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我的母亲后记（上）/健儿

这是一个温馨的秋天，在美国洛杉矶的阿卡蒂亚，一个难以置信的人间伊甸园，一幢幢花园住宅与林荫道上，一尊尊孔雀阔步在草坪上，开屏在花丛中，停泊在树梢上，有的倏忽一下振翅飞上蓝天，这是美之所在的人间。

在一栋带有小院的屋子中，阿姨表妹我与弟弟坐在沙发上，喝着下午茶，太阳和和煦地从窗外晃动的树叶中洒进来，带着柑桔的青香，窗外的桔树黄橙橙地挂满了树枝。桔树让阿姨想起了与母亲逃难的艰辛岁月。她说“在黄岩教书时，那里家家种橘子，橘子熟了，学生同事都会送许多来，姐姐让我吃个够，我一次吃过20多个橘子呢!

说到母亲，我们对阿姨说，你给我们讲讲你们那个大家庭的故事吧，虽然妈妈也说起，但都是支离破碎的，很难成为一个故事，一段历史。

阿姨高挑个子，背有一点驼，一头的银发，头路梳理得清清爽爽，肤色白里透红，细如婴儿，既无老人气，也无老人斑，与母亲的娇小相比是大一号的母亲，她们姐妹俩不但年轻时漂亮，老了便有了雍容华贵。

表妹与她母亲一样的个子，不同的是一张娃娃脸，五十挂零的年纪，身材之好没有一点中年女人的赘肉，穿着低腰裤，看不出年龄。她不断地给我们续茶，递着茶食放在我们的手上。一会儿依在母亲身上，一会儿又从椅背上向我们靠过来，在我们兄弟俩之间，家庭的温馨弥漫了屋子。

维明拿出了录像机，说录一段，让哥哥当记者问你，摆出采访的架式，办了多年的报，不经意地露出职业的习惯。

说来话长，我们的家是一个大家族，可以比之“红楼梦”，是五世齐昌的大家庭，虽然到父亲母亲这一代家道中落，瘦死的骆驼比马壮，仍非一般家庭可比。那个家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模糊了，有些是父亲母亲与上一代的亲戚这里听的，就象电影中的蒙太奇一样，通过镜头的拼接起来的。

说万家先要从江西老家的冢谱说起。万家在江西丰城，向塘祠堂存有家谱，万姓有多脉，我们这一支共排出七十代辈份：

接下去为启字辈，兆字辈，贤字辈，良字辈我们的父亲便是良字辈，我们这一辈是德字辈。大哥德楷、二哥德松、三哥德权、四哥德根，你母亲德幸我是德菊。之后共产党易政，这些东西都算是文化糟粕，排名也就到此中断。实在讲辈份排名也透出了老祖宗对后人的希望，我们与父亲这二代是良德二字，也就是说希望我们做人做事，要有良善，要有德行。

老太爷光涟在江西是做棉花生意，良田万亩，他的二品大员应该是捐官。那个时候清朝捐官是国库的收入，有钱人捐个官风光风光是相当普遍的。

让万家进入历史是太祖父启琛，史称箎轩公与名臣曾国藩为世交。曾国藩组织湘军政府不拨钱，靠自筹军饷，轩公为此捐赠（60万两）黄金。成为湘军举足轻重的经济来源。

打败太平军后，曾国藩论功行赏，将杭州柴木巷的太平天国府的房子送给了万家，并委任祖父兆字辈万一奇为两浙盐运史。万家也迁至杭州发展。万家在杭州有棉布行、金行、茶叶店、档铺等，后来又开了江南五大药局之一的“万承志堂”。在杭州万家素有“金凳子”之称。

我插上话说。“万承志堂”恢复时，舅舅高兴地给我们来信，他被政府当作特邀嘉宾请去参加了开业典礼。舅舅这个人啊就是这样，政府收了万家的“万承志堂”他还去为政府背书。

阿姨笑着说，小哥（舅舅）就是这样的人，不过他这样的性格到也是他的造化容易满足。阿姨的语调不乏对小哥的善意亲切的揶揄。

阿姨又接着说下去，万家自支持湘军，打败太平天国，祖父封为两浙盐运司就不再是一般的富商大家了，成了红顶商人。几个皇帝都给万家赠过匾，其中有光绪皇帝给万家的匾“五世同堂一门见山”，其它同治、嘉庆各朝颁下的匾额无数，不过同辈中见过的是只有五世同堂”这一块。在加拿大定居的万定国亲眼见过。堂哥万定国是我们这一辈对万家历史了解最多的人。

杭州柴木巷的房子阿姨说她年纪小不太记得了，听哥哥讲有24进，住着九房连同佣人在内四百多号人。在杭州是数一数二的，其构造宏大、宽广，真是说不尽言；单就墙门而讲，有大前门，大后门，小前门，小后门和许多的边门；平常的时候，只开大前门和大后门，里面有大花园，大花厅，二花厅，小花厅，桥厅，大厨房，戏台，贮藏室，浴室，帐房室及主人佣仆等等的卧室，各房的布置，不雷同，都像是大观园一般。每逢过节过年及任何家里人诞日的当儿，就要演戏了；家有戏台，戏班子是聘住在家里的。

