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重讀《白花丁香樹》有感/张成觉

《白花丁香樹》是于小紅撰寫的一篇回憶錄，發表於2013年11月8日，由《華夏文摘》編輯。該文第一行赫然寫著：

懷念媽媽的文字，2013

于小紅的媽媽名叫孫歷生。她是我的《文革受难者》书（2004年出版）中659名人物之一。其生平大致如下：

她生于1934年，1949年时是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学生，毕业留校当了该校的政治教员。1957年她在党校学习时被划成“右派分子”，被送去劳改农场劳动。她很年轻时和于光遠结婚，成为“右派分子”后于被迫和她离婚，他们的三个孩子在其母家里养大。劳动三年后1961年底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回到女三中，先做体力劳动，后到资料室工作。其間和一名也是“右派分子”的中学教员聂宝珣结婚，又生了一个女儿。1966年文革开始，她再遭批斗和迫害。女三中建立了两个校园“劳改队”，她和校中另外三个“摘帽右派”都在“第二劳改队”中。红卫兵用细铁丝在她脖子上挂了四块砖头，强迫她和一些老师在玻璃碴上爬行。1966年8月20日上午，该校校长沙坪在全校“斗争会”上被打死，当时她也和沙坪跪在一起被打。她母亲因有自己的住房，被红卫兵抄家剃头并殴打。她也被红卫兵抓到她母亲家中一起挨打。除沙坪校长被打死外，两名教员被抄家殴打后“自杀”身亡。孙历生活了下来。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她被关在学校“审查”。7月11日晚她跪在地上遭到“斗争”，该校“革命委员会”主任董光苔宣布她是“没改造好的右派”，将在第二天下午开全校大会给她“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第二天中午有人报告孙历生吊死在一个废弃的厕所中。学校“革命委员会”宣布她“自杀”。因为不见她的遗书，而且文革后银行发现她留下一张数额不小的存单始终无人认领，她的母亲和女儿一直怀疑她是被打死后吊起来的。她死的时候34岁，四个未成年的女儿中最小的七岁。（24-07-03 来源: 共识网，作者王友琴）

于光远的女儿说，多少年来，为孙历生的死，只有一个人表示过歉意，是陆定一。陆定一是文革前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也是文革中最早被“打倒”的高级干部“彭罗陆杨”中的一个。孙历生被划成“右派分子”，原因之一是说了批评他的话。陆定一为孙历生之死向孙历生的孩子道歉。但这个道歉和陆定一说宣传部多少年来做的“就是整了这个整那个”一样，没有得到过正式的发表。

上述回憶文章的作者于小紅是留美物理學家，其文筆極為優美感人。請看開頭幾段：

看到白花，我常常想到永远年轻的妈妈，还有我的姥姥。

丁香树，我告诉身边的人去买来种，一定要白花的，他种了许多丁香，白丁香开了竟然没跟我说，所以我得讲讲姥姥的故事，他就会记得告诉我。

在一个动荡的岁月里，妈妈像蝴蝶一样地飞离了。小绒线胡同姥姥家院子里，在那棵丁香树下，姥姥给我们讲故事，在那棵树旁，她将外孙女们带大。花开花落，院子里，还有花椒树、石榴树，那棵不堪回忆的石榴，妈妈的石榴树。

买到了最后几张飞机票，最后几张，差一点我就不能带儿女回北京送爸爸。

爸爸于光远（7/5/1915–—9/26/2013）躺在白花中，厅内许多花圈，有国家领导们送的，有他老学生和朋友的，“悼念于光远同志”，可是我们上海本家姓郁，他本名郁锺正，我出生登记上是郁小红。追悼式后，带着小孩跟着灵车去了八宝山，第二天，我们去妈妈那儿祷告“爸爸即使想来也永远不能来了”。

妈妈孙历生（5/28/1934—/12/1968）的碑上刻着一只蝴蝶，一只，不是两只。

（小绒线胡同邻居是当了文化部部长的王蒙，他妹妹和妈妈是同班同学，这种关系或许影响到王蒙小说《蝴蝶》中的故事。）
(9/30/2013)

