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子与学童

张致君

有件大好事，人人谈得热闹：国库要补窟窿了。

窟窿倒不是城墙下的那个洞，而是深不可测的铜盆，只不过盆里原来是满的，后来变空了。空了便响，引来了新的规矩。

规矩很匠气：凡欲入学者，先缴一张“保单”。保单的名字很雅，叫“社保”。谁也不反对“保”，只是这保单一摊出来，便像一道门槛，门槛上写着字：不交者，不得入学。孩子夹在门槛里，脚尖搁着明亮的地砖，后脚跟还踏在家门口的泥土。家长便轮流递钱，像轮流给孩子喂药；药苦，则大家皱眉，笑着吞下。

发行者说这是为孩子长远着想。长远着想的词听来好听，实是新冠的词。长远往往在未来，这未来既远又空。于是人们把现在的饼，都先往未来送，仿佛未来会做饼给现在吃。只是以前的饼也被收了，说是“国用”；现在的饼再收了，理由仍旧是“国用”。收得越多，国用却越显得空旷，如同一个被掏了心的库房，回声反而大。

当局发了条通告，通告里有图表，有箭头，也有笑脸。笑脸下写：“为公平、为未来、为稳定，请配合缴纳。”配合是个好词，谁不愿配合？配合像跳舞，跳不好会被说是“反动”，跳得好会被拍照登报。于是大家都学着配合，配合成了一种新的美德。只要配合，便能踩着节拍走路；不配合的，脚下一滑，连孩子的铅笔盒也掉进沟里去。

我去街上看一个卖豆腐的老太太，年纪不小，可手底下还带着青草味。她把豆腐摆在摊上，豆腐白得像雪。小孩跑来要买一块，用的是小攒的钱。老太太正要找零，忽听得隔壁告示牌里响起：“缴纳社保，方可登记学籍。”那小孩的眼睛一瞬变圆，像被摁在泥里的镜子。老太太叹了口气，把钱退了又退，最终把豆腐递给了孩子。豆腐吃了，肚子饱了；学籍却像那告示，站在门口，毫不动情。

城里有位先生，自称读过书，笔下有几篇热闹的文章。他在报上写：“社保是良方，人人同缴，天下太平。”文字里有几个大字，像旗帜飘扬。旗帜下面有条注脚，写着：“对于困难群众，设有减免；但需依程序申请。”程序是个好朋友，朋友的作用就是把人推来推去，热得像炉子，推得像球。球越推越小，终于有人喊：球被踢进沟了。于是又有另一通告说要“强化落地措施”，落地原是好事，只是落得太多，地面都被踩得泥泞。泥泞里躲着许多小名词：补贴、减免、缓交，这些词像救生圈，个个空心，一圈又一圈，却都没有水。

更有一处叫做“白条窗口”的地方，专门受理“不交者的申诉”。窗口排队的人很多，队像一条睡着的蛇，头在窗前，尾巴在街角。窗口的小姐穿着制服，笑容很稳，像柿子皮。她说话有礼，动作有章，终于叫到一个家庭来申诉：老父携着证件，女儿眼睛里有昨夜的泪水。小姐翻阅证件、敲击键盘，语气平和地报告：“您可申请分期缴纳。”老父听了，像被拐了一圈的老钟，不再转动。分期是个甜词，甜在遥远，咽下后味儿苦。

我问一个孩子：“若不给社保，孩子真不能上学么？”孩子眨眼，用力点了点头。他的点头里没有热度，只有一种被规定的命令感。于是家长们想了各种法子：借、卖、租、喊远房亲戚。借的是明天，卖的是今天，租的是老房子，喊来的是空城的回声。有人把家里的老表卖了，换得了几张申领单；有人把祖传的镜子拿到当铺，镜子被磨平了花纹，映出来的是别人的面孔。

城里最荒唐的是，有个“学籍审查室”，门口贴着红纸，上面写着：“未纳社保者，暂停学籍。”红纸在灯光下像血，但又不像血，像是被涂了光泽的宣纸。审查室里有几位老师穿着制服，他们的眼里有一种专业的冷，冷得像铁锅。他们问的问题很体面：家庭收入、缴费凭证、减免资质。回答完了，他们会合上本子，点点头，说：“按程序处理。”程序之外的东西，他们称之为“个案”，个案里有人的整个生活。

