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歌唱祖國》

張成覺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越过高山 越过平原

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宽广美丽的土地

是我们亲爱的家乡

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

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我们勤劳 我们勇敢

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

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

才得到今天的解放

我们爱和平我们爱家乡

谁敢侵犯我们就叫他灭亡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东方太阳 正在升起

人民共和国正在成长

我们领袖毛泽东

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我们的生活天天向上

我们的前途万丈光芒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這首歌名叫《歌唱祖國》，是中共建政後唯一傳唱不衰的長壽歌曲。它誕生於1950年10月。為民請命的彭德懷1959年廬山會議上被整肅時，有人抨擊他在《東方紅》樂聲中登上天安門，是僭越之舉，因為只有紅太陽毛獨夫才夠格。按封建時代的規矩，身為國防部長的彭元帥此舉屬於“大不敬”，乃殺頭之罪！彭當即辯稱，他每次都是在《歌唱祖國》樂曲聲中步上城樓的。

由這一軼事可見《歌唱祖國》絕非一首讚頌中共的紅歌那麼簡單。在新世紀過去二十五年的今天看，內容自然是千瘡百孔，漏洞百出。

頭一個關鍵詞“五星紅旗”便名不副實。按照1949年中共建政時的解釋，大星代表執政的共產黨，四小星分別代表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然而，1950年開始的土改就把農民分為下無寸土的僱農（長工），貧農，下中農，中農，上中農以及富農。僱農隨著土改的進行分得土地，變成貧農或下中農，而貧下中農則被當局確定為在廣大農村的依靠對象。中農和上中農成了團結對象。富農就仍然有別於地主，處於被孤立的地位。但1953年中共制訂了所謂“一化三改造”的過渡時期總路線，一化指社會主義工業化。三改造是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當中，富農屬於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革命對象；民族資產階級就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革命對象。

“勝利歌聲多麼響亮”，毫無疑問指的是共軍贏了國軍。在上世紀末五十年代初，大陸四億三千多萬人（不包括台灣近兩千萬人）熱望神州大地從此走向繁榮富強。

可是，英雄的人民站起來了嗎？

筆者上中學時在語文課本中讀過毛在首屆大陸全國政協會議上的開幕詞，裏面說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其後大陸官宣往往宣傳：毛在所謂開國大典上高呼“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是胡說！毛在天安門上只是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隨後按動電鈕升起廣場上的一面五星紅旗。

走筆至此，插上一件軼事。新疆詩人楊牧曾撰寫了一首題為《站起來，大伯！》的詩，講的是中共所謂“開國大典”閱兵式後群眾遊行時，一位老農走到天安門下面就向城樓上的毛雙膝下跪，金水橋前一位軍人立馬衝過去把他扶起並說道：“站起來，大伯！’由此可見，這位老農完全把《東方紅》裡唱的“人民大救星”，當作當今的萬歲爺，也就是皇上（“今上”）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嗎？沒有！

楊牧（1944年—），四川渠县人，新边塞诗派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我是青年》《汗血马》等被广泛传诵。杨牧曾任《星星》诗刊主编。（百代百科“楊牧”條）

接著往下讀，“我們團結友愛堅強如鋼”。前面分析過了，1950年土改把廣大農村的鄉親父老活生生地拆開，地主及其家屬子女淪為賤民，“人皆得而隸使之”，富農被孤立，哪來什麼“團結友愛”？城鎮裡的資本主義工商業者，直到1952年還算團結對象，可是1953年三反五反運動，就慘遭清算，劃分什麼“完全違法戶”,“嚴重違法戶”,“半守法半違法戶”,“基本守法戶”和“守法戶”。

當時擔任上海市長的陳毅，每天晚上坐在沙發上，一邊品著茗茶，一邊聽取祕書的匯報，悠閒而幽默地問「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啊？」意思是問當天又有多少資本家跳樓自殺！

最後看看第三段詞：“我們領袖毛主席  指引著前進的方向”。毛“開國”時提的是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並承諾十五年內不會搞什麼社會主義。才過了三年光景，言猶在耳，就出爾反爾，1956年宣布三大改造提前完成，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農村的高級社辦得一團糟。此前的1955年破壞法制，反胡風，肅反；1957年對五百萬知識分子開刀，弄到萬馬齊喑，沒人敢講真話，從而給1958年開始的人民公社化運動鋪路，進而是大煉鋼鐵，大躍進，結果造成1959-1961三年大飢荒，和平時期餓死四千萬人，其中絕大部分是農民！