妈妈是家里老四，姥爷曾是北京三中校长，后往北京工业学院当化学系主任，解放前曾涉嫌包庇“先进学生”。姥姥相夫教子，大舅舅得到辅仁大学奖学金去读书了，大姨参加了八路军，后来被派回京发展地下党员（1948），妈妈和小舅舅成了最先发展的对象，之后大姨返回部队，小舅舅瞒着家人参军解放东北。解放前（12/1948）妈妈就入了党，成了当时最年轻的14岁党员，她出去散发传单，姥姥叮咛“注意安全”偷偷地跟在后面放哨。

解放后，大舅在天津当教授，大姨和小舅留在东北，妈妈成了学生会干部，上了高中，毕业后留校工作，从此妈妈一辈子的命运就和第三女中牵连在一起了。

爸爸来校宣传讲话时（1952），一眼就喜欢上了妈妈的大眼睛。爸爸说他有次在公车上又看到了“大眼睛”，一起下了车，妈妈说她就住在附近。爸爸提议一起到家里看看，爱苗从此萌发。爸爸比妈妈大十九岁，地位也相差太多，由于他的幽默诙谐和体贴，姥姥和姥爷的强烈反对终于变成了衷心的祝福，诸多顾虑也转化成面对未来的坚毅。相信姥姥当时对妈妈说了“孩子，要嫁给爱的人就只好由你去了”，姥姥没说出口的是“孩子，万一以后遇到了大麻烦，我只能尽力了”。（果然，我们三个能有今天，许多功劳该归于姥姥的慈祥和坚毅，在后来悲惨痛苦的岁月里，姥姥擦拭了我们的眼泪，她坚强地撑着祖孙三代。）

妈妈跟着爸爸住进了中南海，在那里怀了我，为了有人能照顾，大家搬回了小绒线胡同姥姥家。我一出生（11/6/1953），奶奶也从上海赶来，因为爸爸曾参加革命多年没音讯，年近四十才有了我。爸爸稿费多，我们过了四年的和睦温馨家庭生活，可惜我不懂事。

我人生最享受的记忆是被妈妈梳头发，院子丁香树下，她轻柔地梳、慢慢地梳。

妈妈被保送到中央党校（1956）。在“大鸣大放”期间，爸爸曾到国外工作，妈妈无意间跟同学说的几句话，例如“陆定一这人有点粗暴”作为罪证，被划成“右派”开除出党（12/1957）。父亲说此事与杨献珍有关。他在一些学术问题上得罪了杨，那些人没有机会整他，于是向妈妈下手，因此爸爸很后悔同意妈妈进党校。

在那之前，家里有保姆，我不喜欢保姆给我梳头，有被杀猪拔毛的感觉，姥姥一听到“小猪叫”，就会接手过来给我梳头，但还是妈妈梳头最舒服最享受。

我最近60大寿，头发有白的了。妈妈一生没有半根白头发，可是我宁愿看到她白发苍苍的样子，可惜我没有那个福气。

好日子不长久，23岁的妻子被划右派（12/1957），父亲说他曾写信申诉，然而“孙历生”和一大批反右扩大化的被某中央领导大笔一挥 “这些人不划右派，什么是右派”？无从再议，整批人全被划成右派。反右补课时（1958），爸爸他自己也遇到了大麻烦。

妈妈被送劳改（1/1958），去红星农场和“天堂河”农场。妈妈生病回京治疗，而且爸爸当时还没有真正太倒霉，两个人还能在一起，给我们照照相。

好日子不长久，妹妹小康（1/1956）就只有两年的好日子，妹妹小蓓（1/1959）的好日子要等到她成年后。

不放心怀孕的妻子劳改，爸爸会甩掉司机，自己骑车百里送去营养品，因此被举报“不与右派妻子离婚，瞒着组织相会”。被定为“中右”后，爸爸面临更大的组织压力：要求离婚不许再见面。苗条的妈妈五月身孕瞒不了，组织上认为“干部离婚则可挽救”，明知人妻怀孕强逼人夫离异。

