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无字（小品）

张致君

“写字要胆子，擦字要钉子；故而最响的，常是那张什么也不写的纸。”

我向来不信天灾能连做三年。天灾不过一口气，人祸才是长命烟。三年前，城门忽然合拢，门缝里吐出几张告示，字迹大得像春联：为了大家好。大家于是各自回屋，把门反锁，把窗钉死，把嗓子也用胶纸贴上。街心的石榴树照开，开得像无声的火，可那火只用来照花名册——谁出门谁回家，几时出、几时回，门口摄像头一睁一合，像庙里的钟。庙钟不问人，只问规矩。

规矩日日更新，比天气还勤快。昨日可以下楼做核酸，今日不行；昨日核酸阴的可以上班，今日也不行；昨日“静默”，今日“再静默”。我见过邻居家乳名“壮壮”的孩子隔着铁栏杆冲我笑，牙缝里卡着面包屑。第二天他不笑了，栏杆那头多了一块红纸，上写：封。第三天，壮壮与红纸一齐不见。我本想问问，可问话需要出门，出门需要通行证，通行证需要理由，而我没有“必要的理由”。于是我把嘴角的面包屑抠掉，仍然沉默。沉默也是一种通行证，还是万能的。

我在窗里数日光，光像一枝没气的铅笔，时粗时细。偶有刺耳的喇叭车驶过，喇叭喊话，声音一半像劝、一半像审：“不要聚集，不要传播，不要思考——哦，不，是不要信谣。”我便想起古书里说的“绝学无忧”，此处稍作改良：绝言无忧。无忧久了，连梦也变得安静，梦里人都戴着口罩，彼此点头，点头算是最大的风流。

直到有一夜，风忽然换了方向。西北城传来火光，火光里有人喊娘，喊得嗓子像被门扣住。第二天城里贴出讣告，字仍旧很大，意却很小：一切正常。可街心的石榴花却在风里乱跳，像谁掌心攥紧又张开——张开的，是一张白纸。白纸没有字，偏生最吵。它越空，人的心里越满；它越轻，人的脚步越重。于是许多人走到路灯底下，举起那一张空白，像举起一口无名的碑。碑不写字，写字就要被涂黑；碑不雕像，雕像就要被推倒。人们便举空白，空白里有他们不敢写、也来不及写的全世界。

我也去了。不是去写，而是去看。乌鲁木齐、长安、广场、河边，每一座城都有一条街叫“中路”，因为它们都在我们心里正当中。年轻人站在那儿，像新磨的刀——不是要砍谁，只是想照照自己到底长成了什么样。他们唱歌，有人把歌词吞回肚里，只把曲调扔给夜风；他们说话，有人把名字藏在口罩里，只把眼睛亮给摄像头。我看见一位姑娘举纸的手在抖，纸也抖，纸上的无字便像千百个小黑字在跳。旁边有个小伙子笑，她问笑什么，他说：“我第一次拿起纸，发现比拿起任何东西都重。”

我知道，这一夜之后，白纸会被没收——不是从手里收，而是从记忆里收。收走以前，总得先装裱。于是城里忽然勤快，忙着给每张纸加框、给每双眼睛加帽。帽子上有字：聚集，煽动，扰乱，寻衅。字多了，纸就轻了，手也空了。它们要把一夜的火，改写成一阵风，风吹过，叶落尽，树还在。树在，是为了明年再开石榴花，好让人误以为这一切周而复始，天下太平。

不过，还有人不太识相。他带了台不大不小的机子，站在路灯和白纸之间，用镜头把夜色一寸寸折叠，叠成一部我要叫它“人眼的备忘录”的东西。他不喊口号，也不挑灯火，只让街上的脚步自己响，让纸边的沉吟自己长。他只是把“看见”这件事，照相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姓陈，名字像雨后的玻璃：品霖。玻璃最怕被敲，可也最爱反光。他把那夜的风映在玻璃上，玻璃便有了温度。可温度一高，玻璃就容易碎。果然，没多久，有人来敲门；门开了，他的机子被装进袋子里，他的人被装进另一只袋子——袋子叫“手续”。手续走得很快，说辞走得更快：上传、传播、寻衅、滋事。四个字像四颗钉，把一个拍过“空白”的人钉在文件上。文件夹厚得像城墙，城墙外头，石榴花照旧开。

