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湘夷

時令已是深秋，教人不免想要懷舊。翻開從前的相冊，可見一片紅葉靜靜地夾在冊夾中。許是冊夾的密封性好，這紅葉許久仍未因著水分的缺失粉碎，八九點鐘的陽光映在枯黃的楓葉上，火紅的顏色再次浮現在葉面兒上，令我不禁憶起三十多年前的深秋，三十多年前的落木紅葉與初雪之後的朝陽。

我依稀記得，1966年，深秋時節，處處蕭瑟，惟有教室窗外的那棵老楓樹，在落木之中盡顯火紅。但自然地，即使是火焰般的葉子，也一片片的飄零下來了，悠悠的飄零，飄零在我的書頁，在難忘的十月，飄零在我的青春年華和荊棘歲月。

時候本是清晨的早讀課，但老師早已連著幾日未曾出現了，同學們也並不生疑——這已然是紅旗戰鬥小組的紅衛兵們開例會的既定時間了。

我的，不，是我們的——我們的隊伍是與學校那些幹部子弟的組織同時成立的，然而，我們這些「黑六類」知識份子子女和幾個家境一般的少數民族同學組成的組織，似乎永遠要比井岡山的所謂「紅衛兵」們低一等。八月的第一次、第二次串聯，我們的組織和運動都得到了支持，但同樣被支持的還有井岡山一派。在天安門的彙報會上，中央文革首長表示對我們兩派的情況十分關切，並分別向雙方旗幟鮮明地表了態：「造反有理！你們是左派，我們是支持你們的！」因而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學校的兩派都認為自己一方是左派，是革命造反派，是走在毛主席正確路線上的。雙方僵持不下，而我派勢力較小，只得與井岡山談和，歸入井岡山參與運動。

井岡山方面決定給我們分派兩個任務，是東五條和東十六條的「搜、破、立」活動。按照先前26中所總結的《破舊立新100例》，講到要把裏面那些如項鏈這樣的奢侈品、帶有黃內容片的圖書、下流低級的照片、服飾等等禁止掉。我與昭延以及其他紅旗的幾個同志在例會上分配到了五條。我還記得，這是個古老的巷子，巷口生著一棵是有棵生了幾百年的大樹。

那年的冬天似乎來的很早，蕭瑟的京城，胡同口的老樹已然被漫天的初雪壓彎了枝，幹子堅挺的佇在人家旁。只見那不知誰家的書稿飛到了書上，宣紙揉在了雪中，黑色的字跡仿佛凝結的血在樹梢上的零散的雪上流淌。

我與昭延走進胡同的時候，便聽聞胡同中傳來破碎的聲響，快步近前，發覺是井岡山派來的紅衛兵早我們一步到了，他們已完成了兩家的搜破任務，諸多古董瓷器、字畫丟到火堆裏。他們不時翻看著紅寶書，卻好似終究沒翻出個「所以然」來。他們也查看著其他學校的友好組織發給小將們的參照條例，但卻不時將些許奢侈品、港式的流行物品收到自己的包中。

我想被遺下的，自然是他們燒的那些舊物了罷。順著煙望去，有幾張書稿順著火和風飛到天上，許是與先前那張同樣掛到樹上了罷。

後來回憶起此日，只是覺得有什麼寒的徹骨的東西，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腦海裏，許是那日的冬風淩冽，火焰也在其中燃的起來。遠方不時傳來呼喊聲，現在想來，大概是其他紅衛兵和胡同裏人的交談，在記憶的火焰的光影中，不斷的蜿蜒著。

即使有些許私藏的行為，礙於井岡山的勢力，我們不敢言語。只是有些實在過分的運動，「黑五類」們也無權參與。直至一張報告書交到了黨委和中央手上，是李紅海同志寫的。他是我們隊伍中為數不多的「紅五類」，卻堅定不移的與我們同站在一起。1966年11月，紅旗脫離了井岡山，與大學的紅衛兵組織合併在了一起。

