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林彪拥趸刻意回避的史实：毛泽东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

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的？
——就“林彪事件”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与林彪拥趸的商榷（1）

朗 钧（北京）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就“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的？”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并在定义“林彪拥趸”之后，对林彪拥趸避谈“毛泽东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史实的现象进行了讨论。本文指明：避谈“毛泽东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史实，说明林彪拥趸在“林彪事件”的认知上和官方具有同种的忌讳和不诚实。

　　关于“林彪事件”的陈述，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很少有人在研究文章中谈及毛泽东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这段史实。而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这个问题则更被文革研究专家们所忽视。本文将就这个问题做一些讨论。
　

一、毛泽东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

　　高文谦先生所著《晚年周恩来》的第五章中有一小节，题为“毛、林交恶的根由”。其中透露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史实：

　　中共“九大”闭幕之后，毛泽东曾带着张春桥到苏州区看望林彪。以谈如何防止出现修正主义为名，毛泽东试探林彪的态度，同时不动声色地挑动林彪对张春桥的忌心。毛泽东在谈话中先是说总理年纪大了，问林彪对周总理的接班人有什么考虑，然后话锋一转，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彪不吭声，毛又问：你看小张（指张春桥）怎么样？弄得林彪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后来林彪还是借着谈怎样才能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时，才拐弯抹角地表示：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林彪已明显感到毛有改变接班人的考虑，预感到自己的前途凶险。为此，林彪和叶群俩人在苏州时，曾为此关起门来相对落泪[1]。

　　高文谦先生将毛泽东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简称“毛向林荐张”）这件事定义为“毛林交恶”的根由，还说，毛林苏州谈话“是解读庐山会议前后这段扑朔迷离历史的一把钥匙”——这是很到位的评述。

　　关于“毛林苏州会面”，除了高文谦先生的书中有所记载，《邱会作回忆录》中也有过一次关于毛泽东和林彪的苏州会面的记载。高文谦先生所说“毛林苏州会面”的时间是发生在“九大”之后，具体时间没有写明。而邱会作版本的“毛林苏州会面”说的很明确——1970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路过苏州时，和林彪有过一次会面。邱会作还说“毛林苏州会面”那天正好是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至于毛林这次苏州会面时张春桥是否在场，邱会作没有说。邱会作只是说，毛泽东在和林彪的谈话中夸奖了黄、吴、李、邱这些“红小鬼”[2]。

　　那么，毛泽东去苏州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的具体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呢？
　

二、毛泽东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的确切时间？

　　1969年4约24日中共“九大”闭幕。之后，毛泽东和林彪的行踪大致如下：

　　资料显示，“九大”闭幕后，毛泽东和林彪没有立即离开北京。

　　1969年5月31日毛泽东去了武汉，一直住到6月26日方才离开武汉[3]。之后，毛泽东去过湖南[4]，7月间还到过浙江[5]，国庆节之前回到北京[6]。在这段时间，林彪曾经去过一次井冈山[7]。之后，返回北京，与毛在京共度国庆。林返京时是否路过苏州并逗留？待考。

　　“十一”过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人扬言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出于战备需要，1969年10月15日毛泽东乘火车再次去武汉[8]。10月16日，林彪去了苏州[9]。毛林离京后，周恩来和在京政治局人员和军委办事组人员撤往西山。

　　1970年3月间，毛泽东是住在武汉，并派汪东兴回京传达他有关召开四届人大的指示。

　　林彪自1969年10月离京后，一直在苏州居住。

　　1970年4月25日，如邱会作所说，毛泽东路过苏州，和林彪见面。

　　“毛林苏州会面”后，毛泽东和林彪几乎同时回到京[10]。

　　那么，从1969年4月24日中共“九大”闭幕到1970年4月25日这整整一年的时间内，曾经有过几次“毛林苏州会面”呢？此事有考证之必要。

　　高文谦先生说，苏州“毛向林荐张”之事发生在“‘九大’之后”。

　　按照用语习惯，所谓“‘九大’之后”不应该理解为距“九大”闭幕相隔很长的时间。邱会作所说的“毛林苏州相会”发生在1970年4月25日，其距“九大”闭幕已整整一年，谓之“‘九大’之后”似乎不合常人的用语习惯。按照常规理解，高文谦先生所说苏州“毛向林荐张”之事应该发生在“九大”闭幕到10月15日战备疏散这段时间内。

