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东茅巷往事（上）

一真溅雪

民国时代的城市生活──长沙的供排水、垃圾处理、红白喜事、看美国电影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那时的大东茅巷（“解放”后改称东茅街）虽说距长沙最繁华的八角亭、司门口、黄兴路、中正路(“解放”后改为“解放路”)、蔡锷路都不远，但却比较僻静，商店不多，行人也较稀少，但长沙三大著名酒家(饭店)潇湘、怡园、玉楼东却都在这条街上。每个大酒家进大门的天井里都有一个中间有假山的大水池，池内水不深但都养着许多鱖魚、河鳗(长沙人叫白鳝)、白鱼、鳊鱼、鲫魚、河虾、甲鱼、乌龟……等名贵水产。可根据食客们的指点隨时捞捕上来，当面过秤，然后加工烹制成菜餚后，供食客们享用。这种方式让食客们可以放心享用最新鲜的河鲜，很受顾客的欢迎。此外民国要员程潜、唐生智……等在大东茅巷也都有公馆。

在大东茅巷西端靠灯笼街的街口转角上有一家从苏北逃难到长沙的人家开的一家小燒饼店，因这家做的烧饼又香又脆里面又松软，非常可口。我家经常去这个燒饼店把燒饼买回來擘开，夾上奶油当早餐吃更为可口。

在大东茅巷中部的北侧有一家法国教会开办了多年的“仁术医院”(现在的湖南省人民医院的前身)，这是一所除了美国教会开办的“湘雅医院”之外湖南第二大的医院。这家医院虽规模大、医疗设备先进、医生素质都很高，但每天前来就医的人却不是很多，远不象现在的省人民医院、湘雅附一医院、附二医院那样每天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拥挤不堪。仁术医院门前常显得清冷，大概因当时城市农村因连连战乱都十分贫困，乡下人患病多是弄点土单方，或找师公使点法术应付一下，顶多也就是请个乡下的中草药老先生开个单子抓几副中草药治疗一下。城里人也差不多，通常都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钱到大城市的“湘雅”、“仁术”这样的西医院去治病。即使是城市、乡下的有钱人也多相信中医，他们除非是经中医久治不癒才不得不到“湘雅”、“仁术”这样的西医院去治疗。大东茅巷靠马王街这一头有两家小杂货店和一家醤园(专卖豆醤、醋、醤油、醤菜的商店也兼卖零酒)，所以大东茅巷通常都显得清冷，只有观音庵举行法事庆典，和有大户人家在那三家大酒家举行婚、寿宴时才会热闹一阵子。特别是举行婚庆时，一队队身着京剧里跑龙套古装的人们举着表示喜庆的旗幡，一路吹吹打打，有时还有身着制服的西洋乐队伴奏，簇拥着大红花轿走到这三家大酒家举行婚宴，一路上还要不停地燃放鞭炮，有的人家还要向沿途观礼的人群分发糖菓。每当此时，正是我们这些小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刻，不仅可以看热闹，分得糖菓，还可以在地上拣到没有爆炸的炮竹回來自己放着玩。等婚庆、寿庆的队伍经过之后，大东茅巷又会恢复它往日的冷淸。

我们住的四合院所在的小巷在我家这一侧相邻的是一所一连三间的平房，平房后面有厨房、厕所，房前有一小空坪，这所房子是一家广东人租住的，户主是一位四十多岁既精明能干又能吃苦耐劳的广东妇女，她有一个大女儿在长沙一家女子中学唸书；一个大儿子和我哥哥年纪相仿，都在都正街的城东二校唸高小；小儿子比我大两三岁是个啞巴没有唸书，但人极聪明、机灵，常与我们一起玩耍。