成為大學紅衛兵組織支部的這段時期，紅旗的同學們參與到真正的、火熱的紅衛兵運動中來。如今憶起，我依舊熱愛那火紅的世紀。我們曾批判「三名三高」、批判社會主義制度下個體經濟的殘餘制度；我們曾提出許多的倡議，減少清潔工人的繁重勞動、減少郵遞人員上下樓的勞力、減少醫院急診和住院等緊急情況下的收費條框；我們曾在諸多的胡同口按上了免費的服務站和公廁——雖然我們沒有太多時間去看人民的反應如何。

這樣幸福的日子並未持續很久，以至有一日清晨，那張遠遠望見的，有一張用紅墨水書寫、貼在學校門口的東牆上，衝擊了我的視線。

這一次，他們瘋了。他們沖進學校、醫院和工廠。他們手持棍棒、鐵鏟以及一切能夠用來當作武器的東西。他們像是屠夫一般，勒令所有老師和學生站在四百米的操場上。減掉老師和同學的頭髮，用皮帶和上面的銅紐扣毆打造反派的同學，將老師和學生分散關進學校地下不深的倉庫。

隨後，我們在地下倉庫中得知了不幸的訊息，保皇派高聯、動糾等組織（包括我們學校的井岡山），再一次衝擊了黨中央和中南海，將矛頭指向毛澤東。我能夠想像他們放下紅寶書，高喊著「老子反動兒混蛋，老子革命兒造反」和「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的口號，提起拳腳棍棒，對批判劉少奇的造反派一番鎮壓。

想革命而又沒有革命的本錢，想造反而又沒有造反的條件，窒殺了多少革命青年的熱情！革命隊伍縮小了，這正中了反動路線的下懷。客觀上起到了包庇鑽進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作用，起到了挑動群眾鬥群眾的作用。有理由這樣講：如果不把以前受壓迫最深的這一大部分革命青年徹底解放出來，那麼這次運動就決不會取得徹底勝利！「

「同志們，難道還能允許這種現象繼續存在下去嗎？不應當填平這人為的鴻溝嗎？在反動勢力當政時期，受壓抑的青年不僅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也包括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對抗的工農出身的青年及其他革命青年。我們呼籲：一切受反動勢力迫害的革命青年，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團結起來！組織起來！你們受資產階級壓迫最深，反抗應該最堅決……」

忽然，井岡山的隊伍沖入人群，迫使師生紛紛讓開道路。便有幾個武裝的保皇派將他摁在地上，他不斷掙扎著，卻被身後者踢在關節，一下跪在臺上。

幾個井岡山的女紅衛兵跳著井岡山派編排的忠字舞，對著李紅海揮動著她們蒼白的手和鮮紅的旗。幾個男紅衛兵合力使他放棄了掙扎，拎著他的後領，將他拖到台下，用備好的宣紙一筆寫了些不用看就知道是毫無理由的罪名，糊成帽子，扣在他的頭上。

倉庫中的我不能夠聽清他們的喇叭說了些什麼，也並未知曉紅海低下頭之後的面色，因為淚水模糊了視線、無人應答的哭喊充斥著腦海，令人無所適從。心中似乎有什麼燃盡了，卻不是火，好似老楓樹的楓葉，無聲地、在理想的末世飄零幾盡。

疼痛目光之中，有個聲音在我的心裏重複著，那聲音含著憤恨、彷徨和舊時代的風霜——「那樣的歌曲，本是你們應當唱的；那樣的話，也是你們應當講的。」

「我不曉得，全國的文化大革命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墮落的，從萬物生髮的盛夏墮落到凋敝沉寂的寒冬，但它在我心中萌生出墮落的樣子的日子，是從這晴雪的二月開始的。」

1967年1月，造反派的紅衛兵重新掌了權。六十五中的遇羅克同志發表了《出身論》一作，得到了黨中央的肯定和諸多紅衛兵組織的支持。這似乎成為造反派掌權的標誌。曾經的老紅衛兵們退出了運動的舞臺——他們似乎銷聲匿跡了，有些人加入了新的組織，更多的，是和他們所維護的一起墮落去了。

