耄耋前驱
——奇人汤戈旦的辉煌晚年（连载一）

秦永敏（武汉）

　　汤戈旦简介。1911年出生，1925年参加革命，1929年参加中共，1930年任红军攻打武汉的前敌总指挥。1968年—1975年提出了系统的向市场经济转型理论，1978年给邓小平上书。1979年给民刊投稿并拜访徐文立、孙维邦，1981年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入狱判刑四年。1986年参加全国流通经济理论讨论会。1991年八十高龄仍对前苏联东欧大变革作出一系列科学的分析、英明的预见和卓越的评论。1993年元月8日逝世时仍在研究国际政治。

　　目录

　　1、天津警方建奇功

　　2、“是顽砾，还是真金？”

　　3、新思潮中的老学者

　　4、还从烈火识真金

　　5、哭笑不得的知音

　　6、锻炼周纳有传人

　　7、神州何须有青天

　　8、公道自在人心

　　9、浩气文章千古事

　　10、老去英雄斗室立

　　11、留取丹心照汗青
　

一、天津警方建奇功
——抓了个货真价实的反革命

　　1981年4月10日傍晚，天津市公安局前面闹市区熙熙攘攘的人流，突然被响着刺耳的警笛声的一列车队冲开，过往行人莫不被那森严可怕的景象惊讶得驻足观望。

　　只见那车队由两辆摩托车开道，紧接着，是两辆坐着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的中吉普；中吉普的后面，则是象征着权力、地位和舒适的小轿车；再后面，是专门押送囚犯的大吉普。此刻，大吉普上几个怀抱自动步枪的武装民警，一杆杆步枪枪刺上的森冷寒光不时从车后门的铁栏杆上闪射出来，使胆小的行人不能不感到脊梁发冷，毛骨悚然；开在最后面的一辆小吉普，则仿佛是要给这一列象征着专政机器和镇压工具的车队打上一个完整的句号。

　　尖利的警笛刺破黄昏的天空，风驰电掣的警车撕裂着高峰期的人群和车流，俄倾，便来到河西区无锡道大楼28栋，身手敏捷的警察鱼贯跳将出来，转瞬间便将这栋楼房包围封锁完毕。与此同时，一辆中吉普和最后那辆小吉普作为分遣队驶往无锡道20栋，去完成同样性质的使命。

　　一时间，惶恐的街坊邻里被这种森严可怖的情景吓得目瞪口呆，街头过往行人则被这种只有电影里才能经看到的戏剧性场面强烈吸引住了。就在警察忙着围大楼布置警戒线，提着手枪冲上楼，便衣人员则从车上搬出些神秘的专门器械的同时，成百上千的围观者也从四面八方涌来打探稀奇一饱眼福了。

　　28栋306号房里，一位六十来岁的慈祥老妇正在家徒四壁的屋里忙碌，准备张罗全家三代人的简陋晚餐。他的丈夫，一位年愈古稀的老翁，则正端坐在小竹椅上。他睿智的目光虽盯着自得其乐玩耍着的小孙儿，脑袋里，却正在沉思“如何将中国今天的改革导向全面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课题——当然，历史的看这只是人类社会不可逾越的过程。

　　沉思，已是这位老人多年来的习惯。固然，中国几十年来无数的政治运动使有独立见解的人动则得咎，因而只有沉默，才是中国知识分子护身的法宝。但这种经验世故，与他却风马牛不相及。他的沉默，是为了深刻地思考，而一旦思考成熟，哪怕一开口达摩克利斯的利剑便会落在脖颈上，哪怕说出一个字就会被烧死在宗教裁判所的火刑场，他也会毫不犹豫地一吐为快！

　　就在这时，一直未引起他注意的警笛声刚停片刻，便有杂沓而急促的脚步声从楼道上传来。老人刚被那越来越肆无忌惮的喧闹声从理性的王国唤回人世的现实，大门便被“嘭”地踢开，几乎是与此同时，十几个警察便蜂拥着撞进屋来。

　　“不许动，统统不许动！”

　　为首的一个矮胖警察对着屋里的老少三人厉声吼道。其实，他这如临大敌的一套纯属多余。因为正过着极普通的日常生活的这一家人，本来就都行动不太方便，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场面，更都早已呆若木鸡了。

　　几个提枪的警察还做着随时准备“战斗”的姿态，一下子闯到厨房准备搏斗，一下子踢开厕所门举枪欲开。倒是那矮胖警察，似乎已司空见惯了各种场面，很快便用眼色阻止了他们，然后厉声盘问仍端坐在小竹椅上，正以愤怒而渺视的目光盯着自己的老人问：

