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需要哭著看的個人百年史”——這是《我是落花生的女兒》封面正中的一行小字，可謂驚心奪目！而“落花生”則是許地山的筆名。
許地山（1894年2月3日—1941年8月4日），生於台南，祖籍廣東揭陽，後落籍福建龍溪，二十世紀上半葉作家、學者。名贊堃，字地山，筆名落花生（落華生），以字行。許地山是二十世紀中國在大學開梵文課的華人第一人和當代華人研究印度學的先行者，先前只有陳寅恪的梵文老師，西方漢學家鋼和泰教授在北大教過梵文，編有北京商務印書館版《梵語課本》和《梵語詩文圖解》等書籍。
1912年，許地山隨父回台灣訪親。1915年與台中霧峰林家的小姐林月森訂婚，1918年婚後生女兒許樊新，1920年夫人林月森病逝。
1917年，許地山進入燕京大學文科宗教學院。1920年取得文學士（Bachelor of Arts, B.A.）學位後留校任教。1921年1月，許地山和沈雁冰、葉聖陶、鄭振鐸等12人在北京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創辦《小說月報》。
11923年8月，許地山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宗教史和比較宗教學。1924年得文學碩士（Master of Arts, M.A.）學位，轉入英國牛津大學研究宗教史學、印度學、梵文等，並研究佛教。習得法文、德文、希臘文、拉丁文及梵文。
1926年得牛津大學文學學位（Bachelor of Letters, B.Litt.這個牛津學位學歷上相當於台灣的文學碩士學位，但對學力的要求比普通的文學碩士(Master of Arts)高，許多攻讀這個學位的研究生都已有文學碩士學位，錢鍾書在牛津也被授與B.Litt.學位，離開英國後到印度研究印度學。
1927年回國任燕京大學教授，另在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兼課。1929年5月1日與周俟松自由戀愛並結婚。1931年，兒子周苓仲出世。1932年生女許燕吉。
1933年與妻到台北帝國大學做學術訪問，與日本漢學家神田喜一郎教授交流。
1935年受時任香港總督邀請，出任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進行教育改革。此後便住在英屬香港香港島半山區羅便臣道125號直至逝世。1941年8月4日，許地山卒於英屬香港，葬於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薄扶林道墳場。墓碑上面只寫上「香港大學教授許公地山之墓」，及其在世日期，而下款是其兒女。（維基百科“許地山”條）
周俟松许地山全家
不言而喻，許燕吉直到慈父去世過的都是好日子。但該書卻用了《混沌》和《天崩》冠名第一部《童年》首兩章，第三章《地陷》頭一節“............日本人打來，把我們“炸”進了天主教”，這實際上開啟了女主人公的噩夢，因為在五十年代的所謂“新中國”，她雖然早就主動交代了參與教會活動的種種細節，卻埋下了禍根。
第二部《顛沛流離》記述抗戰時期逃難，包括《伶仃老小過伶仃洋》，也就是當年南宋文天祥詩中“零丁洋裡嘆零丁”的那個地方。這八年一家大小僅管艱苦備嘗，還是熬到了勝利的歡樂那一天。
第三部《動盪年代》就是另一番滋味了。她母親作為許地山遺孀，先後得到徐悲鴻,齊白石的“及時雨”，她本人則順利完成從中學到北京農業大學的學業，看似一片光明！
誰知造化弄人，第四部《禁錮的年代》共八章：《肅反運動》；“右派”；“國民”（區別於“人民”—張註）；“拘押”；“為囚第一年”；“婚姻的始末”；“五年南兵營”；“就業省第二監獄”。
她在1955年肅反中遭禁閉，翌年春夏之交恢復自由。但1958年剛過元旦，她就被宣布為右派分子，罪狀有四大點，結論是極右。4月1日作為“反革命,右派雙皮老虎”被開除公職。此前她已懷孕六個多月，但仍然每天站到天黑幹重活。5月3日上午胎死腹中並喪失生育能力。
總計她的刑期為十一年（六年徒刑加剝奪政治權利五年，從1958年7月31日起）！作者從23歲到38歲的年華就這樣虛度了。
第五部《廣闊天地》，1970年她為生活所迫，從頭一年被疏散到的河北嫁給陝西一位目不識丁的農民。這裡面前四章，她以社員的身分開始了再改造生活，收入漸次提高。第五章“復職,改正,平反”，柳暗花明。最後總算大團圓結局。
筆者也是五七右派，較作者小八歲，1960年秋發配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1982年夏調回廣東，1988年10月底回歸出生地香港。自以為飢寒交迫汗流浹背的滋味嘗夠了，但跟許大姐相比，簡直不值一提！僅管早在2006年已出版長篇回憶錄《六十餘年家國》，此次得以拜讀許著，大開眼界兼受益匪淺！
這是因為：
一，許肅反蒙難實在是飛來橫禍，毫無道理可言；
二，許深陷囹圄十一年，親歷親聞黑獄內情，包括其中男女犯人之冤及管教人員之劣無不令人髮指，乃以往同類題材作品所未見；
三，許記憶力驚人，意志力超人，老朽佩服得五體投地！