走出倉庫的那一天，昭延對我講了一句似是無心的話，「青文，我們的勝利像夢一般，現在我方才回想起來，造反派才是文化大革命勝利的主要力量。」

恍惚中，我隱約意識到了什麼，似乎是對於遲來頓悟的失落，又似是新的、不詳的預感，卻很快的打消了這樣的想法。「勝利即在不遠處了，」我這樣安慰自己，「要保持革命樂觀主義，不要動搖……」

1967年春，工人同志廣泛的與我們共同加入了運動。七一六工廠的工人造反兵團加入了「紅旗戰鬥小組」，我們的隊伍又壯大了。於此同時，上海發生了「二月逆流」這樣為走修正主義路線的反動派申辯的事件不暇接的再次掀起了新一輪的運動。

自3月之始，便陸續有各路造反派衝擊並佔領二月逆流主要人員的居所、工作場所以及相關之類，隨即，各校造反派甚至人民群眾上街遊行，高呼「反擊二月逆流」。

早在2月底的時候，北京激進的造反派們——如北航、解放軍第二醫院等學校、單位的造反組織已開始他們批判「二月逆流」、葉劍英、陳毅之流為首的「軍隊的保守勢力」了。3月初的時候，這樣的批判變得更為激烈了，以至於，有一小隊紅衛兵們衝擊了軍隊機關，被無禮的鎮壓了。

於是，更多的紅衛兵以及市民們參與到抗議和示威的行動中。在遊行和衝擊的運動中，是少不了武裝的。紅衛兵的戰鬥熱情高漲，卻苦於無處獲得武裝。紅旗小組的一隊隊長和委員，便派出幾個小將去與軍隊裏的造反派交涉。他們本是駐京部隊總部的幾個支隊，文化大革命後，便在軍隊中積極的宣傳毛澤東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決策。

西山軍區派出的代表很是和氣，但每每談及借些刺刀和少量56式等等的簡單武器——用隊長的話講，是僅僅用於威懾的武器，他卻總是流著一種有意回避的態度，不斷的講話題引入，「毛主席和黨中央發佈了些什麼政策」、「我們軍隊的態度」以及「我們的難處也要體諒」之類的話語，紅旗派出的代表同志樸丹不願陪他繞彎，便直接引入了話題——

「同志，你也知道，我們的目的是想要借一些武裝的。但是你卻一直講些無關的東西。這樣吧，請你表態，你到底願不願意借我們呢？」

「有什麼不好，何況我們要的——在我看來不算多？江青同志一再強調，告訴我們要」文攻武衛」，文攻是攻了，現在敵人要用刀槍來鎮壓我們，你們既然表態支持，卻吝嗇於此，這是要怎樣呢？「

「你不要誤會，我們的立場是堅定的，我所在的組織是軍隊中的造反派組織，與葉劍英、陳毅領導下的反動派們早就劃清界限了。可是小同志，你這樣講就不對了……要知道，《安徽五條》等一系列關於宣導不要過分武鬥的條例，你們應當去看看。」

「同志，《安徽五條》中還講了些什麼呢？我覺得，應該看的不是我是你。其中有一大部分內容都是宣導軍隊配合紅衛兵、群眾運動的。比如並且，我們已經承諾，更多的，這些武裝是用作威懾，而不是用作……用作攻擊。」

站在樸丹身後的我和昭延，緊緊地盯住那個代表，生怕他做出什麼強硬的回絕和過分的行為來，那代表似是發覺了我們的目光，緊緊地捏著拳頭，又歎了口氣，在樸丹的協議書上簽了字，承諾借給我們五十支刺刀和二十支槍。

其中幾次，我們幾乎住在了長安街上（當然，比起外地來的同志，我們住在這裏的次數算得上少了）。紅衛兵小將們挎著繡有毛主席頭像的綠色單肩包，裏面裝有食物、水及一些生活必需品，還有從各地投寄來的物資。我們在長安街東面的王府井地鐵站處支起了帳篷，又用租來（實際上是免費提供的）巴士、卡車和喇叭作為宣傳的工具。我們向行人分發傳單，在街道的牆上塗上標語，諸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打倒二月毒流」、「用鮮血和生命捍衛黨中央，用鮮血和生命保衛毛主席」。