这位中年广东女士丈夫姓郭，已亡故，不知是病故还是死于战火，她一人承担了本应由她和她丈夫共同承担的家庭重担。她既要在外做生意赚钱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开支和子女的学费；又要完成购物煮饭洗衣等繁杂家务，这一切她均能从容应付，实在不容易。她从事的生意主要是把广东(主要是广州)的各种中药的成药，诸如：八卦丹、人丹丸、济众水、万灵红膏药(治疱疖的)、万金油……等运到长沙，批发给长沙的各大中药局(长沙人把较大的中药房叫做“药局”)、西药房、诊所、小药贩，虽然辛苦但足可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和子女的学费。一个外省女人在长沙无亲无故要做到这一点实在不容易(记得她家好象也曾与一位广东男士有来往，不知是她家的亲戚还是生意场上的朋友)。

从郭家再往巷子里面走，接着又是一所一连三间的平房是由一家在屈臣氏西药房当店员的黄先生一家租住的。黄先生的妻子和一个女儿都是刚从乡下搬进城的乡下人。黄先生的女儿在城东四校与我是同班同学。有次她在街上被一辆自行车揰倒在地上，自行车轧断了她的小腿，她在剧痛之下，居然还用两只小手紧紧抓住肇事自行车的轮子不放，直到她的父母闻讯趕來与车主交涉，由车主承担了所有的治疗费用才了结此事。黄同学被送到仁术医院动了手术、敷上石膏，住了十来天院便回家静养，因此不能上课，只好留了一级。此事得到我母亲的称赞，说这个小女孩厉害，那么小的年纪、在那么痛、那么突然的情况之下，居然还知道牢牢抓住肇事者的自行车不放，直到父母趕来进行交涉，达成赔偿协议真不简单。我现在想：这事虽然与黄同学的精明有关，还与肇事者仍保有人的良知有很大关系。试想如果黄同学遇到的肇事者是现在那种轧死轧伤人后置被害人的生死于不顾，反而驾车逃逸的喪尽天良的恶少时，凭黄同学那双稚嫩的小手和一条断腿是无论如何也拉不住那部自行车和肇事者的。更何况是在大东茅巷这条行人稀少的街道上。从黄同学被揰倒，到路人去通知她的母亲；她母亲又趕到屈臣氏药房给她父亲报信，直到她父母一起趕到肇事现场，这期间肇事者是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逃跑的，然而他并没有逃跑，这表明这位肇事者还是个有人性、也敢于承担责任的人，而黄家也没有借此事象现在某些车祸被害人一样猛敲肇事者一笔，或是可以出院了还赖在医院不走。而仁术医院也不象现在的医院一样，有关无关的检查都要全部做一遍；有必要没必要的药品都要开给你；到了可以出院休养还要留病人住在医院以便收取更多的费用。黄同学住在仁术医院，她父母也还在考虑如何减少肇事方所承担的费用，一到病情稳定便立刻出院回家休养去了。这就是那个被当局丑化为：暗无天日、道德沦喪、尔虞我诈万恶的旧社会里发生的我亲眼目睹的一场交通事故展现出的那个时代的人际关系、普通民众的人性和道德水平。与我们现在生活的“有中国特色的美好的社会主义”时代真实的人性、道德水平相对照，实在令我们无脸面对过去“万恶的旧社会”。虽然那时也有胡校长、刘老师那样贪污救济物资和学生交的旅游费这种人，但在数量上和严重程度上都与现在相距甚远。

小巷从黄家再往里就是房东何先生夫妇的一栋两层楼的居所。何先生是一位家境殷实的地主，除在长沙有这四处房产外(在长沙是否还有其他房产我不得而知)，在乡下还有数目不菲的田产。这从他一次大操大办他和何太太中年得子时的奢华，以及后來为他的父亲何老太爷更大排场地操办喪事可以管窥一、二。