根據改正許的錯劃右派的文件，其參加“追求真理青年會”的問題，南京市公安局證明，（該會）沒有定為反革命組織，1958年石市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原判“是沒根據的”。可見中共管治下的法院無中生有到何種程度，簡直匪夷所思！
以此為起點，經複查，許在1957年的“主要言論，有的證據不足，有的與事實有出入，不能定為右派言論。”
走筆到這裡，筆者實在感謝1978年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錯案時，他手下的那批幹部認真細緻，公道正直。如果把中共組織,宣傳,統戰等部門的負責人不分青紅皂白視作邪惡分子，那是極端錯誤的。
記得筆者1979年2月寫信給上海交大黨委要求複查時，的確忐忑不安，擔心同班同學天南地北，有關工作人員誰會那麼仔細去核對1957年夏至1958年初的原始資料？弄不好反過來認為我翻案，那豈不罪加一等？
好不容易捱了三個月，盼來了一紙改正通知書。後來得知，那上面寫的什麼“經研究，認為：原劃右派，屬於錯劃，予以改正，為此，撤銷一九五八年保留學籍勞動察看處分的決定。”幾乎全屬官樣文章，實際上是一風吹！
但也有一點，帽子雖然改換了，返校讀書卻是萬萬不可。1961年10月新疆農七師黨委突然通知為我摘帽，筆者在京的三哥致函上海交大提出復學要求，遭斷然拒絕稱“你弟弟應繼續留在邊疆為社會主義建設效力”云云。
所幸許大姐畢竟是已經分配了工作的，故順理成章回到本行發揮所長。茲不贅。
下面摘錄書中第四部，借斑顯豹，看看“新中國”的監獄是何光景。
也許是毛獨夫本人口是心非成性，他說的話常常不作數。例如：“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儘管在“人道主義”前面加了個限制詞“革命的”，還是沒有完全丟掉“人道主義”，所以，對受傷的敵軍也給予救治。再者，“繳槍不殺，優待俘虜”和“不虐待俘虜”，都是信誓旦旦了的。
然而，“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最高統帥既然可以口不對心，那麼下面的小兵行差踏錯也就小菜一碟了。張靈甫是在山洞中放下了武器之後，被三野一名戰士射殺的——為的是給此役中喪生的連首長報仇。陳毅得知內情後不置一辭。
明乎此，大陸中國的監獄也罷，看守所也罷，勞改隊也罷，勞教農場也罷，對待關押者之虐待程度用一句粗口便是“倆兄弟比雞巴——一個屌樣”！
先看看守所。“隔成兩間總共不到20平方米的房子擠了三十來人。除了門內有一平方米的地方供人脫放鞋子，其餘地方都是地鋪,人們只能一顛一倒地側身而臥，所以吃飯,幹活兒和學習都得在院子裡。”（《我是落花生的女兒》，頁240）
有一樣懲罰是外人難以設想的，那就是“讓人憋尿”。“監舍內有一個備用的痰盂，但犯人組長不准就不許用。女犯人放茅一天只兩次，早餐總是稀糊糊，憋得人左搖右晃直冒冷汗，真是一種特殊的體罰。”（同上，頁241）
判刑後，她轉到專區看守所。還沒滿一個月，一個姓嚴的犯人上吊死了。該員原是一個縣的糧食局長，因和局裏一位軍屬女幹部有婚外男女關係，屢教不改，被判兩年。女方判一年。就在女方服刑的最後兩天，男方自盡。是鑽到床下把繩套栓在床框上的竹條的空檔裡。可謂無奇不有！（同上，頁251）
一位年輕的男犯，原是南兵營鬧獄事件的主犯，宣判大會上五花大綁，扔上大卡車開到看守所，所長給他判了二十年徒刑，死裡逃生！（同上，同頁）
第六章《婚姻的始末》前兩小節記述她和丈夫吳富融辦理離婚的經過。這裡面最值得關注的是程所長對她的開導。程為人通情達理，可以使讀者悟到中共的勞改幹部並非全都素質低下，推而廣之，現時上億黨員中善良正直的人還是不少的，決不可一竹篙打一船人。推進民主憲政也務必力求擴大統一戰線。
第3節《婚戀課堂》寫了熊佛西的故事。
熊佛西（1900年12月4日—1965年10月26日），江西豐城人，劇作家，戲劇教育家，中國話劇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
作者自稱特別佩服熊的原配妻子朱允真，知道愛情是不可靠的。因為熊就先後有過四段婚姻。
在本章第4小節《我的戀愛》裡，作者回顧了她和丈夫吳富融戀愛,結婚的經過，結尾是“回想起來，只有個’憾’字可言了。”（同上，頁268）
第7章《五年南兵營》。作者1959年9月中旬調到南兵營，那裏總共四五百犯人，正式名稱是石家莊市橋東勞改隊。分四個車間：織毯，織布，輔助和婦女車間。日佔時期該處1938至1945年間先後關押抓捕來的群眾和抗日軍幹達五萬餘人，其中被拉到東北或日本去當勞工的有三萬，死在這圍牆內的不下兩萬。
她入獄後的一個寒夜聽一位值班犯人談鬧獄：
先是男犯人喊，驚得女犯們都坐了起來喊，幾個組長嘴裡也喊，過了二十來分鐘才平靜下來。幾天後開大會，把那男犯扔上大汽車拉走槍斃去了。原來專區看守所的那個因鬧獄判死刑又求饒被赦的男犯人，犯的是這麽一件事。（同上，頁277）
這簡直形同兒戲！
1959年10月1日開了特赦宣判大會，婦女車間只有兩人，一個是10月4日滿刑的年輕人，另一個差不到3個月滿刑。全大隊被特赦的反革命犯只有一個，那人被判10年，已服刑八年半還多。一個多月後又開了個加刑大會，一個男犯加刑兩年，罪過只一條，他說：“特赦只是做給外人看的。”兩年之後，在一次獎勵大會上宣佈給他減了兩年刑，理由是“工作一直踏實，積極主動。”作者“明白這是對他加刑的糾正”。（同上，頁279）
