家带来的灾难。共叙今日在民主社会纽西兰生活之种种美好的体验。我们这 些老人在中国都 是九死一生，受尽磨难过来的，今日有缘到纽西兰过上人间天堂的日子，真是三生有幸。

最近几年，我年时已高，体力渐衰，也从西区搬 到东区。我渐渐地开始离开了社区工作。我将人生最后的时间都 放在了网络上。网络得以象我们这样的老人，不出门便知天下之事，也让我通过网络与世界 各国的认识与不认识的人分享信息分享观点。

我每天向国内发送大量海外的资讯，也将国内的资讯传到海外，并在传递这些资讯的同时，发表自己的看法。我夜以继日，伏案工作成了一个网迷，在我这样80多高龄的人来说是不多见的，虽然网络消耗了我大量的精力 ，但我乐此不疲，在这个工作中我享受到的喜悦是无与伦比的，在这个网络世界 中我找到了真正的自我。我在晚年能通过网络把所剩不多的时间贡献出来 ，把我的生命放在网络之中，在网络世界中让自己得到永生！

在我一生一世，爱过我也为我所爱 的亲人，朋友们，特别是我的爱妻爱女，我的一生已将走到尽头，我将在此对你们说：我是带着对你们的爱意到另一个世界去的，对你们的爱不会随着我的生命的终止而终止。在此，我也要对纽西兰政府表示我的深深的感谢，是你给了我这个曾经在自己国家饱受大半辈子磨难的人，一个温馨的平和的归宿。

老谢几乎没有停顿地讲完了他的大半个人生。他略带嘶哑的声音，平缓地叙述，都录在了我的手机上了。我尽可能地将他的叙述完整地成为文字 。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故事都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的历史。假若把老谢叙述的人生经历，拍成一部连续剧，就是中共政权前三十年，一部以迫害人为主旋律的历史 ，这样的故事本身就是一部精彩的文学作品。正所谓“国家不幸史家幸”。

访谈结束后，我又给老谢的私家照相簿，翻 拍了几张旧时的照片，又闲聊了一些养身之道 ，佛学、心学，一些人生感悟，就此告别了。

写完老谢的传略，我对老谢的嘱托写“悼词”心中已经有谱了，当那一天到来时，我会在“悼词”中，给老谢一生一个完美的总结。

后记：2022年11月29日我打印出这份放了多时的“谢德馨先生传略”参加了谢德馨先生的追 思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