　　笔者另有一推测——或许高文谦先生和邱会作所说的“毛林苏州会面”实际上是同一次？！只不过邱会作在叙述史实时隐去了毛泽东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的重要情节。其推断理由如下：

　　首先，从谈话内容的相似性分析：

　　高文谦先生版的“毛林苏州会面”中，是林彪提出，为了防止出修正主义，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就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人，目的是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林彪夸奖黄、吴、李、邱的原因很清楚，林彪是在变相否决毛提张春桥做接班人的提议。

　　而在邱会作版本的“毛林苏州会面”中，是毛泽东主动夸奖了黄、吴、李、邱这些“红小鬼”。但毛为何夸奖黄、吴、李、邱？邱会作没有说清楚。

　　总之，毛林在谈话中确实涉及黄、吴、李、邱从小跟着毛泽东干革命和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这些内容

　　其次，从当时的政治背景分析：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派汪东兴回北京,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自己关于着手召开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的指示。毛指示中最为关键的一条就是：修改宪法时不设国家主席[11]。到会政治局委员“一致拥护毛泽东意见，商定立即着手进行以下工作：（一）成立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工作，并约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面商；（二）成立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修改宪法工作，先将修改要点写出，至四月八日完成修改工作；（三）由周恩来、姚文元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稿，集中讲当前政策和计划问题等”[12]。有学者指出——在这三个与筹备四届人大有关的“工作小组”中，唯有张春桥一人的名字同时出现在两个小组的名单中，其在毛泽东心中的位置显而易见[13]。

　　但是，4月11日，林彪在苏州经过再三斟酌后，针对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提出了相反的意见，绕过新宪法设不设国家主席这个关键问题，直接建议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14]。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转达林彪的意见后，到会政治局委员又一拥护成林彪的建议。但江青在会上说了一句内涵很深的话：“毛主席还在，林彪如当国家主席，也不好”[15]。毛泽东为避免夜长梦多，在林彪表态后的第二天，立即表态：“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16]。

　　由于林彪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公然对抗毛泽东，所以毛泽东在回北京之前的4月25日亲赴苏州面会林彪，并发生了“毛向林荐张”之事。毛泽东此举就是要明确传达要林彪“歇菜”的信息。

　　“毛向林荐张”之事可能不像高文谦所说，发生在“‘九大’之后”，而是发生在“九大”闭幕整整一年后的1970年4月25日。有两个人的文字似乎可以旁证这一点：

　　关于文革中的“毛林苏州会面”，除了高文谦先生的书和邱会的回忆录中有所记载之外，舒云女士女士在她的被王年一先生称为“全景式的大曝光”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一书中也有过两段与“毛林苏州会面”相关的文字。

　　第一段文字是这样说的：“张云生回忆：毛泽东带张春桥等人去苏州前，批评张春桥：林彪在苏州，你们怎么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张春桥说，人家保密”[17]。

　　第二段文字是这样说的：“4月25日，毛泽东坐专列从上海到苏州去看望林彪。……毛林会见的气氛很好，有说有笑。……那是东方红卫星刚上天……官伟勳（林办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问林彪怎样才能防止出现修正主义时，林彪回答：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18]。

　　舒云女士的这两段文字说明，“毛林苏州会面”时，张春桥确实是在场的。但是，“毛向林荐张”之事，舒云女士在上述两段文字中均未提及。看来“完整调查”还是不够完整。

　　师东兵先生在《汪东兴传》书中曾提到一个与“毛向林荐张”史实很接近的一个情节：

　　……直到一九七零年就要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他（指林彪）听到张春桥将要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传言后，询问汪东兴毛泽东和什么人来往比较多？汪东兴说，张春桥在毛泽东面前说林彪没有理论功底，作为接班人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江青是想让张春桥来做林彪的助手。一旦林彪身体不好时，张春桥好出面取而代之。……