由此可見，大陸當局宣揚的所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和“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怎麼回事！
“有個小年輕的反革命在禁閉室裡自盡了。他本是正定縣一所中專的學生，名叫吳廷執，還是學生會會長。1957年鬧待遇，他領了一些學生要乘火車去北京請願，致使火車停開三個小時。他被判了個無期徒刑。不知為什麼他要搜集歇後語，......可能是觸犯了犯人嚴禁拉幫結社的律條。”（同上，頁280）
1960年春節作者調養豬場當組長，下面有
王小盆，70歲，長工出身，因姦情害了人命。李老見，74歲，農村針灸醫生，算是反動會道門，藝術很高，有時公安處還開車接他去。老杜，79歲，國軍連長。老高，65歲，農民，當過偽軍，也是反革命犯。李老慶，68歲，富農，也是反革命。（同上，頁282）
管教王吉吉，太行山裏人，當長工後參軍的。五十多歲了，文化不高，心地和善。
1960年秋，小豬被竊，大豬餓死，豬場收攤。除了王小盆都放回家了。沒過幾天，王也死了。
1960至1962年，許多犯人得了浮腫，作者體重少了三十多斤。有一天，五六百人的南兵營死了14個。兩千多人的省第二監獄，高峰時一天死了37個。（同上，頁288）
此前的1960年夏天，一個叫李小忙的女犯在刑滿前兩天突然昏迷不醒，她和妹妹都是因朝聖一案被捕的。送院治了一個多月才痊癒回家。她父親向李大隊長磕頭。李大隊長說這就是政府對罪犯實行的人道主義政策。但作者知道，1958年大煉鋼鐵時，一位中年女犯因為跑不快被纖繩絆倒，膠皮車軲轆從她身上軋過去，她在女監舍躺了兩天才死。若是送到醫院還是可以活的。（同上，頁289）
1960年秋天，南兵營賈書記把糧食局長拉來，後者一看這麼多大頭人和乾癟人，扭頭就往外走。結果浮腫嚴重的和乾癟的每天可得到六粒黃豆，這是賈書記給爭來的救命豆。
1961年夏天，南兵營一個就業職工的弟弟是近郊農業社的書記。勞改幹部通過這層關係弄到些“黑市菜”（實際是贈送）。（同上，同頁）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勞改幹部也是人啊！
1961年的獎懲大會上，宣布給作者記了一大功。1962年的獎勵是繳給犯人民主評選的，她又記了一大功。1963年女犯們還是評她記大功，管教股的程隊長勸她把這次立功機會讓給一位還有四五年刑期的天主教徒，她爽快地答應了。（同上，頁294）
之後，作者還挑起了個戲班子，排的第一個戲是《雷雨》，接連演出幾齣戲都受好評。然而，大冰雹,大水災接踵而來。作者在大城市，又在高牆之內，得以倖免。
1964年7月下旬，作者刑期剩下不到十天了。她還沒地方可去。作為“非犯人”留在南兵營捱了十來天，最後去了省第二監獄就業。下面的3小節寫的是南兵營的朋友們。
修女孫瑤真，是作者最早的朋友。1915年生於河北寧普縣一個因失火破產的天主教家庭。15歲入了教會，20歲發願成了正式修女。經一位波蘭神父培養四年成了能獨當一面的眼科醫生。50年代她應邀到了故鄉附近的趙縣，在一位修女舉辦的診所主持眼科。當地一個黨支書用了診所兩支青霉素一直沒有付錢，瑤真受命追討，最後帳結清了，但書記很生氣。1957年石家莊地區教堂王神父造謠惑眾說聖母像流淚顯靈，招致大批教徒朝聖。未幾王神父被捕，孫瑤真作為修女判八年徒刑。因人品收到全體女犯敬重，南兵營報法院減刑兩年。法院因她屬反革命性質，只減了一年。1965年被釋放，她表示不背叛宗教，給她加了個反革命分子的身分。
她回到了故鄉邊村，和弟弟一家人生活。農忙時她照管本家族的小孩子，中午還做一大鍋飯，家族人都愛戴她。
1967年文革之初，河北省的造反派殘酷迫害天主教徒，僅一個邊村就酷刑致死了一個神父和四位教徒。所幸孫因有反革命身分，運動初期就被捕入勞教所。但她被逼嫁人，她選了個弱智的勞教人員二傻，二人回欒城宋村。她督促二傻勞動，但告訴他不要有夫妻生活的要求。後者居然答應了。1974年村里來了個賣土豆的教徒，她勸他回歸，為此又被捕，判10年，關進省第二監獄。
1979年瑤真被釋放，她認為在獄中更便於她修道，要服滿才走。獄方說是法院決定的。於是她又回到宋村。
1980年當局給文革受害致死的教徒平反，瑤真去申訴，得到平反和250元。她把這錢給了二傻一個本家，讓他收留二傻，管他吃住，吃的和鋪蓋還由瑤真供給。她回了邊村，不時和弟弟一起來宋村看看二傻。三年後二傻死於腦出血，這段婚姻徹底結束。
在邊村，她應弟弟要求開了個眼科診所，並向弟弟和侄兒傳授眼科知識和技術。1989年她得知鄭州的修女會也恢復了，她弟弟和侄兒已經熟練掌握了眼科的技術，她決定回到修女會。鄭州的張主教赦免了瑤真結婚的大罪，接受了她的回歸，又派她到內蒙和河南傳教治病。知道20世紀末，她年事已高，眼力不濟，在河南豫西一個農村由幾位年輕修女照顧著。2005年安靜平和地逝去，享年91歲。（同上，頁310-315）
作者說：“她是我永遠崇敬的人，她是我永遠懷念的人。”這樣一位修女，不是堪稱為中國的德蘭修女嗎？
除此而外，作者“還有兩位好友，一位是陳帆，一位是萬斯達。陳長她五歲，解放前在話劇團當演員，，解放後教過書，後來在鐵路大廠當幹部。她小時在老家張家口，令舉世日本人，向她學中國話，大概為此被定為反革命，1960年被判了五年。她丈夫是傅作義部下，算起義人員，在陽泉工作，有一兒一女，每月都來探視。她總把送來的食品悄悄地讓我倆分享拿我倆如兩姐妹。她晚我一年出獄，給我寫過信。我沒敢回復，因為我還沒有通信的自由。1993年從《家庭》雜誌社第一次登載了我的報導，招致係多讀者給我寫信，第一封信就是陳帆的。她來南京看過我，我也隔一二年就去看看她，連她兒女,媳婦,女婿都對我很好。”(同上，頁302-303）