不听劝阻的探望，以爸爸的地位，劳改农场不得不让相见，但父亲走后，妈妈得到的待遇更差。别人让你隐瞒怀孕事实你偏不瞒，若妈妈坚持不离婚，她劳改犯也没有自己去医院堕胎的自由。再不离婚，爸爸可能被划成右派，孩子们怎么办？家人议论后由妈妈提出离婚。大舅舅建议肚中婴儿以后姓孙，由他收养，但爸爸坚持孩子姓于。姥姥说无论大人下场如何、孩子都由她带。大环境迫使下，妈妈挺着身孕去了法院，婚姻法“怀孕期间不能离婚”法官视而不见，我和大妹妹判给了姥姥。

（合法婚姻中怀孕的三妹在档案中消失，这在爸爸遗体告别时得到了证实，姊妹五个在中组部记录里只有四个。爸爸去世后我和大妹妹小康替爸爸写了一份检讨，他为党忠心耿耿七十年，请组织调查谁隐瞒了这个孩子：若父亲有隐瞒之错，则请组织原谅他。若非父亲之错，整人的人估计全已离世，此事只好成为一桩无头案。我们目前不知道这份检讨如何上交。）

妈妈临盆，全家在院子里等消息。上气不接下气，姥姥收养的女孩跑进来报信，爸爸一手抱起小康，一手拉着我往医院跑。妈妈劳改期间营养不良，婴儿不足四斤，从医院出来，沉思中的爸爸在医院门口狠狠摔了个跟斗，然而我们都不敢笑，平常时会和我们一起闹的他，坐地许久才站起来，这件事牢牢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

三年饥荒，哀鸿遍野，牛奶不够，妈妈在劳改农场，初婴的哺乳让姥姥费尽心思。家里养不起保姆，孩子们姥姥自己带，小蓓吃的多是黄豆和米的代乳粉。姥姥在院子里养了鸡，鸡也没什么东西吃，老房子土鳖多，小康就抓来喂鸡和吓人。小蓓夜里不停地哭，一年下来姥姥的牙掉一半。中宣部组织打来黄羊肉，爸爸分到就会设法送来。

树影前，三个小孩，我们当时想些什么？我只能说现在的中国小孩们比我们幸福。

妈妈产后没有休养，又开始了劳改的强体力劳动，病倒了农场也不准回家，她捎话说想看看孩子。姥姥让我穿了小姨小时的破布鞋（姥姥自己缝的）和旧棉袄。我不知道为什么去见妈妈得穿成这样，我从来也没有穿过这样的旧衣服，不肯穿，姥姥解释说我们要去乡下就得像个乡下姑娘。

我很久没有见妈妈了，姥姥说她病了，病了为什么不回家、去医院呢？我们去见妈妈，是不是接她回家？爸爸有汽车，我们怎么接？要去的地方是什么样？我喜欢刨根问底、问为什么，大人不管懂不懂也会回答点什么，可是那一天没人理睬我、答也不答。姥姥只是一路上跟我说到了以后千万别多说话、别乱动。记得姥姥煮了鸡蛋烙了两张饼，白面加荞面做的双色饼。（那时没有什么白面，荞面里面有杂物，吃起来沙沙的。白面都留给我们孩子吃，姥姥他们吃荞面）。我们换了几次车，走了很久很久，我第一次走那么远的路，但是不敢喊累，妈妈到底怎么了？

我们最终走到一个像是仓库、又像是庙的大房子，里面黑洞洞的，可以看到房梁，房梁之间有巨大的蜘蛛网。我怕虫子、更怕大蜘蛛，紧紧拉着姥姥的衣服躲在她身后。看到妈妈时，她正在照顾一个被机器轧伤的人。一张破木床上钉着简易牵引架，看起来像个巨大可怕的刑具，那人缠满绷带、手脚绑在架子上，我们只能看到他双眼，妈妈跪在地上喂他米汤。（这木床让我多年恶梦，醒后思考其用途）。看管人员吆喝着要每人回到自己的铺位，妈妈没有理会。姥姥拉着我一动不动站在门口，直到妈妈喂完米汤，走向自己铺位时看到我们，我们才获准进去。缠满绷带伤者的眼神和呻吟，妈妈的坚忍，看守人员的呵斥和鄙夷目光，让我一下子感到了莫名的恐惧，至今想不出恰当的语言来描述。我，一个生活在天堂的孩子，突然看到了地狱。

