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东茅巷往事（中）：志向远大的大哥、面临“解放”广大药房留下还是迁往香港、侦缉队的腐败、家中险些被盗

一真溅雪

我哥哥生性极聪慧又懂事，十分孝敬父母，志向远大、勤奋好学；又是长子，可是从小身体不好，因以上这些原因，哥哥深得父母的喜爱。哥哥患有肺病(就是肺结核，当时叫肺病或痨病)，这在那时是十分难治的病，死亡率很高，只能靠增加营养、在家靜養和靠中药调养，以期其自癒，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史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我哥哥生性极聪慧又懂事，十分孝敬父母，志向远大、勤奋好学；又是长子，可是从小身体不好，因以上这些原因，哥哥深得父母的喜爱。

哥哥患有肺病(就是肺结核，当时叫肺病或痨病)，这在那时是十分难治的病，死亡率很高，只能靠增加营养、在家靜養和靠中药调养，以期其自癒，一般人家很难做到，因那时异菸肼、ＣＰＳ……等抗结核的药物尚未在中国流行使用。

每当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而父母又不在场时，哥哥必定要先留出一部份来，并向我们宣告：这是妈吃的；这是爹吃的。后来哥哥离家许多年之后，母亲还时常提及这些事，同时流露出无限的思念和赞赏，这与母亲从不公开流露出对我和弟弟及两个姐姐的任何赞美与关爱的一贯做法相比是十分罕见的，足见哥哥在父母心目中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由于身体不好，哥哥到长沙后读书总是读读停停，往往是考进一个学校后，一个学期都没有读完，就又因病休学，然后就只能在家里一边养病一边自学，到下学期开学又跳级去考插班，读不到一学期又因病休学，然后又跳级去考插班。他在家休学养病时，不仅温习小学的课程，还买各种文艺刊物、小说、历史、生物和各种科技读物，不断阅读以充实自己，他从书中看到了中国的贫弱、落后、社会的腐败、劳苦大众的艰难困苦，同时又深受学校一些有救国救民思想的老师的影响，在哥哥幼小的心灵中早早就立下了救国救民的理想抱负。

在一九四九年春季哥哥到位于桂花井的修业小学报名考小学六年二级的插班生，由于修业小学是长沙市小学三大名校之一(其他两所分别是楚怡小学和一师附小)所以它的毕业班的插班生报考的人很多，而录取的名额又很少，非常难考取，因为那时的学校一个班级通常都只有一个班(五十人左右)，只有留级或因故、因病转学、休学、退学才空出很少几个名额来招插班生。而家长们为给自己的子弟高小毕业后考初中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都希望把子女送到三大名校来作升初中的最后冲刺，以致报考的人非常之多，而录取的名额又寥寥无几，其难考的程度可想而知。修业小学六年二级插班生考试的结果公佈出来，哥哥以名列第一的成绩顺利考取修业小学六年二级插班。

开学那天，班主任一进教室大门便问哪个叫陈正衡？哥哥立即站起来说我叫陈正衡，班主任让他坐下后对他；也是对全班同学说：你考得很好，自然、历史、地理、祘术(即现在的数学)都是一百分，语文因有一个错别字扣了一分得了九十九分，特别是作文做得好。

那次考试作文的题目是：《我的理想》。哥哥在作文文中写道：他长大了要当一个政治家，要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要实现耕者有其田、发展教育增进民智、改造国民落后陈腐的思想观念、树立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新思想、开发交通、发展工商业以达到国富民強的目的，实现孙中山先生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理想。这些內容出自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学生的作文之中，令哥哥的班主任和修业小学的许多老师大为惊异，因为这些思想和理想已大大超出了他的同龄人应有的水平。后来老师告诉哥哥，当阅卷老师(也就是哥哥后来的班主任)看到这篇作文时忍不住站起来对办公室里所有的阅卷老师大声朗读这篇作文时，立即引起老师们的一片惊叹，这篇作文不仅立意高远、志向远大而且行文流畅，短短数百字如一气呵成，当然引起老师们的一片惊叹和赞美，更何况当年的教师中也不乏立志救国救民的热血青年。