　　但是，师东兵先生的《汪东兴传》全书无注释。读者无从知晓其史料出处。

　　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决定弃用用林彪的，已经是一个无法考证的事情。但是，1970年4月25日毛泽东当着林彪的面要让张春桥接班之事和1970年3月正在启动的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密切相关；和1970年4月间毛林之间就“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发生争执密切相关；和1970年7月张春桥和吴法宪之间关于“八一建军节社论”中是否允许毛泽东和林彪一道“直接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发生的争论密些相关；和1970年8月14日张春桥吴法宪之间关于“宪法修改草案”中“三个副词”发生的争论密些相关；和在1970年8月23日林彪帅众在刚刚开幕的庐山会议上向张春桥发难密切相关；和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发动“批陈整风”运动回击林彪“清君侧”之举密切相关；和1971年9月13日林彪夺机外逃-殒命黄沙密切相关。避谈“毛向林荐张”这段史实就无法圆说发生“林彪事件”的因由和结果。
　

三、毛泽东真的想让张春桥做接班人吗？

　　毛泽东真的是想把接班人的位置传让给张春桥么吗？

　　文革期间，张春桥在毛泽东的权利布局中始终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但是，毛泽东是不会把最高权力交给张春桥的。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从后来召开的中共十大对中央副主席的安排——四届人大的政府总理人选安排——周恩来死后的总理人选安排——以及毛泽东死前对党的第一副主席的安排，张春桥都不在圈定人选的范围之内。

　　毛泽东对进入中央决策层的人员的档案是一清二楚的。刘少奇的所谓“叛徒内奸”案看似结案于1968年。实际上早在建国初，毛泽东已经通过高岗掌握了刘少奇早年在东北被捕和关押的原始档案[19]。张春桥和老婆文静的变节问题在文革中曾被上海造反派搞得风生水起，继而又风平浪静本身就很可疑[20]。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庇护张春桥是为了文革之大计是不必争论的问题。

　　毛泽东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的用意很清楚，只是要向林彪传达一个信息：你的接班人位置不是不可以变更的。让张春桥接林彪的班只是一个由头，不拿张春桥做由头，换成陈永贵，吴桂贤也未尝不可。

　　林彪做接班人的事情不是已经写进党章了吗？写进了党章的事儿还能够随便更改吗？如果可以随意更改岂不成了儿戏——这几乎是林彪拥趸为林彪喊冤的文章都持有，但又不敢明说的一个观点。

　　儿戏党章！这正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在一百多年的国际国运的历史上，法定某人可以继承尚未死亡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的权利是一件绝无仅有的事情。即使是北朝鲜这种封建世袭的国度，在其执政党——劳动党的党章中也没有法定某人可以继承尚未死亡的在位领袖的统治权力的文字。作为亲儿子，金正日也罢、金正恩也罢，都只是在亲爸爸金日成和金正日死后，才敢修改党章，把自己的名字写入党章。

　　笔者在少年时曾读《赫鲁晓夫主义》一书。当读到列宁遗嘱那段文字时，感觉很异样——他快死了，凭什么还要说三道四？当“九大”党章把林彪的“接班人”的地位煞有介事地写入党章时，少年笔者的感觉就更加异样：林彪的“接班人”名分难道不是相对毛泽东的死亡才有意义吗？“九大”党章被举手通过的那一时刻起，林彪在这个世界上存活的全部意义就是等待毛泽东的死亡——人怎么可以这样恶毒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依然可以安然无恙呢？

　　当然，对党章确定“接班人”之事毛泽东或许有另外的理解。

　　当“九大”新党章儿戏般地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党章的时候，无产阶级先锋队章程的严肃性就已经被践踏了。它已让位于一种毫无严肃性可言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实际上体现的是另外一种的游戏规则。从林彪在“九大”的党章中被法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的那个时刻起，新的游戏规则就悄然有效了。既然可把封建储君式的人选堂而皇之地写进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章这等儿戏之事可以发生在前，为什么不可以有君王任意废黜储君的举动发生在后呢？对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废黜暂且不提。林彪死后，毛泽东对王洪文也是先立后废，并用王洪文类比刘盆子。刘盆子就刘盆子！王洪文一如既往，该吃吃，该喝喝；至于副主席的位置的随意更换也不是不可以的——李德生在副主席的位置上只坐了16个月，就被毛泽东强迫辞职，黑不提白不提了。王洪文李德生对此虚位都看得很开。唯独林彪同志居然为“接班人”之虚名闹将起来。

