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后（下）：外公 武尚志 古董 “三反、五反”运动

一真溅雪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外公小时候被送到古董店当学徒，学做古董生意，长大后便以此为生。这是一门非难学的生意，因为不仅要学会鉴别种类繁多的各种文物的真伪，还要会鉴别各种文物的制作年代并判断其价值的高低。这是一个要在书法、绘画、陶瓷、古文字、金石、雕刻、民俗、历史……等诸多方面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知识的行业。现在有专门的大学可教授考古学方面的专门知识。而当时却没有专门教授考古知识的机构，全凭学徒从带他的师傅那里一点一点地学习和积累，而师傅们为确保自已的饭碗不被自己的徒弟挤掉，往往要对学徒们留一手，每当要露出真本事时，师付们惯用的手法是支使学徒去做杂事，把学徒支开，不让学徒听到或看到，学徒们的古董知识大都是从师傅、买家、卖家那里偷学来的。

父亲在长沙有位朋友也是南京人，叫伍尚志，他比父亲年长十多岁，此人原系上海滩上一位发掘文物古董的行家(按现在的标准完全可以称作考古专家)。伍先生抗战时期从上海逃难到长沙，所携财产因八年抗战已消耗殆尽，到抗战胜利时已无力返回上海重操旧业，他还在长沙娶了一位长沙女士为妻，他夫人不愿离开长沙去上海，大概也是他抗战胜利后未回上海的原因之一。抗战胜利后，伍先生夫妇在长沙桂花井“修业小学”对面开了一家小餐馆以维持生计。父亲为了关照伍先生的生意，有时也带我们去伍先生的小饭店吃饭，好在伍先生做的菜也是南京口味，父母亲也还勉强吃得来。由于这位伍先生仍有抽鸦片煙的劣习，他那小飯店的收入是远不足以维持他抽鸦片煙的开销的，所以伍先生在长沙重操旧业，干起了挖掘古董的行当。那时的长沙市不大，只有卄多万人口，城外四郊到处都是墓地。伍先先非常厉害，仅凭他在发掘古董方面的专业知识、历史知识、风水堪舆方面的知识和丰富的实际经验，再加上他的直觉便可较为准确地判断哪个地方下面可能有古墓葬。看好地方，他便出钱请那几个经常帮他挖墓的农民工帮他进行挖掘，这些农民工因经常帮伍先生挖掘古墓，也从伍先生那里学会了如何挖才不致损坏古墓里的古董。伍先生付给农民工的工资通常都是这些农民工从事其他工作时的好几倍，所以他们都乐意应伍先生的召唤前来帮伍先生挖古董。在那些农民工的眼里，坟墓里挖出来的那些颜色暗淡、锈跡斑斑的青铜器、铁器、陶瓷器皿……等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值钱的地方。伍先生当然不会让这些农民工知道那些古董的真实价值，只是告诉他们收集这些东西是他个人兴趣爱好。伍先生当然也时常有看走眼的时候，此时花了许多工钱和精力，最后却一无所获，这样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不过伍先生的挖掘往往所获不菲。每当伍先生发掘到有价值的古董便会首先拿到我家来，经外公鉴别古董的年代、价值，父母再与伍先生谈妥价钱后，便会出钱将这些古董买下来。只有那些外公看不上的；或是价钱谈不拢的古董，伍先生才会拿去寻找其他的买家。外公协助我家购买的古董大多是春秋战国和秦汉时代的青铜器诸如：鼎、戈、剑、矛、镜、炊具、酒器等，也有一些陶器。

古董收集到一定的数量之后，便由母亲带到上海卖给专门从事珠宝古董生意的四姑父(父亲的四姐夫)。四姑父母一向对我们一家十分关照，价格上是绝不会让我家吃亏的。母亲跑一趟上海有时能赚几千块大洋。有次母亲从上海回来，父亲为犒劳母亲旅途的辛劳，特意带母亲到黄兴南路坡子街口对面的“余太华金号”花了一千五百块大洋，为母亲买了一枚钻戒，这枚钻戒，镶嵌在金戒指上的那颗钻石有一颗黄豆那么大。母亲很高兴，因为自从抗战开始后，母亲已很少添置手饰了。经外公鉴别过的古董从未看走过眼，而伍先生大概也知道外公是从事过多年古董生意的“科班”出身的行家，所以伍先生从来不敢拿膺品来糊弄我的父母。