妈妈看到了我，愣了一下，抱我可能是抱不动，把我搂在怀里。妈妈看到我的打扮，拿起梳子给我梳头，开始掉眼泪。姥姥赶紧拿出我们三人的照片，一张接一张：我作为“小女主人”在宴会中的照片、小康淘气的照片、小蓓胖嘟嘟的照片，让妈妈高兴起来。妈妈给我梳好头发，剥了一个鸡蛋给我，我没要，塞进了妈妈嘴里让她吃。

离婚时妈妈只有二十四岁，她单纯、善良、乐于助人，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身体不好，她成了大家同情的对象：车拉不动，大家会帮着推一把；挖渠挖得慢，你一锹他一锹，很快也就挖好了。感受到了大家的关怀，妈妈劳累下恢复了些笑容。 1960年饥荒恶化，劳动的强度增加，这时一个同龄的小伙子进入了妈妈的生活：聂宝珣，北京三十一中历史老师，其父亲为北大历史学家，不知何故被划成了右派。聂叔叔尽自己可能帮助保护着妈妈，在劳改农场旁边的法庭里，他们结合了。

同一个法庭，一年半之前，妈妈遮掩着隆起的腹部，被迫离了婚。

妈妈怀孕了，饥荒时期在劳改农场生孩子，必须有极大的勇气。妈妈和聂叔叔决定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这急坏了姥姥和聂老先生。聂老先生注意到儿媳的贤惠和好学，因此几乎倾家荡产的给她提供营养。聂叔叔相对来说比较自由，每月可以回家一两次，没有聂家父子，妈妈在那个年代是活不下来的。聂老先生与小孙女生日相同（1961），因此取名聂祖同，儿子儿媳劳改期间，聂老先生抚养我这个妹妹小同。妈妈怀胎，尽管有聂老先生相助，农场恶劣的生存环境仍然造成初生婴儿的发育不良。产后身体虚弱，妈妈得了心包炎被送回了北京，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被安排在女三中地下室种蘑菇。

半个小窗透着一点儿光，潮湿阴冷、黑漆漆的地下室里，只有妈妈一个人。

我在景山学校念书，中午有时会被爸爸接去吃午饭，放学回姥姥家。白塔寺电车站在女三中门口，我有时就会到女三中地下室找妈妈，帮忙植放菌种。一边干活，一边说话，也会把爸爸口信转述给她，他们在姥姥家见过面。六一年底妈妈摘了右派帽子，但不允许教书而被安排在资料室工作。作为摘帽右派，她还得经常写思想汇报。她和聂叔叔的住处离姥姥家不远，从女三中出来先要经过姥姥家才到她自己的家。小同是聂家宝贝，聂叔叔对我们很好；聂老先生疼爱儿媳，同时善待我们三个。母亲带我们去过聂老先生的家，我至今记得他书房中厚厚大大的线装书。

妈妈在资料室工作后，放学路上我们经常能遇到妈妈，一年中约有一半时间，妈妈出门永远围着一条酱红色的头巾，穿着一件皮外套。1962年我八岁，小康开始上学，我每天带着她往返学校，我们一下车就会在人群中追寻酱红色头巾，找到就跑上去从后面抱住妈妈。一开始我们能搂住她的腰，后来达到她的肩膀，最后能用双手蒙住她的眼睛了（1966）。

大约是1962年秋天，爸爸也结婚了。爸爸中宣部里面的家中，我们有了一位孟阿姨：很洋气、不爱笑、不爱说话。后来，爸爸家的小东妹妹出世了。我带着小康上学，中午饭跑到东四买小吃，在一次受了骗之后，改到中宣部食堂吃午饭。我们和同学一样，有时吃五分钱一份的大锅菜。两毛钱一份的腔骨熬白菜和西红柿炒鸡蛋算是上好的饭，每个星期一样吃一次。每个月我和小康星期天会到爸爸家一次，孟阿姨对我们很客气，从来没说过我们，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把爸爸那里当作我们的家。