前事前面已有描述这里不再重复。何先生夫妇一家平日生活、饮食起居、衣着也不十分讲究，但在操办这两件事关脸面(这是过去、现在中国人都十分看重的)的大事时却极尽奢华。

何老太爷的丧事规格当属民间极高级别，以借此显示何家家境的殷实和何先生对何老太爷的一片孝心。丧事从何老太爷去世那天开始，到出葬一共操办了七七四十九天，从时间上来说这已是佛教和道教办丧事的最高规格。丧事一开始就在何家屋前的一大块空评上用嵌有云母片可以透光的板形构件搭了一个大约有一个半篮球场大的天棚既能避风雨又能透光。里面放有四、五十张八仙桌和数量与之相匹配的板凳，以供前来吊唁的来宾休息和就餐。伙房一天卄四小时不停顿地隨时开流水席，以便那些远道而来；或因外出办事而错过开餐时间的人隨时就餐。灵堂设在何家的堂屋(即客厅)里，灵柩放在堂屋正中，灵柩前放有一个香案，正中供有框了黑边的何老太爷的遗像，遗像前放着各色供品、长明灯、香炉、烛台，两旁还分别放着木魚、铜罄。香案前的地上放有一排稻草编织的园形草垫以供来宾跪拜祭奠。

请有和尚、道士共约卄多人，另请有七八个中式吹鼓手和七八个人的西洋乐队，吹(拉)各种哀乐，同时也协同配合和尚、道士的各种法事和超度活动。

中国是个十分奇怪的国家竟能将道、释、儒这三种不同的宗教如此完美、如此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融为一体，不仅不互相排斥，反而能互相包容、互为补充。这四十九天道场中，既有儒家的礼仪、释家的唸经法事、生死轮迴超度，又有道家的各种名目繁多、内容丰富的祭拜活动，特别是悠扬婉转的道家音乐更是令人心旷神怡。其中以道家的祭祀活动名目最为繁多、内容最为丰富多彩如放花灯、过奈何桥、八仙过海、唱夜歌、绕棺……等不胜枚举。引来周边许多民众、儿童的围观，晚上来看热闹的人特别多，因此时学生已放学、大人也下班或收工，所以晚上来的人比白天多。许多重大精彩的祭奠活动都安排在夜晚进行。每晚丧家还要分几次向围观的人群抛撒糖菓、饼干。尽管这些糖菓、饼干的质量、味道远不如家里母亲为我们买的好，但我们去现场争抢那些抛撒的糖菓、饼干的兴趣却远比对家里的糖菓、饼干大。也许是人类天生的好奇心和竞争的本能所致吧！这些通霄达旦的道场活动，整整吵闹了四周居民四十九天。要在今天肯定会有被噪音骚扰的周围居民联名去环保局控告黄家丧事制造的噪音干扰了周围居民正常的工作、休息、学习环境，要求环保局责令黄家尽快结束道场、并对黄家作出相应的处罚。但当时不仅没有环保局，居居们也没有环保意识。周围居民对黄家大操大办丧事多怀着羡慕和赞叹的心情。道场做了四十九天之后，周围居民终于迎来了厐大的出殡队伍，黄老太爷在历经四十九天的喧闹之后也终于落土为安了。居民们也终于得以重享往日的安宁。

我家所住的四合院，南靠大东茅街有两间卧室，东边与主卧室相邻是一间客厅，客厅北是两间房；，一间是卧室，另一间作广大药房的仓库，四合院的北面是厨房、杂屋和厕所、西面是围墙和大门。杂屋里堆放的是煤炭、劈材和木炭。煮饭一定要用柴火煮，不仅饭吃起来很香还可以取锅粑，做法是柴火饭一煮好，便立即打开锅盖把饭盛出来放在一口铁鼎锅里立即将鼎锅放在一木箱里用小棉被捂住保温，把柴火锅里锅粑上剩下米饭刮干净，剩下的锅粑让灶膛里的余烬将其烘干，这时锅粑便会完全脱离锅体，于是便可得到一块锅形的一面焦黄的完整锅粑，然后把这块锅粑掰成小块，装在一个大饼干筒里备用。因为父亲每天早餐喜欢用滚热的鸡汤或牛肉汤泡一大碗这种烘干的锅粑，再加上两个在汤里煮到刚熟、蛋黄还是半液体状的荷包蛋，再淋上一点小磨香麻油。吃的时候不能让锅粑泡得太久而完全变软，要掌握泡的时间到刚把锅粑外面泡软里面还是脆的，这样吃起来不仅味道鲜美而且香脆可口。不知道这是从四川人那里学来的吃法，还是老家南京人的吃法？凡是炒菜不论青菜还是荤菜都必须在柴灶上炒，柴灶火大菜才能炒得鲜嫩好吃，只有煮、炖、煨的菜和烧开水、热水才用煤火、而冬天烤火则用的是木炭。

