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后（上）：地下党活动 金元券贬值 迎接“解放” 外公

一真溅雪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卢先生一家去香港后，我们一家便搬到他们在尚德街34号的宅院，这所宅院比我们在东茅巷的四合院要大一些，库房也大，便于药品的存放与保管，安全条件也好得多。住到尚德街后，我仍在城东四校读小学三年二级，弟弟。也在那里读一年二级，二姐仍在开佛寺小学读五年二级，哥哥也考插班到修业小学六年二级唸书。

那时长沙战争气氛已经很浓重。在小学上学、放学的路上不时会碰到全副武装的国民政府军队头戴钢盔、肩扛轻重机枪、迫击炮、冲锋枪和上了刺刀的步枪成排、成队神色庄重地从街上走过，他们有的是从前线败退下来的，有的是奉命前来防守长沙的，在长沙各个重要街口，也有军队在那里用砖石或沙包修筑了街垒，每个街垒都有荷枪实弹的军人据守，报纸上也宣称“国军要死守长沙”。

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也日趋频繁，街上不时有共产党利用它的外围组织诸如：青年学生联合会、学生自治会、泥木工会……等组织的反饥饿、反官僚统治、反内战、争民主、争自由的游行示威活动。我们亲眼目睹了后来这个世界上最凶残、最不讲民主、最不讲自由、官僚主义最严重、造成八千余万中华儿女非正常死亡的中共当局，当时是如何巧妙地利用民众特别是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对民主、自由和温饱生活的渴望；对官僚统治、贪污腐败现象的痛恨来推翻国民政府的统治的。只是我们和大多数中国民众一样都被中共当局的谎言和假像所蒙蔽，未能认清中共当局的真实面目。

对于中共挑起的这种反政府活动，国民政府也针锋相对地采取了一些打击行动。湖南高校学生联合会负责人高继青，便被国民政府特工抓捕后杀害于长沙南门外市郊的荒野之中，由于掩埋尸体时过于倉促，挖了一个浅坑，尸体丢进去后，仅盖了一层薄土便了事。后被郊外的野狗扒开黄土咬食尸体，才在高继青失踨数天之后，被人发现他的尸体，此事引发了学生、市民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不少市民学生走上街头高呼结朿特务统治、严惩杀人凶手的口号。

面对局势的危急、战争的迫近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市民们各自采取了许多自卫措施，有的把财物转到乡下老家可靠的地方，我们外地人在乡下举目无亲，只好把值钱一点的东西用油纸、油布包札好(那时没有塑料，防水防潮通常都用桐油把棉纸或棉布浸泡后晒干做成的油布、油纸)趁夜深无人之时，在院子里不起眼的隐蔽地方挖个坑埋起来再盖上泥土、砖瓦块以恢复原状。

我们住的尚德街34号在一条小巷子里面，旁边是“养天和国药局”黄老板一家(药局的门面在八角亭附近)，黄老板家里兼作药局的堆栈(现在叫作倉库)和中、成药的加工作坊，除黄老板一家人外，还有十多个年轻力壮加工制作中、成药的工人，对面是八角亭介昌绸布庄的易老板一家，巷子最里面是一家民间慈善机构“楚化善堂”。几家户主协商一致，共同出钱请木匠在巷口用菜碗口粗的园木做一道七、八米高的防盗栅栏，栅栏的大门用粗铁链和大锁锁上，只有每户的户主配有鑰匙。这道大栅栏盗匪歹徒不易翻越，又把广大、养天和、介昌的员工组成自卫队，并配有棍棒作武器。地方上也由保、甲长出面募集年青力壮居民组成自卫队，由各家各户出钱维持自卫队的开支。这样做主要是预防国军撤退后；共军尚未进城时的统治“真空”时期城里的贼匪、流氓、歹徒对市民的搶劫侵扰，以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市民的安全。