爸爸似乎是选择性记忆，多少年后他写《文革中的我》，只写了他可以“阿Q”一下、感觉自我胜利的内容。我希望我的事实陈述可以作为他那本书的补充。

牛棚中历尽折磨的妈妈走了(7/12/1968)。她怎么死的我们不知道，只知道整她最历害的是董光苔，烈士子女（其父亲董振堂）。在我爸爸妈妈结婚时，董是妈妈女三中同事，曾是妈妈的好友，当时董得病，因为她母亲不是法定妻子，很长时间没能定为烈属，家里拮据。我爸爸当时稿费多，相对丰裕，姥姥说大概有一年多妈妈拿到工资，看也不看就全都给了董，但是这样做也就被嫉妒怀恨了。文革一开始，董光苔也在牛棚，她母亲向毛主席求救，据说毛亲笔批示“此人无大过仍可用”，凭着毛的纸条出了牛棚，当上了革委会主任后拼命整人。妈妈死前告诉姥姥，如果她没了，就是死在董光苔的手里了。

妈妈死的前一晚，小蓓跟着姥姥睡，偷听了妈妈和姥姥的谈话，提到了那棵石榴树。（“看看窗外石榴、便知女儿安危”）

女三中革委会来人时，小蓓一个人拿小铲子正在院子里挖土，我和小康不在家。小蓓说，那一天她一直在院子里蹲在地上挖土。来人还没说话，她已经知道妈妈没了。骨灰不让留，聂叔叔偷偷抓了一把带回家。去年我们安放妈妈骨灰时，吃惊地发现聂叔叔冒险留下的竟然是那么少，只有一个指甲盖那么大。

不出一个月，八月某一天，在七机部工作的年仅29岁的小姨父也死了。小姨没能见上丈夫最后一面，连骨灰都没见到，那天小姨家的小表妹刚满两岁，她还没来得及叫爸爸。那时聂叔叔也被整，聂老先生文革前已经去世，由聂老夫人带着小同妹妹，姥姥经常派我们去打听。她关心所有的后辈，姥姥就像老母鸡一样，我们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被她呵护着，在她的臂膀下学会做人。冬天早上，姥姥蹲在地上用一双铁筷子从炉渣中挑出没有烧干净的煤核。把我们的衣服穿在烟囱上弄暖和了再叫我们起床。她非常节俭，但是从来不让我们缺少任何学习用品。姥姥收留的智障女孩，她也教会识字，再帮着找工作和对象生下孩子。

姥姥爱我们，她关心身边所有的人，自己却从来一无所求。至于那棵石榴树，姥姥说看到了几次白影子，她女儿（我妈妈）的影子。一个动荡时代的影子，石榴花落，来年开否？

作为于光远五个女儿中最年长的一个，我讲了我们家的故事。每个人知道的只是极小的历史片断和表面看去不好解释的现象，我们身处的不同的地位和年龄，同样的事件在我们的心灵上刻下了不同的痕迹。大家一起讲述我们父母那一代的事情，我讲出来，您也讲出来，大家一起就可以更全面地理解那个时代。

2013年12月4日，于小紅在北京舉行的追思他父親的會上介紹她們幾姊妹。她說：

我是学工的，也曾被丁肇中点名到他的实验室学习工作过。从小父亲就着重培养我们的好奇心。好奇心驱使我从一个学科跳到另一个学科。最终一千美元白手起家，在美国成了光纤技术的早期创业者。

二妹小康是学数学的，专业是计算复杂性，介于数学和计算机科学之间。在她初中毕业失学的年代里，家里的藏书使她自学了数学物理哲学欧美文学。父亲的科学家朋友提供了帮助，中科院的胡世华先生，杨东屏先生，黄且圆先生（杨乐夫人）都是她的恩师。跳过高中和大学，她成为78年文革后科技大学为中科院代培的第一届研究生，后来赴美取得博士，在两所美国大学先后取得终身教职。