　　“毛向林荐张”所释放出来信息就是两个字：歇菜！以林彪之敏感不可能听不懂。林彪在接受到毛让他歇菜的信息后，其心情肯定是极其复杂的。首先占据其大脑统治地位的感觉应该是羞辱。林彪曾经对他的喽罗们说过：“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是一些不知名的小记者”[21]。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小记者居然要和自己平起平坐甚至骑到自己的脖子上去了。感到羞辱之后，愤怒就接踵而来。毛泽东推荐张春桥接班本来就是一个由头，激怒林彪才是目的，可林彪还就真的生气了，在后来的庐山会议上呼风唤雨，着实闹出些大动静来。
　

四、林彪拥趸的定义

　　“毛向林荐张”之事基本讨论完毕。“毛林苏州相会”的确切时间留待继续考证。下面的文字用于与林彪拥趸之商榷。

　　既然是如副标题所说，要就林彪事件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与林彪拥趸进行商榷，就应首先为“林彪拥趸”这个概念做个定义。

　　何谓拥趸？

　　“拥”字好懂。拥护，簇拥之意。

　　“趸”字较为费解。百度百科上的解释是：“趸”是一万只脚，表示众多，引申为聚集；“趸”字还有“唯万是足”之意，达不到“万”就是不足，可引申为“囤聚、聚集”。

　　现在将“拥”“趸”二字连接，“拥趸”之意了然：拥趸就是“为了拥护某人而聚集，且形成簇拥之势的人群和个人”。这样的人群和个人有什么特点呢？百度百科给出了提示，即：“拥趸非常注重的是忠实”。什么是“忠实”？“忠实”就是没有原则地爱屋及乌或恨屋及屋。

　　那么“拥趸”的准确定义就应该是：“为了忠实地拥护某人而聚集，且形成簇拥之势的人群和个人”。比如林彪就曾经是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一个拥趸。“拥趸”一词可以单数、复数兼而用之。

　　“拥趸”之意已经明了，那么“林彪拥趸”的定义也就不难搞定。“为了忠实地拥护林彪而聚集，且形成簇拥之势的人群和个人”就是“林彪拥趸”。

　　林彪拥趸的成因不详，但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这个人群或个人所共有的奇异思维很值得探讨。

　　林彪拥趸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曾经与林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死党”级人物的经历不一样，但是，却可以莫名其妙地将他们之好恶无条件地转化为自己的好恶。林彪拥趸在“林彪事件”研究领域中所占的人数比例数并不是很大，但是人们都知道这类拥趸拥林的方式和手段都很了得。

　　为了让读者对林彪拥趸有一个较深刻的认识，下面举出一人两例：

　　王年一先生生前曾著有一文，题为《向所有為林彪立傳的人致敬》，堪称“林彪拥趸”宣言书。文中说林彪是“中華民族最优秀的兒子”，且具有一种“爱國家﹑爱人民的伟大人格”——拥趸之态跃然纸面。

　　王年一先生在《林彪不惜一死粉碎文革》一文中还有更惊悚的话语：“以一死而拯救万民，林彪堪称伟大”、“万世骂名不足惧，但求苍生得太平。古往今来，林（彪）是中华第一大英雄”。

　　但是，在当年八亿中国人当中，到底是哪一个人因林彪的死而被拯救了呢？王年一先生至死都没有予以说明。大家只是知道林彪死后，不但没有人被拯救，而是有很多人因之被牵连、被审查、被监禁。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个因林彪的失势和死亡而被拯救的人的话，那么这个人只能是张春桥了。而“苍生之太平”更是乌有之事。至于林彪是“第一大英雄”之说只能用于证明王年一先生无愧于“林彪拥趸”的领军人物而已。
　

五、林彪拥趸为什么避谈“毛向林荐张”这段史实

　　“林彪拥趸”的定义已经作出。现在讨论本文的最后一个问题：林彪拥趸为什么要避谈毛泽东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这段史实的呢？

　　以林彪、叶群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判断，“毛向林荐张”这一关乎林彪政治生命走向的重大动向，林、叶不可能不向黄、吴、李、邱透露。黄、吴、李、邱的后代在一些非正式场合多次谈到过苏州“毛向林荐张”这段史实。后代们的信息来源于父辈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奇怪的是，在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三人在“九一三事件”三十年后所写的回忆录中，却不约而同地都缺失了这段重要的史实。每个人由于自己的立场、情感倾向，在写个人回忆录时对史料的选用是有选择的。而经过选择性描述的历史是和真实的历史是有距离的。人们常说，个人回忆录的不可靠性，或不完全可靠性，或完全不可靠性可由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回忆录同时缺失“毛向林荐张”这段史实被再一次证明。