 一九四八年深秋伍先生又在长沙郊外发掘到一座战国时代楚国武将的墓葬和一座西汉古墓葬，从战国墓中出土了一柄青铜剑(长约45厘米)、一支青铜戈(长约22-23厘米并带有侧钩)、一支青铜矛(长度与戈相仿)。西汉墓中出土的是一个镶嵌在棺材头正中的铜质镏了金的虎头形饰物，以及几件上了釉的小型陶器。伍先生将这几件古董拿到我家，经外公仔细鉴定后认为是真品，年代也经外公确认分别是战国时代和西汉时代的古董。外公、父母亲与伍先生谈妥价钱后便将这几件古董买下来了。不知是什么原因，伍先生挖到这几件古董后，并没有立刻拿到我家来，而是过了一两个月之后才拿到我家來(我想大概是由于国内局势的影响古董已少有人问津，古董已卖不出好价钱，伍先生想等一等看看局势是否好转，古董价格有所回升时再出手，不料隨着准海战役以国军的失利而告终，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眼看古董价格回升无望，而年关将至，伍先生急等钱用，才把这几件古董拿到我家出手)此时已离“过年”不远，父母亲商量打祘等过完年，再把这几件古董拿到上海四姑父那里变现。不料过年之后，到一九四九年春季，形势出人意料地急转直下，国民政府接连输掉遼沈、淮海战役之后，共军已打到长江北岸，直接威脅到国民政府的心脏地区南京、上海。正当母亲淮备携古董去上海之际，接四姑父和二姨父的来信，告知上海形势危急，城内城外到处都在构筑防禦工事，战争气氛已十分浓厚，不少人已准备疏散去农村老家、有的准备逃往香港、澳门、台湾或移居国外以躲避战乱。不准备走的人家也在忙于贮备食品、日用品，以备战时商品流通中断时之日常需要。面对这种形势。母亲考慮到为应付这种即将到来的战乱，和对未来诸多不确定因素的恐懼，以及八年抗战对家庭经济造成巨大困难的经验，母亲认为应对未来即将面临的战乱，准备充足的财物是当务之急。所以母亲仍准备冒險前往上海出手这批古董以換取战乱时所需的现金。母亲知道战乱时这些古董既不能吃、也不能穿，还要花许多精力来保管，对家里不仅无用反而是个负担。这就是母亲虽知道路途充满风險，仍坚持要携这批古董去上海出手的原因。外公和父亲极力反对母亲冒險前往上海。此时走水路去上海已行不通，长沙至岳阳的航班虽仍在开，但岳汨去上海的航班却因国共两军已在长江两岸隔江对峙，长江航运业已中断。陆路湘赣、浙赣铁路虽尚未中断，但沿途治安状况十分恶劣，除土匪猖獗之外，共产党游击队、地下组织的袭扰更加剧了旅途的风險。况且即使安全抵达上海，在那种兵荒马乱、人心惶惶的战争恐怖气氛笼罩之下，恐怕也不会有人会出大价钱来买这些不能吃不能用的老古董，即使有四姑父帮忙也难以卖出好价钱，甚至根本就卖不出去。在外公和父亲的极力反对之下，面对那种局面，母亲也只好放弃了去上海的打祘。

到一九五二年前后的“三反”、“五反”运动时(广大药房已在运动前的一九五一年秋季实现了公私合营，是长沙也是全湖南省最早实现公私合营的私人企业之一，公私合营后，父亲进入新成立的公私合营企业“建湘企业公司”，药部门工作)，父亲所在的建湘企业公司的劳方员工和长沙工程兵学校(即后来的工程兵学院和现在的国防科大的前身)的军人(因该校的军医和后勤人员曾多次到广大药房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日夜不停地轮番向所有资方人员进行批斗揭发，要父亲和其他资方人员交待自已并揭发他人賄赂干部、拉干部下水、偷税、漏税、拉拢腐蚀干部和贪污的反革命罪行。