萬斯達的父親萬子霖原是重慶教育局長，解放前夕去了台灣。她母親是西藏貴族，家庭出身就決定她負有“原罪”。1957年定她為國民黨的中㷉特務，她堅決不承認。重慶解放時她才14歲，國民黨再濫，也不至於讓這麼年輕的女孩兒當上中尉吧？我就不相信。但法官相信，說劉胡蘭犧牲時也就14歲，年輕也能做大事。不認罪的結果是成了’抗拒從嚴’的典型，重判15年。她在二監獄服刑時自殺未遂，調到南兵營已是1962年了。我和陳帆都擔心她沒有過得了’文化大革命’的一關。
直到2000年，我才知道她還活著，而且就在石家莊附近。幾經周折，我們三個人又重逢了。她1972年刑滿，還有10年的附加刑，迫不得已嫁給一個沒文化的農民，生過一個兒子，也夭折了。改革開放後，她為那個村辦工廠付出了全部治理和體力，贏得了村人的擁戴，選她當了人民代表，還做過石家莊市政協委員。但她平凡很遲，因為當時重判她的法院院長賈然還在領導位子上。賈然退休後，她才平反復職退休。先在她丈夫已八十多歲，，身體也不好，萬斯達也沒有拋棄他，和他一起住在農村。......我和她的經歷太相似，隔些時見我就會去看看她們。（同上，頁304）
作者以“不尋常的經歷”記述底下的幾位同犯。
（1）愚昧的郗艮庭 她是平山縣一個山村婦女，丈夫早死，留下一兒一女。興建南崗水庫時，她被旁邊睡的一個壞老頭強姦了，幾天之後，那壞老頭突然死了，她正慶幸，不料公安局把她捕到了看守所，是死者的老婆告的狀。被審問時法官威脅她說若承認投毒就放她回去，後來卻食言，判了她無期徒刑。李大隊長調閱了她的判決書，叫作者給她寫個申訴材料。但原審法官已調走多年，其他知道此案的人也問不到，就對她說只要條件許可，政府一定對你寬大。第三年給她減成15年徒刑，這是無期能減的最高限度，以後就有假釋,保外就醫的可能了。(同上，頁305-306)
（2）善良的尹書金 她經歷了被捕審訊判刑，1961年末轉到南兵營時才17歲。她很勤快，總找活兒幹，別人幹什麼她也愛給搭手幫忙。她家在農村，沒有上過學。困難時期，父親餓倒在炕上，她參加了修水利的重體力勞動，因為每天下午可以領到兩個玉米麵子，散工回去她把這兩個餅子遞到她小侄女的小手上。日子還是過不下去，母親把她嫁給了一個富農的兒子，比他大了十幾歲，已經30出頭了。她不知道對於一個尚未發育成女孩，這婚姻會給她的身心造成多大的傷害。她逃回娘家，男人不要她，離了婚，她也不知道將來刑滿能到何處去。（同上，頁306-308）
（3）1962年來了個張姓女犯，只有20歲出頭，但看起來就像近40歲的。她父母亡故，給人做了填房。前房生了兩個小男孩，她又生了一個。1960年沒吃的，丈夫獨自走了。她一個人帶著三個不到10歲的男孩子。後來外婆家把那兩個外孫接走了。這是政府有個以工代賑的工程，人家不許他帶著孩子上攻。她回來坐在院子裡發呆，隨後兩手緊緊插著孩子的細脖子。第二天她上了工地，吃到了食物，晚上恢復了神智。公安局在她家門後找到了那夭折的小男孩兒。他被判的刑期不長，好像只有三年。（同上，頁309-310）
第八章 就業省第二監獄
河北省第二監獄是省直屬的，氣派比南兵營大多了。從東到西差不多有二里之長。幾千的人數，各色的行業，形形色色的人。犯人醫院分內,外,放射,中醫科等等，可以動手術，還有住院部。名氣還不小。有好些工廠，機械廠，汽車修配廠，都很有規模。還帶個木工廠。北邊是縫紉廠，製鞋廠，還帶個裁縫店。南邊是織毯廠，還有漂染整燙等等一系列車間。定南面是印刷廠，以便印諸如考試卷子等保密的東西。男犯人還有個建築隊/自然還有仲裁養豬淘廁所的副業隊了。
60年代初，北京發生了一起反革命子弟楊國慶刺傷使館秘書夫人的案件，公安部門便將在押犯的家屬管制分子和一切人民不放心的人都集中到大紅門農場茶點農場等地強制勞動。刑滿釋放的就更不能接納入市了，值得讓這些人“就業”。河北省二監獄就承擔了這任務。
女就業人員當時有二十來個，多數和男就業人員結了婚在附近的村裡租房住。集體宿舍只有不到10人。兩個組長都不是反革命。我們和犯人一起幹活，也勞動10小時。兩星期休息一天。我也可以到市裏買東西,看電影，就是沒有通信的自由。每個月得寫個思想匯報，據說是和社會上的管制分子一樣。
縫紉車間的幹部派我記帳。有閒時我也上機學習練手練眼。工資拿二等，32.5元。10元飯票，存銀行15元，餘下7元零用。
生產勞動之外的事情貴就業科的幹部管。東三廠的不分男女都由馬科長管。他叫馬國斌，14歲參軍，那時不過四十來歲。學習開會，當紀錄的事自然落到我的頭上。（同上，頁316-320）
1964年很快過去了。第二年春節後不久，就業科劉科長對我和在宿舍值班的組長孫秀蘭兩人宣布，從今天起隔離審查王學宇，我和孫倒班看著她。這王學宇比我長14歲，高挑身材，還真是個漂亮人物。他本是二監獄京劇團唱青衣的，，聽說他是台灣派遣回來的特務，滿刑後和本監獄機械廠姓蕭的南就業人員結婚，女兒都三歲了。她已懷孕足月，就快臨盆了。
五一節有兩天假。第二天上午王就開始了宮縮。下午一位被勞教的右派陳大夫回來了。晚上陳大夫來給王接產，總算平安順利。孩子喂面糊，居然安靜地睡著了。