到这年的七月下旬学期结朿，我和弟弟结朿了在城东四校的学业，哥哥在修业小学高小毕业，大姐在艺芳女中初中毕业，二姐也在多佛寺小学唸完高小五年二级。在尚德街那段时间，市民们人心惶惶，对未来一片茫然。但大多对共产党的本质缺乏认识，由于共产党对它自已所作所为严格的保宻制度和欺骗宣传的高超手腕，使得人们对未来共产党的统治大都抱有不切实际的“厚望”，特别是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甚至哥哥、大姐、二姐和我们这样的少年儿童也是如此。我们盼望民主、自由、富強的新中国即将到来，希望中国从此不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希望从此一洗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所蒙受的屈辱和苦难，希望从此一扫国民政府的一切贪污腐败与社会不公。

总之除了少数与共产党打过交道，对共产党和它所打的“共产主义招牌”的本质有所了解的人(这些人已感知无可穷尽的灭顶之災即将到来，他们都在准备逃往国外、香港或台湾)之外，大多数平民百姓都对共产党抱有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些美好的幻想，不久便被共产党统治的现实击得粉碎。

那时的长沙谣言四起：有的说共产党的便衣早已进了城；有的说“解放军”已打到岳阳、平江。后来报上登出了程潛、陈明仁、唐生智、陈渠珍（民国时代湘西的实际统治者，号称湖西王，“解放”后尽管他领导湘西和平起义于共产党有功，共产党也宣称对“和平起义”人员既往不咎，但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仍破中共当局以土匪、恶覇、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处决）……等湖南党政军要员通电和平起义的电文。此时共军已逼近长沙，有时还可隐隐听到隆隆的炮声。

自程潛等通电起义后，便时有国军的飞机飞临长沙上空进行轰炸，主要目标是火车站、铁路线、省政府、市政府、发电厂等要地。每当国军飞机飞来前十来分钟，中山路国货陳列馆屋顶上的警报器便会发出幽长凄厉的警报声，警报声的频率越快表示飞机离得越近。母亲是在重庆经历过日寇飞机大规模轰炸的人，对这种每次来两三架飞机的轰炸当然并不感到十分惊恐，自然能从容应对，母亲把两张结实的八仙桌并排靠墙放在墙角，桌上用好几床厚棉絮盖上，并让棉絮四面下垂，以阻挡可能飞来的弹片和砖头瓦块。母亲知道尚德街距火车站、发电厂、铁路线、省、市政府都比较远，除非驾驶员投弹失误才有可能炸到我们住房附近，所以叫我们不要怕。警报声一响，全家人便躲到采取了防弹措施的两张八仙桌下面。有时我们好奇，飞机轰炸时跑到院子的空地上看飞机投弹，开始看到飞机下面出现两三个芝麻大小的小黑点，隨着这些小黑点(炸弹)的下坠，黑点变得越来越大，到黑点从视野上消夫后不久，便会听到从远处传来两三声爆炸声，还能在飞机四周看到一朵一朵淡粉红色的小皮球大小的花，一会儿就消夫了。那是对飞机射击的高射炮的炮弹在高空爆炸所形成的烟雾，飞机炸完飞走后，警报器一声长鸣表示解除警报。接着就有小道消息传来，火车站、省市政府、发电厂所在地火车南站附近中了炸弹，炸毁了一些房屋也有人员伤亡。不过在高射炮的攻击之下，国军的飞机也不敢低飞，所以轰炸除了起到扰乱民心引起惊恐的作用之外，并未取得多大的实际效果。有几次警报响后，看見飞机飞来了，在长沙上空转了几圈后，把炸弹丢到湘江里，“完成轰炸任务”后便飞走了。于是，市民们便有传言，说是：“那几架飞机的飞行员是湖南人，不愿炸自已的同乡、亲友”。我现在想那倒不一定，这种行为可能是经连年战乱之后，飞行员们有恹战心理，更不愿国人互相残杀所致。但愿这些把炸弹丢进湘江的飞行员们回去后没有受到上级的追究与惩罚。我想长沙的市民们是不会忘记你们的义举的。 

 一九四八年初国民政府为挽救经济财政危机，在全国強制发行金圆卷，民间所有的法币、银元(俗称“光洋”，光洋有两种：一种光洋上铸有表世凯的头像，因光洋上的头像较大俗称“袁大头”；一种光洋上铸有孫中山先生的头像，因头像较小，被湖南人称之为“细老壳”，“袁大头”含银量比“细老壳”略重，故在市面上“袁大头”比“细老壳”更受欢迎)、金银、银行存款都要按一块“光洋”兑換一圆金圆卷的比例兑換成金圆卷，任何私人不准私藏金银和银圆。