阿姨挪动了一下显然坐得已经有些酸痛的身体，沙发的柔软其实并不适应长坐，特别是对老年人。她拿起茶几上的杯子，细细地喝了一口茶，没有发出一点咕噜噜的声音，拿杯放杯动作如同母亲一般的优雅。

柴木巷的房子到了万家手里，也作了改造，其中最大的工程是建立了一幢西洋楼。用了大玻璃窗，改变了中式房子光线与通风不足，里面放了沙发这样的西式家俱。

因为它是这样大的一个家庭，聘请了八位帐房先生分管房租，商店，益税等等的会计，及支配全家的日用，因为我们的经济都是要公共措置的，所以每人的膳费，每人的零用，子女的教育费，房屋的修理费，每人的制衣费，婚丧的费用及佣仆的薪金，都有一定的分配和限制，这种计划实行到现在确有很好的成绩；并且每房都各有私蓄，所以除公共规定了的用度之外，仍有自由使用的余地。

那个大家无论男女，在五岁到八岁之间，就要进书房，所以差不多每一房都有一个书房，书房大多聘请了绍兴师爷，专讲那四书五经，小孩只晓得熟读，而不知其内容，到了十岁以后，就要进高小，再逐步的升入中学和大学，每人的教育费用都向帐房支取，大学毕业以后的教育费就要私人自备了。

阿姨虽然八十好几的岁数了，记忆却好的不得了，有些情景说起来好象就是昨天发生的一样。我们在听阿姨讲着，表妹也一脸认真，还不时地抱怨妈妈平时不讲给她听。

阿姨说我这些旧事讲给你听，会影响你的思想，在新社会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你爸爸也从来不说他们戴家的事，不讲都是为你们好。当然现在社会有些变了，这些老家旧事说说也无所谓了。

我说世事变化不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电影“大宅门”成了当红剧，成了央视收视冠军。万家不就是南方的“大宅门”。

因为房屋宽大的缘故，我们创设了许多的娱乐场所，叫做总俱乐部，内设音乐训练班，国乐补习班，家庭邮政局，家庭戏剧社，周报社，夜间学校，彩票店，运动场等。每星期定有一天大家表演戏剧或者开运动会，这种的娱乐长辈们是不禁止的，又时还会鼓励我们去做。

我们张着嘴听着阿姨的陈述。不时地为之发出喔！喔！的声音。万家按西方社会来说已是一个社区了，社区有的全有了。

从阿姨的描述来看虽然是一个封建大家庭，但已经又了现代文明的新内容。比之巴金写的那个“家”来看，要文明进步得多。我问阿姨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万家应该出了不少人材吧。

阿姨说，据我所知我的一个堂哥是清华大学的校长，后来去了台湾。还有一位五房的长辈写过一“近百年欧洲思想史”。其他应该还有只是我记不起来了。

阿健说我家文明开放到也并不尽然，虽然有开放的一面，但因长辈都是缙绅出身，家庭中总充满着一种官僚的习气，礼节繁多。长幼有序，卑对长，佣对主，要和官衙中的仪式一样，见面要磕头，鞠躬，请安，等级很严，比如看戏，先要由最高的长辈先点，出门坐的桥子大小也不一样，不能稍有逾矩。不过那个时候我还觉得是很好玩的事。

我刚才说了万家有八九个账房先生，管理着生意，但并无一个管理机构去经营各种事业，以及对发展的布局，也没有一个现代式的董事会、理事会，而任凭各家经理去办事。据先母说，万氏在清代主要有“盐引”，也就是食盐专卖权，年可坐得巨额收入。所以那个时候，万家从来不去考虑钱的问题，光盐引的进账就用不完。后盐引制被废，家道在坐吃靡费之下，就日渐衰落了。抗战前柴木巷的房子也就是曾国藩送给万家的太平天国府卖给了谢虎臣，此人日后成为杭州维持会会长。

我插话说，还好万家败得早，要不然这么大的财产，不但充公可能命也保不住了，这是塞翁失马，安之祸福。

我们让阿姨休息一下，阳光中百页窗的隙缝中透进来，把屋内分隔得象斑马线似的，仿佛是时空的交错。

你母亲出生在柴木巷那个大家中的黄昏岁月，童年时代在那里度过，她是大房大小姐，在家族里有很高的地位，又长得漂亮，机灵，深得祖父万一奇的宠爱，常常坐在祖父的膝盖上，让她背颂唐诗，宋词，讲讲朱子家训，把姐姐捧为掌上明珠。祖父那个时候已从两浙盐运吏退休回家，过着含饴弄孙的生活。

我对阿姨说记得有一次我与母亲经过柴木巷，母亲指着白墙黛瓦黑门说，以前这里是我们万家的。不过她说这个话时并没有蕴含着感伤。

我曾得以窥见这个“大宅门”一隅。我有一个同事住在里面。当然我所看到的万家已不是那个规模宏大，楼台亭阁，一进又一进的万家大院了，早已被分隔成无数个墙门，住着上上百家人家的大杂院。

家的故事太长，没有讲完，阳光已经沉落到天际线下，我将百页窗拉了起来，室外的空气已经不那么地炽热，有一点小风吹动，带进了一丝凉快，天空染着一抹桔红色的余晖，仿佛万家的故事也被余晖染上了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