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政权体制改革与温家宝的政绩

王书瑶（北京）

　　政改一词，是当下社会最敏感的一个词，特别是时代明星、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只要他的政改言论一出现，整个社会的舆论就像吃了伟哥一样，兴奋勃起，一片喧嚣，好像民主的阳光立刻就会普照大地。

　　但是，我们的社会却始终都没有进步，而且还日渐倒退，阳光并没有出现。
　

一、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权体制改革

　　我们现在所说的“政改”意义非常含糊，高层的什么人什么事只有一点变化，就都说成是政改。其实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政权体制的改革，都可以简单地称为“政改”，但是它们的内含却是不同的，政治体制含义广泛，它包含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各种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其中也包含这个社会的政权体制。政治体制常常是自然形成的，有时也是人为的，自然形成的政治体制，主要是指其中的阶级关系，是长久的，符合历史规律的；人为的政治体制，也主要指它的阶级关系，都是违背历史规律的，也是短命的。政权体制含义要窄得多，它是泛指一个国家的政权形态，哪些人在统治或者在管理这个国家，这个政权是如何产生的，它采取的是组织形式是什么样的等等。

　　在1949年10月，中国大陆的政权体制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中华民国，政权体制完全变了，但是，政治体制却没有同时变化，也就是阶级关系还没有很大变化，仅仅在农村，地主富农的土地被瓜分，在城里，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还没有本质的变化，只是到了1956年实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消灭了资产阶级，城里的政治体制才有了根本的变化。这种政治体制的变化，巩固了新的政权体制。

　　这种政治体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政权体制方面，工人阶级并没有真正领导过这个国家，政权一直是控制在共产党内的一部分“精英”手中，在经济上工人有一定实惠，就业有保障，住房基本有保障，退休也有一定的保障，除了与党和政府官员比，工人的地位是高的，农民作为“同盟军”，主要是贡献农产品，接受使农民日益贫困的“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为中国的工业化积累资金，同时，他们在土改中得到的土地又以合作化和公社化的名义被收归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他们是中国所有灾难的最终承受者。在三年大跃进中死亡的4000万人，全部都是农民和其他社会贱民，劳改劳教和黑五类。知识分子是社会中被改造的阶层，被各种运动打断了脊梁骨，属于“臭老九”一类。

　　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面貌，也是政治体制。

　　到了1977年或者1978年，中国的阶级关系才开始有了一个新变化，先是允许私人短途贩运和长途贩运，他们都是穷苦的农民和城市贫民，于是有了小商贩，有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私人资本的萌芽；同时，1978年，安徽小岗村村民冒死实行了土地个人经营承包责任制，农民不再是公社的雇工，强烈的冲击了农村的政治体制；也就在这个时期，在城里和在农村都出现了雇工现象，这三件事，开始了中国阶级关系的新调度，资本家阶级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中国社会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于是，中国由此形成的政治体制就是：中共的权贵仍然霸占着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形成了一个权贵阶层，是中国最高统治者，他们与新兴的大资产阶级一起，垄断了中国的绝大部分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他们之间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很大矛盾；2001年，允许资本家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一次重要的政治体制变化，虽然现在还没有大资本家参预高层政权，可是却已经为他们的参政创造了条件，甚至，在基层政权中，他们还主导一切，基层的党委和镇长，只是为他们打工的长工，看他们的脸色行事，一个村的支部书记，常常挟资亿万，成为不折不扣的土皇帝，既是有产者，又是执政者；工人阶级墜落成为不折不扣的雇工阶级，就是在口头与理论上，都没有人再好意思说他们是“领导阶级”了；农民阶级虽然仍然是中国最苦的一个阶级，但是却也是最充满变革要求的阶级，他们不再满足于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城市化使得他们成为最富有朝气的一个社会阶层。知识分子虽然不再是臭老九，可是他们仍然受到压制，除了一部分成了“五毛”，成了帮凶，其他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却不允许他们发挥，知识分子本应是社会最有民主要求、最有正义要求、最能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但是，他们却一直受到压制，难以实现他们的社会职责。他们没有自由创造的环境，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落后于发达国家。在政治上，只有一小部分人成了“异议人士”，可悲的是，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安于现状，俯仰由人。

　　中国建成了一个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这是现实中国社会的基本政治特征。

　　这种政治体制的形成，有一部分是人为的，有的部分却不是人为的，资产阶级的出现，不是人为的，是不可阻挡的历史现象，但是，政权体制的任何变动，却都是人为的，是统治集团意志的表现。