偶有新闻把这些个案搬上荧屏，主持人挥舞着笑脸，说着“为全民福利打基础”的套话。镜头里有孩子的背影，背影越小，音乐越庄重。音乐里混着几部门的名字，像菜肴里放了太多调味料，吃到嘴里就只剩味道，不见真菜。真菜被收去分配，分得太细，最后剩下一根骨头在碗里。骨头也有人夸：“营养足。”夸的人把骨头当成礼物送给视线不够远的人。

有个街坊在夜里给我讲：他听说国库有个“黑洞”，洞里装的是去年的几个项目、几个面子工程、几个口号的结余。洞口被覆盖过无数次，都撒上了厚厚的说明。说明里写着：财政稳健、稳中有进。但稳得像那张灰布，把下面的窟窿盖得平整，摸上去不着痕迹。于是有人就想：把那窟窿的账目，换成每家每户口袋里的几张票子也好。票子少的人便愁，票子多的人则笑。笑的人笑得高声，声音里有“国家”二字，像是牌匾敲得响。愁的人愁得低，低到连摇头也被当成不合时宜的。

我看报纸，看见街边的广告写着“全民保障，共享未来”。共享未来的那“共”字挺大，似是一把撑开的大伞。伞下的人各自抱着自己的东西，有的抱着孩子，有的抱着账单。伞再大，也挡不住从伞边钻进来的冷风。冷风里有人哆嗦，有人装作不觉。装作不觉的人常常走得最远。走得远的人回来，口袋里有光亮的卡片——付款凭证。他们的表情像天平，一头是孩子，一头是证件。证件越亮，孩子越被放在天平的边沿。

见识多的人嘴里常念几句俗语，说：“从前交的是税，税也有规则；如今交的是保，保里却装着无数条纹。”条纹是老虎的皮，漂亮得危险。他摇头又摇头：“人啊，总把自己丢进方便里，等着别人把不方便的账单算好。”我问老学者，可有办法？他瞥了我一眼，说：“有话一定要说，且慢着点说；先看他们的笑容，后看他们的账本。”话说完，他又笑得很小，很像收了票的柜台。

我也有惶恐的时候。夜深人静，家里只剩钟表的“滴答”。我数着滴答，像数一种不见的税。窗外偶有灯火，是那些仍抱着希望读书的人。他们的影子在墙上拉长，像要走出窗外，走进那片被标注为“有学籍者可进”的光圈。可光圈再亮，也有边界。边界之外，便是生活的实物：柴米、铺盖、修理的单子。实物是厚的，热的，能当饭吃。光圈是薄的，远的，只能用来照梦。

到后来，我想起一句老话：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可这话在此处需改成：天下无难事，只怕没钱又要示范热心。示范热心常常在路灯下照出假影，人们被影子吓走，忘记本来的路。于是他们又来找我，问我怎样写信、怎样申诉、怎样证明贫困。

证明贫困可以证明许多事，却证明不了孩子的童年。孩子的童年需要时间，需要笑声，需要没有被单据刺着的手。单据刺手，是慢性的伤口，愈合得很慢，留的印子深且瘀。

我心里有点沉。沉得像压在胸口的一本账本，账本里有数字，有公式，也有缺页。缺页的地方，写着几行小字：那年我们为了未来，把孩子的现在卖了。卖给谁？卖给了一个叫“国家”的名字。国家是个体面的大词，听起来自有光环。光环下的人有时在翻自己的口袋，摸出几张皱巴巴的票子，票子上的字因为频繁摩擦，都被磨成了空白。空白的票子还能换来笑吗？或许能，不过笑声里夹着账本翻页的声音，和那声音比起来，笑得再灿烂也显得苍白。

我却笑了，笑得不是快乐，而是挤牙膏时最后一滴从管口挤出，表面光泽，心里空洞。我想把这篇文章折成一张单据，递给当局；但递出去，又怕被盖章，于是我把它撕碎，夯在抽屉里。抽屉里本是压东西的，压久了，东西也变形。若有朝一日有人翻开抽屉，见到这些碎片，也许会把它们拼成一个孩子的脸。那孩子若问我：“这是我的脸么？”我会说：“是的，只是画得不完整。”孩子会不解，会眨眼。我只好摘下帽子，好似个考试不及格的老师，笨拙地把自己的帽子递给他，让他遮头顶的日光。

帽子旧了，透气，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