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从大人们的交谈中时时传來国共内战的消息，隨着战线的不断南移，战场局势的不断变化，这种谈论越来越多。哥哥和许多目睹国民党统治区贫困落后、贪腐盛行、物价飞涨的现状(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这些现象产生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抗战胜利后以毛译东为首的中共执意要在全国夺取政权所造成或加剧的)和立志救国救民的热血青年一样，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曾寄以厚望。回家时常和我们讲他从报纸上和老师们那里看到的、听到的有关国共内战和共产党的消息，诸如：林彪、刘伯承的军队如何会打仗；他们的军队一听到枪声就立即卧倒准备战斗(那时的小学生们都认为一听到枪声就立刻卧倒准备战斗是部队训练有素和反应机敏的表现)；某某大城市又被共产党占领了，后來又听说共产党已打过长江，形势越來越紧张。

到一九四九年春，那时长沙不断有全副武装荷槍实弹的国民政府从前线败退下来的军队列队从马路上经过。当时任华中剿总司令的、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也抵达长沙，宣称要死守长沙［註：１］，各街口都用沙袋或砖块壘起了一个个的街壘，并有荷槍实弹的军警把守，一时间长沙被笼罩在一片战爭氛围之中，弄得长沙城内人心惶惶。城内凡有财产且在长沙周边农村乡下有亲友的，都纷纷把值钱且可以转移的财产运往乡下的亲友家中掩藏；有门路的官宦、富人则准备迁往台湾、港、澳甚至海外，普通市民他们没有多少可以失去的东西，只能坐以待变。