　　温家宝的“政改”会改变这一切吗？

　　下面谈政权体制。

　　中共建政之初，中共党的主席就是共和国的主席，副主席是一定要几个或一个非共人士担任，副总理也要几个非共人士担任，政府部长也要有几个非共人士出任，表示“统战”，当时叫“联合政府”。到了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国家主席副主席都由共产党人担任，副总理也取消了非共人士，以后也没有恢复过。1959年4月，中共主席毛泽东让出国家主席，由另一个共产党人刘少奇担任，这些都是“政改”，政权体制改革。它体现的都是共产党的意志，用不着“联合政府”这块招牌了。

　　从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开始，到1993年为止，中共的首脑，也就是党的主席或总书记，都不担任国家主席，至少名义上，共产党的最高权力和共和国的最高权力不在一个人的身上，但是，到了1993年，江泽民担任中共党的总书记的同时，他又担任了国家主席，与总书记担任国家主席的同时，各地的省委书记也可以兼任省人大常委会的主任委员，大权独揽。这四个职务：总书记与主席、省委书记与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分属两人，尚有两个人之间的权力制衡，现在权力集于一身，这一点点两个人之间的权力制衡也没有了。他们这种政权体制的改革，他们明确地说，就是为了便于集中统一。

　　不管你怎么看和希望是什么，这些也都是名符其实的“政改”，政改就一定是积极的和走向民主的吗？我们根本没有理由一听到政改就亢奋起来！政改也可能是走向更加专制独裁。
　

二、温家宝总理的政改言论和他的政绩

　　我这里强调温家宝的总理职务，因为这是他主要应该履行的职责，属于他个人职责的事务，理应同他的政改言论相一致。

　　但是，很遗憾，我们不能说他在总理这个职务上的所作所为，同他的高亢的“政改”言论相一致。

　　温家宝所有的政改言论，都没有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也没有涉及政权体制的改革，除了我们在“影帝不足测其深——评温家宝的政改与选举”中所谈的关于选举的言论之外，他最有影响的言论就是“公平正义比阳光还要光辉”，但是，这个说法，既不是政治体制改革，也不是政权体制改革，而只是一般的社会公正、公平的问题，是政策问题。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他明确地说，中国人口多，中国太大，所以不能进行直接选举，所以就永远堵塞了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我们已经在前文中讨论了这个问题，就不再提了。

　　他的其他“政改”言论，都只是一个个装满肥皂泡的空盒子，比如他说：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也保不住，他可没说他要的政改内容是什么？人们凭什么相信他要的政改就一定是属于民主的？

　　那么就单说公平正义这个问题，因为社会上一些人也把它当作“政改”言论对待，而且在社会上影响也最大，叫得也最响。

　　1、退休待遇双轨制问题。

　　退休待遇双轨制的问题起源于中共建立政权之初，但是矛盾尖锐化却是最近这些年的事情，1991年到1993年国务院发的几个文件，使职工退休金普遍只有退休前工资的60%左右，而公职人员的养老金则有退休前工资的90%，相差不到一倍，这还不是很大的差距，真正使企业职工的退休金特别低于公务人员退休金的事实发生在1993年和2006年的工资改革之中，这些工资制度的改革，使公务人员的退休金高于企业职工退休金的2～3倍，在极端的情况下，企业干部退休金不足2000元，政府机关门卫也能拿到近5000元的退休金。另一个不公之处是，公务员不要预缴养老金，而企业人员则要从自己的现行工资中，先拿出一部分来，预缴养老金，他们的退休金以他们预缴的养老金为准，多缴多得，少缴少得；而公务员，包括党务工作者，是以他们退休时的职务收入，——这当然是他们可能的最高收入，——为标准，这里的不公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不能不遗憾地说，最近十年，刚好是“公平正义”的温家宝宰相当政的十年。2006年的一次什么名目的工资“套改”,使这种不公正的退休金差距，变本加厉，越来越大。温家宝总理不能不对此负有完全的责任。

　　对这个问题温家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

　　“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社会养老保险的改革是从企业开始的，也就是说企业先实行了社会化，而机关和事业单位仍然是单位管理。在这个过程中，就形成了一个差距。”

　　事实如此，但是，他却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改革首先从企业开始，而不是从机关事业单位开始，他只告诉了我们结果，却不告诉我们原因，而不公，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温家宝还补充说，“大家知道，其实机关人员并不多，有600万，但是科教文卫体、事业单位多达3100万，如果加上退休人员就超过4000万人，我们必须慎重、稳妥地加以处理，可以在有条件的地方先进行试点，逐步积累经验，使我们整个国家能形成一个规范的养老保险制度。我想，这一天会到来的。”

