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我的母亲（16-17）/健儿

母亲去世后，阿姨陷于难以自拔的痛苦之中，回南京后依然没有恢复。她为母亲设了灵台祭拜，想着与母亲一起的种种，她写出来寄给我们。让我们更深地了解了这对姐妹同枝之间的感情，对母亲的过去的生活也铺展在我们的面前。在此摘录一段：

抗战，我们随着人流，躲避了敌人的轰炸，听说日本人追来了，我们又从这个岛渡到另一个岛。姐姐只有身上几个零钱，除出几件替换衣服什么也没带，兵荒马乱渡船也不收钱。逃难的人一批又一批，混乱不堪。

岛上的渔民、地主都很热情，让出他们的堂屋给我们逃难的人住，虽然是泥巴地，但全部铺上稻草，大家都挤在堂屋里睡觉。主人热情招待，烧水给我们喝，蒸馒头、煮稀饭，山芋给难民充饥。我们就这样，一个岛接着一个岛地渡了出来。投奔我大哥教书的地方浙江雁荡山去了。

我们从定海到临安，一路上基本都是睡稻草，稻草上有跳蚤，我身上都长了虱子，没有办法只好把我一头漂亮的头发剃掉了，象个庵堂里的尼姑，也象个小男孩。姐姐再用中草药把我的头包起来将虱子弄死。

从临海到雁荡山要走十几天路程。那时交通不方便，汽车更少，只有靠两只脚走。我们请了一个挑夫，我和阿姐在后面，每天最少走六十里路。有山路、有平路，常常一天要翻越好几个山岭。我虽不怕苦，但累得直喘气。一路上有凉亭，可以歇脚。凉亭边总有村民用薄荷叶、或茶叶泡的开水，一大缸放在那里供走路的客人解凉，缸上放一个带柄的勺子，可以舀来吃。这样乐善好施不留名的精神，现在已荡然无存。

我记不得走了多少天，我和姐姐脚上都起了泡，踩到地上痛得要命,一瘸一拐，姐姐不让我背一点东西，还挽搀着我，我们踉踉跄跄，终于来到雁荡山大哥处了。这是崇文中学，抗战从杭州搬过来的。大哥在崇文中学教美术。见到大哥，我们开心极了。

抗战逃难的人多，各学校编制都很紧,姐姐只能是代课，不得不经常转学校。1940年2月7日在温岭新河育清中学。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在民生中学。1941年2月至1942年1月在黄岩扶雅中学。我也进入初中读书了。1942年2月至7月在黄岩县中。1942年8月至1943年1月又在天台育青中学教书。

离开育青中学原因姐姐是为了我。当时育青中学校长的至亲许维华也在育青中学当老师。他有肺病20多岁，喜欢上我了，要我当他的童养媳。校长又对姐姐施加压力。姐姐坚决不同意，为了逃避纠缠只好带着我离开了育青中学到建德崇文中学，我也就在崇文中学毕业了。

从阿姨对母亲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姐妹至深之情，也看到当时的人心世道，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想象的良善。兵荒马乱之际，政府顾不上的地方，有民间的力量在维系着社会。虽然中国的半壁江山已在日本人的手里，但国民教育依然坚持着，从城市搬到乡村。乡村成了中国文化的保养之地。中国文化本是从乡村来，战时它象出去的儿子又回到母亲的怀抱。

母亲与阿姨一对如花似玉的姐妹，世家的小姐，大家的闺秀从省城来到山区小镇，来寻找她们在教书的大哥，对于这个山村来说是如何地震动。方圆百里，村镇上的孩子争着来读书，家长送了孩子不肯离去，要一睹他们的风采，村镇上的女儿有了做女儿的范儿，青春年少的男孩有了仿效的榜样，抗战一场国家的灾难，意外地送来了风姿绰约神仙似的兄妹。

母亲与阿姨一起，直到抗战结束阿姨嫁人。姨夫是国民党院老戴季陶的娘家人。阿姨说这门亲事是戴季陶撮合的。

有一次我跟着二哥去戴公馆玩，戴季陶见了我说，哪家来的漂亮活泼的女孩子，后来得知是自己副官，干儿子的妹妹，就有心把她介绍给姨夫了。姨夫是一家公司的高级职员，解放后还拿二百多元保留工资，后来他自动要求减薪到八十多元，依然是很高的工资。

姨夫穿得毕挺，两分头的头发抹了油，皮鞋擦锃亮，特别是嘴里衔着香烟的时候，他抽得都是带锡纸的包装，放在一只金光雪亮的金属烟盒，啪嗒一下打开烟盒，取出香烟在烟盒上笃几下，放到嘴上，一副神气活老爷的样子。他也喜杯中之物，柜里总是放着几瓶好酒。我长大后去南京，他就打开好酒请我，一边斟着酒，一边介绍着酒，双眼睛眯起，一副得意的样子。阿姨在一旁看着他的得意，摇着头不屑一顾。

阿姨住在南京新街口的花园洋房，有浴缸，车水马桶。我第一次用车水马桶就是在阿姨家。姨夫的生活方式，举手投足的派头都是资产阶级，不知他怎么会是一个马列主义者。我后来读了史料才知道，是受了戴季陶的影响。戴季陶虽然是一个反共老手，却是中国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人物。

母亲退休后到阿姨处住了一段时间，阿姨请了南京最好的医生给母亲看病，在家调养身体。

母亲作画以养心情。梅、兰、竹、菊铺满了屋子。阿姨名德菊，画得最多的是菊。母亲的菊花清新脱俗，构图空灵，墨色淡雅，与山石相依，与鸟为伴。母亲凡是画鸟都是成双成对，从不见过孤鸟，无论是有意还是刻意，都是她们姐妹俩相依为命的写照。“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想来没有比此诗对她们两姐妹的感情更为贴切了。