有时这些“三反、五反”军人干部晚上还跑到家里来，逼迫父亲交待自已和揭发他人的罪行直至深夜，搞得全家人和邻里都不得安宁。由于白天父亲都要到他上班的医药公司接受批斗和交待“罪行”，所以工程兵学校的“三反五反”二作组的军人只好晚上到我家来逼迫、威胁父亲交待拉拢腐触该校医务人员和釆购人员的罪行，有一次来的几位军人中有一位特别凶，他扬言他们学校的医生和采购人员都承认了你收买腐蚀他们的罪行，你还不老实交待，说着掏出一把手槍往桌子上一扳，威胁道：你再不老实交待，老子就一槍斃了你！父亲说：没有的事你要我怎么交待，你别这么凶，我儿子也是解放军，他还在朝鲜抗美援朝，说着指着门口挂的那块“光荣军属”的牌子给他们看。此后再来的军人对父亲的态度缓和了不少。一个多星期后，大概工程兵学校那边对来广大药房买药品的医生和釆购人员也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也就再也没有来过了。

父亲本系老实本分的商人，且胆小怕事，“解放”后哪里敢干这些违法的事情，自己当然没有什么好交待的，又不能违心地去胡乱检举揭发其他落难的资方人员和公方的干部、军人。

后来“三反五反”工作组把资本家们分行业集中到一个地方以学习文件、交待问题为名进行软禁。在那里不仅要交待自己的偷税漏稅、拉拢腐蝕干部的问题，还鼓动资本家们互相检举揭发对方的罪行，一旦某资本家交待了这类问题，又主动退赔了“赃款”，而且捡举揭发其他资本家有功，便可以被释放回家，当局还要通过广播电台对此人进行表扬，宣称某某某交待问题彻底、积极退赔并检举揭发他人有功，已获得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今天已“下楼”回去与家人团聚。

我们在家里每天注意收听省市电台的广播，总希望从电台宣佈的“下楼”名单中有父亲的名字，但每天都失望。直到有一天一位“三反五反”工作组的干部拿着父亲写的笔信到我家交给我母亲亲，信中要母亲把家中那几件古董交给来人，说是已主动捐献给国家，计有：战国时代的一柄青铜剑、一把青铜戈、一把青铜矛和西汉时代的一个鎏金铜虎头棺材头上的飾物以及几件釉面陶器。母亲用布将这些古董包好交给来人。第二天便从上午的广播中听到公佈的“下楼”单中有父亲的名字，下午父亲便回到家中，母亲连忙说回来就好，破财消灾嘛，母亲连忙上菜场买了些父亲喜欢吃的菜，晚上做了一桌菜，又拿出一瓶茅台酒给父亲压压惊。晚上吃饭时父亲说他在那里学习、交待问题，因自己实在没有什么违法的事情好交待，又不愿胡乱检举揭发别人，眼看学习班的人一天天减少，到后来只剩下不多几个了。父亲从被宣佈“下楼”的人那里看出了门道，都是退赔了大量钱财之后，才被宣佈“下楼”的，此时父亲才明白：政府搞这玚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从资本家身上搞钱。于是父亲只好向工作组“交待”自已公私合营前剥削“元记字号”和“广大药房”员工的“罪行”；批判自已过去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表示要在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自觉改造自已的资产阶级思想，使自己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了表示自己与过去的资产阶级剥削生活决绝，父亲向“建湘企业公司”的“三反、五反”运动领导小组的公方和劳方领导表示“自愿”把“觧放”前靠剥削得来的钱买来的战国时期的一柄青铜剑、一支青铜戈、一支青铜矛和西汉时期的鎏金虎头棺材头饰物和几件小型釉面陶器无偿捐献给国家。那时每天广播的内容大都是某部门又揪出了一只大老虎(指有较大贪污腐败行为的干部和有重大偷税漏税或拉拢腐蚀干部行为的资方人员)，也广播那些“表现好”、交待自已贪污腐败、行贿受贿、偷税漏税罪行彻底，并积极退赔的干部和资方人员，以及捡举揭发他人罪行有功的干部和资方人员，宣佈这些人“下楼”。父亲终于以那批珍贵的文物为代价換来了被宣佈“下楼”。