眼看共产党的军队就要打到湖南了，长沙被“解放”已成不可避免的趋势。在此情况之下，父亲和卢先生商量广大药房今后的打祘，决定让卢先生先带着家属和广大药房所有的流动资产先到香港暂避，并着手准备广大药房迁往香港的前期准备工作，由父亲带着员工和带不走的药品留守长沙继续营业，以观共产党来后的情况，如果经营不下去了，父亲再结朿广大药房在长沙的业务，带上我们全家和愿和我们一起去香港的广大药房员工一起赴香港与卢先生一家会合，在香港重操旧业。如果共产党来后治安稳定，环境适于经商，则卢先生携家人和流动资金返回长沙和我父亲一起继续经营广大药房。这个决定不知是父亲和卢先生二人自己商量决定的，还是卢先生在共党从事地下工作并担任广大华行董事长的哥哥(卢老三──卢绪章)以广大华行董事长的名义授意卢先生如此行事的，但以共产党特别是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一贯六亲不认的做法(更不用说共产党地下工作的高级负责人)来看，卢老三的地下党员的身份是绝不会让一个当资本家的弟弟知道的，更不可能因卢先生是他的弟弟想关照他而出此主意。不过如果卢老三在共产党內经严酷的你死我活的内斗和洗脑之后，人性尚未完全泯灭，对其弟仍存关照之心，那我估计卢老三也绝不会亲自对卢先生说，而最大的可能是以广大华行的名义指示广大药房依此行事，但我现在估计这种可能性十分小，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的一九五四年中共高层内斗发生的所谓高(岗)饒(漱石)反党联盟事件时附带也把潘汉年、杨帆也牵连进去了，其实饒漱石与高岗素无太多交往，之所以把饒扯到高一起是因为饒知道太多毛和中共在抗战时期与日寇和汪伪政权互相勾结出卖民族利益破坏抗战的内幕，而饒受毛和共党中央指示与日寇、汪伪政权勾结，又是通过潘汉年和杨帆等具体进行的，所以这注定了饒、潘、杨“解放”后只有死路一条，因为毛和中共抗战时勾结日寇和汪伪政权出卖民族利益破坏抗战的丑事一旦被饒、潘、杨等泄露出来，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豈不有损中共自封的中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的光辉形象？后来，当我了解了这一段历史的真像之后，我大惑不解，那就是像潘汉年这种聪明绝顶的人，明知他掌握了毛和中共当局都么多抗战期间与日伪勾结，出卖民族利益的见不得人的勾当，“解放”后必然会被毛和中共当局灭口，为何在刚“解放”前后，他不乘乱逃离中国大陆到国外去当寓公，为自己求得一条生路？而是选择了留在上海当副市长？而且在“高铙反革命集团事件”之前，毛因忙于巩固政权和“抗美援朝”……这些事，尚未来得及对饒潄石、潘汉年、杨帆等人进行灭口时，在陈毅进京开党代会时，潘居然主动向陈毅交待那段奉毛的密令与日伪勾结的历史，也就是主动向毛提起这段历史(潘知道陈进京后肯定会向毛汇报这件事)，难道潘是想借此提醒毛：我对你是有大功的，“解放”后你当了主席，怎么只给我一个上海市副市长？或者是借此要狭毛，你不给我更大的回报，我就要把你这些见不得人的事全都抖出来。潘若真这么想，那表明潘虽为毛和中共当局卖命这么多年，他对毛和中共当局的本质仍缺乏深刻的了解，这也算得上是咎由自取吧！卢老三与潘、杨同为华东地区地下党负责人，同受饒漱石的领导，在饒、潘、杨遭批斗、关押、判以重刑时，卢老三不仅未受波及株连反而晋升为外贸部付部长的要职，按中共内部斗争的惯例，卢老三在当局惩处饒、潘、杨时，如不及时对饒、潘、杨进行检举揭发、无情批斗并与他们划清界限，而且表现积极是不可能不受株连波及反而晋升要职的。由此看来，卢老三是决不会甘冒违反地下工作紀律的风險，直接或间接给卢先生和我父亲如何应对局势提出忠告的。这样看来，这一决定完全是卢先生和我父亲根据当时的局势权衡利弊之后，作出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前曾有过两家人连同广大药房员工物资一同迁往香港的方案，并因此而搞得家里人心惶惶，隨时准备去香港，大姐的学习也因此受到影响，因无心读书，使得一向成绩优异的大姐那个学期结朿时居然有一门功课不及格，按艺芳女中的严格规定是要留级的，后经父母与学较交涉，说明因时局不稳，家里又一度打祘南迁香港以致使大姐无法安心学习才出现一门功得不及格，学校考虑到局势的不安定对学生的学习造成不良影响，确是客观事实，类似的情况其他同学也有发生，加之大姐一贯成绩优异，从前每次考试各科成绩都在班上名列前茅，学校终于决定给大姐一次补考的机会，补考及格即可隨班升级，否则要留一级。对大姐来说只须稍微用心一点，补考过关是绝无问题的。  

一九四九年的三、四月份卢先生一家先去了香港，我们一家及广大药房的员工一起留守长沙，继续经营广大药房，以观共产党来了之后的情况，再确定是我们去香港与卢先生一家会合，还是卢先生一家从香港返回长沙和我们一起继续经营广大药房。

之所以没有决定一起都搬到香港去，一是那里人生地不熟，贸然前往经营西药房，耽心业务一时难以展开；二是在长沙经营了三年多，西药业务市场均已打开，已有了许多较大的固定客户如湘雅医院、仁术医院、市立医院和一些私人诊所及长沙周边县市的小型西药房、私立医院等都有较为固定的业务住来，如共产党来后，仍可继续正常的经营，那当然是最好的选择。父亲和卢先生都是那种对政治毫无兴趣，一心只想做好生意，让一家人生活得更好一些的商人，他们对国民党时代的贫污腐败是早已经耳闻目睹了的，可是对共产党的本质可以说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认识，这就是他们对共产党来了之后仍能继续正常经营广大药房抱有希望以原因。

按父亲和卢先生这类纯粹的商人观点来看，不管是国民党统治也好，还是共产党统治也好，老百姓总是需要食品、生活用品、药品以维持正常的生活，有需要就要有商品的流通，有商品流通就有生意可做，就需要有做生意的人和商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任何朝代都不会改变的事情。

