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02）
健儿
母亲的床头侧着身子可以看到窗外的景色，刚进院时还可以看到窗前法国梧桐树上几片挣扎在枯枝上的黄叶，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掉完 ，穿过光秃秃的枝杆可以隐约看到紫阳山上的望江亭。
我想起了曾经读过一本小说“最后一片叶子”，讲述一个女画家患了严重的肺炎要死了，她将生命的希望寄托在窗外的一片树叶上，说当最后一片叶子落掉后她就死了，她的朋友为了鼓舞她的生命，在树叶落尽前画了树叶挂在树枝上的故事。我知道这不过是一个文学作品，但我多么地希望窗外的树枝上有几片永远不落的树叶。
母亲去世后我想起她进医院后不久的一句话：
“周老师在隔壁的病房去世的。”
想来母亲说这句话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那时我没有将这句话放在心里，只是觉得周老师死应该来看看他。
周老师是一位中年物理老师，我们同在大狮子巷教工宿舍住过，宿舍是老墙门有三进，我们在最后一进，都是二楼房子。这里离老城墙很近，翻过城墙就是城河江水坝，周老师带我们去那里游泳。我们与周老师是隔壁，只隔着一层薄板，老房子板与板之间有很大的缝隙。好在板壁都用报纸贴着，糊了一层又一层，厚厚地筑起了屏障，糊得厚光透不过来，声音却透得彻骨了清爽。
周老师中等个子，脸孔方正，一表人才，说话带点乡土口音，师母也漂亮，有二个男孩比我们小几岁。师母在织锦厂三班倒，有时忙不过来就让姐姐帮着照顾一下，下班回来都会带点工厂食堂的东西给我们吃，一直记得咸浸豆的味道，姐姐数着分给我们。那时正是凭票的年代，粮食有定量，我们在长身体，一天到晚饥肠漉漉，那几颗咸浸豆儿的味道成了儿时的回忆。
周老师教物理，文革被打成特务，说他装有发报机，其实装收音机罢了。哥哥喜欢收音机之类的东西常常看周老师捣鼓这些玩意儿，在周老师的指导下也装了一只矿石收音机。挂在他的床头，哥哥不在我经常拿来听，叽叽呱呱地都是嘈音不太听得清楚。
周老师被打成美蒋特务，关进学校红卫兵设的“牛棚”，那个时候学校教育楼边上的一排平房改作了“牛棚”，每经过那里，听到里面被打的尖叫声，让我感到胆寒，惶恐。周老师被剃了一个阴阳头，一边有发，一边无发，挂着牌被两个红卫兵揪着衣领，双手反缚称之为“坐飞机”，在大礼堂被揪斗还历历在目。
周老师二个孩子还小，周师母又要上班，孩子就经常在我们家，小小的孩子一脸的惊恐，妈妈把他们当自己的孩子照顾着，周师母回来得晚就在我们家吃饭。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大狮子宿舍被打成牛鬼蛇神关进牛棚的不少，我们这一排三间房子，我们住在最外面这间，周老师在中间，里面还有一间是骆老师，他也关了牛棚，他是高个子，颊骨高，两只眼睛凸出象死鱼的眼睛，说话的声音象是在喉龙口打转，样子有些可怕，孩子们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孩子 ，他有一个女儿很木纳虽同齡也不同我们玩。骆老师与周老师关在一起。骆老师性格倔强，不服红卫兵管教被打得也厉害，自杀过。文革结束写了一本专讲自杀的书，有几十种自杀的方法，在我家讲过他写的这本书，听之毛骨悚然。母亲劝他不要写这种东西了，都活过来了。
周老师关牛棚，让他交待与台湾的关系，周老师有一个远亲去了台湾，红卫兵就认定他装的手音机就是向台湾发报。他装的收音机没有壳，电子管，电容器，变压器都露在外面还有接过来接过去的线头线脑，在他们看来想当然是一只发报机，逼着周老师交待，交待不出就打，落下了残疾，半身不遂瘫痪在床。
周老师有一个弟弟常来看望他，日久与嫂子好上了，这叫周老师情以何堪。他们家与我们家一样，只有一间房，用布拉了一下，他弟弟与嫂子在外面亲热，有影子有声音，他忍无可忍摔东西泄恨。妈妈常常过去劝慰他，开导他，让他想开了，周师母还年轻，没分开还在照顾你已不容易。周师母也到母亲这里哭诉，我又没有怎么样，他就摔碗扔瓢的，我实在受不了了。母亲安慰她，周老师这个样子躺在床上有自卑感 ，敏感了一点你要原谅他，他也不是生你的气，实在是生自己的气。母亲就这样把他们俩劝住了。
周老师的小儿子阿光长得漂亮，被杭州京剧团招生，后来在练功中受伤瘫痪与他父亲一样。记得他送来票子去看过一次内部演出，在舞台上一百八十度的腾空翻，从这一头翻到那一头功夫了得，台下齐声叫好。
母亲与周老师生是隔壁邻居，死也是隔壁邻居。冥冥之中是不是一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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