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自己的血来写一切

（重庆）杨银波

    注：本文删节一半的版本，名为《我唯一的呼吁：用真心，写真事》，被收录于2012年6月独立中文笔会“真相与文学：中国的纪实文学”香港研讨会专刊。以下是未删节的全文。

    这条路，已接近十年了。十年以后写这篇文章之时，我已喝得酩酊大醉。我要说真话。

    我，以调查起家，从广东的一家大型农场，到数以千计的农民工被拖欠工资、工伤纠纷等各类个案，再到底层贫困调查、异见人士专访等等，直到如今做摇滚歌手，都力求一个字，“真”。描述得好与不好，形象不形象，动人不动人，震撼不震撼，是文字艺术的范畴，但这一切的基础，都必须是这个人这个事，得是真的。与记者调查不同的是，此时的身份极其复杂，更多时候不再仅仅是记录者，更是介入者、追踪者。面前的这个对象，这件事情，是有诉求的，这些诉求在法治意识淡薄、维权障碍极高的国家，很难达成理想。但向你倾诉，甚至向你求情的这些人，他们对你有着巨大的寄托，希望你能像传说中的包公或位高权重的胡锦涛那样，为其维护非常实际的权利。我充其量是有一点点文字的能力和旧有的经验，并且不可以从中获取任何报酬，这就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情结的青年作家的生存真相。

    “真相与文学”，这五个字看似有些对立，这种对立在中国甚至会构成直接的人身安全威胁。了解真相最好的手段，就是你就在事情之中，当事人就在你面前，你甚至可能长期推动这件事，说不定你就成为你所揭露的对手眼中恨之入骨的一份子，就像我奶奶说的，你做的事大多是“杀一家救一家”。不管你愿不愿意去想到恐惧，恐惧都会不请自来。你从面临恐惧，到思索恐惧，再到征服恐惧，这个过程是揭示真相者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比这还要考验你的，是你自己对自己信念的坚守。譬如，不一定权势者要向你下手，你还会遭遇那些调查对象对你的质疑甚至出卖，虽然想来想去你也没什么好值得出卖的。这时你会感到深深的悲哀，会想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你的救世主的观念被一击即溃。终于，你看清了这个社会，也看清了你自己，逐渐把自己还原成一个正常的位置。你，就是一个普通的公民，你需要不断厘清自己在每件事中的角色，不能高估自己，不能低估对手，不能以非正义的手段实现正义，不能轻易许诺。

    有时甚至在凌晨，你也会接到这样的电话：“杨先生，我上访已经十年了，被关过精神病院，也坐过监狱，我的同伴还被打断过一条腿，你能为我们主持公道吗？”电话由最初的无比殷切恳求，发展到在叙述过程中越来越愤怒，越来越亢奋，直到声嘶力竭。你仅仅从听觉就感受得到其中的绝望与反抗，它是那样的冰冷，又是那样的灼热。你甚至很难插得进去一句话，以至于可能倾听了一个小时，你都不知道自己该干嘛。你可能会犹豫，也可能会拒绝，因为这所述的一切，要扭转乾坤，对你来讲远远超过了你的能力。你一旦说出一个“不”，好，接下来，你会忍受失望，甚至唾骂，乃至威胁。哦，那你以前写那么多为了什么？你干脆就不要写了，不为我主持正义，你就过不了我这关，你这个欺世盗名的王八蛋。只好等着骂，不做任何回应。

    当然，你不缺勇气这个东西。你可以触碰许多敏感题材，就算不用调查纪实的写法，也可以写成报告文学，甚至是仿实录的小说。大不了，文学嘛，我尽量用隐晦的文字技巧把震撼的真相变个法儿地表达出来。可是，不管你这文学写得有多么动人，就具体事情与事件而言，你却很难在实质意义上推动它，解决它。你那么大的文字能力，到最后一旦进入现实，又显得那么无能、无力、无奈。文学，究竟有多真诚？所谓“作家”，在一个危机四伏的国家，又究竟有多大份量？而那些真相，那一个个多如牛毛、盘根错节的真相，又有多少是你能够充分揭示出来的？其效果，其被人看得见的立竿见影的结局，是不是早已远离了你的初衷？你的头脑里充满了无数的疑问，这些疑问带着你去寻找真正揭示真相的文学。

