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柴玲回忆录，再评民运强硬派
（瑞典）郭冬成
陈破空君写了一篇文章，《读柴玲回忆录，反思民族性》，发表在香港《开放》杂志，2011年12月号。破空君的文章，读来令人很有些感触。他所讲的许多道理，我是很认同的，比如批评八九当年某些社会名流未能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而挺身而出，比如谴责许多人在六四后看风使舵而堕落为中共帮凶，比如哀叹我汉民族有种种精神缺点等等。以历史的良心来为历史作证，甚好。然而，文章似乎也借机为柴玲而做历史辩护。关于这最后一点，破空君之言很难令人信服。
如何叙述和评论柴玲，关涉到八九民运的真相历史，关涉到八九民运的经验和教训，关涉到中国民运的策略，关涉到以民运人士自居者应该有怎样的道德承诺。这样的态度，其实破空君也是同意的，是可以从他的文章中看出来的。
以这样的态度看，柴玲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柴玲，她在八九当年争当了民运领袖，她坚持无限期地占据天安门广场，她坚持无限期地绝食，她坚持拒绝与党内温和派合作，她主张要流血成河，等等。她是八九民运学生中强硬派的典型代表。她的极端强硬而愚蠢的主张和行为，主导了八九民运的中后期，导致了八九民运功败垂成。她在六四镇压前，既没有绝食而死，也没有绝食而伤。在六四镇压后，既没有挺身而对中共枪口，也没有挺身而对中共牢狱。她搞了假绝食，她全身而逃，她率先而逃，她逃得快，逃得成功。柴玲和她的强硬派一道，不仅以其当年的言行导致了八九民运功败垂成，彻底失败，而且她当年的言行和她后来至今的言行一道，极大地败坏了中国民运领袖的公信力，败坏了中国民运的公信力。
破空君和我都是当年八九民运的积极分子。回首当年八九民运，那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民主运动，是全北京大学生的民运，全北京人民的民运，全中国大学生和全中国人民的民运。我们不仅曾经获得“我们是人民”的自豪感，而且曾经获得多项具体而重大的成果，比如言论自由（5月18日、19日的媒体），比如结社自由（学运组织代表与政府对话），比如集会自由（校园集会，广场集会，游行）。
我们应该承认，我们之所以几乎成功，固然是由于我们人民大众声势浩大，我们万众一心，大声向共产党说“不”，但也是由于我们的敌手共产党当时比较温和。这个温和，主要表现在中共党内军内有一大批温和派，邓小平还在犹豫不定，等等。我们之所以终于失败，固然是由于敌手邓小平李鹏中共的极其残暴，但也是由于我们民运的严重策略失误。这个策略失误，主要表现在民运强硬派一味地、无谓地、无休止地强硬挑衅。
强硬派的一个口号是，“不获全胜，绝不罢休”。固然从民运战略上讲，推翻中共暴政而实行中国民主化，乃是中国民运的目的，不达到此一目的，我们决不罢休。然而从民运策略上讲，这种口号就大为不妥。毕竟，毕民运全功于一役，那要求极理想的民运条件，比如，或者我方真的已经很强而敌手则真的已经很弱，我们已经控制了全党全军，或者敌手很温和开明。这样极理想的民运条件，通常只能是许多次民运战役胜利的积累，而绝不会是一次决战的结果。而且，如果我们真的有了如此极理想的民运条件，那么我们也就只需要良性互动了，而不需要搞民运决战了。如果敌手还很残暴且掌握着军队——这也正是八九当年的形势——那么民运决战就意味着巨大的风险。不是全胜就是全败。全胜固然极为可喜，但全败就极为可惨了。一般说来，一场具体的民主运动，乃是一场有限的民运战役，应该提出有限的战役目标，满足于有限的战役成果。应该追求积小胜而成大胜，积战役胜利而成战略胜利，而不宜轻言决战。
固然，八九当年的情势曾给中国人民以极大的乐观情绪，或信心，似乎本次民运将可能一步到位，实现中国民主化，固然，那极大的乐观情绪是民运的极宝贵资源，但很遗憾，那极大的乐观情绪未能得到民运策略的正确指引。民运分子既以民运为己任，便应该注重民运的策略，应该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应该提出某种适度的口号，使得中共更愿意让步，使得民运更有回旋余地。而“不获全胜，决不罢休”之类的口号，不仅把对手中共逼到要么彻底交权、要么彻底镇压的地步，而且把民运自己都逼到了只能进而不能退的地步。这种口号，其民运情绪很饱满，但其民运智慧却很欠缺，中听而不中用，十分危险。在民运战役中高喊“不获全胜，决不罢休”，简直等于是高喊“不获彻底失败，不被彻底镇压，绝不罢休”。
