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與《我的父親母親》
—從小說到電影
张成觉
東北作家鮑十（1959-）的中篇小說《紀念》，只三萬餘字，但言簡意賅。被改編成電影《我的父親母親》（以下簡作《父母》），張藝謀執導，2010年9月16日上映，取得超過1.6億票房，打破當時大陸地區文藝片票房紀錄。 影片入圍了柏林電影節水晶熊和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亞洲電影，並獲得華表獎優秀故事片獎。
毫無疑問，原著小說首先提供了堅實的文學基礎。對此，論者分析稱：
它寫了一個人的一生，從22歲進入社會起，到60歲逝世止。跨度很大。......作者在寫三合屯小學校長老駱的一生時，只選取了他一生中能夠表現他的性格的若干事件和場景，如籌劃為學校蓋新校舍和籌集捐款，如到霞鎮去接洽購買木材，如送葬的場面等。作者還不放過在這些精選的情節和場景中容納更豐富更深厚的社會內容的可能。如當小村長說村裏沒有那麼多錢來為學校蓋新房時，作者通過夏木匠的嘴說，你們一年請吃飯就花幾萬元。又如寫老駱在木材廠銷售科遭到冷遇，後巧遇他的學生,現任縣經委主任，一句話就解決了購買木料的問題。這些情節雖然只是幾筆，卻從一兩個側面寫出了當前社會的不正之風，從而使這部中篇小說增加了社會生活的厚重感。（劉錫誠《心中的豐碑》，原載《作品與爭鳴》1998年第7期）
竊以為，“文學是人學”。所以，文學作品中塑造人物形象至關重要。上述論者寫道：
應該說，這部小說沒有寫什麼波瀾壯闊的大事件，也沒有寫什麼令人激賞的英雄行為，卻由若干個帶有普遍性的情節和實實在在的生活細節的描寫中，成功地推出了老駱這個鄉村知識分子的形象。（同上）
鄉親們一直把他當成三合屯的驕傲，甚至到了這種程度：在他們眼裡，他的學問已經沒人能比了。一旦誰家有了矛盾，或是鄰里之間有了糾紛，便必定找他進行調解。把駱先生找來，讓他給評評理。他們說。我們在村辦公室的院子裡已經看到了這種敬重，我們在霞鎮醫院的門外那些拿著抬杠要把他的遺體抬回三合屯，不讓他再受大車的顛簸之苦的場面中看到了這種敬重。我們在三合屯村頭聚集著的為他送葬的全村父老兄弟哭聲中，同樣也看到了人們對他的敬重。這些在閱讀小說時不能忽視的場面，才真正體現了這個老知識分子的人生價值！體現出了一個忠誠的知識分子在社會上的人生意義。（同上）
有趣的是，日本漢學家,日文版小說《初戀之路》譯者鹽野米松對《紀念》的評論：
這本書所寫的內容，是電影《我的父親母親》的原作，中文題目是《紀念》，電影的英文題目是《THE ROAD HOME》，意思是《回家的路上》。本書被譯為日文版的題目是《初戀之路》，視點是一位少女一次次在那條路上期待著戀人的歸來。（《葵花開放的聲音》，鮑十小說自選集（1989-2006）封底，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熱情洋溢的東瀛漢學家上述評論，畫龍點睛地道出了原著小說與據以改編的電影之間的區別：前者主要重在信念，後者主要意在傳情；但信念與傳情又緊密相關，水乳交融！
另有論者就此寫道：
《我的父親母親》與原作的表現側重點有很大不同，前者突出的是“父親”和“母親”年輕時轟轟烈烈的愛情故事，以及父親執著於事業的偉大人格與母親欽慕,敬愛父親的一往深情。而《紀念》則是以父親為新學校的籌建而多方奔走為線索，穿插了父母之間經久不減的醇厚感情，以及從日常對“我”的教誨中顯露出來的傳統而認真的觀念。（宋輝《一支悠長深遠的鄉曲》，原載《中國圖書商報書評週刊》1999年12月7日）
筆者認為，影片《父母》與原作的立意總體而言，堪稱“兩股道上跑的車—走的不是一條路”。影片固然屬於文藝片，本質上旨在宣傳，將觀眾引入歸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但張藝謀採用的是潛移默化的藝術手法，讓億萬民眾效忠於極權統治，而忘記了主人公,主動到邊遠地區小學任教的駱長餘被打成“右派”，是釀成他和愛侶招弟最終陰陽遠隔的根本原因。
相反，原著小說旨在宣揚老一代鄉村知識分子的崇高品格，毫無政治說教的成分。這裡不妨引幾段原文：
