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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16-17)
 
 
健儿
 
 
人间要说姐妹情深,那么非母亲与她妹妹莫属了。
 
母亲的妹妹我的阿姨在他们那个大家庭解散后,跟着母亲东奔西跑,一直到结婚为止。
 
母亲去世后,阿姨陷于难以自拔的痛苦之中,回南京后依然没有恢复。她为母亲设了灵台祭拜,想着与母亲一起的种种,她写出来寄给我们。让我们更深地了解了这对姐妹同枝之间的感情,对母亲的过去的生活也铺展在我们的面前。在此摘录一段:
 
抗战,我们随着人流,躲避了敌人的轰炸,听说日本人追来了,我们又从这个岛渡到另一个岛。姐姐只有身上几个零钱,除出几件替换衣服什么也没带,兵荒马乱渡船也不收钱。逃难的人一批又一批,混乱不堪。
 
岛上的渔民、地主都很热情,让出他们的堂屋给我们逃难的人住,虽然是泥巴地,但全部铺上稻草,大家都挤在堂屋里睡觉。主人热情招待,烧水给我们喝,蒸馒头、煮稀饭,山芋给难民充饥。我们就这样,一个岛接着一个岛地渡了出来。投奔我大哥教书的地方浙江雁荡山去了。
 
我们从定海到临安,一路上基本都是睡稻草,稻草上有跳蚤,我身上都长了虱子,没有办法只好把我一头漂亮的头发剃掉了,象个庵堂里的尼姑,也象个小男孩。姐姐再用中草药把我的头包起来将虱子弄死。
 
从临海到雁荡山要走十几天路程。那时交通不方便,汽车更少,只有靠两只脚走。我们请了一个挑夫,我和阿姐在后面,每天最少走六十里路。有山路、有平路,常常一天要翻越好几个山岭。我虽不怕苦,但累得直喘气。一路上有凉亭,可以歇脚。凉亭边总有村民用薄荷叶、或茶叶泡的开水,一大缸放在那里供走路的客人解凉,缸上放一个带柄的勺子,可以舀来吃。这样乐善好施不留名的精神,现在已荡然无存。
 
我记不得走了多少天,我和姐姐脚上都起了泡,踩到地上痛得要命,一瘸一拐,姐姐不让我背一点东西,还挽搀着我,我们踉踉跄跄,终于来到雁荡山大哥处了。这是崇文中学,抗战从杭州搬过来的。大哥在崇文中学教美术。见到大哥,我们开心极了。
 
抗战逃难的人多,各学校编制都很紧,姐姐只能是代课,不得不经常转学校。1940年2月7日在温岭新河育清中学。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在民生中学。1941年2月至1942年1月在黄岩扶雅中学。我也进入初中读书了。1942年2月至7月在黄岩县中。1942年8月至1943年1月又在天台育青中学教书。
 
离开育青中学原因姐姐是为了我。当时育青中学校长的至亲许维华也在育青中学当老师。他有肺病20多岁,喜欢上我了,要我当他的童养媳。校长又对姐姐施加压力。姐姐坚决不同意,为了逃避纠缠只好带着我离开了育青中学到建德崇文中学,我也就在崇文中学毕业了。
 
从阿姨对母亲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姐妹至深之情,也看到当时的人心世道,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想象的良善。兵荒马乱之际,政府顾不上的地方,有民间的力量在维系着社会。虽然中国的半壁江山已在日本人的手里,但国民教育依然坚持着,从城市搬到乡村。乡村成了中国文化的保养之地。中国文化本是从乡村来,战时它象出去的儿子又回到母亲的怀抱。
 
母亲与阿姨一对如花似玉的姐妹,世家的小姐,大家的闺秀从省城来到山区小镇,来寻找她们在教书的大哥,对于这个山村来说是如何地震动。方圆百里,村镇上的孩子争着来读书,家长送了孩子不肯离去,要一睹他们的风采,村镇上的女儿有了做女儿的范儿,青春年少的男孩有了仿效的榜样,抗战一场国家的灾难,意外地送来了风姿绰约神仙似的兄妹。
 
