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我的母亲（20-21）健儿

母亲这一辈子的最大不幸是她的婚姻。他们是在母亲逃难在雁荡教书时认识的，因着当时的时势与环境，在父亲穷追不舍之下结了婚。父亲是当地人，小地主出身，虽然在上海读书，仍是一个乡下的土佬，与母亲的大家闺秀气质格格不入，他们感情一直不好。阿姨常说，母亲的婚姻是为了我，让我在兵荒马乱之际有一个安定的环境。

父亲划为右派后母亲为了孩子的政治身份想与他离婚，当时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父亲自私没有同意，还让劳改队的领导来劝说母亲，说离婚不利他的改造。父亲去农场劳改后，他的母亲我的奶奶（我们叫婆婆）跟着母亲与我们一起过。

婆婆是小脚老太婆，每到太阳好的时候就会烧一盆热水，把她二只小脚放到盆中烫酥了，然后跷起脚来，用一把小剪刀将死皮烂肉剔去，那种腐臭闻了隔夜饭都会冒出来。婆婆以前是开酒坊的，好喝洒，她在巷口摆一个小摊，买凉茶与自做的一点手工艺如香袋之类的东西赚一点酒钱。记得她在旧货店买来一个二层的茶几作摆摊用。茶摊总是让我帮她搬出，搬进，她会给一二分钱作贿赂。

那时我们住大大狮子巷宿舍，离我们不远处是一个酱洒厂，每天都有拉着大缸，坛子的大板车经过，汗流浃背的工人拉到这里，刚好是一个弯路有一块空地，两棵树遮荫，便在这里歇脚。婆婆有生意眼光选中了这块地方。

那个时候社会上割资本主义尾巴，她老人家浑然不知，今夕是何年，她连儿子为什么下放劳动都梦懵懵的没有搞清楚过。她摆摊自然有人告到学校，母亲为此不知挨了多少次批评，但婆婆我行我素。那个时代即使不涉及政治问题，母亲作为一个教师婆婆摆摊也是丢颜面的事，更何况母亲是一个大家贵族出身，婆婆摆摊她的生气是可想而知的。

文革那几年，婆婆的摊摆不了了，却做出更加出轨的事来。她伙同学校陈秘书的母亲，两人一起撕大字报，拿到废品收购站去卖。陈秘书的母亲也是农村出身，对世事无知。

两个小脚老太婆一个高一矮，一到晚上见四下无人，就踮起脚来神不知鬼不觉地去撕大字报。她俩都不识字，不分青红皂白，看那儿糊得厚就往那儿撕，捆成一卷一卷，驮起来背到家中。到了白天造反派一看，傻了眼整片的大字报被撕掉了，断定是一桩反革命大案，几经侦察发现竟然是二个小脚老太婆干的好事，再一查，一个是万老师家的，一个是陈秘书家的。没有卖出的大字报还放在陈秘书家，人脏俱获。

陈秘书与刘书记住在校园内靠食堂的一个独立小院内。陈秘书的母亲自己有一间单独的板房。大字报就放在她的房间，她哪里知道给儿子闯下惊天大祸。这件事成了学校文革中的一桩大新闻，让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多了一件荒诞不经，由两个目不识丁的老太婆演绎出来的故事，让如此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多少带上了黑色的幽默。

刘书记作为学校的走资派被打倒，陈秘书被打成“小爬虫”“保皇派”，不少大字报写的就是他，那个时候斗争的矛头主要对准走资派。虽然放过了母亲，也被造反派叫去训诫。母亲气得又犯了心疼，住了院

婆婆与我们一起住的那些年月，不知给母亲带来多少麻烦与压力，母亲身心疲倦，脸上常常会有不堪重负的表情。婆婆对此却是一脸无辜的样子，甚至对眼下的事还带着不解的困惑。

文革结束，政治空气缓和，婆婆人老了天天想儿子，念叨着想到父亲这里去，农场领导也同意了，妈妈让我把她送去。

父亲所在的安吉良朋劳改农场，属于浙江省劳改局，右派能到这个农场是不幸中的大幸，这里的自然条件极好，山地、丘岭、平原三结合，四季分明，雨水充分，光照十足，这个劳改农场主要种植油桐、油茶、夹有茶叶、花生。

