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文革与内伤——读王艾小说《深渊》/徐友渔

小说《深渊》讲述了一个可怕的故事，一个关于人性沉沦和丧失的故事。

书中的男主人公秦新强跑到妻子韩苒在读的大学，对着她的同学大吵大闹，指控她作风败坏、移情别恋；他还向学校当局揭发韩苒隐瞒自己已婚的事实，靠说谎混进大学。在韩苒被学校开除之后，秦新强毫不手软，继续追击，他写信给韩苒的父母、姐姐，挑拨韩苒与他们的关系，使得失去学籍，返回原籍的韩苒不被亲人收留，茕茕孑立、孤苦一人，精神上备受折磨，痛不欲生。

秦新强为什么对自己的妻子那么狠，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其实，他们原本是一对恩爱夫妻，韩苒是在秦新强艰苦奋斗的时候认识他的。那时是文革末期的至暗时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贫乏到了极点，纯洁、美丽的姑娘韩苒遇上了民间思想者秦新强，对这个抱着救国救民理想发奋苦读，立志著书立说的青年产生了崇拜之感，爱慕之情。韩苒不顾父母的劝阻，离家出走，与秦新强结婚。两人居住在秦新强简陋的工人宿舍中，相濡以沫、相互激励，既是患难夫妻，也是志同道合的战友。

这样的夫妻怎么会反目成仇？一句话，秦新强认为韩苒背叛了两人的共同理想，也背叛了自己。他要让背叛者受到惩罚、尝到苦果，于是他进行了一系列无所不用其极的报复。他认为，每一次报复都是正义的，每一次惩罚都是韩苒罪有应得。

他们的理想是什么？秦新强说，是探索真理、救国救民，为此，他们要准备著书立说；为此，他们应该过斯巴达式的生活，即摒弃日常欲念和儿女情长的不平凡生活，过最高尚的精神生活。有一次看电影，韩苒被影片中男女主人公爱情的曲折起伏感动而落泪，这立刻引起了秦新强的严厉斥责和警告。他说，被这样庸俗的电影感动是危险的，这显示了她的内心世界有多么空虚和无聊。“你对不起我，对不起我们的理想！我问你：你是真的向往那样的生活吗？那你现在就可以离开！”

韩苒几乎被这样的疾风暴雨式的训斥击倒，她不停地解释，在哭泣中哀求和发誓，好不容易才得到秦新强的原谅。

但是，这种情况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韩苒经常不经意地流露出的兴趣和喜好引起秦新强的暴怒，然后以韩苒的解释、哭泣、哀求、发誓平息。比如有一次，当秦新强听到韩苒和她的一个朋友议论她们共同认识的一个男孩子嗓音好之后，秦新强大声指责说：“你就太无聊了嘛！一个有精神追求的人是不会议论这种低级趣味的话题的！这虽然看似一件小事，但它暴露了你内心深处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是什么！”

随着时间的流逝，秦新强越来越觉察到他与韩苒在天性上的差异。尽管两人有共同的理想，尽管韩苒崇拜他，对他百依百顺，但韩苒性情中展现出来的一些东西，却是秦新强所缺少或排斥的。比如对世俗生活的关注——例如对朋友衣着打扮或容貌的评论，又如对自然景色的欣赏和着迷——例如对田野中昆虫的追踪观察，对天空出现彩虹的惊叹。而秦新强则心无旁骛，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目标和事业。他心中经常掠过一丝不安与惊恐，生怕他们被庸俗无聊的生活同化。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韩苒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国家的新形势，校园的新环境，课堂上和书本中获得的新知识，使韩苒的眼界大开，自信心大大提升，精神面貌为之一变。她学习成绩优异，集体活动积极，赢得了同学的称赞和老师的喜爱。

从前，她总是认为秦新强不会错，要说谁有错，那只能是她。每当秦新强教训她，而她觉得自己并无错误时，面对他那压倒一切的口气，她最后还是承认是自己错了。而当他表示原谅之后，她还会产生感激之情。但是现在，在她认为自己并没有错的时候，她会坚持认定自己是正确的，而且还敢于大胆进行反驳，这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韩苒意识到了自己的变化，她下决心不再委屈自己，当秦新强再要对自己进行无理的指责和蛮横的管制时，她再也不哭泣解释、哀求发誓，她要说出自己的想法，让他知道自己变了并且他也应该改变。

但是，在秦新强那里，并没有出现韩苒所期望的变化，他认为韩苒欺骗了他，背叛了他。他不甘心最后落得被韩苒抛弃的下场，他要先发制人、主动出击、无情报复，于是出现了他去大学大闹，到韩苒父母家进行威胁的场面。