每天一過四點鐘，校長老駱最後一個走出了辦公室。......老駱的家在屯西頭，每次回家必得穿過整個屯子。......每個人都看見了老駱，每個人都跟他打著招呼：“駱先生，下學了？”老駱便說：“下學了。下學了。”（《葵花開放的聲音》，頁1-頁3）
對末尾三個“下學了”，筆者卻是陌生的很。學生上學每堂課上完就“下課”，當天的課都上完了，就叫“放學”。村民卻説“下學”，真夠新鮮的！評論家劉錫誠稱讚鮑十“有一副過硬的筆墨......樸素,恬淡,平實的筆墨”，誠哉斯言！
走筆至此，記得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筆者在廣州上初中時，學校人事秘書兼臨時代理歷史老師馮XX，多次訓誨我們說：你不理政治，政治會理你！意思是你們別以為可以不問政治，要聽當局的話。該員其實是本校高中畢業留校任教的一位青年團員（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只比我們年長四歲左右。因家庭出身好，且父母雙亡，社會關係單純，口才了得，故雖仍在申請入黨，依然獲當局破格重用。本校不乏西南聯大畢業的老師，其他科任老師也無不是大學畢業，且幾乎全都教過馮XX。但此時對馮XX都無例外地敬而遠之。這就是“權”或者“政治”的威力！
幸好駱校長的這所鄉村小學裏似乎沒有青年團員，也沒有什麼人事秘書，它直接受村政府領導。駱校長只管帶著幾名語文,算術加圖,工,音,體教員上好課便是。
不過，儘管如此，三合屯畢竟離不開社會。蓋新學校必需木材，駱校長為此不能不跟霞鎮木材廠供銷科打交道。缺乏“政治”修養的老實巴交的鄉村知識分子，根本無法抵擋現實社會的不正之風。儘管早年教過的學生如今發跡拉了一把，到底還是年老體弱筋疲力盡心力衰竭一病不起。這裡面不正顯示出“政治”的巨大影響？聯想起當年馮XX的諄諄教誨，不禁感慨系之，吾師不欺我也！
回過頭來再看影片，老謀子不愧為電影大師，他主要運用了幾件簡單的道具，便把觀眾領入其所營造的特定場景：一是一個紅色的頭髮夾子，一是一個普通的青花瓷碗。還有一副挑水的木水桶，一架老式的織布機，一小塊紅布和一塊蓋棺布，再加上那條“初戀之路”。當然，不能不提到駱老師領讀若干句自創的課文那抑揚頓挫的聲音。末尾變成駱老師唯一兒子玉生的嗓音。
電影作為綜合性藝術，主要訴之於視覺形象。但音響效果又豈能缺少？同時，演員的眼神交流也不容欠缺。魯迅說過，“要極儉省地畫出一個人的特點，最好是畫他的眼睛。”眼睛是心靈的窗口。《父母》中不止一次出現駱老師和招弟眉目傳情的鏡頭，一對戀人心中的靈犀便昭然若揭。而招弟奶奶失明的雙目就構成強烈的反差，深深撼動觀眾的心弦。
值得注意的是，該片編劇刻意迴避了1959-1961年的三年大飢荒。修建學校是1958年的事。這樣駱老師和民工們吃的派飯就有可能花樣翻新，招弟也能每天送上包括雞蛋炒飯等較可口的飯食。巧婦難為無米之炊。1960年公社化以後，公共食堂絕對無法弄出什麼令人滿意的花樣來了。而那時已經淪為賤民的駱長餘老師怕是連果腹也不易辦到了吧。招弟如何與丈夫渡過這個難關便連提也不提了。
片中那條“初戀之路”還得再説兩句。這是一條窄窄的鄉間小路，路旁連一棵樹也沒有，蜿蜒曲折，高低起伏，似乎象徵著一對戀人坎坷不平的人生。魯迅說過：“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吶喊.故鄉》)駱老師和招弟在這條路上攜手並肩走了三十八年。最後是駱老師的學生們和鄉親們抬著他的遺體，經過這條路回到他的墓地。電影的英文題目《THE ROAD HOME》（“回家的路上”）何等貼切傳神啊！
在某種意義上，駱長餘老師屬於317萬“五七右派”中的幸運兒。不說生前，就是死後能夠“回家”的另冊中人，恐怕微乎其微，連萬分之一也不到。傅作義將軍的堂弟,園藝師傅作恭（1920-5-3-1960），
他大學學的是園藝專業，最後餓死在甘肅酒泉城外荒灘上的夾邊溝，屍骨無存，便是一例！
說歸齊，鮑十的小說和據以改編的影片《我的父親母親》，表現手法各異，最終殊途同歸，回到那感人肺腑的“初戀之路”上。至於影片製作者的初衷，我們大可說一句：“管它呢！”
2025年4月27日晚上10:45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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