有人问我：你看这些年，总算是“解封”了不是？我笑笑。解封像拆创口贴，贴久了，皮都跟着走。门上的白条撕了，心上的那一道还粘着。那道看不见的封条更牢，它把许多夜晚封在我们喉咙里，遇到风就勒一下，提醒你：别抬头，别出声，别做梦。若一定要做，做个省油的梦——梦见排队，梦见核酸，梦见“为你们好”。梦醒了，手机里还会跳出提醒：今日新增零、社会面零、舆情零。零真是好字，圆滑，没有棱角，塞进任何缝里都不硌人。只是被零包围久了，人也就学会了把自己削成一个零，恰好镶进缝隙，彼此安之若素。

我偶尔也去街上走。街上新换的路灯又白又冷，照得人影像没栽稳的树。有人把那一夜剪成了短视频，发上去，像把纸鸢放进天井。天井很高，风也很高，可除了四面墙，再没有云。纸鸢绕了一圈，线被人轻轻一扯，稳稳落回地面，落在“违规”的标签上。贴标签的手很熟练，像老裁缝缀扣子，找准洞眼，一戳、一拉，一颗扣子就端端正正系在你胸口。你若觉得勒得慌，它会说：“这是为了体面。”

体面原来也分配。分配像口罩，一人一只，罩住不同的脸，露出同样的沉默。有时我看见公交站里的告示牌，镜面反光，反出来的不是广告，而是几年前空荡荡的车站——那时候车并不空，是城在空。空城的风喜欢说话，可风后来也学会了避嫌；它绕开人群，去吹没有备案的草。

我也想过写点什么。写字是一种坏习惯，像咳嗽，会传染。有朋友劝我别写，写了也别发，发了也别贴真名。我说好。于是我改了个名字，像给尸体化妆。化完妆的尸体看着舒服，大家都敢靠近。只是我写着写着，笔尖沾上一点冷汗——那是纸渗出来的。纸是白的，汗也是白的，干了就不见。我把汗吹干，继续写。写到后来，忽然觉得这文章最好什么也别写，空着。空着的文章像那张纸，既省事，又省命。我便在页眉打一行字：此处无字。页脚也打一行：此处更无字。如此一来，上不言，下不语，中间的沉默就像一枚硬币，两面都是真。

陈君的纪录片里有很多人，举纸的，不举的；唱歌的，闭眼的；走过的，停下的。我也混在里头，像一滴水混进水里。后来他被带走，我才猛然觉得嗓子有点沙，像吞进一粒玻璃渣。医生说多喝水。我确实喝，可水越喝越干，像从石头缝里挤出来的。人说时间能磨平一切，我看未必。时间只是把凸起磨成不痛的形状，叫你忘了它还卡在肉里。等你翻身的时候，它又硌了一下，你便知道，三年的封门没有真的过去，白纸也没有真的过去，甚至连那台机子里微微发热的芯片，都没有过去。它们化在空气里，像看不见的粉尘，时不时被呼吸带出来，又被我们自己咽回去。

有人要我给这几年下个名字。我不敢。起名是种权力，权力是种病，它爱把复杂的痛，简化成方便的药名。我只好照旧，用一张纸，白纸。纸不说话，可它在风里翻动，就像一只手从水底探上来，摸到谁算谁。摸到我时，我把它按回去，笑道：别闹。按下去的那一刻，我听见远处像有人在敲门。敲了三下，又三下。门没有开，心先开了一条缝。缝里有一点光，像石榴花刚要绽。花开得慢，慢到足以让人误会它根本没开过。可我知道——它开过。开过一次，就够我一辈子记。

到这里，本可收笔。可我又想起那些喜欢“为我们好”的人，他们最怕的不是谣言，是记性。记性像草，禁了还长。于是我决定把记性放进一个无字的匣子里，贴上标签：无害。倘若有朝一日，有人问起：那一夜，你们见了什么？我便把匣子递过去，叫他自己照一照，匣子里有他，也有纸，也有镜头。镜头的玻璃反出一张脸，脸上既没有口号，也没有笑，只有一对眼睛——不是怒，是醒。

醒来的人不一定说话。醒只做两件事：把窗打开，和把灯关小。窗打开，风就进来；灯关小，影子就不那么吓人。至于别的，我不敢想，也不敢教。教人是危险的行当，尤其在一个连风都要备案的地方。便这样吧。我写到这里，停笔，像医生把刀从伤口里慢慢抽出来，刀是冷的，血是热的，二者互相谁也不服。等它们自己去交涉，我只把纱布按住，再叮嘱几句：别跑跳，别哭闹，别去看热闹。因为看热闹的人，迟早也会变成热闹里看的人。

纸上无字，字在纸外。

你若要看，抬头；你若不看，低头。

抬头有风，低头有土。

二者之间，刚好够一张纸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