那幾日的長安街上人聲鼎沸，不免顯得擁擠，但人海抵不住我們革命運動的鬥志昂揚。呼聲似春風，人影似春潮，我們的運動，好似革命的新春號角，一舉呼遍大江南北。我們不斷接到振奮人心的消息，來自湖北的、上海的、廣西的、青海的、天津的——五湖四海的、光榮的紅衛兵們，都參與到這場如浪潮的運動中來，在文化大革命的新氣象中共同盎然著生機。

雖然不時傳來外地軍隊鎮壓造反派的訊息，但到了4月，黨中央發佈了《軍委八條》，又用釋放「聯動」一類分子——便是原先的保守派們，換回了被捕的造反派同志們。

第八次天安門廣場的篝火晚會上，人民紀念碑前立起與城樓上同樣的毛主席畫像。舞臺和畫像在小將們的擁簇之中，來自全國各地的造反派們在火光中唱歌作舞。

火光映上的舞影搖曳在畫像上，畫像上深邃的雙眸望向北方，仿佛凝視著對面城樓上另一個自己。猶記去年今日，也曾在城樓上遙望他略顯蒼老卻煥發依然的面龐。

春日在歡聲和勝利的喜悅中過去，二月逆流在被徹底批判和打倒後，人們似乎將他們遺忘了。只是在批鬥會的時候，總是再被提出來作為武器和罪名。

實在的講，許是被勝利衝昏頭腦，從北京的諸多造反派組織中又分出許許多多派來。我和昭延所在的紅旗——這個人數並不算眾多的組織，也隨之分裂了。

我想，縱觀六十年代末的中國——當然這是我後來明瞭的，動盪和混亂未嘗是不好的，我們卻在其中有著統一的趨勢。不是意識形態的統一，而是鬥爭形勢的統一（多為內訌式武鬥以及造反派與軍隊保皇派的衝突）。再度回想1967年的情形，總是有矛盾和瑣碎的記憶無處安放。

紅旗的分裂是從對於劉少奇的批判開始的——歸根究底，是溫和造反派和激進造反派的矛盾衝突。眾所周知的，對於劉少奇的批判很早便開始了。1967年6月，對於國家體制的激烈批判一路升溫，對於劉的批判也到達了頂峰。1967年6月30日，北京建築工程學院十幾個造反派組織在中南海西門搭起帳篷，安營紮寨，宣告成立「糾鬥劉少奇火線指揮部」。「糾劉火線」行動拉開序幕。於是，7月初，中南海西門、北門直至故宮北護城河沿岸，連營接寨幾十裏。放眼望去，無數棚子、高音喇叭、旗幟、營寨、身著綠或黃軍裝的紅衛兵們——除北京的以外，還有來自全國各地、來京串聯的紅衛兵。

許是夏日傾瀉的炎熱激起了人們心中的暗流，隨著時間推移，對於劉少奇等人的批判越來越缺少理智——即使劉少奇手持《憲法》抗議也無濟於事，這使得中央不得不將劉等人甚至是保護起來。

1967年7月下，一日，風雨大作。各組織的紅衛兵們卻更為繁忙，一面兼顧批鬥大會的開展，一面後勤工作要保證同志們的健康和物資的儲備。中南海西門東面的帳篷旁，有幾個紅衛兵發生了衝突。他們衝突的主題是對於黨內核心人物和走資派的批鬥形勢問題。

其中一方認為，對於劉少奇等「中國的赫魯雪夫」式的人物不應手軟，應當對其進行徹底的、強烈的批判；他們認為，這是最後的勝利，在對其進行完徹底的批判後，便是造反派專政，即無產階級徹底專政的時代。

