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翻译”毁掉的“中文作品”和被“汉语”成就的“外国作家

郑烨

在阅读文学作品时，阅读者或许会发出如下疑问，即为何中国古典文学很难被翻译成充满汉语意境之美的外国文字。在被充满哲学思辨、追求逻辑严密的外文面前，中国古典名著为何失去了其原有的韵味和内涵，很难呈现出一种文字魅力带来的文学之美。高质量的翻译屈指可数，比如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翻译的《水浒传》英译本《四海之内皆兄弟》。败笔居多，比如美国译者翻译的老舍的《骆驼祥子》，将结尾改成了“大圆满”的结局，严重削弱了作品的社会批判和悲剧氛围。

然而基于汉语的博大精深，则完全可以非常精准地呈现出外文的精髓，基本上任何一国文字的作品都可以信、达、雅地被翻译成中文。比如傅雷翻译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开头部分，就有文学评论家赞誉其译文比原著更有画面感和意境美。

甚至很多在本国语言系统内“声名狼藉”的某些外国作家，在汉语翻译的加持下，反而“熠熠生辉”，成为其本民族经典作家的典范。当然成就其文学地位的前提，绝对离不开这些“文豪”对于时代精神的精准把握和对宏大主题的不倦追求。

有这么两位作家经常作为以上观点的例证，一个是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巨匠巴尔扎克。

说起巴尔扎克，可谓命运多舛，身为中产阶级的父亲想让儿子学习法律，而他却痴迷于戏剧和文学，在痛苦的矛盾抉择之后，遂遵从本心尝试写作，由此也失去了家庭对他的生活资助，只能靠“码字”度日，生活非常拮据。由于是“半路出家”，欠缺“童子功”，文字基本功并不扎实，完全出于一腔热爱和使命召唤。

仅从文字修养的角度来说，很多巴尔扎克同时代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都不肯承认他是一个“标准”的作家，反观同时代创作出《包法利夫人》的福楼拜和写出《羊脂球》的莫泊桑其优美的文字被当时的文人群体和平民阶层“推崇备至”，至今都是可以入选法国中学教材的“经典文本”。

与巴尔扎克同时代的很多作家法语造诣非常高，甚至被视为成为作家的“基础”和创作作品的“基石”，擅长在字斟句酌中呈现法语的文字魅力。就像是同时代作家阿尔丰斯·都德在其名篇《最后一课》中对优美法语的中肯评价和完美推崇。

然而巴尔扎克却有其他同时代作家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他慧眼如炬地发现了资产阶级的发家史和旧时代贵族的没落史，并以此为内容进行恢弘的《人间喜剧》系列的创作，留下了诸如《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幻灭》等名垂史册的文学巨著，塑造了高老头、葛朗台老爹、吕西安灯熠熠生辉的典型人物。

当然在同时代，也有独具慧眼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甚至政论家对巴尔扎克的创作推崇备至，比如写出《巴黎圣母院》的维克多·雨果、写出《红与黑》的司汤达、写出《魔沼》的乔治·桑、写出《莫班小姐》的泰奥菲尔·戈蒂耶、写出《文学家肖像》的圣伯夫、写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战争与和平》的托尔斯泰、写出《资本论》的马克思、恩格斯等。

当然，以上众多巨匠对巴尔扎克鸿篇巨著的推崇从未涉及其文字造诣。同样处于如此尴尬境地的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陀翁则是嗜赌成性又逢赌必输，由此欠下巨额赌债，为了偿还债务，他只能拼命写作，有时需要同时进行多部作品的创作。

这一点，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相似，都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而踏入文坛，又都终其一生为还债务而拼命写作。由于是仓促间写出来的“急就章”，以至于在文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讹误和语句不通顺的情况。然而，他们紧贴社会主题、把脉时代发展的题材和内容创作出来的名著却经受住了文学史的大浪淘沙，成为至今熠熠生辉的明珠。

在中文翻译的过程中，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无关宏旨的“小错误”被译者修正和理顺，在翻译之余也起到了高级“编辑”的作用，类似于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对莫言的小说“去芜存菁”的转译，都让被翻译者的作品日臻完美，再配合作品固有的社会深度和思想高度，“锦上添花”之后使其作品达到了“完美无缺”的程度。

如今被汉语翻译成就的外国作家又有哪些？法国当代作家米歇尔·维勒贝克无疑算是一个，这位写出《基本粒子》《一个岛的可能性》《地图与疆域》等知名作品的“龚古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其社会批判性和内容争议性共存，文字却很难恭维。

在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去世之后，将中文翻译成外文的优秀译者屈指可数，只有葛浩文（英文）、顾彬（德文）、陈安娜（瑞典文）等仅存之硕果。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咱们应该学习韩国政府设立“翻译院”专门将本国优秀的作品翻译成外文，以扩大国际影响力，提升国家软实力，202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韩国女作家韩江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翻译院”的资助和推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