本来邓小平在民运前期的犹豫态度，是我们民运可以在策略上设法利用的。而邓小平的残暴品德及其巨大权势，是我们应该设法回避的。我们的民运本来应该见好就收，善意回应，有张有驰，以长养民间浩然正气，以促成党内温和派壮大，以促成邓小平光荣退休，以促成党内强硬派孤立。但是我们的民运强硬派，好像硬是和民运自己过不去似的，好像就是不被彻底镇压绝不罢休似的。客观上，我们的民运强硬派驱逐了民运温和派，罢倒了党内温和派，成全了党内强硬派，导致了六四大屠杀，断送了中国民运的一切资源和大好形势，导致了八九民运功败垂成。我们的八九民运强硬派面对中共温和让步时，显得比谁都强硬，越闹越来劲；而面对中共六四大屠杀时，显得比谁都怯懦，逃得比谁都快，简直是如做鸟兽散。而柴玲正是这种民运强硬派的典型代表。
还有，绝食抗议一策。固然，绝食抗议乃是和平抗争之策，乃是弱者天经地义的权利。但是因为生命关天，因而它也是一种极端抗争之策。它的优点是极大地震撼人心。它的缺点是刻不容缓，和极小化了双方妥协的余地。它迫使对手要么立即全盘接受，要么立即全盘拒绝甚至立即彻底取缔。它要求绝食者必备诚心，必备决死之心。一旦宣布绝食，那就一定要真绝食，而绝不可假绝食。权衡绝食抗争的优点和缺点，针对中共的残忍性格，中国人搞民运抗争时，绝不可轻言绝食。八九民运绝食，乃是极危险的一招。不仅逼到了敌手中共于死生之地，而且掐断了民运自己的回旋之路。八九民运绝食抗议，一方面，使民运自己难以灵活进退。二方面，给了赵紫阳以极大的压力，使他哭着说实在干不下去了。三方面，给了小平同志一个绝好的机会，使他得以给中共留下了一份伟大的血淋淋的遗产。而柴玲正是八九绝食抗争者的典型领袖，而且是真正的假绝食的领袖，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当年的柴玲政治上幼稚无知，念其二十三岁成熟迟慢，念其时代背景等等，固然可以获得世人某种原谅。她要参加民运和争当民运领袖，那也本是可喜可嘉之事。她贪生怕死，那也是人之常情。但她毕竟已是二十三岁，作为二十三岁的成人，作为强硬派的典型代表，号召北京要流血成河，而当千百万人流血抗争时，她却未能挺身迎敌，以其身而殉其大言，或就死或就捕，而是率先逃跑。如此无诚无信，这就完全是恶劣的品质了。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之后二十余年到如今，就其八九当年之言之行，之政治后果，之道德后果，柴玲本人似乎没有做过任何严肃的自我检讨。而是相反，她一贯地自我辩解，推卸责任。其辞令有“那是多数人的决定”，“你们不在天安门广场”，“你们没有民运经验”，等等。柴玲的无知，虚荣，独断，傲慢，骄横，贪婪权力，逃避责任，巧言令色，言而无信，要比人去冒死，自己却率先逃命，等等等等，与其他强硬派一道，极大地败坏了民运的公信力。
固然，我们当年的许多民运中年人也未必足够智慧老练，固然我们评论年轻人时更应秉持厚道之心，但我们毕竟知道八九民运中是有温和派的，而且在那年轻学生中也是有谦虚温和理智之辈的。令人耿耿于怀者是，民运强硬派太强硬，太独断，太共产党性格。他们把民运温和派彻底战胜了，彻底笼罩了，彻底劫持了。他们把民运几辈人积累的宝贵资源，把史无前例的民运大好形势，败坏的几乎彻彻底底，干干净净。
现在柴玲出版什么回忆录，能有什么新意？破空君写了个书评，赞美多多。但我读了该书评后，更可断言她的这本书根本没有什么新意。取个好听的书名，不过是哗众取宠而已。讲一些天安门广场的细节，不过是文过饰非而已。这些都是柴玲的一贯的坏品质。做人做到那种地步，说话还有什么信度？她不写回忆录还好，写了只会更加混淆视听。