    于是，你翻开一本本书，点击一篇篇文章，你开始审视那些写文章的人，他们的文字究竟有多么关切一个个弱小的生命，又多么在乎一件件悲伤的事例？仅仅是职业行为吗？就是说，他们可能仅仅以此维生，不写就不能养家糊口，而具体到这当中的真相，究竟有多大的水份，恐怕还需要重新验证。在浩如烟海的文字库中，我们是不是渐渐变成了新闻的奴隶和应声虫？是不是只有那些最热的焦灼事件才能把我们写作的激情激发出来，然后用重复几年几十年的论调，去归结任何事情，而后还自以为自己已经尽了力，成为推动这件事的一份子，并因此沾沾自喜？如果局面真是这样，那我会感觉更加悲哀。我悲哀于真相竟会被描写得如此简单，如此枯燥，如此1+1=2。真相在我看来，是有多面的，是复杂的，你可以在情绪上偏袒于一方，但你不能遮蔽你所批判的对手的声音，甚至你压根儿就不应该预设“对手”。再者，真相一定是有来龙去脉的，无始就无终，它绝不是突然一下子就变成今天这样。好的真相描述者，甚至可能预知其未来发展的方向。

    真相往往非常残酷，残酷得就像你所爱的人突然变成你所恨的人，也可能残酷得就像你所鄙视的人突然变成你所同情的人。而文学，任你如何美化，你不能把这种复杂性变成一刀切。如果你写过涉及多层面、多角度、多人物的长篇小说、电视剧本或报告文学，你的素材积累最多的是什么？是你所了解的。最缺的是什么？是你所不了解的。你仅仅以你所了解的，来通篇叙述前因后果，而忽略了你所不了解的，或去臆想不了解的，那么很可能就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导致这种状况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的立场，或者你把自己固定在某个阵营，你有一个或一群假想敌，你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一个主义，一个派系，甚至是为了一个利益取向，其结果就是你把所谓的“独立”，变成了纯粹的斗争，而说到底你还是找不到真实的自己，你只有在一个群体之中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的真相与文学，显得那么单薄。

    一想到这些，回头看自己写了600多万字，简直就像一堆接一堆的垃圾，我恨透了我自己。这种恨，是基于对自己的要求，已经苛刻到必须用自己的血来写一切，而不是用笔、用键盘或意识流。你要让自己写的每一个字，都站得起来，真诚得像教堂里祈求赎罪的忏悔者。这种忏悔，是你愧对上天赋予你的才华，你在消耗自己，亵渎自己，而不是去珍惜。你要知道，你有一个终极的追求，终极到当你临终前回望自己来路的时候，看得到自己踩下的每一步坚实足迹，它是那么清晰，那么厚重，就像你第一次接吻、第一次失去孩子、第一次在大街上抱头痛哭、第一次当着上万名观众登台演唱那样，让你刻骨铭心般地烙印于心。在写每一篇文章之前，你要告诉自己，我说的这一切能够说服我自己，打动我自己，对得起我自己，然后才是征服整个社会，有舆论的权力。你不能去当一个职业行为意义上的作家，你所表达的就是你的心，是与灵魂相通的东西，而不是素材加枯燥的教条，也不是题材加不变的主义。

    写作就像演唱，我能从文字中听到你的节奏、旋律、音准、气息，甚至还能在文字中看到恰到好处的舞台形象，我所在意的不是万众呼喊时的沸腾，而是你忘却了舞台下有任何观众。能观望你的，只有你自己的内心。你是在极其孤独中把心里想说的统统写出来，我不是去读你，而是去听你，直到我能看见你的肺腑与喉咙，感觉得到你的所有给予我的共鸣，我会热泪盈眶，我会随着那些节奏和旋律，与你一起吟唱，像是一起感受这个世界，又像是一起感受另一个世界。你所创作的，来源于真相，可又超越了它。如果你所呈现的，是你把自己置身于文字之外，你从一开始压根儿就没有进入其中，你在那里装腔作势，在那里借着别人重复了一万遍的东西强硬灌入你的所述所思，那么我得到的感受就是分裂的，我看不到你的半点真诚，你的所有举动完全没有进入角色，这并不是文章的事实是否真实的这个“真”，而是比这还要迫切的心灵是否真实的这个“真”。简单地说，就是：你是用真心在写真事吗？用真心，写真事，就是我对“真相与文学：中国的纪实文学”这个主题的唯一呼吁。