母亲与阿姨一起,直到抗战结束阿姨嫁人。姨夫是国民党院老戴季陶的娘家人。阿姨说这门亲事是戴季陶撮合的。
 
有一次我跟着二哥去戴公馆玩,戴季陶见了我说,哪家来的漂亮活泼的女孩子,后来得知是自己副官,干儿子的妹妹,就有心把她介绍给姨夫了。姨夫是一家公司的高级职员,解放后还拿二百多元保留工资,后来他自动要求减薪到八十多元,依然是很高的工资。
 
姨夫穿得毕挺,两分头的头发抹了油,皮鞋擦锃亮,特别是嘴里衔着香烟的时候,他抽得都是带锡纸的包装,放在一只金光雪亮的金属烟盒,啪嗒一下打开烟盒,取出香烟在烟盒上笃几下,放到嘴上,一副神气活老爷的样子。他也喜杯中之物,柜里总是放着几瓶好酒。我长大后去南京,他就打开好酒请我,一边斟着酒,一边介绍着酒,双眼睛眯起,一副得意的样子。阿姨在一旁看着他的得意,摇着头不屑一顾。
 
阿姨住在南京新街口的花园洋房,有浴缸,车水马桶。我第一次用车水马桶就是在阿姨家。姨夫的生活方式,举手投足的派头都是资产阶级,不知他怎么会是一个马列主义者。我后来读了史料才知道,是受了戴季陶的影响。戴季陶虽然是一个反共老手,却是中国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人物。
 
母亲退休后到阿姨处住了一段时间,阿姨请了南京最好的医生给母亲看病,在家调养身体。
母亲作画以养心情。梅、兰、竹、菊铺满了屋子。阿姨名德菊,画得最多的是菊。母亲的菊花清新脱俗,构图空灵,墨色淡雅,与山石相依,与鸟为伴。母亲凡是画鸟都是成双成对,从不见过孤鸟,无论是有意还是刻意,都是她们姐妹俩相依为命的写照。“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想来没有比此诗对她们两姐妹的感情更为贴切了。

 
这是一段老姐妹历尽艰苦,享受清福的日子。




 
                                    (19)

 
小舅是与母亲一起时间最长的,也是我们最亲近的长辈。母亲病重期间,舅舅一直陪伴在身边,阿姐!阿姐!的呼唤,不知道抹了多少泪。
 
小舅高子高,眉脸端正,高与端正是万家的血统,不但男的高女的也高,母亲的清秀娇小是个例外。舅舅从我记事开始,总是把自己从头到脚收拾得清清爽爽,衬衫领子,中山装领扣都服服贴贴地扣在他挺拔的脖子。他浓眉大眼,眉眼间散发出来的是温和与善良,间而是惊恐与胆怯。他性格懦弱与世无争,我常常想舅舅这样的性格,怎么也成了反革命。
 
舅舅名万零,他的遭遇我相信是名字取坏的。他曾经戏称哥哥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万一,我作弟弟的只好改为万零了。
 
母亲这一辈为德字辈,分别为长子德楷,次子德松,三子叫德权,四子德根,长女德幸,次女德菊。三舅改名为万一,我不知道是这样的一种心思,是不是想到参加革命的万一。后来竟然一语成谶,被打成叛徒死在中共手里呢?三舅万零也应了他的名,中共执政后被打入零册。三舅胸有大志,小舅谨小慎微。两兄弟最后殊途同归都成了反革命。

 
三舅政权易帜前是政府部门的小职员,后做小学美术教师,抗战时期在国军政工队作宣传工作。抗战后在省政府会计处工作,最后一个工作是市总工会的文化干事。就这一点身份到了政权易帜后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虽然参加过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文艺团体,解放后还为解放军演出过白毛女等红色节目。
 