舅舅一家“光复”(指抗战胜利后，日伪占区恢复国民政府统治这一过程)后隨空军总部去了南京，因舅舅一家子女较多，只有舅舅一人的军晌养活一家人，经济上不十分宽裕，所以我们到长沙后外公就主要在我家住，有时也到上海的二姨妈那里住一阵。外公那时积蓄了一千五佰多块光洋存在银行里，作为自已养老和应付舅舅一家的不时之需用的，结果一声令下存在银行里的法币、金银和光洋都要兑換成金圆卷。外公一生积蓄下来的一千五百块光洋的存折变成了一千五百圆金圆卷的存折，结果，不到一年时间到一九四九年春季，隨着物价飞涨，金圆卷急剧贬值，这时的一千五百元金圆卷连一包香烟也买不到了，气得外公一天到晚在家里大骂老蒋(指蒋介石)不是个东西，坑害老百姓，害得他多年积蓄的一千五百块大洋付诸东流，使他变得一无所有。不过金圆卷的急剧贬值责任并不完全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身上。共产党为夺取政权而引起的内战、国民政府战局的恶化、共产党在国统区制造的种种骚乱、谣言、颠覆活动应是造成国家经济崩溃、金圆卷急剧贬值的罪魁祸首。但是一般“不明真像”的民众当时哪里知道这些真实内幕，在共产党，特别是国统区的地下党的挑唆、歪曲事实真像的宣传鼓动和破坏之下，一般民众只道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统治导致了经济的崩溃和金圆卷的贬值。外公对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先生的误解、失望、不滿和愤怒，大概是当时民众特别是知识份子和学生对以蒋介石先生为首的国民政府态度转变的一个缩影。从这里我们就可看到原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领导中国军民坚持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使中国挤身于中美英苏四強之一，并成为联合国发起国，和五个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之一，而赢得的民心是怎样在共产党挑起的内乱、内战、和歪曲欺骗宣传之下丧失殆尽的。

金圆卷期间物价的飞涨是未经历过的人很难想像的，市民们往往要拿着成捆的金圆卷去买香烟、火柴、油、盐、米、菜之类的生活物资，极感不便，往往上午一个价钱到下午又涨了，有时甚至只隔一两个钟头就又涨价了许多，到后来金圆卷已完全丧失了信用和价值，而且拿着成捆成捆的金圆卷去购物也十分不便，接着国民政府又发行了一种银元卷，由于有了金圆卷的教训，民众再也不相信中央银行发行的这种新纸币了，银元卷只发行流通了一段极短的时间便被民众抛弃而寿终正寝了。此时民众重新拿出光洋，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发行的铜币(民间称之为“铜板”，其价值的大小与铜板的大小和厚度成正比例关系)来作流通货币，由于这些硬通货实际的价值与其面值相当，不大可能贬值，也不可能滥发，这才在很大程度上制止了物价的飞涨。用光洋和铜板作货币，“解放”后还流通了一段时间，直到第一套人民币发行后才禁止流通光洋和铜板。

从一九四九年七月下旬开始就陆续有传言，说“解放军”将于某月某日进城，市民们特别是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都早已引颈企盼“解放”大军进城，并作好了欢迎的充分准备。由于程潛、唐生智、陈明仁等领导的湖南和平起义，使得长沙并没有出现市民们担心的国军撒走共军尚未进城的统治真空状态必将发生的社会混乱现象。起义当局仍要求各级政府、军警、治安单位坚守岗位，继续履行职责直到中共接管为止，以维持社会治安，防止出现搶劫、流氓滋事和骚扰民众的事件。所以直到“解放军”进城，长沙市都未出现重大的社会动乱，这可以祘是程潛、唐生智、陈明仁通电和平起义客观上对长沙乃至于全湖南省民众做的一件好事吧！