那时的长沙还没有自來水，饮用的是河水和沙水，前者是从湘江里挑来的水较便宜味道较差，有时遇到涨大水的季节还显混浊，需加入明矾(硫酦钾铝的水合物)加以搅拌、静置让泥沙沉淀后方能饮用；后者是从长沙著名的“白沙井”里打來的泉水，价格较贵但水质淸澈甜美，按现在的说法应该称其为优质矿泉水。供水的方式是有专人用板车(北方叫架子车)上放置有一个大型的周围像一个标准的400米跑道那种两头园中间直的大木桶用來盛水(一次大约可以盛十担水)，桶前部的底下有一个园形乒乓球大小的放水孔，这孔用包上布的木塞塞住，拔开木塞可往担水桶里放水，放滿一担再挑到用户家倒到水缸里，有些刚到城里谋生的农民没有钱买板车和大木桶，就用一根扁担挑两只大水桶到湘江挑上河水或到白沙井挑上沙水就可沿街叫卖，从來没有人找他们收取任何捐税。用板车拉水的除沿街叫卖之外，大都有固定的用户，这些用户有的论担每送一担水多少钱(多为较贫苦的市民)，也有包月的先根据人口多少议好每月水费的多少，由卖水人每天供应河水或沙水保证用户水缸里隨时都不缺饮用水(通常都是家境较好人口较多的家庭)，包月的平均每担水价格略低于零卖的价格，但卖水人有稳定的销售渠道收入较稳定所以卖水人都愿意包月，卖水人大都是进城谋生又找不到较好工作的农民，也有不少城市贫民，这是那时长沙饮用水的供应概况。至于洗衣、洗澡和卫生用水通常都用井水。长沙城内各条街道都有两三口甚至四五口公用的水井，井口多为园形或方形，行人较多处的水井为防止行人不慎掉下井去，通常还用麻石舗一个井台、或用麻石围一个大约半米高的井圈。每个井都无偿向附近居民供应井水，有的大户人家家里有水井，通常也免费向周围邻居开放供水。有的家境较好距水井又较远的人家通常会请一位专门靠挑井水为生的附近贫民包月供应井水，包水人要保证用户水缸隨时都不缺水。

烧煤用的黄泥也有专人从郊外挖取装在一个一个长形竹篓里放在板车上拉到城里沿街叫卖。黄泥的颜色越红(含铁量越高)越受市民欢迎。从事这个行当的也是进城谋生的农民和城市贫民。从未听说过这些进城卖水卖黄泥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要向当局交纳任何费用；也从未见过有任何政府工作人员、警察对他们进行刁难殴打，他们也无须办理任何许可证之类的东西，甚至连临时户口也无须申报。他们有时在城里的空地搭建的棚户也没见过有人去強拆。我想现在的进城务工的农民和城市贫民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那个旧社会居然会“万恶”到这种令他们羡慕不已的地步吧！

大姐在重庆已高小毕业，一到长沙经人介绍便顺利考入了艺芳女中，这是一所由晚清名人曾国藩的后裔曾宝蓀女士与美国教会联合开办的一所管理严格、校风良好、师资设备优良、环境优美的女子中学。由美国教会提供资金、仪器、图书和部份师资，由曾家提供办学场所，就是曾家在局关祠的公馆。这是一所园林式的建筑，内有人工湖、假山、楼台亭阁、另外新建了校室、学生宿舍等校舍，人工湖里还有小艇供师生划游。我是跟隨每星期骑两次用自行车给大姐送菜餚的广大药房员工陳文华一起去送菜，才有机会窥其全貌的。