    也许你会说，事情真不真，这个可以检验，但心真不真，不好说。大家看过很多优秀的电影、电视剧，一个好的演员在拿到剧本的时候，就必须忘记你是你。画面一出来，如果看上去就像念台词，你根本就是你自己而已，你没入戏。往小了说，没演技；往大了说，没真诚。你感受不到自己与这角色的相通之处，你没有一个渠道把自己完全置身于其中，所以不管演什么，角色是角色，你还是你。写文章也如此，你把自己当个局外人，旁观着一切，可又要逼着自己把事情说明白，把道理讲清楚，至于这当中人物的命运，你毫不关切，你如何去打动我？如何去说服这个社会去关注他们？是他们本身很悲惨，唤醒了大家的善良、悲悯和正义？还是你把这一切描写得入木三分，使大家都跟你一样入戏了，就像镜头把自己推到他们跟前，与他们一同呼吸，感同身受？要做到后者，你自己就必须深深入戏，假如你是他们，你怎么想？你怎么办？别告诉我，你是坐在18层的写字楼，开着空调，喝着咖啡，听着慕容晓晓的《爱情买卖》，去写一大堆被政府强行圈地走投无路的农民的血与泪。

    以上我所说的纪实文学，关照的是作品本身，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去把作品做好。在这之外的事情，比如它出来以后给作者、给涉及的文中人物带来什么代价，反倒是第二考虑。由于中国的言论尺度，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猜不透的局面，一篇再好的纪实文学，被不予发表，被禁止出版、禁止发行，甚至作者被审讯、逮捕、判刑，或者被状告为损害他人名誉，尤其涉及到政府官员，写文章的人没几个会胜诉，这种事情发生过，未来也可能继续发生。在舆论上呢，分为两极，说好的，说你有良心，是脊梁，说不好的，还跟你来一套修正主义啊，带路党啊，惟恐天下不乱啊。在荣誉背后，真是满纸辛酸泪，个中滋味只有作者自己知道。这就像做纯粹的原创音乐，究竟有多难？当你一手包办词、曲、唱、编曲、配器、制作，你就明白了。现在许多人做音乐做得跟快餐似的，全国的各大KTV系统每天都要收到成千上万首新歌，有的歌手辛辛苦苦花了巨大的精力、金钱来铺设这条路，但作品出来以后，也是夸的夸、骂的骂，最惨的是无人问津。这时你就会怀疑自己，这条路是不是走错了？值得吗？

    作品质量的好坏，我认为始终是第一要素。为一个好作品承受代价，我认为值。就算为此而丧失自由，只要你对得起自己，对自己和大众有个交代，没办法的事情，无法控制的事情，不可抗拒的压力上的事情，只好交由历史去评说。有些网友经常提醒我：“银波，你这都敢写啊？小心啊。”十年来，由于接到这样的提醒特别多，后来就形成了统一的回复：“该来的，总会来；该去的，总会去。”现如今不是鲁迅那个时代，你写文章还能跑到租界去避难。那么发达的刑侦技术，如果要逮捕你，你根本跑不掉。所以，你能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用真心写真事，不管这事情是什么事情，只要你愿意，你就去写。写不好，驾驭不了，想写又怕写，那就别写。要写，就拿出你的最大的本事，写得惊天动地，写得血泪横流。记住，别把一个好的题材，写得跟全国KTV系统里绝大多数的口水歌似的，到时候你就会像我一样，看得多了，也会恨自己是个垃圾制造者。

    我知道，我还没在这个时候喊出“言论自由”、“写作自由”之类的口号。我想喊，可是已经发不出声音；我想哭，可是已经没有了眼泪。这就是现在的我，这就是一个写了接近十年的青年作家的心里话。渐渐地，我知道呼喊已经显得那么脆弱，甚至就像卖火柴的可怜的小女孩去奢望别人买她一根火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愿望：拿作品说话。一个好的作品，不会英雄无路。没作品，什么也别谈，因为在这个国家，没实力，没强大的个体，便很难谈得上跟制度之间有何博弈或抗争的真正资格。到目前为止，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个无力者，是个边缘份子，但我相信终有一天，天会亮！而在黎明之前，我不能辜负我自己，就算所有的作品都压在自己那间可怜的出租房里，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坚持写出作品来。就像少年时代的我，把自己关在农村一处70元/月的房间里，一个月就写了几百首诗，虽然穷得什么都没有，甚至身边没一个亲人，没一个朋友，还留着20多公分的长发，喝着自己泡的白酒，去写我感受到的所有残酷青春，可是我很快乐，很充实，感觉自己就像山林间快要出土的竹笋，快要冲出来在春雨中沐浴。

    回望十年前那个酷酷的我，看看十年后这个仍然一无所有的我，此时此刻，我要欣慰地说：没错，我还在奋斗。

    （作者为作家兼签约公益歌手，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崛起于社会底层，业已奋笔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