　　不只是吴、李、邱在各自的回忆录中有意回避了“毛向林荐张”这一几乎可以准确揭示庐山会议上“毛林争斗”实质的重要史实，林彪拥趸们在为林彪辩诬的许多重头的综述性文章中也均不提及“毛向林荐张”之事。例如：王年一的《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林彪不惜一死粉碎文革》、《1970年的庐山会议及毛泽东、林彪冲突之起源》，丁凯文的《林彪事件研究的再思考——与高华商榷》、《论1970年庐山会议及其影响》、《再论1970年庐山会议及其影响》、《庐山会议的斗争与毛泽东处理林案》、《论汪东兴与林彪事件之关系（一）、（二）》、《也谈林彪９１３事件——评肖思科<粉碎五大谣言－－知情人证明林彪真正死因>》等等。按照林彪拥趸的逻辑，在“林彪事件”中，林彪是被毛泽东欺负和逼迫的一方，那么“毛向林荐张”事属毛泽东第一次欺负林彪，且打上门去，林彪拥趸本应对其大肆宣扬、大做文章才对啊。但是，奇怪得很，事情却恰恰相反。

　　文章所述各有侧重，史料引用难免周全——这也许是林彪拥趸在文章中缺失“毛向林荐张”这段史实的一个较为充分的借口。但是，在丁凯文主编的《重审林彪罪案》一书中，署名“渔歌子”编辑的《林彪“文化大革命”大事记》[22]中，连林彪抽叶群大嘴巴的家事都记录了进去，却偏偏缺失了苏州“毛向林荐张”这段重要史实。

　　多年以前，笔者在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书中看到毛泽东在苏州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这段史实时，首先要做的就是看一下注释，看看这段史料的出自何处。但是笔者惊异地发现，“毛向林荐张”的这段史实最早竟然是出自王年一先生的著作《大动乱的年代》中！高文谦先生在《晚年周恩来》一书提及此事时，还专门在注释中写明，这段史实引自王年一先生的1988年版的《大动乱的年代》的第388页。

　　于是，笔者再翻阅王年一先生1988年版的《大动乱的年代》，想看一看王年一是如何注释这段史料出处的？但是，很遗憾，一向严谨的王年一先生在书中对此段史实的出处没有给出注释。多亏高文谦先生先生除了注明这段史料来自王年一先生的《大动乱的年代》之外，还加注了一段文字，说明毛泽东在苏州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这段史实还出自“胡乔木在修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的讲话”。以胡乔木在中共党内具有的身份和其谈话的场合来看，苏州“毛向林荐张”这段史实的真实性是不必怀疑了。

　　以笔者之寡闻，《大动乱的年代》一书1988年出版后，至今已二十五年。这期间似乎没有人出来质疑过毛泽东在苏州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这段史实的真实性，尽管它很少被提及。至少王年一先生本人在有生之年也没有出来申明予以更正过。而且林彪事件研究的专家中不乏考证派学者，好像也没有人对这段史实提出过异议。

　　毛泽东在苏州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这段史实的出处基本说清楚了。王年一先生避谈苏州“毛向林荐张”这段史实的原因也就随之清楚了：《大动乱的年代》一书的出版时间是1988年。那时的王年一先生还没有专门涉足林彪事件研究这个领域，尤其是还没有沦落成为一名林彪拥趸。所以他当时尚能够如实地呈现他手中所掌握的史料。但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当王年一先生开始专门研究林彪事件之后，尤其是王年一先生变身为一个地地道道、货真价实的林彪拥趸之后，他就不再在他本人以及他和合作者的文章中提及苏州“毛向林荐张”这段史实了。不仅是王年一先生，其他林彪拥趸也效仿王年一先生的做法，均在为林彪辩诬的文章中，避谈苏州“毛向林荐张”这段史实。此等默契几乎成为一种共识。