我带着婆婆坐长途车到良朋，下得了车，看到父亲已在车站等候了。他看到母亲没有好脸色地说：

父亲借了农场一辆双轮板车，气乎乎地把行李扔到车上，一把抱着婆婆放到车上。拉着车就走，我走在一旁跟着。

车站离农场大约十多里的路，路不好走，都是坑坑洼洼的石子路，板车在上面一顛一顛的，婆婆翘着二只尖尖的小脚，二手撑着车板，以减小颠簸。父亲只顾拉着也没有回顾头看，一副气咕恼儿的样子。

走着走着看到有拿枪的军人守着一群人在地头干活，穿着编号的囚服，青光光的头在太阳下亮晃晃的，死沉沉的没有说话的声音，象是一群牲口。此时父亲的脚步多似乎加快了一些，过了那块地才慢了下来，小声地说那是劳改大队的犯人，停顿了一下又加了一句，他们有刑期，有回去的时候，我们右派没有刑期，他没有说下去。从小没有与父亲在一起，没有感情，他的这一句话到是让我酸楚了起来。

过了劳改犯干活的光秃秃的田野前面就是茂密的树林了，一边是油桐树，一边是油茶树，整整齐齐纵横交错，树上已结着果，青绿色的油桐果象是一只一只青色的苹果，油茶果褚红色油光光的象是石榴，这二种植物都是我是第一次见到的。父亲说这就是他们农场了。

离树林不远有一排房子，路面也平整宽阔了起来，父亲指着前面说到了，那就是我们的宿舍。右派宿舍是一片简陋的瓦房，他说婆婆来，领导收拾了一间放农具的房给我们俩单独住。板车拉过排屋，拐了一个弯就到了。父亲放下了车杠，把奶奶抱下车来，此时坐得腿脚麻木的她，差一点跌倒，好在我在她的身边扶住。

打开板门，里面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到，停了一会儿，眼睛始见了屋内的一切，搭了两张竹床，一张竹子做的桌子，二张竹子做的椅子，空荡荡的也没有什么了。

父亲从食堂打来饭，把饭夹子打开，食堂的饭菜还不错，他还从床边的板箱里，拿出一瓶花生米来，说是农场分的。那个时候我们在城里很难吃到花生米。我说这里的生活条件到比城里过得还滋润。父亲知道我想说什么，没等我说下去就说这二年条件始好起来，场里种了副食品，养了猪。刚来时这里一片荒漠，生活非常艰苦，劳动强度大，吃不饱，生浮肿病。

饭后，右派一个一个地来到了小茅屋看我们。用羡慕的语调对我问长问短，我大概是唯一到农场的家属吧。

那个时候文革快结束，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都希望从我这个城里来的人那里得到一点信息。右派们挤满了屋，有的坐在床沿上，有的靠着墙，用自己带着的大瓷缸喝着茶。

农场的右派大都来自是浙江高校，这些曾经的知识份子，虽然经过多年的劳改，斯文依旧，来看我们到也不随便，换了干净的衣服，有些还在口袋里佩上了钢笔。

期间也有干部过来看我们，说作子女的要常来对父亲的改造有帮助，说了一通官场上的话，到不见得有官气。这些干部大都是农村出身，虽是管教，在他们看来当右派也不错，有三十几块钱一个月，旱涝保收。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把农村的妻子弄到农场来当职工，能够吃体制饭，发工资拿粮票。那一夜右派们很晚才散去。农场大地黑黝黝的，没有一点声息，只有几只林中的蛙在呱呱地叫着。

婆婆在农场去世埋在了那里。她去世的第二年右派改正父亲回校。母亲去世，我们没有通知父亲，我们知道母亲不会想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