　　“你就是汤戈旦吧？”

　　老人这才徐徐地站了起来，威严地正视着他反问道：

　　“是，怎么？”

　　那矮胖警察的目光与汤戈旦老人一相遇，便立刻象斗败了的公鸡一样沮丧地移开，因为他受不了老人目光表现出的巨大人格力量。

　　“你被捕了，签字吧。”在那矮胖警察的示意下，一个瘦高个青年警察拿出逮捕证，走到汤戈旦老人面前，声色俱厉地说。

　　“为什么逮捕我，我犯了什么法了？”汤戈旦神情坦然地看着他，不屑地问道。

　　“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那瘦高个见老人的眼神对自己表现得如此轻蔑，气得咬牙切齿地对他咆哮起来。

　　“你嚷什么？有理不在嗓门大。”老人看了看那张拘捕证，慢条斯理地驳斥道，“我不签又怎么样呢？对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头子，动这么大的干戈有什么意思？如果要把我抓走，随便来两个人不就得了。”

　　那矮胖警察见状，不愿把事情弄太僵，便好言相劝道：“你这么大年纪，也知道我们只是奉命行事，先签了字再说，好吧？我们没必要给你为难，上面叫怎么办就怎么办，你有话回头再说，怎么样？”

　　汤戈旦生来就是只服理不服硬的人，见他的话无可挑剔，便转身拿起笔来签了字。

　　那瘦高个刚等他签完字，便恶狠狠地把手铐“拍”地给他戴上，二话不说，就把他往门外推去。

　　一直被吓懵了的小孙儿见此情景，嚎啕大哭着跑上去抱住了老人：“爷爷，爷爷，你不能跟他们去，他们会打您的！”

　　见到这种比死别更凄凉的生离情景，老夫人忙上去拉开了孙儿：“别怕，好孩子，他们不会把爷爷怎么样的。”

　　“冬冬，好孩子，没什么事。”汤戈旦老人一生中多次经历被捕，所以他丝毫不把这当回事，但这次让小孙儿遇到这种场面，真使他为小孙子伤心透了，“不就是为写文章的事情？现在连几十年的冤案都翻过来了，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

　　“少罗嗦，快走！”瘦高个警察年少气盛，对这种场面还觉得不够开心，也许是要学习雷锋“对敌人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吧，他又凶神恶煞地对汤戈旦咆哮道。

　　楼下大门外，围观的人群一直翘首以待，急切地想知道到底是抓什么人，要如此戒备森严。突然间，见楼上有好多人杂沓地走下来，那成百成千双眼睛比戏院里等待相声大师马三立出台更贪婪地瞪着门栋口。

　　一见众警察威风凛凛地押着个果然象马三立一样老态龙钟的白发翁出来，想不到如此兴师动众的大队警车、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规模庞大的道路封锁，统统只是为了抓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

　　“请问一下，你们为什么要抓这位老人？”一位认识被捕者的年青街坊，忍不住好奇地大声询问道。

　　“少管闲事！”瘦高个警察立刻对年轻人斥咤道，与此同时，或许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威风，他使劲推了戴着手铐的汤戈旦老人一把。

　　“再怎么着，你们也不能虐待老人啊！”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也是这栋楼房的居民，闯过警戒线拦住警察和被捕者的去路，仗义直言地论理道，“他比你爸爸年纪还大，你总得讲一点人道！”

　　“你管得着吗？”瘦高个警察的性子也是象汽油一样一点就着火，他转身冲到这中年妇女面前，指手划脚地叫道，“不站到警戒线外面去，我把你以妨碍公务罪抓起来！”

　　然而，毕竟是八十年代了，经过思想解放运动，人民群众已经不再象以往三十年那样胆小，只要有人带头出来主持公道，大家就会群起而响应。瘦高个警察对中年妇女的威胁，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

　　“你这种说法不对！”又一个五十来岁的壮年汉子冲过警戒线，点着那警察的鼻子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你想抓什么人就抓什么人？她叫你不要虐待老人有什么不对？当年我们抓住了美国兵也要宽待！”

　　“再说这位老人犯什么罪了？他就住在我家隔壁，成天连楼都不下，跟谁也没红过脸！”

　　“是啊，人家是老知识分子，街坊谁都说他是为人师表的老先生，成天在家里写书看书，怎么会犯法呢？”