小说并没有明确交代韩苒和秦新强离婚后的最终结局，不过这一点并不重要。我们需要探讨的是，如何理解秦新强这个人，他当初对韩苒的爱和后来的敌视与仇恨，他原来的理想主义、为国为民的志向和后来表现出来的无情与疯狂。由于前后对比过于强烈，人格分裂极度夸张，可能有人会问：真有像秦新强那样的人吗？

可以肯定地回答：现实生活中，像秦新强那样的人确实有。当然，作为小说的主人公，秦新强是一种反面角色的典型，像他那样最后丧失人性，作恶到触目惊心地步的人，的确是少之又少。但是，这种人是一个大类人群中的极少数，描述、还原、剖析这个大类人群的人生轨迹，是一件相当重要和有意义的工作。小说《深渊》涉及到了这个话题，并用细致的观察和精准的语言应答和铺陈了这个话题，这就使得这部作品除了它自身的艺术价值之外，还有一种难得的思想史的价值。

秦新强走上思想者的道路在一代青年中具有普遍的意义。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使千万青年卷入斗争的浪潮，他们奋不顾身地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浪费了青春，甚至牺牲了生命。最终，作为一代人，他们程度不等地经历了从幻灭到觉醒的过程。促使他们走向醒悟之路的因素大致是：第一，文革中权斗的黑暗与残酷使年轻人纯真的心灵无法承受；第二，林彪事件是个天大的政治笑话，导致革命神话破产；第三，上山下乡目睹贫穷与落后使得年轻人对于中国的制度和政策发生根本怀疑。与这个醒悟过程相伴随的是遍及全国的青年读书活动，他们千方百计，通过各种途径找寻文革中的禁书，尤其是西方思想家的哲学、历史等社会科学著作，刻苦阅读，力图从中找到中国出现政治悲剧的原因和重返人类文明康庄大道的路径。在这场读书运动中，各地读冒出了一些民间思想者，他们苦读饱学、见解不凡，获得周围人们的敬重和赞誉。

秦新强就是在这个读书热潮中显示了自己的志向、决心和毅力，被亲友和同事视为优秀突出、鹤立鸡群，受到了他们的钦佩，而且赢得了年轻姑娘韩苒的崇拜与爱慕。他虽然身居陋室，生活清贫，但心怀壮志，对日常事务不屑一顾，期盼终有一天，以他的著作和学说一鸣惊人。

但是，毛泽东的去世给秦新强带来了未曾预料到的巨大改变。他苦苦思索出来的一些道理，以前是那么的异端和可怕，现在却可以在官方的报纸、杂志、广播里公开谈论；理想不再有危险，但也变得不再有需要；没有人要他去探索真理，没有人要他去拯救。更要命的是，几个崇拜他的小兄弟，陆续考上大学，告别车间昂然远去，他也尝试补习中学的功课去考大学，但惊讶地发现，他这颗钻研黑格尔的聪明大脑，居然应付不了小儿科似的中学教本。他还发现，他所鄙夷不屑的庸俗生活，人们过得津津有味，他所拒斥的穿着打扮，大家热衷得很。

面临新的变局，秦新强开始是感到失落，后来是感到绝望。他在新世界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当伤痛变为敌意和仇恨时，他把打击的矛头对准了韩苒。

这里可以顺带说一说当年投身于读书活动，实行自我教育和自我启蒙的其他人。

显而易见，不是每个人，也不是大多数人，可以永远保持在读书、思考、探索的状态。当年读书活动的参与者在文革结束、社会日渐回归正常之后，也回到了日常人的生活。但是，青年时代那段难忘的读书岁月在他们身上打上了长久的印记。比起其他人，他们的生活态度更为积极，批判意识更为强烈；他们进入大学、考取研究生、出国留学的比例高于其他人群。虽然不再一门心思考虑中国的未来和前途，但他们对国事更为关心，对政策中左的倾向更为警惕。在大约30来年的时间内，他们是中国社会的骨干和中间力量。

当年读书活动的参与者中，有少数人继续在读书-思考-探索的路上前进。但是，这条路是充满艰辛和曲折的。如果说有少数成功者，那么可以说就有更多的迷路者或失败者。有一些思想者一直没有放弃探索，但由于种种局限，他们的思路一直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这个理论轨道上前行，在中国实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他们认为毛泽东的反对资产阶级复辟的路线确实有先见之明。他们在艰难困苦、备受打压的条件下坚持学习和言说，其精神可以说很难得，但由于方向迷失，他们愈益处于被边缘化和出局的状态。