王學宇的父親是天津的大資本家，她結婚也早，解放前夕隨丈夫去了台灣。她惦記留在天津的母親和兒子，便回來想接過去，不料被捕。由天津轉到石家莊，刑滿就業，必須得嫁人，而且得嫁個非反革命的。她兒子已十七歲，願意和姨母一起生活。姓蕭的比她小幾歲，工資比她多不少。婚後她帶他回了一趟天津，第二天她母親就發現客廳裡的小擺設少了幾樣。走之前二人為此大吵一架。王生了大女兒後，交給一個精神病患者代養。
王生了這個小女兒之後，孩子一直很瘦，已經四五個月了，不會坐更不會爬，因為蕭一直沒送奶粉過來。但她又不能離婚，蕭揚言若敢跟他離婚，就是還想當資本家小姐，看不去勞動人民出身的人，就是還想去找台灣的丈夫。這兩條罪名可不小，特別是後面一條，能壓死人的。（同上，頁320-324）
1965年刑滿就業一個叫榮豔秋的，沒多久就和圓仔二監京劇團的就業人員張某結婚。張本事中學教師，因猥褻女生犯罪，但沒等找房子搬出去住，就被隔離審查了。榮原籍江蘇高郵農村，被誘騙賣到濟南一個妓院。一個國軍軍官為之贖身，後打仗再無消息。天津解放後她當了紡織工人，還結了婚。為了讓婆家親戚們不輕視她，她偷布出來送人，被判七年徒刑。丈夫也離了婚。才刑滿就業，又碰上婚姻的煩惱，，卻把怨氣指向了政府。1966年3月邢台大地震波及石家莊，某晚上榮豔秋上吊自殺，許燕吉及時搶救了她，後與張某離了婚（同上，頁325-327）
二監京劇團唱旦角的賈玉珊，比許小幾歲，天津人。因和管劇團的王隊長通姦，也是不讓出去的一個。頭年春節她丈夫來看她，馬隊長派許和她一起去車站接人。等候的時間裡，賈跟許講起王隊長勾引她，受到從中的開除,勞教處分。（同上，頁·227）
下面第4節“文化大革命開始，我們姓’犯’”記述就業人員被逐出幹部區，搬到伙房養豬的豬圈。
第二天，許被安排另辦一個托兒所。孩子有九個之多，六個會走。其中四個懂話，那五個什麼都不明白。總算糊弄過了第一天。第三天搬進許住的小院，幹了一個多月，縫紉車間要求許回去，她“這才苦海有涯了”。與此同時，住在獄外的就業人員也都被收了回來，接著王學宇等三人以“組織’反共救國軍’”罪被拽上汽車開走了。該案後來更擴大了，機械廠一個男就業人員上吊死了，竟沒有人把他解下來！“反共救國軍”的風波最後煙消雲散，白白地致殘了幾個人，致死了一個人。王學宇等三人在看守所關了幾年放了出來。但王再無消息，其小女兒則一年多後由老蕭把她領走回到下放的老家。（同上，頁331-333）
“修女的信仰和命運”這一小節，記述了王志勞和何春梅兩位修女的遭遇。王是天津人，師從當地的波蘭神父入了修女會並學了眼科。她要求收回被充作他用的天主教堂，判了七年。她說要教堂是政協幹部多次動員她出面要的。何春梅是壩上崇禮縣人，入修會後學醫，在張北縣天主教醫院當內科醫生。因不贊成脫離梵蒂岡教會被捕。他們倆都50開外了。那日她倆和一位主教犯人被拉到了欒城縣參加批鬥大會，王被嚇得大喊“我不信了！”，男馬隊長從車上探身一下子把河提到車上，救了她一命。主教被打死了。
事情並不到此為止，之後又開了幾晚上的批判會。女馬隊長叫王說被神父強姦的事，王被迫編了一套過了關，何不會編，女馬隊長問有沒有單獨在一起，她說有過。何也過了關。接下來就是逼她倆結婚。王選了個身體較好的北方人就業人員，何選了個長得較好的人民內部犯罪者。（同上，頁335-336）
天啊！這是什麼世道？
接下來批鬥毛麗舫，50開外的天津一貫道道長。判了20年，因表現好減刑轉就業。女馬隊長要她承認和男道長有男女關係。之後宣布給她戴上反革命帽子，剝奪了公民權。許悟出是藉此批獄長路線不對。接著又鬥劉士蘭，也是一貫道道長。
隨後的盧士蘭是大家真心投入批鬥的，因為她逃了幾乎每個人的飯票。她逼許小幾歲，一解放就參軍到四川，因不吭嫁給軍隊幹部，被開除回家，先是報復性的偷竊，後成習慣，被判了刑。她是二監京劇團成員，屬於表現不好的一類。她寫出了退賠名單，真還許三十多元。事後她說誰對她好，我就給她多說些，
挨打最重的是徐秉賢，四十多歲了，因幫姦夫殺死丈夫舊社會就入獄，解放後重判減輕了許多。就業已經多年。她和盧學蘭都嫁給獲鹿縣勞改對的就業人員。徐因說了毛秘書小張的事，榮豔秋又揭發她拿過主席像當月經紙用，被打得第二天上班都不能坐。不久大會宣布她為反革命，逮捕走了。
最尷尬的批鬥會要算批鬥那幾個搞流氓,搞同性戀的人了。最後被批鬥的是叛徒犯罪的霍國法和丁一貫道夫婦二人，丁已是懷孕後期，被男就業人員扇得口鼻流血。結果兩人都被戴上了反革命帽子，送回河北那窮農村老家去了。（同上，頁336-338）
底下一節《外面和裏面》寫早請示，晚匯報，戴像章，掛毛像和接待外調人員。是鬧劇，醜劇，連同全武行的拳打腳踢，不一而足。茲不贅。
接下來的一節《逼婚和結果》與作者息息相關。
1965年暑假，作者母親由北京到石家莊來看她，她獲准陪母親在旅館住了兩夜。其後有一次許要給媽媽生日寄300元。女馬隊長不以為然。文革開始，開了許好幾天的會，說她不結婚是和天主教還沒斷絕。但男馬隊長說他不是修女，《婚姻法》有規定，婚姻自主。
逼婚這事給她很大震動，她考慮到一個男犯，是車間總管，大組長，叫吳一江。聽別人說，他是傅作義手下一個騎兵連長，家在內蒙古，判了死緩，後來減成17年，有一個妹妹在崇禮縣，撫養了他兒子，女兒隨離婚的妻子走了。有一次他找了個機會對我說，自“文化大革命”後，刑期都從改判之日算起，不像以前有一天算一天，這樣他得到1971年才能期滿，還有三年之久。這消息的確讓我難以接受，但也無可奈何。我說我已就業四年了，想嫁早嫁了，再等三年也沒什麼，既然這樣也只好這樣了。（同上，頁345）