　　“对了，让你们说说看，他究竟犯了什么法？”

　　“……”

　　这一下群情激愤起来！

　　稍微对这位老人有所了解的邻居，都拥上前来，七嘴八舌地为他鸣不平。谁也无法理解，这样一个忠厚长者犯了什么法。当然，人们更看不惯瘦高个警察那不可一世的神情，以及他对赢弱老翁的态度。

　　应该说明，这几年的社会风气，已经形成了对警察们穷凶极恶十分反感的群众心理。出于各不相同的动机，人们本来对警察就抱有某种程度的惧怕、不信任造成的敌视态度，现在又眼见他们以这种方式对待“打抱不平”的群众以至触犯众怒，便立刻吼的吼，叫的叫，骂的骂，有义愤填膺的，也有瞎起哄的，还有凑热闹想挤上前去看个究竟的，总之是一下子涌上前来，将警戒线淹没掉，把警察和被捕的老人团团围在中间了。

　　“告诉你们！”那瘦高个警察见此情景，怒不可遏地拔出手枪，朝天空挥舞着大声叫道，“我们是奉命来抓反革命的，希望你们赶快让开，不要搞成反革命暴动……”

　　“你拿这‘鸡爪子’吓唬谁？”那五十来岁的壮年汉也火了，“我在朝鲜战场打美国人的时候，你还没出世呢！这年头，所有的反革命都在平反，你们还制造什么冤假错案？”

　　“人家这么大年纪能怎么反革命？你倒是说说，他怎么反革命了？”

　　“就是！没有证据凭什么乱抓人？你他妈的拿反革命暴动吓唬谁？”

　　“有种的把枪对着人开呀！”

　　见瘦高个触犯了众怒，矮胖警察慌忙把他举着枪的手拉下来拦在身后，同时向围观群众大声解释着什么。然而，此时一切解释已经无效，人群中汹涌嘈杂的声浪使再大的嗓门，再好的道理也无济于事。

　　“呜——”刺耳的警笛再度呜响，与此同时，那辆停得远远的小轿车徐徐开来，一个身着便装威风凛凛领导干部模样的人跳下车来往高处一站。随着警笛声嘎然而止，鸦雀无声的人群自然将视线都转移到他身上。

　　“同志们！”那人不愧是个高级领导，他抓紧这难得的机会大声开口道，“我们天津市公安局，是奉上级的命令，来贯彻中共中央八一年九号文件的！希望大家，协助我们，做好这项工作……”

　　与此同时，警察们趁机着汤戈旦老人挤出人群，迅速向押送囚犯的大吉普走过去。

　　“请问您，这位老人到底犯了什么罪？”还是那五十来岁的汉子，非常不服气地冲向那位高级领导。不过没等他靠近，便被作为人墙的几个便衣挡住了。

　　“这位同志问得好！”那高级领导笑容可掬地朝他点了点头，然后转向人群大声解释道，“他犯了什么罪，这必须由法院来裁定，目前，我只能说，他有反革命罪嫌疑，必须由公安局拘留审查。”

　　“反革命罪不是都平反了吗？”人群中有人大声质问。

　　“对！”那高级领导兴奋了，大手向众人一挥，“大家知道，现在正在平反冤假错案，仅仅在我们天津市，就有数以千计的反革命案件正在或即将平反。但是请大家搞清楚，现在虽然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去年制定的《刑法》上仍有反革命罪嘛！”

　　“那他是什么反革命？他是特务还是间谍？难道他家有电台，有枪支弹药吗？”

　　“那我不知道。不过我可以给大家透露一点情况，我们是来贯彻中共中央文件的，而且，他是中央领导点名逮捕的！”

　　“邓力群同志亲自点名说，‘天津有一个老反革命’！”站在那高级领导身旁的一个便衣立刻神气活现地接过话头，具体地解释道。

　　人群哑然了。

　　多么雄辩的证据！

　　第一条，成千上万的反革命都放了，怎么还会错抓一个呢？

　　第二条，这个汤戈旦不仅是中央文件指定的反革命，而且经由中央领导亲自点了名！

　　此时的中国人毕竟是此时的中国人，他们不能不信服这位“高级领导”具有魔力的逻辑：既然以前错抓的成千上万个“反革命”都放了，现在抓的一个怎么会错呢？他们更不能不相信，也没法不相信，中共中央文件的正确，以及“中央领导邓力群”点名的份量！