从一九四七年起到一九四九年底这一段时间是国共内战最剧烈的阶段，哥哥常和我们讲他的救国救民，希望建立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富强的新中国、实现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和强国富民的三民主义的理想。正是这个对期哥哥已把救国救民、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的种子撒进了我那幼小的心田并在那里生根发芽成长。促使我一生走向追求正义、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道路，尽管后来这条道路充满荆棘、苦难、艰险，我和我的家庭为此对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至今我仍始终坚持不渝、无怨无悔。

住在大东茅巷时，家里还发生了两件印象深刻的事，一件是大约一九四八年春季，有天晚上父亲约了几位朋友来我家吃晚饭，父亲的朋友同事都知道母亲的菜做得好，每当父亲请同事朋友吃饭时，他们通常不愿父亲到餐厅去宴请他们，而是希望到我们家里来吃母亲做的菜，那天吃完晚饭，生意上的事已谈完，大家无事便在我家搓麻将(这是当时流行的娱乐消遣方式)。大概到半夜十二点多钟突然被两个戴礼帽的人一脚踹开客厅的大门，用手枪指着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大叫道：“我们是侦缉队的，在外面听见里面有麻将声进来抓赌的”同时向父亲他们亮出了长沙市公安局侦缉队的身份证件，又大声斥责道：“现在共产党叛乱，国难当头，你们竟敢公然违背蒋总裁提倡新生活运动禁止赌博的禁令聚集赌博”，并扬言要把父亲他们抓到公安局处理，桌上的赌资依法没收。父亲他们知道这二位不过是想借此捞点外快罢了，便一面好言解释，一面除了桌上的钱让他们拿去外，又另外拿了一些钱给这二位侦缉队员，说是二位这么晚还为党国效劳实在辛苦，这点钱祘是我们几位请你们二位在外面吃点夜霄吧！这二位侦缉队员拿了钱便扬长而去，走前还声称：兄弟也是公务在身，不得已而为之，并告诫：以后不许再打牌。

我家四合院西面大门两边是一道大约两米来高的矮墙，这对于那两位训练有素的侦缉队员而言，一人站在另一人的肩膀上就可轻易翻越，先进去的人再把大门轻轻打开，让另一人进来。此外父亲他们一面打牌一面交谈，注意力又都集中在牌上，所以头一个侦缉队员从墙上爬下来的声音他们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才出现了前面那二人同时踹门而入的那一幕。这二人还祘好，在拿了桌子上的钱和父亲送给他们的那点钱就走了，并未把父亲和他的朋友们身上的钱都搜光，也没有叫嚷要父亲把家里的钱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也祘是懂得适可而止吧！当时这二人如果真的把父亲和朋友身上的钱都搜光、把家里的钱也捜光，当时父亲他们大概也不敢不从。但倘若如此，这二人冒的风险就太大，由于损失太大父亲和他的朋友们事后必然会去通过各种途径(即使花些钱也在所不惜)找到这二位侦缉队员的顶头上司那里，去告他们敲诈勒索或找来报社的记者将比事公诸报端，那么这二位恐怕要吃不了兜着走了，因为打麻将即使当时已禁赌，也祘不上什么大罪，但一个侦缉队员借公务之便敲诈勒索市民却是一个足以让他丢掉饭碗，还要坐牢的大罪。像这样他们二位占点便宜拿钱走人，父亲和他的朋友们破点小财消了灾，也不会再去追究这件事了。这是那个时代留在我印象中除城东四校胡校长和刘老师贪污美国救济物资和学生旅游经费之外的另一件公职人员腐败的事例。

我家在大东茅巷的小四合院大门是双扇木门，不是十分厚实，门两边是两米多一点高的围墙，门上方有一个小门楼，门栓是上下两个双向的推拉门栓，为安全计，大门两个门栓栓好后，还要在门的中部加一根大约10厘米×10厘米见方；长约两米多的长方形保险杠，杠的两头分别插在固定在左右木门柱上的两个方形铁扣环里。