我们是八九民运的过来人，有责任检讨八九民运何以功败垂成。由此出发，我们应该批评当年的民运强硬派，我们应该从八九六四中吸取起码的教训，我们未来的中国民运应该更讲究策略。就算我们这些人，说悲观一点，死也看不到中国的自由化了，但我们总应该为八九民运来作证，给后世人留下我们的叙述和评论。有关八九民运的经验和教训，以及中国民运的策略，我是很同意胡平的观点的。见好就收，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民运策略，不仅智慧老成，而且通俗易懂，好说好记。（完）
2011年12月
附件成破空原文：《读柴玲回忆录，反思民族性》
读《柴玲回忆》，反思民族性
作者： 陈破空
柴玲自传，英文书名比中文书名更为贴切：A Heart for Freedom（《向往自由的心》，副标题：柴玲回忆）；中文书名：《一心一意向自由》，则有些落俗。展卷细读，颇感意外。印象中，柴玲不常写作，但这部文字洗炼的回忆，细节感人，文字感性，读之感动，堪称佳作。作为当年的学生领袖，自传里全无空洞的政治说教，而是娓娓道来的故事、栩栩如生的人物，兼具鲜明的女性叙事风格。
● 柴玲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左起：香港演艺界人士岑建勋，柴玲，李录和封从德。（本刊资料）
“六四”凌晨，柴玲与同学们最后撤离
九十年代中期，海外出产题名《天安门》的纪录片，把八九学潮期间，柴玲独自对一个美国人和一名香港记者的谈话录音翻了出来，仅凭柴玲几句不太成熟的表白，就塑造出一个“让别人流血，让自己逃生”的另类柴玲形象。于是，对柴玲的谴责与挞伐如暴雨骤至。柴玲为此备受压力。
不撤，成了“原罪”；言流血，更成了“原罪”。连柴玲也被逼得默认了这种“原罪”。关于那段话，“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柴玲在自传中解释，这段话，最先从李禄那里听来。但，即便是李禄先说的，又如何？以我们对当时民情的了解，多少人都喊出这样的口号：“誓与广场共存亡”、“头可断，血可流，天安门广场不可丢！”与柴玲那段话，完全呼应，区别只是，一旦放到精心制作的电影中，便产生不同寻常的渲染力。
其实，“因言获罪”的柴玲，何须辩解？只须做如下声明即可：当年，作为一个年仅二十三岁的女孩子，我还没有成熟到如外界所想像、所期待的那种程度；难免说话不周全、做事不周到；但我追求民主的信念，天日可鉴；我只需要说明一点：我与天安门广场的同学们一道，都是坚持到最后时刻，经过集体表决，才一同撤离的。
需要流血的，不是柴玲，是邓小平
大约也是九十年代中期，海外有一场关于八九期间“该不该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反思。按理，任何运动或革命，关于其方向、阶段、策略，如何达到目标，都可以检讨；任何公众人物，更可以接受评判。但有人据此把“六四”屠城的责任，推到坚守不撤的学生们头上，甚至推到年纪轻轻的学生领袖柴玲头上，则是本末倒置、罔顾事实的逻辑混乱，客观上为“六四屠夫”邓小平和李鹏提供了辩护词。
从《柴玲回忆》中，读到一个细节，关于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人数变化。运动前期和中期，北京各高校的学生，是抗议主体；但到了五月下旬，北京当地的学生逐渐散去，外地的学生成为主体；到了五月底，外地的学生，也逐渐离去，仅五月二十九日那一天，就有约三万外地学生乘火车离京。到六月初，坚守天安门广场的学生，
只剩下不足五千人，到“六四”清场前，仅余三、四千人。
以笔者几次在国内组织学生运动的经验，深知，尽管存在学生领袖或学生组织，但作用均有限，学生运动的自发性极强，自发而起，自发而落，出于激情而来，甚至出于浪漫心而至，但激情过后，容易回冷；浪漫心碰撞到现实，容易受创。学生自发离开，或因疲惫，或因失望，或因兴趣转移，都在预料之中。八九那一年，如果不是因为中共“四二六社论”或宣布戒严等手法的刺激，学潮应早已落幕。
聚集天安门广场的请愿人群，从百万之众减少到只有三、四千人，再熬上几日，这三、四千人大概也都散了。按理，当局已经没有镇压的必要。为什么还要镇压？为什么非要镇压？笔者终于想明白了：权力斗争，中共高层的角力。