而另一方認為，批鬥大會這樣無理而無用的進行是錯誤的——劉、鄧、陶等人經已被打倒，現在造反派們要做的，不是一味的進行當面對質和物質上的批判，而是在思想上的批判完成後，轉移目標，對社會進行下一步更深入的建設和優化，因此對劉鄧等人的批判不應當在現場進行的如此激烈；並且，應當支持清華大學周同學「造反派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觀點，恢復社會秩序和社會建設。這樣的分歧在紅衛兵中傳播開來。

7月27日，滂沱的雨珠似砸落在人們心中的火上。可這雨水非但沒有滅息人們的怒與恨，反而似油於燈般使火焰外焰不住的上升、內在的火苗也愈發劇烈。我與昭延在帳篷中也激烈的辯論著，辯論著什麼才是造反派們下一步應當做的事。

「青文，你要明白，對於這樣大的走資派，我們當然要批判的越徹底越好。你現在居然主張停止批判，這樣不是怯懦么，不是保守和反革命的么？我勸你要好好想想，我們的運動和組織能夠進行的今日已然不易，同志們犧牲了許多，難道要在這樣的關鍵時刻枉費了么？」

「昭延，不是這樣的，我不是認為這樣的批鬥應當停止——這不正是那些反動派們期望的么。我認同的，是理智的批判，而不是如今這樣瘋狂的行為，要知道，再這樣下去，我們的運動就要停留在這了！劉少奇是走資派的頭目，鄧小平、陶鑄也是，可是他們手下的走資派如此之多，我們現在要做的，是深入對他們的改造——絕不僅僅是我們去年揪出來的那些。即使這樣，他們也不是一時半會改造的好的。批鬥會當然還要進行，只是用不著這麼多人，應當分些人手去做別的事情。」

「不，還不夠，我們的隊伍成員本來就少。如果你指的是我們的大組織，這也是他們決定的，我管不著，也不想管，因為我是支持他們全力去做這件事的。我相信黨中央和人民群眾的眼睛，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就在眼前了。可是你……」

我們不再講話。片刻，昭延起身，直徑走出帳篷。帳篷外傳來呼喊聲，是兩個男紅衛兵的鬥毆。其中一個倒在地上，猩紅的液體已然佈滿一地。不幸的是，他們來自同一個省份，所屬的組織卻是不同的。於是，一場激烈的武鬥隨之開始了。他們高喊著文攻武衛的口號，紛紛提起自己的武器，踩著雨水和泥濘扭打在一起。漸漸地，來自其他組織的紅衛兵們在瞭解了他們所爭執的問題後，亦紛紛加入其中。

本是夕陽時分，因著下雨，天暗的早。紅衛兵們提著各式各樣的武器，籍著稀碎的燈光和夕陽時分應盡的一點點明亮，綠色、黃色、藍色——穿著各式軍裝的、操著各地方言的、看起來至少有四個組織的紅衛兵扭打在一起。

他們或舉起棍棒，喊著些「你個修正主義的走狗」、「你個反動派也敢這樣罵老子」之類的言語，攬住敵對派別成員的頭，一棒敲下；或幾個同一組織的紅衛兵將一兩個其他派別的紅衛兵圍住，用腳踢暈為止，這些圍成圈的紅衛兵往往防備不得背後的攻擊；更有甚者，用砍刀或鐵鏟砍傷、砍斷他人的手臂；用木棒將他人的額頭戳在牆上，往往僅需一次便滲出血來。

忽然地，幾聲槍響，人群霎時倒下大半。但仍有許許多多紅衛兵沖上來。雨中分不出敵我，人們便四下攻擊。緊接著，第二把、第三把槍的聲音響了，恐懼和哀嚎、憤怒和狂熱在風雨之中的長安街上蔓延著。