还在一九四八年内战局势尚未完全明朗之前，目光敏锐、深谋远虑的蒋介石先生，尽管在淮海、平津两大战役尚未开始，国统区的国大代表和总统选举正闹得轰轰烈烈之际，似乎就已经预感到大陆沦陷于中共之手，已是必然的趋势。在台湾中共幕后挑起的二.二八事件之后，蒋先生就着手经营台湾，先派善于处理各种棘手事件的得力助手白崇禧将军到台湾进行二.二八事件的善后和安抚工作；接着又把得力亲信陈诚派往台湾担任省长，陈诚秉承蒋先生的旨意，到台湾后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货币以及和平的土地改革，为后来国民政府退守台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九四八年秋蒋先生便把一些重要的中央军事机构迁往台湾，而空军司令部即是最早迁台湾的中央军事机构之一。舅舅在国民政府从重庆迁往南京之前，就已由王陵基部调到空军司令部从事庶务工作(即现在所称的后勤、总务之类的工作)，迁南京之前就已升至上尉军阶，一九四八年秋去台湾时，大约已升至少校职衔，由于舅舅工作勤恳、忠实可靠，在贪污腐败较为流行的国民政府时代，舅舅位居一般人视为肥缺的后勤岗位却能保持洁身自好，不为所经手的财、物所动，实属难能可贵，后在台湾以上校职衔退役。

去台湾之前舅舅也曾猶豫，一想到去台湾，那里人地生疏，又远离亲友故旧，一家八口人除外公长住我家不必忧虑、长女已外嫁上海金家之外，还有一家六口四个儿女都正值学龄，到台湾后仅靠舅舅一人的工资生活恐难以为继。曾想留在大陆。舅舅他们一家所乘空军司令部的轮船去台湾时，曾停靠上海码头，舅舅曾登岸去大女儿继美在上海的家中告知不想去台湾，想在上海留下來，可是继美的婆家金家虽在上海经营餐饮业，但当时物价飞涨，经济面临崩溃，金家经营的东來顺餐厅，虽也祘得上上海滩小有名气的餐厅，在那种社会经济形势之下也已难以为继，继美的丈夫金家大少爷金鸿章先生已失业在家，在这种状况下，继美一家实在无能力接纳舅舅一家六口人的到来。因为舅舅那时尚末脱离空军司令部，一家人如在上海停下来，以那时的经济环境和就业形势看，舅舅要在短时间内找到一份能养活一家六口人的工作的可能性是十分渺茫的，而继美一家也无法长期负担舅舅一家人的生活，所以继美和她的丈夫不同意舅舅一家人留在上海。面对女儿女婿的惋言拒绝，舅舅十分伤心失望，心想在危难时节自己的女儿女婿和在上海与继美住在一起的舅舅的二妹、二妹夫(即我的二姨妈、二姨爹)居然不愿与自己一家人共度时艰。舅舅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只得怀着这种悲伤和失望的沉重心情回到空军司令部开赴台湾的轮船上和舅妈一起带着四个儿女离开令他失望、也令他眷恋的他熟悉的中国大陆，走向生疏且前途未卜的台湾。

由于这一原因，舅舅去台湾后，直到上海“解放”这一年多的时间内，一直没有给他的女儿女婿和妹妹们写过一封信，以致和大陆的亲友失去了任何联系。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舅舅一家要留在上海也并非完全不可能，继美和二姨妈所在的金家，也祘得上是大户人家，所经营的东来顺餐厅在上海饮食业也祘得上小有名气，虽然当时面临战乱，经济不景气对东来顺的生意有所影响，但多年来的老本尚在，安排舅舅一家找个简易住处并不要花多少钱(因许多上海人为躲避战乱逃离上海，空下了不少住房，所以租金全并不太贵)，况且舅舅既然打祘留在上海在经济上也必然或多或少作了一些准备，应付一段时间的生活当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况且只要不计较工作的条件，舅舅和他的儿女们要找一些出卖体力的工作，也应能找得到。如果再加上继美家、二姨妈家和我家的一些帮助，维持舅舅一家在上海的基本生活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况且那时我家的经济状况还祘可以，给舅舅一家适当的帮助还是可以做到的。

继美和金鸿章的婉拒，当时虽引起舅舅一家人的不满和失望，看起来对舅舅一家人是件坏事。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从“解放”后大陆发生的事情来判断，当时幸亏继美和鸿章的婉拒，才使得舅舅一家没有留在大陆而去了台湾。如果舅舅一家当时真的留在了大陆，以舅舅国民党“伪军官”的身份，舅舅和他的家人是无论如何也逃不过“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打击的，家破人亡恐怕是舅舅和他的家人难以逃脱的必然下场。

舅舅一家人到台湾后，虽经历了初到台湾那段生活极其艰难的时期，但随着台湾多项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实现而带来的经济起飞，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子女们多已完成学业到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定居。舅舅也于达到退役年龄后，以上校军衔退役，与舅妈一起安享晚年，舅舅、舅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先后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