学校学生全部寄宿，学生除每礼拜六和礼拜天可以请假外出或回家之外，平时一律不得外出。校长系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蓀女士，曾女士立志献身国民教育事业，终生未嫁(不知是独生主义者，还是一生未遇合适人选)，曾校长曾在民国时代被推举为国大代表，解放前夕隨国民党当局赴台湾继续办学，晚年移居美国，最后在美国去世。趟若曾女士解放后留在大陆，以她那官僚地主世家和“伪国大代表”的个人背景，我估计她是很难逃得过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的打击与磨难的，她恐怕很难得以善终。

艺芳各科教师均系当时长沙颇有名气的教师，此外英语等课程均由教会中立志在中国传播福音的美国修女担任教师，他们要求学生不仅在上英语课时使用英语，而且只要在校内无论上下课时都要使用英语。大姐的英语和口语的坚实基础就是在那时打下的，这使大姐一生受益匪浅。

每到星期六下午我们几个就盼望大姐回来，因为她每星期回来都要带点大红袍(长沙人把炒熟的花生米叫作“大红袍”)、人参米(经膨化机膨化后的糯米，颗粒又大又白有点像人参那种颜色和形状，所以长沙人美其名曰“人参米”)，商贩常把人参米用一种不透气的薄纸做成各钟颜色的小袋，把人参米分装在小袋里用线把袋口札住以防止人参米回潮变软，而且也便于顾客携带、美国泡泡糖(可以吹成排球甚至篮球那么大的气泡)、炒川豆(即碗豆)、炒蚕豆……等零食供弟妹们分享。尽管母亲为我们常备的糖菓、点心、零食通常都比大姐带回來的要好一些，但我们对大姐带回的零食的兴趣总是比家里有的食品的兴趣大得多。这是因为人的好奇和喜欢新鲜的本性使然？还是姊妹兄弟之间的深厚情谊所致？我想这二者恐怕都有一点吧！

大姐有时星期天也带我去他的同学家里去玩，记得最常去的是常怀礼和谭竹君家，常小姐家在长沙中正路开了一家钱荘(即中式私人银行)。常小姐聪明伶俐、生性乐观顽皮。据大姐说她读书不十分用功，但成绩不错，当属那种天份甚高的学生。后来常小姐大学毕业后进了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工作，想必靠的也是她的天分吧！常小姐家离我家最近在马王街靠大东茅巷口不远的一条小巷里，距我家不过两百米左右。谭小姐家是开颜科行的，她看样子也十分聪明活泼，但不知是什么原因成绩并不怎么突出，在高中时还留了一年级。到一九五二年秋，大姐、常小姐都考入大学，我也在楚怡小学毕业考入长郡中学时，有一天我在长郡校门口突然碰到谭小姐，我们都感惊喜，原来她在艺芳留了一级，就考插班进了长郡高中三年级，不过后来她还是考上了大学。常、谭二位小姐均属那种天生丽质的漂亮女生。艺芳女中属私立性质的学校，学杂费较一般公立学校要贵不少，所以该较学生多为家境比较富裕的学生，但也有部份家境清贫，但成绩很优秀的学生在那里就读。因学校和教会设有奖学金之类赞助贫困学生就读的机制。记得大姐班上有一位杨同学系外县人，杨小姐家境清贫，寒暑假常因无车旅费而不能回家，每当此时大姐总是把杨小姐接到家里住一个假期直到下学期开学才回学校。

艺芳女中除正常的中学课程之外，学生还要按教会的要求学圣经、做祷告，为向学生们宣扬福音和基督教知识，修女们用中文把圣经中许多章节、段落编成小册子散发给学生。我曾见大姐带回过诸如“马可福音”、“约翰福音”、“創世纪”……之类的小册子，我常以好奇的心理阅读过这些小册子，这是我最早与基督教的接触，当时除了把这些小册子当成故事书读之外，其实并未认识到基督教平等、自由、博爱的真谛。

