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我的母亲（12

这是对母亲一生的写照。写得如此贴切，不是诗艺，而是缘故。抗战母亲带着妹妹逃难到雁荡山，投奔崇文中学的哥哥。母亲在雁荡中学教书。岳父岳母都在雁荡山，家兄家妹不是哥哥的学生就是母亲的学生，一个才气横溢的哥哥，带着俩个神仙似的姐妹，村人无人不知。这个因缘日后成为我们两家的姻缘。

我的兄弟姐妹，上面是哥哥，姐姐，下面是弟弟，同我们一起长大的还有一个与哥哥同龄的表姐，她是母亲大弟的女儿。表姐原住在上海外婆家。舅妈是电影演员政权易帜时，逃到香港嫁给了一个银行家再也没有回来。改革开放与香港通航后，表姐一度想去找她的母亲。母亲说你去找她难，她找你易，如果有心的话。表姐一想是个理也断了这份心。

母亲常常说起这位我从未见过的舅舅，说我象他。歇后语有外甥象舅舅——照旧。我象舅舅不是外貌，舅舅演戏上舞台，我没那份模样。说我象舅舅是我对政治的关心与性情。舅舅当年是热血青年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党组织知道他哥哥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医官，副官，又是干儿子这样的关系派他回上海作地下工作。解放后上海地下党整个被打成叛徒集团，舅舅也没有逃出噩运，死在共产党的监狱里。

当时有一本红及一时的革命读物“王孝和”，书中的叛徒万一说得就是我舅舅，书中把他描写成一出卖工运领袖王孝和的特务，形象丑陋，阴险毒辣。表姐看了书哭了好几回。母亲说你不要相信书上写的，你父亲是一个才华横溢，有志向有抱负有正义感的人，要不然不会放弃上海这么优渥的生活到延安去参加革命。

表姐与哥哥一起初中毕业，母亲无力负担二个高中生，谁不上都不好，想来想去索性两人都不上了。妈妈让教导处谎称哥哥没考上。哥哥从同班的同学教导主任的女儿那里得知了原委，就哭着闹着要上。哥哥哭着上学的印象我一直记着，他坐在他的单人床上，背靠着墙来回蹭着，手背擦着泪水，眼睛都哭肿了。

哥哥哭了好几天饭也不肯吃，母亲的心被哭软了。表姐再三说让林儿读（哥哥小名林儿），哥哥成绩好，我不上了。

哥哥上了高中，一直到高三都是数学课代表，物理课代表。他不但成绩好还懂乐理能谱曲，小提琴，二胡，手风琴，口琴样样都来。毕业后考了浙江歌舞团，政审不及格没有录取，被学校动员去了余杭农村插队。

哥哥下农村还有一个小插曲，学校先将母亲支开去莫干山疗养院休养。那时哥哥热衷于无线电，学校给哥哥十几元钱让他搞，然后劝他到农村广阔天地去锻炼。妈妈休养回来看到哥哥装了无线电收音机，问他钱哪里来的，才知道原委，此时木已成舟，连户口都迁出了。妈妈哭了好几天，恨自己去了疗养院。

哥哥去农村不知农村的艰苦，背着手风琴，挟着小提琴，还有一本“外国民歌二百首”下乡去的，到了农村参加了公社宣传队，在军民联欢会上哥哥又是手风琴，又是小提琴、还自编歌曲，被驻地部队看中，要他去军部宣传队。哥哥以为他是独立的知识青年，不再受成分困扰。哪里知道知青的身份改变不了成份，军队对成份要求更高，看了哥哥的档案就没有了下文。二次未被录取，对哥哥打击很大，自此哥哥萎靡不振，意志消沉。

文革哥哥与其他二个知青住的茅棚厕所发现擦了屁股的毛主席语录。厕所是一只埋进土里的大缸，缸上架着几根树枝做成座椅。社员都是以稻草擦屁股，也有用削薄了的竹片。缸里的粪队上每年都要出几次，浮在粪上的纸格外地抢眼。这是一起大案件，哥哥成份不好，队上不由分说地让民兵把他五花大绑了起来，用枪押着从田坂走到到大队部受审。好在一起的这位知青承认是他干的，他成份好是工人子弟，没有钱买毛纸，又多得是毛选，便随手一天一张地用了起来。队上对此也不了了之。

得知消息我陪着母亲坐车，坐船，走十几里赶去，鞋脚上沾满了泥土，风尘朴朴赶到哥哥知青茅屋。哥哥已释放了，身心俱遭摧残，见到母亲泪崩了，把委屈，悔恨，支撑不住的劳苦，统统地一古脑儿地全部的倾诉出来，象是打开的水闸一样地奔泻。

哥哥的年龄比我们兄弟姐妹大了许多，很长一段时间他是独生子，他出生在中共建政前，过过好日子，穿小西装，小皮鞋，糖吃得都蛆了牙。他是甜水里泡大的，哪里吃得了这样大的苦，受这样大的委屈。

