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防止以大汉族主义对待西藏自由事业：与王丹商榷

作者：国际汉藏协会主席 薛伟

 
    王丹先生在《我对西藏问题的三点主张》中提出，为了加强藏人与海外中国民运的联络，应成立工作指导小组。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也是大汉族主义的表现。
 
    首先，藏人的自由事业，不需要任何海外民运团体或人士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指导」。藏人有自己的信仰、历史和自由追求，也有至高无上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藏人行政中央多年来也一直透过驻各国代表机构，增进藏汉联络与团结。所谓「工作指导小组」，不仅带有大汉族主义的色彩，更令人联想到中共体制中的上下级关系，实质上是对藏人自身政治主体性的不尊重。
 
    其次，关于藏人行政中央与北京的谈判接触，这是藏人以及达赖喇嘛尊者自己的选择，海外中国民运应当尊重。我们应当看到，大量寺院和藏人仍然生活在中国境内，因此西藏问题的任何策略，都有其特殊的现实考量。不论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是否与北京谈判、如何谈、谈什么，海外民运都没有理由指手画脚。其实在美国纽约的【国际漢藏协会】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成立了，漢藏两个民族的代表开过多次会议，也相互访问过多次，多年来【国际漢藏协会】的朋友访问达兰萨拉，都有捐助西藏难民、救济海外孤儿……这些情况大概王丹先生都没有做过。西藏行政中央也有多名【漢人联络官】负责漢藏事务，所谓进一步「加强与海外民运对话」就变成叠床架屋，这些事情王丹先生恐怕从前都没有关心过，对漢藏事务毫不知情。海外民运要做的，首先是应该反省自己、检讨自己：为什么多年来始终不能真正团结，为什么不能有效整合，为什么难以获得广大海外华人的信任？这些根本问题尚未解决，就急于对藏中谈判指手画脚，这是本末倒置。
 
    更重要的是，达赖喇嘛尊者所提出的中间道路，本身就是慈悲与智慧的体现。对于这样一种不同于民族对抗、也不同于政治极端化的选择，我们更应该尊重，并且虚心聆听、学习，而不是站在汉人的立场上替藏人决定什么才是「正确」的道路。
 
    所以，任何海外民运团体和人士，都不应该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西藏自由事业进行外行式的指挥，更不应把自己的组织模式和政治判断强加于藏人。真正的团结，建立在平等与尊重之上。海外民运首先需要做的，不是「指导」藏人，而是要学会理解藏人。

王丹：我对西藏问题的三点主张

    8月31日到9月2日，我率“对还中国”智库代表天赴达赖喇嘛尊者居所和藏人行政中央驻扎地达兰萨拉, 参加“民主中国与未来图伯特论坛”。在这次汇聚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的会议上，我提出了针对西藏/图伯特问题的三点主张，在此也向各位关心西藏问题的朋友们请教。

一、 中间道路：理解应当进一步深化，并作为与未来中国的连接点

    由达赖喇嘛尊者倡导并由藏人行政中央确立的“中间道路”方案，构成了数十年来解决西藏/图伯特问题最重要的和平蓝图。这一主张的核心逻辑在于：既不接受当前体制下对藏人文化、宗教及基本人权的限制，亦不主张西藏完全独立，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寻求全藏区实现真正且高度的自治。

    多年来，外界对“中间道路”的理解，都是把它看作一种针对西藏/图伯特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但我认为，达赖喇嘛尊者提出“中间道路”，除了为解决政治问题提出途径之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从宗教的慈悲心出发，提出如何面对矛盾和冲突，如何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如何在退让中寻找圆满的问题，体现了一种超越极端对抗的双赢思维。它摒弃了零和博弈的传统模式，以非暴力，博爱与互相尊重为基础去解决冲突。这些，都属于完善从个人到社会到国家的精神世界的问题。

    转型中的中国，目前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缺乏精神层面的正面建设，这个问题不处理,势必冲击到政治方案和经济社会方案的推行。佛教在中国有广泛的民间基础，达赖喇嘛尊者的理念如果能够进入华人世界并得以推广，对于中国人的精神建设具有正面意义。这正是未来图伯特可以与民主中国产生连结点的地方，也是汉藏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融合点。未来的不一样的中国，需要一个新的精神家园，我希望达赖喇嘛尊者的理念从这个角度能够提供协助。因此，我们对“中间道路”的坚定支持，不仅是对和平原则的肯定，更是对一种理性务实的政治解方的大力倡导。推动这一主张在公共舆论及国际对话中能够获得更广泛的理解与支持，对于奠定未来和平转型的社会基础具有深远意义。

二、 藏中谈判的现实瓶颈与对话对象的战略重构

    回顾过往几十年的藏中谈判历程，长期陷入停滞甚至僵局的根源，在于谈判对手—中共--的体制本质。极权体制在结构上倾向于权力的集中与管控，难以在制度层面给予各民族真正法治化，不受任意干预的自治权，这种结构性矛盾决定了传统谈判模式难以取得根本性突破。而习近平上台以后的中国，在政治上大步后退，重点在于加强中共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更不可能在西藏/图伯特问题上做任何的让步，前不久通过的《民族团结促进法》就是明确的讯号。

    因此我认为，基于对历史经历和政治现实的体认，解决西藏问题必须具备前瞻性视野，正视中国未来发生深刻政治转型的历史可能性。要认识到专制体制并非不可撼动，随著社会内部变革力量的积聚，中国迈向民主化与宪政转型的概率不仅存在而且是在上升过程中。因此，藏方有必要突破仅与现政权对话的单一局限，将战略视野拓展至代表未来民主力量的政治制度与反对运动。通过与民主力量开展正式谈判与战略对接，能够提前凝聚宪政共识，为未来的良性互动与制度设计奠定坚实的政治信任基础。

三、 制度化沟通平台与具体治理机制的构建

    要将上述战略构想转化为可操作的政治现实，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的沟通机制乃当务之急。因此我倡议建立“工作指导小组”与常设沟通平台，开启藏人行政中央与海外华人代表，海外反对运动的直接对话。但是这样的对话，不能仅限于历史问题，也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应当未雨绸缪，致力于沙盘推演，讨论未来西藏/图伯特的高度自治，在实行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举例而言：在未来的自治体系中，要如何确保地方行政与法律程序的公正性至关重要。是不是可以设想，在基层治理与上级政权的关系处理上，由藏区地方政府与未来的中央/区域政府共同派员组成联合监督机构，并积极引入国际观察员参与监督。这种多元，透明的监督机制，既能有效防止中央权力对自治权的任意侵蚀，亦能避免地方权力的滥用，从而极大程度地建立起社会信任，让转型过程更加平顺。

    当然，以上三点建议，都还不成熟，我期待未来的对话和沟通中能够更加进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