　　林彪拥趸为什么那么忌讳谈及毛泽东在苏州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这段史实呢？

　　苏州“毛向林荐张”这件事和林彪几个月（或十几个月）后率众在庐山会议上向张春桥发难之事之间的必然联系是如此之显而易见。提及“毛向林荐张”的史实对于揭示庐山会议真相——“林彪发难张春桥”之动机有着画龙点睛的作用！林彪拥趸们想把林彪正义化和正确化，想把1970年庐山会议上的“林彪发难张春桥”的闹剧描写成一个反文革之壮举。因此，苏州“毛向林荐张”这段史实必须予以回避。因为如若提及这段史实，林彪拥趸即使使出全身解数也难以圆说庐山会议上“林彪发难张春桥”之因由了。

　　林立果在他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对“毛向林荐张”和“林彪发难张春桥”这两件互为因果的事件做过的坦诚的描述：“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而相应的对策之一是“先斩局部爪牙，先和B-52既成事实，逼迫B-52就范”[23]。林彪拥趸高度评价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说此纪要是“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批判乃中国思想解放的先驱”[24]。既然如此,林彪拥趸为什么不在“毛向林荐张”和“林彪发难张春桥”的史实陈述问题上，效仿一下林立果的坦诚和直白呢？

　　在即将结束本文的时候，还应说明一点，毛泽东在苏州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这段史实在所有官方出版的文字中也同样是缺失的。比如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汪东兴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吴德的《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等等。其他林彪问题研究人员的文章，如于南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一场风波》也未提及苏州“毛向林荐张”这段史实。张春桥死后，笔者见到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先生在《张春桥之死》[25]的文章，其中很晦涩的提到过苏州“毛向林荐张”这段史实。

　　官方文字不提及毛泽东在苏州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这段史实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为一旦提及苏州“毛向林荐张”这段史实，毛泽东的形象将受到损害，且诸多对林彪的指控也都将无法自圆其说，例如“天才论”、“设国家主席”这些虚拟罪责。

　　但是，一向在林彪问题上和官方大唱反调的林彪拥趸们为什么也不愿提及苏州“毛向林荐张”这段史实呢？这种巧合难道不正好说明林彪拥趸在同一个重大的问题的认知上和官方具有同种的忌讳和不诚实吗？
　

结束语

　　“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42年。林彪拥趸总想把“九一三事件”描绘成一出悲壮剧。但是“九一三事件”的悲剧色彩实在很淡，壮剧色彩地没有。记得当年北京一蹬三轮的老爷子在街道办事处听完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外逃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文件后，甩出一句京片子：“这算怎么档子事儿啊，这都哪儿跟哪儿啊？”——真是一语中的。

　　“九一三事件”唯一的一点历史性提示就是让老百姓用看戏的方式明了了，原来被林彪鼓噪的可以类比欧洲文艺复兴[26]的毛之千秋大业——文化大革命革——不过是一场闹剧，“九一三事件”就是这场闹剧的高潮，而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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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稿于2013年7月20日 北京西山植物园

　　[1]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76页。

　　[2]《邱会作回忆录下卷》，第151页。

　　[3]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58页。

　　[4]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61页,注释②毛泽东同黎原、华国锋谈话记录，1969年6月28日。

　　[5]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61页,注释③毛泽东同南萍、陈励耘谈话记录，1969年7月8日。

　　[6]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62页。

　　[7]张云生《毛家湾纪实》，第361页。

　　[8]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63页。

　　[9]《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766页。

　　[10]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67页。

　　[11]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81页，注释43《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8-25日。

　　[1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53页。

　　[13]余汝信《1970年宪法修改草案解读》。

　　[14]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82页，注释45林彪口授给毛泽东的电话记录，1970年4月11日。

　　[15]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82页，注释46陈晓农编著《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

　　[16]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292页。

　　[17]舒云女士《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上册》，第142页。

　　[18]舒云女士《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上册》，第192页。

　　[19]杨继绳《高岗秘书谈“高岗事件”》,《炎黄春秋》2013年第6期。

　　[20]张云生《毛家湾纪实》，第184页。

　　[21]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58页。[

　　[22]丁凯文《重审林彪罪案》第871页-1007页。

　　[23]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09-311页。

　　[24]丁凯文《重评五七一工程纪要》。

　　[25]王海光《张春桥之死》，刊于《学习时报》2005年6月9日。

　　[26]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讲话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意义与欧洲文艺复兴做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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