佇立在長安街上，不知覺中，面龐和身軀被風雨浸濕。不曉得面龐上的水是淚水還是雨水，苦澀混合著些許鹹味，吞咽進口中，隨著一幕幕驚心品嘗凝固的失落。

不斷有面目不清的紅衛兵被來自醫護站的紅衛兵護士們抬進帳篷，或是乘坐一切能夠運送傷者的工具找到就近的醫院，並由他們進行往往沒有結果的搶救。

我感到恐懼——以往從未有過的恐懼。或許我和我們——原本彼此親密友愛的、思想理智銳利的同志們，如今卻不得不隨著時代陷入瘋狂，好似滂沱風雨，好似血水混合污泥。

我感到失落——以往從未有過的失落。或許我們將要面臨分裂和離別，隨著時代——這失敗的、瘋狂的時代。我們的運動是革命，卻也好似戰爭。我們明明有著共同的敵人，卻因著言語不和，便「文攻武衛」起來。這簡潔的四個字，也本是堅定和理性的產物，又何以在此變得瘋狂！

我感到迷茫——以往從未有過的迷茫。過往的迷茫是以外因為依據的，而今時的迷茫卻是無有一切外因的——問題出在我們身上，我可以肯定，可是我不曉得如何去糾正我的、我們的錯誤，他人也無意去糾正這樣的錯誤，只得任由著風雨肆虐在我們的身體和精神之中。

這樣的痛苦，糾纏於我多年。此後的日子，每每回想起此昔黃昏之風雨，便總有一種強烈的、有著絕望的彷徨湧上心頭，這樣的痛苦，總是令我身軀為之凝固、魂靈為之震顫的。每每憶起，淚水便不住的流下，也不願收起。

此事之後，黨中央的代表找到這幾個紅衛兵領袖談話，教外地的組織回了故省，又嚴厲的批評教育了北京的兩個紅衛兵組織。代表們說，這不是「文攻武衛」，反是發展成了「武攻武衛」。但作為其中之一參與者所下屬支部的、紅旗小組的紅衛兵們並不滿意，便開會商討對於武鬥的反思和下一步的措施。以許榕和顧成江為首的激進派不同意就此作罷——主張「造反派可以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紅衛兵越來越多，逐漸自成一派。主張溫和派的盧英強一方也不甘示弱，又給提出這說法的周泉纓封了「周老六」的稱號，將他與「馬恩列斯毛」並列起來。

最終，飽受保守派欺壓的紅旗紅衛兵們倒向了激進一方，溫和造反派成為少數派，投向另一大組織。昭延站在了激進一方，我卻左右為難，不作表決。

話音未落，我便被欽定進了溫和一派。但當我向盧英強提出我的想法時，他顯露出了疑慮和不屑的神情，「林同志，你站在了毛主席的好學生——周泉纓同志的這一方，我很欣慰，你走在了毛澤東思想正確路線上。但是，你的悲觀想法我持保留意見，是不太認同的。」

在溫和派的紅旗小組——不，不是紅旗，這個名字已經屬於激進派了，應當是我們新加入的組織「前鋒紅衛兵團」中，我開始嘗試接受他們的觀點。但漸漸地，卻發覺他們開始向革命初期的保皇派靠近了。他們其中甚有拉攏軍隊，與保守勢力合力鎮壓激進派的現象。在北京，真正的造反派，只餘了激進派一方——只有他們還在堅持過去那些有革命性的行為、規章和口號。

我也曾在五十天專政中受過挫折，也曾在對於二月逆流的批判中憤恨過，我也不曾支持「造反派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此類言論——我僅僅是認為：「我們的運動還遠沒有成功，打倒劉少奇也不是我們鬆懈和分歧的理由，且如此『造反』會失去人心」罷了。

然而，同我一樣思想的人少之又少，這些人大多被多數派排擠出去了，成為逍遙派或是勞改犯。這樣的人，或許，不屬於溫和派，不屬於造反派，因為我們的注意力早已不在於對劉少奇的批判上，卻依舊專注於革命中。

1967年8月，武鬥愈發升級了，熱兵器加入了戰鬥。大規模死傷事件比比皆是。由於昔日的溫和派，今日的新保守派有軍隊的勢力，激進派的人數、物資、勢力愈發減弱。

這樣的混戰，甚至於溫和派中都產生了些許無政府主義的思想。這樣的境況很快結束了。1967年9月，江青的講話正式宣佈否定「揪軍內一小撮」，這意味著對於軍隊的革命結束了。此外，「文攻武衛」也被加以限定。一系列樹立軍隊地位的法律重新出臺了，學校複課、工廠復工，對紅衛兵運動的限制愈發嚴格。