那时看电影特别是美国电影成为时尚，许多国内、国外(主要是美国)影星都成为家喻户暁的人物。小摊上大量出售这些影星的照片。影迷们收集明星们的照片装钉在自己的影集里，以供自己隨时欣赏和向别人炫耀。大姐也有几本这样的影集，里面收集了许多中外明星的大、小玉照，国外的影星大都不记得了，只有一位叫丽泰.海华丝的美国女影星印象深刻，那是因为有一次我和大姐一起观赏她的影集时，她指着许多外国影星的照片问我“最喜欢哪一位？”我一看影集上的明星个个都艳丽无比、光彩照人，正当我拿不定主意时，影集翻到一页镶着一张较大的影星照片，照片上的影星一头飘逸的秀发、一袭白色半透明低胸束腰百折连衣裙，正从楼梯上下到地上，一只手还扶在楼梯栏干上，这位女影星五官不仅生得端正漂亮，而且轮廓分明，眼、耳、口、鼻和眉毛都恰到好处地长在她那一张略长的美丽脸蛋上，一双秀美的大眼睛好像正凝视着看她照片的每一个人，表情虽然冷峻，但却能给人一种无比冷艳的感觉，这使她显得与那些面带微笑的影星有些与众不同。于是我指着这张照片说：“我喜欢这张照片上的影星”，大姐告诉我说：她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明星丽泰.海华丝，于是我至今仍记得这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家喻户暁的美国电影明星。

至于那时国内的电影明星至今还记得不少诸如：蝴蝶、白杨、欧阳莎菲、周旋、王人美、舒秀文、上官云珠，赵丹、金焰、刘琼、关宏达、韩兰根……等。

那时长沙有不少电影院，象：中山路国货陈列馆旁边的“银宫”、基督教青年会旁边的“国际”、黄兴中路的“银星”、苏家巷的“国泰”、育婴街的“新舞台”、宝南街的“远东”、蔡锷中路顺星桥路口不远的“泰山”(此电影院名记不太清，可能有误)。以“银宫”、“国际”和“银星”三家设备、条件最好。“新舞台”离我家最近，是我们最常去光顾的地方。

那时的影片是以美国片为主，其中以颂扬美国西部开发早期，牛仔们惩恶扬善的俠义行为的西部牛仔片，和表现“二战”战争场面的战斗片为主，也有由世界文学名著改编而成的电影。我看过至今还记得的有：“反攻缅甸”、“珊瑚海大海战”、“出水芙蓉”、“王子复仇记”(即莎士比亚的“汉姆雷特”)、“人猿泰山”……等，国产片有：“夜半歌声”、“马路天使”、“国魂”、“双枪驼龙”、“血溅姊妹花”、“一江春水向东流”、“太太万岁”……等。那时电影票价也不贵，相当于现在的四、五元一张，一般市民都消费得起，所以每当有新片上演电影院都场场爆滿，生意十分火爆。我们广大药房因经常在各家影剧院打幻灯片广告，出了不少广告费给电影院，影院为拉住广告客户增加收入，各影剧院都按当时的惯例赠与广大药房一些专用的免票，就是一些没有写日期、场次、坐位排号的电影票，使用时拿着这种免票到影院的售票口交售票员填上日期、时间和座位排号便可进场免费观看电影。这种免票有一种限制即在新片刚上演的前三天不能使用，三天之后就可隨意使用。

母亲通常要求我们少看电影，特别是少看美国电影，因为母亲认为美国电影中常有坦胸、露臂、接吻等不雅镜头有伤风化，看电影太多影响学习，所以母亲通常不会拿“免票”给我们兄弟姊妹去看电影，除非遇到母亲喜欢并认为对我们无不良影响的电影，母亲才会用“免票”带我们一起去看电影。不过母亲对电影的兴趣远不如京剧大，即使到“解放”后，我仍经常放学后匆匆做完作业由母亲带着我一起去看京剧。