小舅是与母亲一起时间最长的，也是我们最亲近的长辈。母亲病重期间，舅舅一直陪伴在身边，阿姐！阿姐！的呼唤，不知道抹了多少泪。

小舅高子高，眉脸端正，高与端正是万家的血统，不但男的高女的也高，母亲的清秀娇小是个例外。舅舅从我记事开始，总是把自己从头到脚收拾得清清爽爽，衬衫领子，中山装领扣都服服贴贴地扣在他挺拔的脖子。他浓眉大眼，眉眼间散发出来的是温和与善良，间而是惊恐与胆怯。他性格懦弱与世无争，我常常想舅舅这样的性格，怎么也成了反革命。

舅舅名万零，他的遭遇我相信是名字取坏的。他曾经戏称哥哥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万一，我作弟弟的只好改为万零了。

母亲这一辈为德字辈，分别为长子德楷，次子德松，三子叫德权，四子德根，长女德幸，次女德菊。三舅改名为万一，我不知道是这样的一种心思，是不是想到参加革命的万一。后来竟然一语成谶，被打成叛徒死在中共手里呢？三舅万零也应了他的名，中共执政后被打入零册。三舅胸有大志，小舅谨小慎微。两兄弟最后殊途同归都成了反革命。

三舅政权易帜前是政府部门的小职员，后做小学美术教师，抗战时期在国军政工队作宣传工作。抗战后在省政府会计处工作，最后一个工作是市总工会的文化干事。就这一点身份到了政权易帜后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虽然参加过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文艺团体，解放后还为解放军演出过白毛女等红色节目。

舅舅被下放农村改造，缘由画毛主度的像。当年他在文化宫工作，领导上让他画一张毛主席像。这是革命的任务。让他这个背着历史包袱的旧人员激动不已。没想到画像即将完成之时，飞来枉祸。画像上两只眼睛被戮了洞。这起反革命案很显然不会是舅舅干的。但由于找不到肇事的人，领导只好加诸在舅舅的头上，舅舅如五雷轰顶，明知有人加害于他，但又百口难辩。就这样舅舅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剥夺政治权利二年，送到农村劳动改造。

舅舅在钱塘江畔的下沙呆了三十年。大半辈子战战競競，凄凄惶惶，生活在孤苦的风沙之中，好在有舅妈，与母亲对他的关爱。

舅妈是母亲的同事，同在杭州中学老师音乐教研室，舅妈原有的丈夫去了台湾，成了反革命家属，她与舅舅结婚没想到后夫不久也成了反革命，清理教师队伍时，成为清理对象，下放到橡胶厂当工人。一双弹琴的人手，因长期沾染化工原料，被弄得焦黄粗糙如同树根。她常常伸出手来给母亲看，母亲叹息不已。

舅舅下放的农村在钱塘江畔的九堡，每次回来妈妈都准备一些食品让他带回去，他每次来也带一些土产过来。舅舅带得最多的是黄金瓜，钱塘江的沙地里种出来的黄金瓜又黄又甜。有时会带一条鱼来，说起那里的农民抢潮头鱼经常为此丧命。钱江每日一潮，潮水一来鱼被大浪打昏在石堤上，农民不顾死活抢潮头鱼。

舅舅的乡下我与母亲去过几次。坐车到九堡，接下来就是七八里的塘堤路。钱塘江畔的地大多是围垦出的，围一次就多一道堤，舅舅的茅棚在堤与堤之间，这里只有瓜地与一丛丛的芦苇，舅舅的茅棚孤零零的，十分荒凉。茅棚弧圆型的在江滩上象极了一条船。茅棚没有窗，门关上黑的伸手不见五指。也没有拉上电点煤油灯，舅舅节约舍不得点。屋内只有二张几块板搭起的床，与中间石头垒起的灶头，这就是全部家当。

我与母亲在舅舅这里，往往晚上坐最后一班车赶回来，中午舅舅在几块石头架起的炉子上生火煮饭，母亲拿出带来的餐，没有桌子围炉而吃。舅舅便向母亲诉说在此种种

有一天晚上，大队开批斗会要我到场。平时我也习惯了，低个头站一会，他们说什么，我认什么也就完了。可是这一天，两个孩子放假在我这里，我急得晚饭怎么也吃不下。荣荣懂事问我：“爸，怎么不吃饭呀！”我半天也说不出话。天黑了我要走了，孩子在家不放心，带去吧！如何能让他们看见这个场面。后来我请贫农民朱大妈过来帮我看了孩子，算是救了我的急。

妈妈说以后不要让孩子过来了，你现在这个样子对他们都不好。舅舅说我也不想他们来，但现在队里随时要批斗我，我回不去，就想让孩子过来看看他们。说到这里舅舅抹起泪来。妈妈说下次让淑新（舅妈）孩子带过来，看一看就回去，不要再住这里了。

舅舅生心善良，政治运动对他这位与世无争，诚惶诚恐地过着日子的人，毫无怜悯地进行批斗，一个贫农大妈仅仅为他看顾一下孩子，就让他感激涕零。

85年舅舅落实政策给予平反，回到了城里，生活得到改善却不幸中风，好在除出一只手有些僵硬别无大碍，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后来政府因舅妈的前夫在台湾官任台北公务局局长，属于统战对象，便委任舅舅作一个台胞联谊会联络员。这样一种不伦不类的关系，也亏政府想得出来。不过舅舅到也乐在其中。

母亲的去世舅舅少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亲情，一下子老了许多，头发灰白，额纹加深，背也有些驼了，不过穿戴依然得体清爽。舅舅总是让我想起契诃夫的小说《一个小公务员之死》。他就是一个胆战心惊的小公务员。中共的社会比起沙皇那个时代更为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