“人相食，是要上書的！”劉少奇的話令毛暫時退居二線。“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扭轉了經濟形勢。但毛依然堅持“階級鬥爭為綱”，提出在全國城鄉開展什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最後與劉少奇劈炮，悍然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打倒劉少奇，先後重用林彪和他婆娘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十年文革整了一億人（葉劍英元帥語），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

1976年9月9日，毛獨夫嗚呼哀哉，大陸中國才揭開了新一頁。

撫今追昔，證明毛獨夫指引的方向帶給中華民族的是亘古未有的浩劫和災難。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毒難盡！

對《歌唱祖國》歌詞剖析到此為止。

此歌之詞曲作者通常人們都認定是王莘。

王莘（1918年10月26日—2007年10月15日），原名王莘耕，江蘇無錫人，音樂家，曾任第三、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文聯榮譽委員，天津市音協名譽主席。大陸音協「金鐘獎」終身成就獎獲得者。

1918年10月26日他出生於江蘇無錫蕩口鎮。1935年結識冼星海等進步音樂家，走上革命音樂之路。1938年，奔赴延安，在魯迅藝術學院學音樂。1942年，任群眾劇社領導工作。1943年，加入中共。1950年國慶期間創作《歌唱祖國》。1951年9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歌唱祖國》。1952年，《歌唱祖國》獲得文化部、中國文聯舉辦的全國群眾歌曲評比一等獎。1993年，《歌唱祖國》入選「20世紀華人音樂經典」。2001年，獲大陸音樂界最高獎「金鐘獎」。

1982年，王莘突發腦血栓，半身不遂。2007年10月15日5時50分在天津逝世，享年89歲。（摘自維基百科“王莘”條）

《歌唱祖国》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历来的署名都是音乐家王莘。2007年10月17日，新华社播发的有关王先生去世的消息，题目就是“《歌唱祖国》作者王莘与世长辞”。然而，在天津音乐界的“老人”中间一直流传一个说法，即这首歌的作者署名另有隐衷。2008年第9期的《中华魂》杂志上刊登了王莘生前好友、天津音乐界“老人”张学新的一篇署名文章，掀开了这段隐衷的一个角落。

　　“这首歌不是我写的，应该说是集体创造”

　　　张学新在这篇文章中说：“王莘经常说，这首歌不是我写的，应该说是集体创造。这话有一定道理。据我所知，1950年作家鲍昌也在天津音工团工作，国庆节前，写了两首歌词，一首《祖国之歌》，由肖云翔作曲，并制成唱片。另一首《歌唱祖国》，王莘由北京回来，拿去做参考。王莘写完《歌唱祖国》，关于词作者如何署名，征求鲍昌意见时，鲍昌看了歌词说：‘你全改了，已经不是我的歌词，不要给我署名。’(据王莘后来跟我说，歌词中只使用了鲍昌的形容词‘亲爱的’)。于是，王莘送给《天津日报》的歌篇中，只好署‘王莘作’。王莘希望国庆节刊出，那时《天津日报》版面紧张，未能发表，将排版校样退还王莘，天津音协负责人孟波与张恒看了《歌唱祖国》校样，认为写得很好，决定在他们编辑的《大众歌选》第三集头条发表，後在全国发行，又经天津音工团演唱、广播，《歌唱祖国》在许多地方传唱起来。

　　“1951年9月15日《人民日报》刊发文化部‘关于国庆节唱歌的通知’，要求除国歌外，全国人民要普遍学唱《歌唱祖国》与《全世界人民心一条》，‘在国庆节时，整齐地热烈地唱出来’。报纸用半版篇幅刊登了这两首歌曲。”

　　“这年10月号《人民文学》当做诗歌还发表了王莘的《歌唱祖国》的歌词，字句与《人民日报》发表的歌曲完全一样。文化部通知中特别说明，《歌唱祖国》’歌词有几处修改’。……那么，是谁修改的呢？据说是大诗人艾青所改。”“1954年王莘就写道：‘这首歌不是我写的，而是群众自己的创作，因为我只是用音符把人民的情感记录下来。’”

这个大段的叙述很有些特殊。首先，作者张学新是王莘的老战友、老朋友，作为天津音乐界的老同志，张学新应该是最了解情况的。此外，作者深知此文所涉及细节的敏感。他在文章发表后特意发传真给另一位天津文化界老同志的后人，并附注：“看后可转交鲍昌的儿子，意见告知。”