到一九四九年八月五号传来消息说：今天“解放军”会进城，并举行入城式。我们一家人除母亲之外，都很早就跑到中正路广大药房前的马路上等候，这时，马路上早已挤满欢迎的人群，以及由工人、学生组成的欢迎队伍(这些满怀各种巨大希望的人，包括我们在内到后来才遂渐明白，他们迎来的不是美好的希望，而是一场至今仍未穷尽的、史无前例的巨大而深重的灾难。可悲的是至今仍有许多人尚未明白过来)，人们敲锣打鼓、打着欢迎的标语、小旗和横幅，学生们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金凤子那个开红花，一开开到了穷人家，穷人家么要翻身么，世道才像话”等解放区的歌曲。左等右等也没等来“解放军”，只好回去吃午饭，午飯后，又到马路上等了一下午仍不见“解放军”的踪影，而且始终没有“解放军”入城时间的准确消息，估计是怕特务的“破坏”、或是防止白天“敌机”的轰炸，傍晚，传来较为准确的消息说：部队已经抵达城外的浏阳河，晚上举行入城式。我们兄弟姊妹只好又回去吃晚饭，晚饭后又连忙赶到马路边等候，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才看到一支身穿整齐的灰兰色军装、肩扛着各式轻重机枪、迫击炮、卡宾枪和上着刺刀的步枪的“解放军”迈着整齐的步伐从蔡锷路那边开过来。一路上受到市民、学生真诚而热烈的欢迎，市民们、学生们不停地呼喊着欢迎“解放军”、欢迎“解放”、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口号、唱着上面那些歌曲、不停地燃放烟火、鞭炮、不停地敲锣打鼓。入城式一共进行了大约两个小时，到晚上十一点多钟入城欢迎仪式才结朿。兴奋得几近疯枉的人群才遂渐散去。我们五兄弟姊妹才在父亲的带领下，怀着一种莫明的激动和兴奋的心情回到家中。由于过度的激动和兴奋，上床后都久久不能入睡。我们和长沙绝大多数市民、学生一样，以为一个民主、自由、平等、富強的新中国就从这一天开始了，完全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中华民族一场空前的大劫难从此便拉开了序幕。完全想象不到这场由共产党带来的所谓“解放”带给中华民族的却是独裁、专制、镇压、屠杀、饥饿、社会倒退、民生凋敝、永无休止惨无人道的斗争、迫害、控制、欺骗、愚弄、腐败透顶、贫富悬殊、政治经济上的倒行逆施，这些至今仍未穷尽的深重灾难。

我小时候受外公的影响很大，外公马玉庭的人生阅历非常丰富，对许多人和事都能一眼洞穿其本质，他经常讲故事给我们听的，除了许多民间故事之外，还给我们讲“三国”、“水浒”、“西游”、“聊斋”这些中国古典名著，特别是“三国”讲得最多，外公对“三国”熟悉的程度，几乎达到了“倒背如流”的地步，外公讲故事时使用的语言生动有趣，讲起来绘声绘色，我们听起来兴高彩烈、忘乎所以。由于我小时候在重庆的一个不良习惯(即每当一家人一起出行时，我不让任何人走在我的前面，如有人走在了我的前面，一旦被我发现，我便会大哭大闹起来，一定要走在我前面的不论大人还是小孩都要退回到我的后面才肯罢休，即使他们站在前面等我走上前去也不行)使得外公对我另眼相看，外公时常把我一个人叫到他的房里，把母亲为他准备的适合老年人吃的蜜餞、点心拿给我吃。母亲专门为外公备有一个小铁筒放在外公的枕头旁，里面放了一些适合老年人吃的食品，以供外公隨时取用。

外公一八七0年生于南京，据外公说他的父亲曾和“长毛”(南京人对太平军的称呼)打过仗。在“长毛”进攻南京时，南京市民对“长毛”滥杀无辜早有所闻，纷纷自发组织起来与攻入城內的“长毛”作战，外公的父亲虽有些武功，但傖促组织起来的民军哪里抵挡得住被洪秀全的邪教洗了脑的凶残无比的“长毛”军队。在战斗中外公的父亲屁股上挨了一刀，顿时血流如注，攻入城内的“长毛”越来越多，他想想继续战斗下去已没有意义，求生的本能使他灵机一动，趁敌人不注意时，用手把屁股上的血涂抹在自己的头上脸上身上倒在死人堆里装死，居然侥幸脱險，后趁天黑无人时逃回家中躲起来养了好几个月才把伤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