1968年的國慶節後，車間的勞動還是按部就班一如往常，而就業人員的前遣散已經逐步在進行了。此前，女馬隊長出賣了她，說獄長知道她等吳一江會給他加刑的。她又懊惱又悔恨。
《揮淚出高牆》一節令人心酸。老蕭也把“小八怪”帶走了。這孩子已經三歲多，會說話，有心眼兒，是聰明的。自出生後老蕭一次也沒來看過她，現在被“陌生人”帶走了，禍福難料，孩子哭，劉玉范也流淚，大家都挺難過。李賀氏是清朝的皇族。1950年初，因她丈夫的一個朋友是國民黨派來炸天安門的特務，在她家住了兩天，她丈夫被判重刑，死在監獄裡。她被判0年，連他升高中的女兒也被判了三年。她女兒在天津監獄就業，已結婚生子，和公婆住在一起。李賀氏長得白淨，衣著整潔，氣質不俗。機械廠一個比她小十來歲的就業人員即將回原籍農村，他願意娶李賀氏。願帶她走的那人是個好心善良者。
男馬隊長送一個七十多歲的汪偽官員去蘇州，他兒子肯接受。男馬隊長到了南京，已經把許的戶口遷到她媽媽處，但遭拒收。許表示願意去農村。之前去了農村的何春梅和錢韻璇情況都不好，何勞累不堪糧食也不夠。許送給她丈夫50元。錢五十多歲了，回原籍農村後二監獄只給了300元，沒地方住，也沒處吃飯。許給了她二十多元，再也無能為力了。
到了11月，全社會的人也惶惶不安起來。石家莊大量地疏散人口。最後一批就業人員也是人最多的。剩下許和祝笑仙二人。祝是江西人，大軍閥的小妾，解放前逃到了香港，做走私買賣。為了送兒子去美國，祝入了國民黨的特務組織。她奉派策反張東蓀，到了張家門口不敢進去。再次奉派回京一下車就被捕了，在北京關了10年，轉到二監就業。她六十多歲了，嚎啕大哭說到農村只有餓死一條路了。許勸慰她等候就業科答覆，結果得過她好處的江西的外甥收留了她，許送她到火車站，由那位就業科幹部送她去江西。
7月30日許五年附加刑滿期了，她的公民權恢復了。她曾給吳一江寫過唯一的一個字條：“只要有一線的可能，你就是我丈夫。刑勢實在不允許，你就是我哥哥。毛主席和柳亞子的詩，就是我要對你說的話。”（同上，頁350-352）
1983年春，許出差到石家莊，她就去了趟第二監獄。男馬隊長告訴她吳一江刑滿就留二監獄就業了，已和一個女就業人員結婚。回到南京，許寫了三張紙寄到二監獄就業科，不久收到回信，原來他早已調到少年犯管教所去辦縫紉廠，妻子也一同調去，現有一個3歲的女兒，特別是他不但平反了，還承認他是起義人員，享受離休幹部待遇，一切都如意。
1993年春，吳一江隨他們單位的旅遊團到上海等地，其後他脫團到南京來看我。我和他坐在客廳裡，談到黎明3點半，我才知道他是1930年出生，父親是內蒙古寶昌縣的鄉紳，只有他一個獨子。他12歲娶妻，14歲就有了兒子。他在張家口讀師範學校時，張家口已經解放，趕上國民黨進攻，他已決定隨共產黨撤退，忽一轉念又回了還是白區的寶老家。因為屢遭土匪綁架，逼得投入傅作義的軍隊，起義後編入解放軍。1950年，他以莫須有的罪名被判死刑。上過法場，差一點兒被勒死，後來判成死緩，戴著腳鐐勞動，1954年改判17年徒刑，從20歲入獄到41歲釋放。這期間，他妻離婚帶走了女兒，母親帶著六歲的兒子靠施捨度日。幾年後，母親亡故，兒子靠領養他的姑媽撫育。其中的艱難苦恨，他說是能寫一本書。（同上，頁444）
吳一江的判刑，令人質疑中共建政前夕作出的承諾徒託空言，毫無誠信。
1947年十月公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稱：
本軍對於蔣方人員，並不一概排斥。............本軍對於放下武器的將軍官兵，一律不殺不辱，願留著收容，園區著遣返。對於起義加入本軍的蔣軍部隊和公開或秘密為本軍工作的人們，則給以獎勵。（《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出版，1966年3月第1版，頁1239）
人所共知，傅作義將軍所部官兵乃起義加入共軍的。那麼，1949年1月吳一江便是解放軍軍官，怎麼過了一年就莫名其妙地成了新政權的死囚？而且居然拉去陪殺場？她到底得罪誰了？飽嘗大棒20餘載再給予胡蘿蔔享受什麼離休待遇，能抵償得了嗎？
不過，比起傅作義將軍堂弟,園藝家傅作恭（1920,5,3–1960）
1957年劃為極右分子，1960年餓死於甘肅夾邊溝勞教農場，屍骨無存，吳一江算是幸運的了。
第五部 廣闊天地
第一章 新樂縣的堅固村 包括10小節：1再改造生活的開始 2張家的房客 3階級鬥爭 4槍斃了精神病人 5落戶半年，明白了處境 6痛下決心 7千里尋兄找安身之處 8相親談判 9使心眼兒 10往前走一步（《我是落花生的女兒》，頁004）
1那是60年代的最後一夜，她在村裡電磨坊靠在行李上和衣坐了一夜。次晨，也就是70年代的第一個元旦，她被安排在一隊中農張家喜芝嬸子的西屋。家安好了，她就上工運土。土質劣收成差，小麥每畝只收七十來斤，每個勞動日只合兩角多錢。吃的欠缺，燒的也欠缺。每天早午兩頓沒油少鹽，晚上喝點井水睡覺。第二年，隊上找她換工織毛衣的人不少，她的情況好了一些。（同上，頁359-360）
3一天半夜，她的自行車被大隊的民兵推走了。三個多月後，車總算給推回來。村裡經常開鬥爭會，她也不敢不去。
4村裡一戶姓馮的有三個兒子，大的兩個都瘋了。二兒子中專畢業，在縣裏工作，還結了婚。他用磨刀的石頭砸死了懷孕的妻子，丈母娘求情，判了無期。文革開始，大喇叭天天喊打倒這個，打倒那個。他在監獄裡也跟著喊，可他喊的是打倒那個最偉大的領袖。被槍決後馮老頭還繳了五角錢子彈費。三兒子在二個被槍決後也徹底瘋了，被處決前他唱著革命歌曲，喊著革命口號。槍斃後向馮老頭要了五角錢焚屍的汽油費。那一年，縣裏還槍斃了一個年輕人，是富農的兒子，罪名是貼了反動標語。但他始終沒有承認。（同上，頁362-363）