　　其实，事情已经过去50多年了，这里涉及的“作者”王莘、鲍昌、艾青也都已作古。正因为这首当代中国音乐经典已经传唱光大，没有谁、也没有什么必要非得站出来与王莘先生争夺什么“权益”，所以，这件事倒成了我关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文化界生态的一个特殊标本。

　　张学新在这里引出了关于鲍昌和艾青介入歌词创作的说法，这与近年来的说法完全不同。新华社2007年10月15日播发的题为《王莘与〈歌唱祖国〉》的文章很有代表性：

那么，鲍昌究竟在这首歌词的创作中起过什么作用呢？

　　鲍昌先生生前最后职务是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在1949年，19岁的他不过是刚刚入党两年的天津音乐工作团的办公室秘书。

　　网上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当年鲍昌与王莘等人到北京办事(一说是买乐器)，在列车上，鲍昌心有所感，就将一个没有香烟的烟盒拆开，反过来，很快地写下了歌唱祖国的第一段歌词：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他写完给王莘看，王莘很满意，就决定谱写成曲。可是在谱曲时觉得仅仅一段很单薄，他就补写了两段，并加上了副歌歌词。”

　　天津作家吴若增先生在《中国作家》上发表过一篇题为《闲话鲍昌》的报告文学，生动详细地描述了鲍昌一生的经历。在这篇显然采访过本人、按规矩一定会给本人看后再发表的文章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1949年4月，《天津日报》上发表了他的文学处女作《我的母亲》，那是他用母亲来比喻党的一首民歌体诗。紧接着，他写诗，写歌词，写散文，写小说，写剧本，一发不可收拾。他写过一首歌词，开头的句子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

　　这篇文章在1986年初夏发表，《中国作家》是作协的机关刊物，鲍昌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因此他是不会看不到此文的，更不可能允许作者在这样为人熟悉的作品中杜撰。因此，我认为，这段叙述只有一个来源，就是鲍昌本人！但文章的委婉与分寸说明，鲍也确实并不想张扬此事。

　　鉴于对这一史实的兴趣，我辗转读到了鲍昌先生遗孀亚方女士的一份手稿。关于创作过程，手稿是这样叙述的：

　　“在我的记忆里，《歌唱祖国》这首歌的歌词原作者是鲍昌。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建立。鲍昌热血沸腾写了不少歌唱新中国的诗词和歌词。其中就有《歌唱祖国》这一首，曾在某报刊发表过。当时鲍昌和王莘同在天津音工团工作，王莘看到歌词后，很快谱出曲子，以‘《歌唱祖国》鲍昌词，王莘曲’的名义发表。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王莘将歌词的主段部分，主要是第二、第三段，作了较多修改。王莘向鲍昌说明所作改动，当时鲍昌可能对改动有想法，可能又不好拂老同志的意，就说这词就用你个人名义吧。这样，这首歌就成了王莘一人的词曲了。曾在音工团工作过的阎家鸣同志说，他曾有过一盘录音带，一面是他妻子王癩唱的《祖国之歌》，是肖云翔的词曲。另一面是《歌唱祖国》，注明是‘鲍昌词，王莘曲’。这盘录音带上的《歌唱祖国》一歌是转录自肖云翔的一张78转唱盘。肖云翔的这张唱盘上的《歌唱祖国》注明是‘鲍昌词，王莘曲’。我也曾听说过，‘文革’初期，在批判王莘的一次会上，当时任天津文联办公室主任的史如北发言说，《歌唱祖国》的歌词是鲍昌的，你王莘给占用了。

　　“《歌唱祖国》在全国唱响后，我曾想，这首歌如果当初不改变词作者就不可能唱响了。在极左形势下，词作者鲍昌是摘帽右派，再好的词也不会让见世面的……

　　“这些年来，有关这首歌的创作和王莘同志的创作，天津市的报刊发表了不少文章。我对王莘同志的歌曲创作成就是很敬佩的。可是，有一篇文章中写道，在谈这首歌的创作过程时王莘同志说，他当时在从北京回天津的火车上，如何如何激动，遂产生了这首歌的歌词云云。我看到此处，不免产生了种种想法，对王莘同志的作为感到十分遗憾。”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化界生态的一个特殊标本

　　对于我们这一代文化人来说，王莘先生和鲍昌先生都是有大成就的艺术家和作家，一篇作品的署名决不影响他们的创作成就。斯人已逝，作品归属“个人”还是“集体”恐也绝难有个清晰厘定。我的兴趣还是从中窥见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界的某种生态。