那一晚，两位一起的知青到他人家里去借宿，把铺位让给我们。那一位肇事的知青，没有见妈妈早早地走了。他也是妈妈的学生，家里穷，每次妈妈给哥哥回城带点东西，都给他一份。他是感念的。

哥哥的茅棚铺着三张竹塌，垫着许稻草，床头上是一只木箱，箱上是几本毛选，除此之外便什么也没有了。哥哥多的是搁在木箱上的小提琴，黑色的盒子上积满了白色的灰，已经有许多时间不曾动它了。

杭嘉湖平原刮了一夜风，竹子做的泥巴墙吱吱地响着，柔草顶棚上下掀动。我想起了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葇。

母亲要带哥哥回家休养，队上不准，说虽然不是哥哥干的，但他也有没有汇报，同住在一起半本毛选都用完了，他不会不知道。他需要斗私批修，好好接受改造。我与母亲在哥哥这里住了好几天陪着哥哥。远远近近的知青都来看母亲，他们是来看老师，自从他们下放插队来到这里，与母校便断了关系。母亲让他们想到学校的生活，那无忧无虑的日子，想起来便是神仙的日子。

几天下来母亲与村民也熟了，母亲的为人良善便与他们有了感情，这种感情极为自然的，人总有感情的存在，无论在那个阶级中，还是在政治风暴中。村民大都也是良善之人，劝母亲放心，不会有事了。

哥哥下乡的农村是余杭，清未著名的杨乃武小白菜冤案就发生在这里，一百年多后的今天，一个杭州的知青在这里蒙冤受屈。

姐姐为人忠厚老实，读书好，老三届文革下乡插队到富阳山区。家里忽然多了许多农村“亲戚”，家里成了接待站，打满了地铺，难以插足。记得有一个复员军人，受了伤手骨断了在杭州医院治疗，在家一住竟是好几个月。仅有一间大屋的我们，自是带来了不便。虽然如此母亲没有怨言没有丝毫的嫌弃。那时买米要凭票，吃饭的人多了，粮票就紧张。虽然乡人客气，也带土产过来。

母亲去过姐姐插队的乡村，姐姐老实她放心不下。姐姐的山村离公路车站有十来里路，道路崎岖，翻山越岭，还要过一条大溪，溪上是一座窄窄的无栏石板桥。天很热，正值酷暑，手上拎着东西，路上又买了一只大西瓜，她瘦弱多病的身体这十里山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知道她是如何走过来的。

母亲进了村口，那些灰头土脸的小孩便跑前跟后地带着母亲过来了，母女俩还没来得及诉说，便切开了西瓜，分给了鼓起小眼盯着西瓜的孩子们。姐姐用砍柴的刀一块一块地切着，最后二块，母亲推着给姐姐，姐姐推着给母亲，最后谁也没有动……

知青住的是百年老屋，以前是乡里的祠堂，现在是队里的仓库，隔出几间来给知青住。山里的房子，梁柱粗壮，门窗沉重，马头墙高耸，白天看不到光线，晚上煤油灯十分昏暗，一到下雨处处渗漏。山村夜寂静无声，母亲与姐姐同睡在一张木板床上，小声絮语，直到天明。

妈妈在姐姐这里住了几天，看到山里乡民之苦又比哥哥的杭嘉湖平原的水稻区苦了无数。那里五谷杂粮也饱不了肚子，早晚两餐番薯稀饭、中午一餐干饭，不干活的日子这一顿中饭也没有了。到春天经常青黄不接靠挖野菜充饥。村庄在半山区，既要下田又要上山砍柴，田一块块分得很小，很远。上山砍柴来回十几里，砍一担柴就是一天的时间。姐姐皮肤细嫩，从小最长得白，手、脚、脸全是砍柴划破的伤痕，老的结了痂，新的又划上了。队里凭劳力得工分，妇女工分低得连口粮都不够，妈妈心疼得哀声叹气，夜夜抹泪。

姐姐文革后回城顶替了母职，在教育学院进修后做了英语老师。她常常感叹作为教师，她比母亲那个时代不知要幸福多少，她非常满足，虽然她曾经遭受过许多不公，她逆来顺受，无论在多么艰难的条件下，都能做到岁月静好。她这辈子唯一敢于与这个社会对抗，是作为母亲生了第二个孩子。在计划生育一胎化政策之下，是惊世骇俗的。老实人敢作敢为起来也是吓煞人。

那年姐姐怀上第二胎后，向领导请假，佯称母亲病重需要照顾。此时她已从母校调到她丈夫的学校。姐夫过来说校领导要来看望母亲，吓得母亲与姐姐连夜去了南京阿姨处。这样担惊受怕几个月，直到孩子出生才回到学校，后来孩子寄养到她丈夫的家乡，等到接回来时有些愚痴，也没了亲情。姐姐又怕他人知道让她叫自己婶婶。母亲为这个不准出生的孩子，不知落过多不少泪，比姐姐还多。母亲去世前最放心不下的也是这个孙女儿。好在姐姐的大女儿成才，同济毕业后又留学英国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