5麥收後的7月分紅，她得到十四元兩角五分，一個工日才兩角幾分。估計全年分紅不會超過25元。算起來，這不是她能自食其力的地方。她找到本隊另一個右派王文，王得了食道癌，七到九個月就完了。希望能回天津，死在家裡。她得謀個生路。
6她想到吳一江刑滿只剩多半年了，她必須趕在這之前離開，開刀斬亂麻！
7在1971年春節前20天，她就請了假，去往陝西眉縣種馬場找她哥哥。在那裡住了一星期。此前他哥哥回南京，由母主持親開了家庭會議，選了姓石的和姓魏的作女蟳。兄妹再討論，許考慮魏家人少，比較好相處。初步定在魏家。
8相親談判經過兩天。第三天一早許就回河北了。走前魏給她十幾斤全國兩票。她也看清了他的眉目。（同上，頁364-373）
9回到堅固村，四個隊長和指導員竟然要她交錢，因為燒了隊上玉米芯。她說來時二監獄給了300元安家費。對方堅持要再給錢，她要求隊上寫個收據，一手交錢一手給收據。對方沒轍只好罷休。另有一位叫小簸箕的管水工，請她重織一件機制毛衣兼洗乾淨，答應把他的工分撥到她的帳上。她如約完成了，對方食言沒撥工。她把毛衣給了大隊的總會計成群叔，讓他跟小簸箕要錢，還了他一報。
10這年5月中旬他拿到了准遷證，麥收錢到官村報上戶口，好參加夏糧的分配。在火車站的大廁所碰到一個老太婆，說是在南兵營待過。說她是好心腸的人，好人會有好報的。她相信對方準是道教會門一類的犯罪，還在講因果。（同上，頁373-377）
第二章《一戶農家的往事》包含四小節，主要講的是魏家兄弟娶妻的曲折。
1介紹官村位於秦川中部的武功縣楊陵區，而楊陵就是隋文帝陵墓所在，1934年建立的西北農學院就在武功楊陵。村裡人文化水平比一般的小村藥高。
2許嫁的丈夫名叫兆慶（後來許的右派平反通知書上寫的是振國，不知怎麼回事），其父思周生於19世紀70年代，自幼在本村學堂讀書，後被送去學習經商。弟弟思漢學木工。1929年早已回家務農的思周因大旱破產，全家去陝南洋縣，思周謀得一個伙夫的工作。兆慶給人當小長工。後思周病死，母子三人返回官村老家，雖然索回被思漢霸佔的土地房屋，卻因三人均抽大煙，生活一支貧困。1943年24歲兆吉被抽了壯丁，1947年12月內戰被俘，隨即編入解放軍。但1948年夏兆慶也被抓壯丁，他乘亂逃回家。1952年兆吉帶著一身嚴重的心臟病復員回鄉。土改時找兆慶家花為貧農。
3不幸的女人名叫趙昂昂，1937年生於甘肅省甘谷縣趙坡村。七歲時就許配給也是七歲的男孩汪躍金。汪念完小學就參軍還去過抗美援朝。1955年18歲的她倆結婚。1958年趙已生了兩個兒子。1959年大飢荒，昂昂戴著五歲的兒子黨餘跟姊姊一起逃到官村，兆慶把昂昂米子領回家。1961年春節後，昂昂懷孕了。年底12月，孩子出生取名科科。1962年冬，昂昂的弟弟由甘谷來找姊姊，回去就告訴汪躍金。1963年春節過後汪下關中尋妻索子。縣民政局受理此案，讓昂昂帶著黨餘跟汪回甘谷縣。
不到半年，昂昂乘汪去縣城開會至機戴上黨餘出逃回官村。兆慶喜出望外，但發現昂昂已有五個月的身孕。1964年2月，昂昂女兒出生，取名鳳女。1964年5月6日，昂昂抱著三個月大的鳳女走向遣送站。8月，汪躍金來要兒子，對八歲的黨餘拳打腳踢。趙昂昂回到汪川就病了，1966年7月，29歲的她咽了氣。
4在1971年春天，兆慶和科科父子倆做了一次正式的談話，兒子第一次順從父親意願——收拾（娶）老婆。（同上，頁378-397）
第三章 不一般的婚姻
1兆慶運氣不錯，他姨媽的乾兒子馬生方幫他找了縣公檢法的馬書記，許燕吉的戶口很快就寄來了。
2第二輪談判，許跟魏訂了個“互不侵犯主權，互不干涉內政”的和平共處條約。頭一夜，因為天熱，三人躺在院中，後半夜，兆慶把許搖醒，被許拒絕。只說等過些日子，互相熟悉了在應承他，他也沒強求，許鬆了一口氣。第二胎她就上工了。
3許和兆慶一起過日子，他先說一聲“哇”，再說句“我跟你說話呢！”許想了個稱呼，叫他“老頭子”。初去時，都是老頭子做飯，不久這就成為他的任務了。她還管洗衣服，在村邊叫“澇池”的池塘洗。後來用背簍被盜村被大坡下的後河去洗。
院中露宿的日子結束後，許就睡到小燒炕上。老頭子打光棍已10年，對性的欲求淡漠，很少到小燒炕上來騷擾。我們真是做到互不侵犯，和平共處。
9月的一天，是吳一江刑滿的日子，我曾望眼欲穿地期盼著的日子，現在日期是到了，卻已“今非昨，人成各”》我心裡難過，藉口縫棉衣沒去上工。
4婚後許熱心搞基本建設，包括蓋房，養豬，1972年春節之後就大興土木，掏蓄水的窖j，養雞，養奶山羊，還承包了打糠的任務。她一早上能吃五大碗玉米糊糊粥，中午要擀一大塊兒面，衣食無憂，在村裡也夠上小康人家了。
5基本建設搞完後的1973年，許餓媽媽計畫到陝西來看他們。為了孩子對她的稱呼，許頗費了點勁，結果還是老頭子吩咐兒子喊“媽”。許的母親來後，他們還帶他去了西安。上學後，一改幼時的頑劣，他學習好，又不打架，老師派他當班長。
6到了官村，許的姓名基本上就下崗了。1972年麥收前，本村的赤腳醫生找到許，讓她寫份材料給隊上，交代歷史特別是犯罪經過。她當即拒絕。麥收期間，兩個駐村的公社幹部半夜派人來傳她。到了大隊辦公室。當時農民給駐村幹部編了一段：“早上睡覺哩，上午看報哩，吃了閒轉哩，見人尋事兒（找碴兒）哩，晚上害人（開會）哩！”許對付了半個來小時，尋事兒，害人就算完畢。