在思想探索的路上一直走得目标明确、步履坚实的人物不多，这里可以举两人为例，一位是经济学家杨小凯，一位是中国民主运动的理论家胡平。虽然他们两人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在美国生活、学习、研究和观察，这大大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但可以说他们的启蒙是在国内、在文革中就完成了。杨小凯得益于前辈高人、狱友，外号“舵手”的刘凤祥的指点（见杨著《牛鬼蛇神录》）；胡平得益于广泛和深入地阅读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他们的著述及其影响表明，尽管思想探索的道路异常崎岖，淘汰率极高，但还是有极少数人在思想文化上修成正果。到后来，随着大批青年到西方国家留学，随着大量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思考和探索的道路不再像以前那么艰辛曲折。对于中国人而言，难题早已不是发现真理，而是坚持真理的问题。

可以设想，如果本书的主人公秦新强的故事还有下文，那他一定不会成为他所说的“著书立说、探索真理、救国救民”的思想者。他的结局有两种可能，一是成为思想探索之路的落荒者，落入世俗和平庸的窠臼；二是成为冒充思想家的野狐禅，用一些不知所云的胡言乱语来糊弄人。

秦新强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由文化大革命的整体氛围形塑而成，他的人性扭曲和文革中扭曲的政治文化是相对应的。

文革把毛泽东提倡的斗争哲学置于压倒一切的地位。文革前，广大青少年就熟知毛泽东的座右铭：“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文革中，毛泽东新添了最高指示：“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不斗则垮。”秦新强是这种斗争哲学的忠实信徒，他斗争韩苒，从她的告饶和悔过中得到满足与乐趣；他与韩苒的大学斗，进退有据，战略战术机动灵活；他与韩苒的父母斗，把胆小怕事的老人吓个半死。作为斗争哲学产物的秦新强，在历史翻过文革这一页之后，只是感到茫然。

文革中，广大青少年沉浸在一种夸张的、虚幻的理想主义之中，这种理想主义以毛泽东的号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指导，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这种理想主义要求人们一心一意干革命，容不得一点个人利益、个人欲念和个人喜好。秦新强身体力行这种实为禁欲主义的所谓理想主义，他自己过着苦行憎般的生活，也要求韩苒过苦行憎般的生活。韩苒从舅舅那里得到一条漂亮的连衣裙，他不让穿；韩苒不经意间议论朋友的穿着打扮，他大发雷霆。文革结束之后，中国人开始有了一点点低层次的物质享受，但秦新强却感到格格不入。

文革中，中国人上上下下弥漫着一种被围困心理，或者说，患上了一种被迫害妄想症。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高层，认定中国被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包围，这些反动势力图谋扼杀中国。在下层，人们普遍认为阶级斗争尖锐复杂，坏蛋就在自己身边，随时图谋不轨，他们养成了以怀疑和提防的心态看待他人，总是以敌意来猜度他人的动机。秦新强就是具有这种心态的典型，他怀疑韩苒上了大学之后会变心，怀疑韩苒的父母、同学、老师会想尽办法欺骗他，怀疑韩苒因为漂亮而受人引诱从而背叛他。总之，他被种种臆想的威胁折磨，于是想出种种折磨人的办法来报复。

秦新强的变态心理和变态人格，源于文化大革命的非人环境，源于文革前和文革中的革命宣传和意识形态。秦新强由于心胸狭隘、眼界狭窄，看不到这一点，而韩苒通过学习和自己的反思，想明白了问题之所在。关于这一点，作者作了精辟的阐释，并通过韩苒的话把这一点说出来：他们把路走错了！由于家庭遭遇，秦新强和她在巨大的恐惧和愤怒中长大。尽管他们勇敢地挺身反抗黑暗，但他们被别人做下的恶荼毒戕害，让别人做下的恶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别人做下的恶犹如一堵墙，阻挡住了阳光，使他们的心里不仅积满了仇恨，而且还积满了绝望。他们虽然真心地希望著书立说、有所作为，但却故步自封、排斥异己；他们虽然满腔热情地想要去探索真理、救国救民，但却总是把人都往最坏处想，总是用最阴暗、恶毒的念头去揣度和猜测别人。他们想要反抗命运、追求理想却始终不能有所作为，因为他们是用恨在爱，用绝望在希望！

就个人而言，文革把秦新强这样的人变成了精神上的畸形人，就整体而言，文革使全民族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创伤和道德损伤，这是一种内伤或暗伤，它不像文革中因为武斗或关牛棚造成的伤害那么直观和明显，初浅的观察觉察不到这种创伤，但从当今中国人中间广泛弥散的戾气、猜忌和敌意来看，中国还没有完全走出文革的阴影。

我希望，我们可以靠反思来治愈和消除创伤，而不是靠时光的流逝来淡化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