但這並不影響我的生活。我已成為徹底的逍遙派，對於外界諸多紅衛兵武鬥的恩怨與爭端目視無睹——它們並沒有什麼實際的進展，造反派節節敗退，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鞏固甚至是保衛皆已岌岌可危。許多激進派的成員與他們從前打倒的人同樣，被關進了監獄和勞改營。軍宣隊進駐了清華大學這一全國紅衛兵運動的核心和發源地。帶著無比的失望、迷茫和恐懼，紅衛兵運動的「熱月」結束了。

至於昭延，她與造反派的諸多領袖同樣，在風向不定的鬥爭浪潮中倒下了。她成為第一批下鄉的知識青年，據說是去了北大荒的石油廠進行建設。自紅旗分裂之後，我們便再未聯繫過。

1969年，中共九大召開，毛澤東宣佈「全國山河一片紅」，意味著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勝利。可人們的心裏都明瞭，紅衛兵運動是在疲憊與悲哀中告至尾聲的，所謂山河一片紅，不是紅旗，倒是鮮血染成的山河紅。

1970年，坐在還未開動的、去往重慶的火車上，我回望那生活了14年的故鄉。嫋嫋春景中，竟對山村的生活有了些許期待。即使曉得，或許要五年、要十年甚至一生或許遙居他鄉，但故土之下滲著的、同志們的鮮血，仿佛永遠淋漓在北京那緊張而壓抑的空氣中，它會將恐懼和瘋狂鐫刻到人們的心裏——我要遠離這樣的沾汙，也遠離這樣的哀慟。

毛澤東在報紙上對我們說，「現在是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卻只著這一次錯誤，不再給予我們改正的機會，不教我們在城市裏搞運動，丟到偏遠的山區去。

許是我這逍遙派被分配的農村太過偏僻，之後許多的政治運動似乎對這裏的村民沒有很大的影響。村莊房屋的牆壁上，也少有見到染著泥土的、蒼桑的紅墨水塗成的口號。

這裏並沒有文革結束後，於諸多傷痕文學中寫到的野蠻的風土和駭人的罪惡。在接下來的六年中，即使是「批林批孔」、「鬥批改」這般紅色政權下的白色恐怖式運動，亦未大規模在這裏展開。這裏的一切是純樸而寧靜的。因此，我帶去的、家中許多陳舊的馬列著作，文學著作，以及其他被「特殊保存」的哲學和歷史學書籍在重慶這寧遠的山村熠熠生輝，我在樸素的勞作和閱讀中度過我青春年華中最後的幾年歲月。

從北京西站乘車，中途行過長安街，街景似是沒有什麼變化的。我望著窗外，夜色未褪去。中南海門前，仿佛又看到鮮血淋漓和哭喊的畫面。

「別管了，原來那些小兔崽子們天天鬥，鬥的飯都吃不上了，這不挺好……雖然好像，改革開放之後，我的工資還是趕不上物價，買不起東西啊。」

我將那對話細細的聽完，「還是買不起東西么…」我想，「原來不論是文化大革命之後，還是改革開放之後，人們也一樣用不起東西……」

「許許多多的理論家們，都不是政客…他們的理論，總是在應用的時候，不斷的被發覺和分裂…可是直到如今，理想的世界依舊沒有被建立，中國的人民也依舊如此麻木和貧窮。」

不覺之中，車到站了。下車後，我便徑直走向從前居住的社區。向家窗中望去，父母在家，一切似是老的模樣，懸著的心便放下了。我在樓前徘徊，卻似是有什麼心結，不覺含澀，隨即朝著學校的方向走去。

校門開著。走進去，那裏正在進行就要完工的基本重建工作。教學樓前的老楓樹依舊佇立，積雪的枝丫上，竟還生著一片打著霜的紅葉，孤零地在蕭瑟和蒼茫中搖曳著。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