大家没有听说过的三妹小蓓是学医的，很早去深圳参与创办公司。她最终还是回归本行，经营医院，推广开发微创手术的技术和设备，同时做救济山区学校的慈善事业和绿化。

小东妹妹是学经济的，在北大任教多年，带研究生，同时编辑经济学术杂志。她也是对父亲晚年的工作帮助最大的，姐妹们对她为父亲的付出都很感激。

小庆妹妹（與小紅四姊妹同父異母—張注）在美国取得经济学博士以后，进入世界银行，主要从事教育、健康与社会保障方面的经济政策研究。

竊以為。在所有與五七反右及文革相關的回憶錄中，于小紅這篇堪稱鳳毛麟角之作。其特點有二：一是內心所思所想的自然流露，感人肺腑；二是圖文並茂，形象生動，如見其人。

文章巧妙地避開了對最高當局的直接鞭撻，卻在字裡行間言簡意賅，啟人深思。

行文到此，不能不提及文中所說的王蒙中篇小說《蝴蝶》（《當代》1979年8月號），以及據以改變的電影《大地之子》。

記得當時正處不惑之年的筆者還在新疆兵團，剛獲“改正”三個月。初讀《蝴蝶》，幾乎如癡如醉。現在回想，主要是其意識流手法新穎獨特，加上以五七反右為題材的小說還寥寥無幾，著名評論家劉夢溪于同期為之喝采。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筆者如今認為紅得發紫的王蒙固然才華洋溢，自學成才，知識面寬，且富於語言天分（他在疆期間很快就學會了維語，八十年代參加聶華苓在美舉辦的“國際寫作計劃”，短短數月就能操英語發表講話），但為人圓滑世故，且自稱有“童子功”即對中共百分之百忠誠，實質品格低下，完全背離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觀。

在《蝴蝶》中他以藝術手法宣揚所謂“娘打兒子論”。對此一偉論，作家尤凤伟在《中国1957》中借助右派主人公周文祥之口作出评论：“也有人说不要对所曾遭受的不公耿耿于怀，母亲打了自己的孩子可毕竟是孩子的母亲。这话听起来似乎不无道理，也情意绵绵，可仔细一斟酌就觉得味道不对了，甜腻得让人作呕。凡事总有个起码的公道，都知道人间最无私的爱是母爱，假若母亲下得了狠手将孩子置于死地而后快，那她压根儿就不是什么母亲，这样的道理最平常不过。让人不可理解的是这种’母亲打孩子’之说最早竟出自某些被打’孩子’的口中，这就不能不讓人感叹怎能如此的自轻自贱。”（《中国1957》，2001年，第124页）虽然没有点王蒙的名，但说的显然就是王蒙。（陶东风：伤痕文学的伤痕——重读王蒙的《布礼》和《蝴蝶》，載於“獨立中文筆會”，2020年9月8日）

再看電影《大地之子》，其旨在為中共五七反右的滔天罪行洗雪就不必細說了，用北方人的一句俗話：站著說話不腰疼，即可看透編導及其上級主管部門的面目。那裡面沒有右派受盡折磨，挨飢抵餓，風刀霜劍嚴相逼的畫面。夾邊溝餓殍遍野，顧准日記中浮腫病死者的慘狀都似乎沒有發生過。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影片主人公,曾任省委書記的張思遠竟然由郭允泰飾演！開頭描寫張率部參加解放軍入城式，起碼是師級幹部，臉上皺紋明顯，卻在接受一個十七歲的教會女中學生會主席海雲獻花後一見鍾情，其形象就令觀眾有點難以接受。（人物原型于光遠雖比孫歷生年長，但文質彬彬，風度翩翩，外表看來並不顯老）。更耐人尋味的是，郭允泰在《智取華山》中以偵察英雄身分出現，不料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七十年代末改正復出，右派扮演走資派，總覺得有點不是味道（後來郭還擔任北影演員劇團團長好幾年）。

五七反右在六四之後成了學術研究的禁區。可是當局心知肚明，光是下達死命令不讓此題材上銀幕或螢屏，到底功效成疑。於是張藝謀炮製出了《我的父親母親》，《山楂樹》和《歸來》，迂迴曲折地開了宣洩的口子。《活著》也有類似的功能。這倒是吸收了大禹治水的點子——“導”比“堵”管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摘自《国语·周语·邵公谏厉王弭谤》）。

國父孫中山先生嘗云：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筆者堅信：五七反右和八九六四終有一天會完全平反！御用文人或演藝界某些頭面人物無論怎樣逆潮流而動，到底會被捆在歷史的恥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