大概因为每年夏天家里都要把二十几件皮袍和其他衣物拿到小院子里曝晒(这是一项皮袍、衣物防潮、防霉、防虫的重要措施。那时的长沙，白天家家户户都是打开大门的，不象现在，那时没有那家白天关上大门的，除非家里没有人在家。也许是凉晒皮袍时，让过路踩点的贼匪发现，这家人光皮袍就这么多，必定非常有钱，实际上我家经八年抗战之后，早已是今不如昔了。踩点的贼匪们又见这家人家常有大小不一的木箱搬进搬出，因为我家有一间房是广大药房的库房，所以常有外地发过来的装西药的大小木箱搬进库房，又因要把库房的西药运到药房的门市销售，故常有大小装西药的木箱搬出。贼匪们的眼线不知里面装的是什么金银财宝，因此打起了盗窃的主意。

有天半夜窃贼们来行窃，他们从门侧缝里把手伸进来把门轴从门臼里端出來，以为就可以把门卸下来，贼匪门不知道门中部还横了一根大木杠，贼匪们不知何故，门怎么也卸不下来，当贼匪们用力摇动门页时，门上的两节铁门扣被摇得发出断断续续的响声。说来也巧，那天晚上母亲有点不舒服，到半夜也未能入睡，因母亲听见铁门扣响，起先以为是风吹动铁门扣发出的响声，可是看晾在院子里的衣服一点都未动，不像是有风的样子，母亲觉得有点不对头，连忙把父亲叫醒说：你听门外好象有不正常的响声，已经有一会了。父亲听说连忙拿起手电筒轻轻打开打开卧室和客厅的门，突然把电灯打开，马上就听到大门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大到小最后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父亲走近大门一看，两扇门页均已被端开，门框与门页的下部已露出了15厘米左右的间隙，幸亏那根横在门中部的保险大木杠牢牢地把门页顶住了，贼匪们才未能得逞。由于担心贼匪门再杀一个回马枪，父母亲把所有的电灯都打开，拿着木棍和手电筒坐在客厅里守候了一夜，直到次日天明，父亲请来木匠把大门加固，又把门页与门框之间的缝隙用木板封死，这样从外面无法把手伸到门页下把门页端开。

贼匪们之所以没有翻墙进來，这得归功于前不久进来抓赌的那两位侦缉队员，他们顺利翻墙进来抓赌之后，父母亲看到院子的围墙大矮太容易翻墙进來，于是请來了泥水匠把围墙用砖和石灰加高了两尺多还在墙的上面舖了厚厚一层石灰，又在石灰上插滿了尖锐的碎玻璃片，这样要徒手翻越就比较困难了。我想贼匪们事先没有看到放在里面的保險杠，从外面只看到门页与门框之间的间隙比较大，手掌可以从外面伸进来，以为轻易就能把门页端开进来行窃，所以根木就没有作翻墙的准备。我想如果贼匪门知道门中部有保险杠即使把们页端开，出现的间隙也不足以使他们能钻进去的话，贼匪们是会考虑以翻墙的方式入室盗窃的，贼匪们只须准备两条旧麻袋和一块旧棉絮盖在墙上的尖锐玻璃上，一人站在另一人的肩上便可翻墙进入院子，再从内部打开保險杠、打开大门让同伙进来便可行窃了，若如此则后果不堪设想。事发第二天周围的邻居们听说后都跑来看，都连声说我家的“财神菩萨坐得高”，意思是幸亏有财神菩萨坐在我家高处关照，才使我家没有破财。

［註：１］：极其聪明敏锐的白崇禧到长沙后，从与湖南的军政要员程潛、陈明仁等的交谈之中，已察觉到他们对国民政府已心存异心，长沙已不可守，为保存实力，便率桂系嫡系部队南下衡阳，并在衡阳地区的青树坪设伏，全歼林彪四野战军孤军冒进的一个师，这在当时国军已兵败如山倒，共军已勢如破竹的大势之下，白崇禧能取得这样的战果实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