由于母亲不支持我们去看美国电影，所以每当有新的美国片上演时，母亲又不给“免票”，更不会给钱让我们去买电影票，而我们又想先睹为快，剩下的就只有“打溜票”这一招了，我们“打溜票”通常都在“新舞台”电影院，因为那里离我家最近，而且进场验票也没有其他电影院那么严，我们惯用的手法是：先在入口前的厅内等候，到进场人流最高潮时，看准一群衣着时尚，看上去有点來头的人群走近验票口时，立即不声不响混入这一群有大人小孩的人群之中跟着一起混进放映场，验票人员通常都会对这群西装革履的人群恭敬有加，而这群人通常都会由一个人手持所有的戏票一起交由验票人员验看，验票人员此时通常都不会认真地核点人数，而是很客气地一挥手作个请进的手势，让大家顺利进场，我们通常都会混在这一群人的持票人之前走进剧场，验票人即使想核点人数也为时已晚。有时我们也会在人多湧挤时，用手轻轻抓往一位西装革履的持票人的衣角，在十分拥挤的情况下通常不会被此人察觉，而站在旁边的验票人却看得清楚，就会误以为我们是此人的小孩而顺利放行。哥哥虽然不像我这样顽皮，但对“打溜票”却有兴趣，而且大胆机智，以哥哥在父母亲心目中的地位，他如果向父母亲要钱去看电影，哪怕是美国电影父母亲也是不会拒绝的。有时候有好看的电影上演，我们都等不及三天后用优待卷去看，哥哥又不愿向父母亲去要钱，于是就只好带着二姐和我去“新舞台”打溜票，我们打溜票很少失败，除了採用前述办法之外，我们的衣着、气质也不显寒酸也是屡溜成功的原因之一。

记得有一次较为惊险，那是“新舞台”刚刚上演美国电影“反攻缅甸”观众蜂湧而至，由于人太多“新舞台”还专门请了几位警察來协助维持秩序和验票。那天吃完晚饭，哥哥要我趕快把作业做完，他要带我到“新舞台”去看“反攻缅甸”上、下集连演，晚上七点多开演一直要演到晚上十点多钟才散场，等我们吃完晚饭做完作业急忙赶到“新舞台”时，入场的高峰早已过去、里面已经开演，此时的大厅里只有一些因没有买到票又不死心还在那里等候退票的影迷，我看这光景心想今天大概是溜不进去了，便对哥哥说：“看今天这个样子是溜不进去了，不如早点回家吧！”，哥哥说：“既已来啦，就再等等看吧！”一会儿，來了几个西装革履外面还套着呢子大衣的中年男士，正边走边谈，一付旁若无人的样子朝入口处走來，走在前面的那位手里揑着几张戏票，哥哥立即叫我一起朝入口处走，走在这几个人前面几步的距离，刚一走到验票口两个警察拦住我们问：“票呢？”我当时心里好紧张，心里砰砰地跳，只见哥哥也不做声，左手拉着我的手、右手揑成拳头撓起大姆指朝后一指，不慌不忙继续往前走。两个警察和验票人员一抬头正好看见后面那五、六个西装革履谈笑风生的先生，前面那个手里还揑着几张票，便以为哥哥和我是他们的小孩，连忙对我们露出笑脸，躬着腰伸出右手作出一个“请进”的姿式，我和哥哥理都不理他们，就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剧场，而后面那五、六位先生专注于他们的高谈阔论，跟本没有注意到刚才在验票口发生的这一幕比反攻缅甸还要驚险的精彩演出。剧场内早已人滿为患、坐无虚席，过道里都站满了买站票的观众，我和哥哥挤來挤去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观看位置，因我个子矮，而那些买站票的又大多是大人，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此时哥哥发现了剧场中间还空着两个位子，哥哥估计是买了这两张票的人，大概是因故不能前來观看了，立即拉着我一齐挤过买站票的人群，又从那一排坐着的人前面一直挤到那两个空位上坐下，舒舒服服看完了这场來之不易的精彩电影。根据我们“打溜票”的经验，几乎每场电影总会有几个买了电影票到时候因故无法前來观看的人，所以只要我们溜进去了，等到开演后总能找到这种空位子坐下来舒舒服服地看电影。小时候这种“打溜票”的经历，无形中培养了我今后从容、镇定、临危不乱地应对各种危机状况的能力和心里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