　　负责押送的警察已经趁机会迅速将汤戈旦老人带出人群，匆匆把他塞上了大吉普，接着便在两辆摩托的前呼后拥下迅速开走了。

　　“当然，”那位高级领导看到大吉普已带着猎物离开，便没有兴趣再和这些人罗嗦，不过，他也知道怎样才能得体地脱身，“我们正在加强法制建设，一切都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我和大家一样，对这位老先生是很这个，这个，这个……”

　　还没有“这个”完，他便跳下来钻进小轿车，紧追那载着猎物的车队去了。

　　围观者失去了目标，便化作许多大大小小的群体在那儿议论，随着夜幕降临，也就慢慢消散了。

　　然而，带走汤戈旦之后，他的家中并没有立即安静下来。

　　几个便衣警察首先将从吉普车上搬下来的那一套仪器将整个房间探测了一遍，那仪器发出的紫红色光线给汤戈旦的杨夫人杨洛芳和小孙儿冬冬带来的精神压力，比它本身的效用恐怕要大无数倍，直到许多年以后的今天，他们也无法忘怀当时的恐怖景象。

　　“这是搜查证。”一个叫闫士信的警察面色冷峻地拿出个证件，在杨洛芳面前幌了幌说，“我们要对你们家的两处地方进行搜查，你现在先出去吧！”

　　杨洛芳见丈夫被带走，早已方寸大乱，难以自持。当然，此情此景，就是一个头脑冷静的男子汉，又能奈之以何呢？她只好强忍痛苦与悲愤，搂着小孙儿退出门外，任由警察们在屋里为所欲为。

　　警察所说的两处地方，是指28栋306号和20栋401号。由于城市住房紧张，汤戈旦老人一家在七十年代中期从下放地江西老家返回天津后，分的房子两处各有一间。

　　整个房间被翻了个底朝天。所有的家俱都被掀得乱七八糟，柜子、箱子统统打开，全部衣服都被抖开掏了腰包，然后随意丢在地上践踏，尤其是书籍和刊物，更是一页不漏地翻看后，把被认为可能作为罪证的收集在一起，其余则信手扔掉。

　　在这里被他们抄出的最大宝贝，恐怕就是一本“文革”期间手抄的《红都女皇》（如果在五年以前查获，就足以判处持有人死刑！）和一本名为《周恩来》的手抄本，以及刻印本《萌生》杂志。此外，他们的收获就是对被自己翻得一遍狼迹的房里不停地拍照。奇怪的是，就是墙上挂的汤戈旦之女汤津姝的照片，也被反复拍了几张照片。就这样，一直折腾到晚上九点多钟，他们才结束了这间房的搜查，强令杨洛芳与他们一起去搜查20栋401号房间。

　　早已守候在那里的警察等得都不耐烦了，见这边的警察带着杨洛芳过来，立刻将从汤戈旦手上要来的钥匙扔给她：“开门！”

　　老太太屈辱地俯身拾起钥匙，颤颤巍巍地打开了门。他们却又像在那边一样，让她站在门外等着。也不知道中国的哪道法律有这种莫名其妙的规定？或许，让当事人家属开一下门，就表现了中国警方对公民财产权的尊重？

　　整个程序和先前一样，用发出紫色光线的仪器探测过后，就把一切翻它个底朝天。不过，这回他们可以说是大丰收了：凡是汤戈旦作过眉批的书籍报刊，统统都是犯罪铁证。其中有《资本论》三册、《马恩选集》两本。至于那些各地民办刊物，如北京《四五论坛》、武汉《钟声》杂志之类，当然是最好的罪证。而汤戈旦本人解放前的著作，解放后发表过的文章，以及未发表的手稿，与他人来往的信件，那就更不用说了。哪怕空白信封和稿纸，乃至极其普通的旧圆珠笔，也都作为作案工具，登上“扣押物品清单”后一并带走。奇怪的是，就连与汤戈旦一“案”毫无关联的汤戈旦次女汤津姝的日记，也被警察当成了罪证！汤戈旦的长女汤靖姬从学校回到家中，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见此情景，她略想片刻，便据理力争道：“汤津姝的日记与我爸爸的事毫无关系，你们把它拿去有什么用？另外，请你们把没收的所有刊物、报纸逐项明确登记好不好？特别是这些手稿，是我爸爸一辈子心血的结晶，更应该登记清楚，在事情弄完以后还给我们。”

　　“哼！”警察刘国强大眼一瞪，“你不仅不跟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线，反而处处跟我们为难，这是什么态度？”