试想，三十多万大军已经开到京城，才发现没有镇压的必要，力主用兵的邓小平，岂不理亏？不镇压，撤回去，邓岂不大失脸面？在党内，赵紫阳岂不就赢了？——看吧，我说过，学生是和平请愿，好意给政府提意见，没有推翻政府的意思，如何？赵派若赢，邓的位置往哪里摆？因此必须镇压，哪管它必要还是不必要。邓的心思，一如1979年那回，对越开战，本来没必要，但却借口开战，从华国锋手上夺走军权。1989年的镇压，邓凭借手中军权，巩固了他在党内一度岌岌可危的“太上皇”地位。
撇开空泛的语言，可见，事实上，并非柴玲们“期待流血”，而是邓小平和中共顽固派期待流血，他们需要听见枪声，需要制造血流成河的效果，不仅要借武力巩固权位，还要借武力恐吓民众，看你们日后还敢不敢示威抗议占领天安门广场？“我们不怕流血。”邓早在1987年初，针对八六学潮，就撂出了这句狠话。笔者曾参与（1986年冬，上海）的八六学潮，乃自发落幕。胡耀邦因八六学潮而遭邓小平罢黜。
学运自发性极强，撤与不撤，并不简单
“应该撤”、“早就应该撤”，“见好就收”，这类观点，当然具有斗争策略上的价值；但，面对自发性极强而如洪流汹涌的群众运动，操作起来，又谈何容易？不仅柴玲回忆揭示，而且当年参与者都有感受，撤与不撤，并不简单。
有政府方面的人，来与柴玲等人沟通。一类人说：邓小平希望“学生们能多给大家留一点时间，不要把运动深化，免得给大家都带来危害。”（传话者自称与邓家有关系。）另一类人说：“如果你们真要行动的话，那就干脆彻底一些。”（传话者听上去属于赵派。）
而在广场，当柴玲等学生领袖宣布停止绝食时，愤怒的学生们冲著他们吼叫，指责他们背叛，“他们疯了似地把公交车（总指挥部设在这部车上）使劲往后推，直到整辆车都摇晃了起来。有人扔了一块石头，把一个车窗砸碎了。”
“六四”前夕，柴玲还受到两起面对面的威胁。一名工人闯进帐篷，拿一把枪指著她：“我们那么多工友都为保护你们学生死了，如果你从天安门广场撤退，我就拿枪崩了你！”另一名学生冲进来，拿一把刀指著她：“柴玲，这么多学生被杀害了，如果你不让学生们撤退的话，我会捅死你！”
最后，柴玲和学生领袖们认定，撤与不撤，只能由广场上的学生们来投票决定。可见，年轻的学生领袖们，并不能控制广场局面。当时的情况是，缺乏一个坚强、有准备和训练有素的组织担当运动中坚，不可能让学潮做到收放自如。“见好就收”的策略，理论容易，实践不易。
反思斗争策略，也须反思民族性
放到突尼斯，因一小贩自焚，民众抗议便如冲天怒火，一举赶走独裁者；放到埃及，统治者已经接受抗议民众要求，答应下台，并公布政权交接时间表，民众却不依不饶，非要独裁者立即走人；放到叙利亚，民众示威，迄今已9个多月，抗议民众被杀超过4000，当局先后承诺改革、对话、释放政治犯，民众不仅不撤，反而持续抗争，一浪高过一浪；放到利比亚，民众不仅不撤，还武装反抗，直到颠覆政权，杀死暴君……
诚然，突尼斯与埃及等国相对开明的独裁统治，有别于中共极端暴戾的独裁统治，前者留予民众更多空间。笔者此前也曾撰文，阐述两种统治的区别及民众的不同选择。此处不赘述。今年，利比亚与叙利亚的统治者，镇压和屠杀示威民众的残暴程度，看上去不亚于中共，卡扎菲公开承认，他效法中共。然而，民众不惧、不撤、不动摇，反映的，必然有其民族性。
斗争策略固然需要讲究，但，不撤，不达目的誓不休，几乎是所有民权运动、民主运动、以及所有造反或革命中，参与者的基本态度、基本立场，从最温和到最激进的诉求，哪怕是一桩拆迁案的补偿要求，概莫例外。否则，所为何来？
别国民众不撤，唯独中国民众需要撤？而且是那般温和的中国民众，那般天真的中国学生，那般和平、理性、真诚的中国式请愿。恕笔者言，那种片面强调妥协忍让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正反应了中国人的民族性：软弱，怯懦，胆小如鼠，消极被动；不敢谋反，只敢请求，至多造次，而且，边造次还得边看统治者的脸色行事。（中国人民族性难以准确定性，大致或部分如此。）
笔者赞同策略上的反思，以为后车之鉴。对抗中，适当的撤退，以退为进，原本也是古法。但，是否也是因为民族性的局限，使反思者们无法反思到另一个方向？——当时的百万之众，何不发一声喊，一鼓作气，冲进中南海，冲进人民大会堂，占领国防部，占领中央电视台，以人民起义的方式，推倒独裁？如果中国人具有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那等民族性，勇敢，有种，彪悍，生猛，坚韧不拔，敢于造反，敢于复仇，那么，盘踞北京的那个曾经屠杀几千万中国人、当时又把屠刀挥向手无寸铁的莘莘学子的残暴政权，又岂有不倒之理？据传，当时的老邓，心生恐惧，已经准备好，若镇压失败，就带全家出逃巴基斯坦。