　　这些话有些莫名其妙，前面说的是企业与机关，这里又变成了事业单位与机关。

　　他说的这段话是说出两个问题，一个是给企业人员增加退休金要更多的钱；一个是一张永无止境的空头支票：“我想，这一天会到来的。”

　　而且，机关人少，用来试点不是正好吗？为什么偏偏选择人多的企业开始试点呢？

　　我国的行政经费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在增长，但是，解决4000万人的退休金却没有着落，“三公”消费和“维稳”经费每年都在增长，企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增加个一百多元，就值得大书特书了。

　　他的支票、要多长时间“这一天会到来”，他可没说。在2012年的上半年国务院曾经开过一个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当时我没有下载，现在搜索不到，我记得是要十年以上的时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十年是个什么含意呢？那就是，今年六、七十岁的老人，要到七、八十岁才能得到公平的待遇，而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能不能得到公平，那要看他的造化，能不能活到那一天了！

　　2、企业之间职工收入之不公。

　　①、行业之间收入不公

　　根据2008年的数据，石油、电力、电信、烟草等行业的员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其收入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60%左右。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30多倍（一说为10倍）。在中国的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一家3-5套房子是正常的现象！以山西省发布的数据表明，2005年全省19个行业中，最低和最高行业相差达9.3倍，而在2000年仅为5.2倍。

　　②、国有与民有企业之间职工收入差距拉大。

　　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2452元，而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仅为24556元，后者还不到前者的60%。

　　③、企业内部收入差距加大。

　　新一期《福布斯》中文版7月号公布中国上市公司老总收入榜，结果中国平安<02318.HK><601318.SH>老总马明哲再度蝉联中国最「贵」老板榜首，2007年其薪酬收入高达6616万元，折合每天收入18.12万元，比06年增长394%，成为名副其实的内地打工皇帝。而中国平安A股价格从去年10月最高149.28元暴跌至昨日的43.04元，小股民资产人间蒸发。这种巨大反差将平安推到了「高管吃饱，股东割肉」的上市公司代表席上，更引发内地对上市公司高管报酬是否合理的质疑争论。

　　《福布斯》中文版昨日公布的中国上市公司老总收入榜上，前三甲均为金融类企业的老总，深圳发展银行(SZ000001)董事长法兰克．纽曼以2,285万元位列最贵老总排行榜榜眼，虽然收入只有马明哲的三分之一，但纽曼一人的薪酬占了深发展这一年在公司领取报酬的14位高管薪酬支出的49%。排在探花的是民生银行(SH600016)行长王襤世，去年他有1,005万元入袋。（以上资料均来自网络。）

　　在我国的金融企业，一般的职工平均收入大约是10万元，马明哲的一个人的收入，相当于661个职工的平均收入。

　　④城乡收入的不公。

　　2011年的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城市物价上涨5.3%，而农村的物价上涨5.8%，农村高于城市；同年，城镇居民职工的可支配收入为21810元，而农村的人均纯收入为6977元，前者为后者的3.13倍。

　　我们还要注意，可支配收入是不要再扣除的收入，是完完全全个人腰包里的东西，它可以直接拿去消费；而“纯收入”则不同，它还包括农民在下一个耕种季节要支付的费用，比如种子、化肥、农机的费用等等，只有扣除这些费用之后，农民的“纯收入”才相当于城里人的“可支配收入”，农民才可以去消费！农民的消费能力，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同城里人相比的。

　　⑤、你公布个人财产了吗？

　　温家宝先生还时常说些感天动地、令人回肠荡气的豪言壮语，他说：

　　“看到人民需要解決的問題，我常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我還想，當一個人為多數人所信任的時候，他已經不再屬於自己，他已經是“公共財產”，屬於人民了。我要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真正做到無愧於人民.”

　　有一个小问题，不必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而且必需在您的生前，那就是公布个人的私有财产，温先生，您公布了吗？

　　⑥、电话费

　　现在从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一个电话到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或日本去的电话费，是从美国或日本打到中国来的同一个电话的电话费的几倍或十几倍，或几十倍，这公平吗？

　　总理先生，您不在国务院认真地解决这些不公的问题，却到北京大学大唱高调，说什么“公平正义比阳光还要光辉”，您是什么意思？除了哗众取宠、沽名钓誉之外，还有什么不愿告人的目的？

　　2012-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