7依照關中的習慣，許到官村不久，就想走動一下。頭一回去的就是老頭子的姨媽家。她八十多歲了，和大兒子一起生活，重孫子一大伙。中午端來的麵條真是清湯寡水，原來這叫“湯湯麵”，一般人得吃上二十多碗，她大概吃了三十多碗，味道還真不錯。無意間她得到了認同。第二回去的事老頭子姐姐家。也被認可了。到他表弟家是老頭子和我去的。這表弟被劃為中農，但現在比貧農還貧，孩子們都得自力更生，給自己掙唸書的錢。許家經濟情況好轉後，她還和老頭子坐長途汽車到乾縣去看她二姐乖祥，是旱災時被人販子騙到那裡的，家裏也是很窮，他們住了一夜就回來了。
第四章 還是社員，但收入高些了
1許母在1973年秋從南京來住了一個月。她陪母親四處去看，沒有去上工。母親回南京後，大隊叫去本村獸醫站上工，不用去地裡勞動了，又把本村的醫療站的藥房搬到了獸醫站，叫她兼管給人發藥。向大隊推薦她的人，是她北農大同屆女同學容珊，其父是中山大學名教授容庚先生。在校時她倆就很熟，沒想到18年後重逢。她因丈夫（也是同屆同學）被劃為右派，夫婦被放在青海省，後隨中科院植物所遷到楊陵，她奉派擔任楊玲公社的農業指導員。容珊平易近人，又能吃苦耐勞，工作很有成效，群眾微信挺高，大隊的領導們都尊重她。正巧那年那村醫務室和獸醫站的司藥都犯了假公濟私的錯誤，容珊適時說了句：“你們現成有人，為什麼不用？”於是許就高升了。還是掙工分，但天天有工，勞動強度也輕了。
幹了一年多，到了1975年，縣裏搞合作醫療，牲畜業合作醫療，業務就躲起來了。她就只管獸醫站這邊的事，直到1978年底，足有五年之久。
2獸醫站附近沒有人家，許睡在那裡，得其所哉。第一年年底分得五十多元，第二年的了一百元，第三年就得了二百多元。
3收入增加也算小康後，婦女們就勸許抱養個女孩兒。可是老頭子和科科都反對。到了1975年，給科科訂上了媳婦，是老頭子的表弟的大女兒芳芳。1976年暑假許帶科科和芳芳回南京，那年她12歲。許母親也很喜歡。不料1978年科科考進了武功中學，以近親為由，不想要這門親事了。就此告吹。
4農村閉塞，“四人幫”倒台的事，許是事後聽定期來實習的大學生說的。有一回見容珊，就問她，她說政策一會兒一變，怎麼執行，咱們就怎樣接受算了。許覺得428-她言之有理。（同上，頁419-427）
第五章 麻花又擰了一轉
1科科小學唸完，老師派他重讀一年。高中全憑全縣統考，他數學考了100分，全楊陵只有兩個。可是靠背書的政治只得了51分，差一分多沒被中專錄取，進了縣中。縣中的物理老師是西北大學畢業的，打成右派。英語老師則是大二的學生右派二人都被放到楊陵區磚廠幹最重的體力勞動，一幹20年，落實政策都到了縣中教書，二人住一間宿舍。談起來科科說英語是我媽教的！物理老師約許元旦那天在磚廠見面。1979年1月1日，許從對方那裡得知給又怕安置工作的政策。1月3日許一早騎著自行車跑了40里，到了縣城普集鎮，落實辦裡只坐著一個人。他說許最好自己回原單位一趟，她依言告假就上路了。
2回到石家莊農科所，交了申訴書，第四天政工科就找她談了話。總算順利，她歸途是回南京，幫她媽媽接待完美國回來的七娘，她就回武功報到。（同上，頁428-440）
3復職,改正,平反的過程前面已經詳細披露過，茲不贅。
4管羊的老婆兒記述任職武功縣畜牧獸醫站，宣傳普及養奶山羊的技術卓有成效。1981年她母親81歲，需要她回南京工作照顧。由統戰部幫助，她到了江蘇省農業科學院牧醫所幹了七年退休。
第六章《歸結》包括3個小節
1《前夫還是老同學》記述1992年冬在保定與前夫吳富融於火車站見面，是離婚33年後第一次。2004年和2005年回母校參加校慶100週年，吳贈一本詩集給她，她回贈四言四句詩一首：五十流年似水，萬千恩怨已灰，萍聚何需多諱，鳥散音影無回。（同上，頁441-443）
2《有情人還是朋友》（同上，頁443-444）
3《丈夫由房東變成房客》老頭子是1982年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時，戶口農轉非轉到南京的，因已過60歲，便在我們農科院當臨時工。他養過羊，養過豬，種過樹，栽過花。2006年死於腦梗，享年85歲。小孫女陪他坐過一次飛機，許帶他去過一次北京。（同上，頁444-447）
《後語》只三行：
我相信快樂得自己給自己找的道理。雖然老了，幸無大病，遺體捐獻手續已辦過，做一個高級阿Q，等待自然規律的勝利吧！（同上，頁448）
附錄
《懷念地山》周俟松
以手跡排出，原載香港《大公報》1941年9月（同上，頁449-452）
《我記憶中的父親》許燕吉
以手跡排出，末尾署的日期為1988年春（同上，頁453-455）
封底有三段話：
生活在我們那個年代的人，或不清有多少人身不由己。人生被歷史的巨刃割得七零八落，如同摔碎在地上的泥娃娃，粘都粘不起來。我，就是其中的一個。
1941年，當還是孩子的時候，我不會想到父親很快就要離去。日軍佔領香港，一家人要被迫內遷，輾轉於湖南,貴州等地，苦不堪言。
1950年，當我考入北京農業大學時，我也不會想到即將捲入那場潮流，轉眼變成右派，隔離審查，入獄六年，孩子夭折，丈夫與我離婚！
1969年，當我被疏散到河北一個極為艱苦的地方時，我更想不到竟會為生活所迫，嫁給陝西一個目不識丁的老農
今天，我已經80歲......
你可以有幾個10年20年，而我，就只有這一個80年......
2025年8月30日上午12:57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