　　鲍昌小王莘12岁，据他自己的记述，他是1949年年初从张家口华北联大文学院赶往平津战役前线的。因为排队报数时是“双数”，所以分到了接管天津的文化界，“单数”的去了北京。1950年1月，天津市音乐工作团成立，王莘任团长，这时候的鲍昌不过是音工团办公室秘书一类的角色，所以他陪团长到北京买趟乐器在道理上是成立的。

　　亚方手稿中说“这首歌如果当初不改变词作者就不可能唱响了”，如果鲍昌参与了《歌唱祖国》的歌词创作，而又半个世纪并未声张，这很可能是他的真实考虑。《天津文化艺术志大事纪略》记载：“1957年6月下旬，按照中共天津市委的部署，天津市文艺界开始了反‘右派’政治运动。运动期间，对天津人艺话剧团酝酿组建‘野百合’、‘夜海河’剧团的问题，歌舞剧院‘请愿’的问题，戏剧曲艺作家何迟及《新港》文艺月刊主编鲍昌等的著作与言行，进行批判，并将何迟、鲍昌等划为右派分子。”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由于创作者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上有染，其作品也被打入冷宫，如果某音乐作品影响太大，面临的就是“改词”。上世纪70年代，我们就唱过若干首被改过歌词的老歌。

　　作为一首脍炙人口的优秀歌曲，《歌唱祖国》的歌词也曾有过较大改动。1968年9月，当时天津市负责人之一的王曼恬通知王莘到钧鱼台国宾馆见江青，当时江正在排样板戏，休息时，江青对王莘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聂耳、田汉创作的，田汉是叛徒、坏人，我想改国歌，你有意见没有？”王答：“要改先得有词，才能配曲。”江青说：“你的《歌唱祖国》有缺点。”“第一，没有写文化大革命；第二，没有写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尽管王莘不愿意，但是江青一声令下，他也奈何不得。

　　有报道说，1968年以后，红卫兵把王莘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揪出来批斗。记者翟翊写道，此后，“在一些好心人的帮助下，王莘迅速逃到乡下藏起来。他在乡下躲躲藏藏一晃就是3年。”

　　再以后，大约是1973年，在筹备四届人大会议之前，各单位曾被通知征求对《国歌》修改的意见，其中，改过词的《歌唱祖国》就作为替代《义勇军进行曲》的选择之一。

　　2007年10月15日，作为天津市音协名誉主席、中国音协“金钟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89岁的王莘先生辞世。他生命的最后25年是在和疾病作斗争中度过的。1994年，他拿出全部存款设立了“王莘歌曲创作奖励基金会”，抗击“非典”期间他还创作了歌曲《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鲍昌先生“右派”摘帽后调至天津市文学研究所，1974年调天津师范学院，1980年任该院中文系主任。1982年被选为中国作协天津分会副主席。1984年任中国作协常务书记。作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作家协会承上启下的领导人之一，有独幕剧集、短篇小说集、评论集问世，并有长篇历史小说《庚子风云》，他同时从事文艺理论、美学研究和文艺批评。尽管曾对身边亲友说起过一些《歌唱祖国》歌词创作的缘起，但他从未主张过这首歌歌词创作的权益。鲍先生于1989年2月20日去世，享年59岁。

　　有记载说，《歌唱祖国》的乐曲“首弹”为当时音乐工作团14岁的钢琴手靳凯华，“首唱”为当时19岁的男高音演员王巍。（中新網2009-2-4）

　　筆者與鮑昌先生並無一面之緣，但對他感恩不盡。這是因為

一，筆者的一篇短短的雜文《贊“當官不像官》獲其採用，刊登於《天津師院學報》1975年第6期，其後又在1976年第2期刊登了《騙與篡》，梅開二度，從而使筆者走上了舞文弄墨附庸風雅的文學之途。

二，筆者一篇評水滸燕青的短文獲其推薦至《天津日報》（其妻子亞方任編輯）當時筆者全家六口平均每人月入僅9.5人民幣，低於申請救濟的標準12元人民幣，但因身為摘帽右派，從來沒有申請過。故即使是幾元稿酬也是雪中送炭。

三，筆者後來急需高中化學教學參考資料，以便就任高中數學代課教師。鮑昌先生寄了一大包給我。儘管後來未能實現代課，可是此情終生銘記於心也！

筆者本文無意貶損王莘老先生和鮑昌前輩。基於大氣候和黨性，他們的創作原意根本上是希望炎黃子孫能過上好日子，他們的思想跟民主憲政和普世價值大體上並無二致。

衷心祝願他們兩位在天國安息！

2025-8-20下午11:48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