中国民众若能同心协力，坚持抵抗，邓的镇压未必就能成功。观察今年的利比亚和叙利亚，正是民众持久的浴血抵抗，才逐渐召唤起军人倒戈、军队反叛，以及国际社会的介入。中国民众若能不屈不饶，感召被称为“子弟兵”的解放军，最终促其分化、倒戈，并非不可能。诸如38军军长的阵前抗命，就是端倪。
八九民运失败，是民族性的失败
记得1989年6月4日后某日，身在广州的笔者，曾与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葛天豪见面，葛问：或许暑假过后，学生回校，学潮又会再起？我立即回答：不会。之所以回答得那么干脆和肯定，正是基于我对中国人民族性的感知。不久，笔者入狱，遭审问时，了解到，高墙之外，当局正在搞“人人过关”，学校、机关等单位，参加过八九民运的，人人需要写检查，或者揭发。很现实的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刚忙完学潮，就开始忙“人人过关”，他们中，有几人寻思让学潮再起？
八九风云，春夏之交，前后两个来月，那些富有阅历、甚至富有声望的知识分子或社会贤达，有几个，真正挺身而出，站到运动前沿？寥寥无几。再次印证民族性的软肋：瞻前顾后，明哲保身，贪生怕死。更有当时亲笔书写声明要求学生不撤的知名学者，事后竟摇身一变，沦为今日中共之御用文人。见风使舵，见利忘义。
八九民运失败，是民族性的失败，又何必嫁祸于一个远非老练政客的学生妹？对柴玲的责难，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还是一百步笑五十步？正是这个紧守活命哲学的民族，可叹的民族性，才能让那个当今世界最残暴、最腐败的独裁政权，霸占中国大半个世纪，时至今日，其横行，仍仿佛遥遥无期。
作为八九学潮期间天安门广场总指挥，柴玲的言行对错，大可争议。但其历史地位，自然形成，逃亡海外后，连柴玲本人都不曾意料，身影所至，造成轰动，乃至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国际社会认同柴玲和中国学生的勇敢精神，绝不会因为她或者他们说过几句不成熟的话而轻易否定。
宗教信仰或可救中国
《柴玲回忆》的最后篇幅，记录了她从一名学生领袖转变成一名基督徒的心路历程。“人到尽头神抬头”，曾经遭遇的人世打击、精神创伤，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促成柴玲接受耶稣基督的引领。自由，柴玲依然使用这个词，来定义她“获救”（信主）后的心境。肩负神的使命，柴玲转而从事维护妇权，为女童发声，揭露中共“一胎化政策”对女性和生命的戕害。
笔者阅读《柴玲回忆》期间，中国正传出一桩耸动新闻：一名两岁女童，连续被两部车碾轧； 18个过路人熟视无睹，见死不救；直到第19个人，一名拾荒妇，才将这个血淋淋的小生命抱起。女童送医后，不治身亡。
经共产党长期洗脑和毒化的中国人，道德滑落，良知沦丧，冷漠冷血，一至于此！
建立分权制衡的民主制度，国家硬件，已非易事；重建一个民族的精神与道德，巨大的国家软件，更是一大难题。柴玲的信仰归宿，让笔者联想到，如果有相当部分、比如半数以上乃至多数中国人，皈依宗教，仰望于神，那么，独裁者的宣传与洗脑、伪善与谎言、暴力与恐吓，岂能不失效于无形？由此也可明了现政权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恐惧所在。在信神的境界里，怀仁怀德，行善行慈，中国人的道德可望获救，进而，中国人可望获救。这大概是“一生都梦想救中国”的柴玲，最后悟出的真理：靠信仰而获救。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1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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