舅舅被下放农村改造,缘由画毛主度的像。当年他在文化宫工作,领导上让他画一张毛主席像。这是革命的任务。让他这个背着历史包袱的旧人员激动不已。没想到画像即将完成之时,飞来枉祸。画像上两只眼睛被戮了洞。这起反革命案很显然不会是舅舅干的。但由于找不到肇事的人,领导只好加诸在舅舅的头上,舅舅如五雷轰顶,明知有人加害于他,但又百口难辩。就这样舅舅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剥夺政治权利二年,送到农村劳动改造。
 
舅舅在钱塘江畔的下沙呆了三十年。大半辈子战战競競,凄凄惶惶,生活在孤苦的风沙之中,好在有舅妈,与母亲对他的关爱。
 
舅妈是母亲的同事,同在杭州中学老师音乐教研室,舅妈原有的丈夫去了台湾,成了反革命家属,她与舅舅结婚没想到后夫不久也成了反革命,清理教师队伍时,成为清理对象,下放到橡胶厂当工人。一双弹琴的人手,因长期沾染化工原料,被弄得焦黄粗糙如同树根。她常常伸出手来给母亲看,母亲叹息不已。
 
舅舅下放的农村在钱塘江畔的九堡,每次回来妈妈都准备一些食品让他带回去,他每次来也带一些土产过来。舅舅带得最多的是黄金瓜,钱塘江的沙地里种出来的黄金瓜又黄又甜。有时会带一条鱼来,说起那里的农民抢潮头鱼经常为此丧命。钱江每日一潮,潮水一来鱼被大浪打昏在石堤上 ,农民不顾死活抢潮头鱼。
 
舅舅的乡下我与母亲去过几次。坐车到九堡,接下来就是七八里的塘堤路。钱塘江畔的地大多是围垦出的,围一次就多一道堤,舅舅的茅棚在堤与堤之间,这里只有瓜地与一丛丛的芦苇,舅舅的茅棚孤零零的,十分荒凉。茅棚弧圆型的在江滩上象极了一条船。茅棚没有窗,门关上黑的伸手不见五指。也没有拉上电点煤油灯,舅舅节约舍不得点。屋内只有二张几块板搭起的床,与中间石头垒起的灶头,这就是全部家当。
 
我与母亲在舅舅这里,往往晚上坐最后一班车赶回来 ,中午舅舅在几块石头架起的炉子上生火煮饭,母亲拿出带来的餐,没有桌子围炉而吃。舅舅便向母亲诉说在此种种
 
有一天晚上,大队开批斗会要我到场。平时我也习惯了,低个头站一会,他们说什么 ,我认什么也就完了。可是这一天,两个孩子放假在我这里,我急得晚饭怎么也吃不下。荣荣懂事问我:“爸,怎么不吃饭呀!”我半天也说不出话。天黑了我要走了,孩子在家不放心,带去吧!如何能让他们看见这个场面。后来我请贫农民朱大妈过来帮我看了孩子,算是救了我的急。
 
妈妈说以后不要让孩子过来了,你现在这个样子对他们都不好。舅舅说我也不想他们来,但现在队里随时要批斗我,我回不去,就想让孩子过来看看他们。说到这里舅舅抹起泪来。妈妈说下次让淑新(舅妈)孩子带过来,看一看就回去,不要再住这里了。
 
舅舅生心善良,政治运动对他这位与世无争,诚惶诚恐地过着日子的人,毫无怜悯地进行批斗,一个贫农大妈仅仅为他看顾一下孩子,就让他感激涕零。
 
85年舅舅落实政策给予平反,回到了城里,生活得到改善却不幸中风,好在除出一只手有些僵硬别无大碍,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后来政府因舅妈的前夫在台湾官任台北公务局局长,属于统战对象,便委任舅舅作一个台胞联谊会联络员。这样一种不伦不类的关系,也亏政府想得出来。不过舅舅到也乐在其中。
 
母亲的去世舅舅少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亲情,一下子老了许多,头发灰白,额纹加深,背也有些驼了,不过穿戴依然得体清爽。舅舅总是让我想起契诃夫的小说《一个小公务员之死》。他就是一个胆战心惊的小公务员。中共的社会比起沙皇那个时代更为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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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健儿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23年5月21日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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