　　汤靖姬一听这话，心里便格外难受，她尽管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弱女子，但事关父亲的清白，便放胆力争道：“您要知道，我爸爸不是反革命，而是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

　　“什么老革命？”另一个叫邢志军的警察呵斥她道，“老反革命！你怎么不说他在国民党中当中校教官？”

　　“那是为党做地下工作……”

　　“别为他涂脂抹粉了！”警察闫士信不耐烦地瞪着她，“不必再罗嗦，再胡扯，就以‘扰乱公务罪’抓起来关十五天再说！杨洛芳，你签字！”

　　杨洛芳老人见女儿回来，好歹定了点神，她想了想，对拿着“搜查记录”的警察说：“你们起码得把我女儿的日记本还给我吧。”

　　“还有爸爸的手稿，一定要详细记录。”汤靖姬连忙补充道。

　　“我警告你！”警察刘国强冲到汤靖姬面前，“你不是在南开大学读书吗？你要好好考虑自己的前途，不要做你父亲的殉葬品！”

　　“告诉你们，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闫士信也横蛮地说。

　　见他们这样武断，杨洛芳和汤靖姬母女俩哀伤地对视一眼，只能以沉默表示抗议。

　　“这样吧，”警察邢志军见老拖着也不是办法，便从中调解道，“你们先签字，有什么意见可以写在搜查记录上。”

　　万般无奈之中，杨洛芳只好在“搜查记录”的“被搜查人对搜查的意见”栏中写道：“拿走汤津姝日记要求发还，对……”

　　刚写到这里，警察刘国强立刻大声嚷道：“叫你先签字，你写那干什么？”

　　“我把意见写完再签。”杨洛芳轻声应道，她一个上了年岁的妇女，半天来一直被这些警察吆来喝去，丈夫又已被抓走，其心情可想而知。但出于对丈夫和女儿的责任，她不能不以柔弱的身躯，撑起与警方消极抗衡的重负。

　　“不准写，签了再说！”几个警察几乎异口同声地对他叫起来。

　　杨洛芳没有看他们，赶紧在“搜查记录”上又加了几个字“搜查人员不许写完”。

　　一看到这几个字，警察闫士信就暴跳着将“搜查记录”抢了过来：“你不签算了，没有你签字一样有效！”

　　说完，他便让警察刘国强在“搜查记录”上写了这么两句自相矛盾的话：“汤戈旦家属杨洛芳中途停止签字，经动员无效拒绝签字。”

　　接着，他们叫来两名街道代表张宗茹、柳终芳，此二人根本没有见到搜查经过，却作为搜查见证人签了字。

　　最后，看看狼籍满地的房里实在没什么可翻的了，便将那些书籍、文稿、信封、纸张及圆珠笔装入一个大旅行包中，满载着“文化革命”以后天津市第一个，也是特大的一个“货真价实”的“反革命”的大批“犯罪铁证”踌躇满志地下楼，坐上中吉普扬长而去了。

　　此时，已是深夜11点30分。


附件：1981年4月11日“天津市公安局同汤津姝的谈话”

　　1931年4月11日，天津市公安局三处闫士信（原文如此），刘国强同我谈话。闫士信主问，刘国强记录（此时上午十时左右），出示传唤证明书。

　　问：父母有什么问题（历史上）？

　　答：没有。只知文革中被戴“历反”随迁回乡，1975年平反（落实政策）。

　　问：你父亲信仰什么，标榜什么，对你们的教育如何？

　　答：据我知他信仰马克思主义，文革中我家十分困难，当时我妈还是把《资本论》一套给我父亲买来了，他十分高兴。对我们的教育：要求我们好好学习，要求上进，将来做一个对人民对国家有用的人，要有事业心，关心国家大事。

　　问：你父亲指使你们干过什么？

　　答：没有。

　　问：他叫你在去年到市委门口抄过大字报？

　　答：是，抄过，但没抄完。当时许多人在看大字报，时间大约是79年阴历年，当时并没有取消大字报。

　　问：你们去年到水上去聚过会，对吧？几个人，都是谁，谁发动的，内容？

　　答：时间忘了，是去过。其中有贺娟，小吕，还有几个不认识的，到那现介绍，现在想不起来了。主要是玩，开始拍照抢太阳，后来大家累了才坐了会。

　　问：是你父亲叫你去的吧？开会内容是什么？

　　答：我父亲不知道，我回家后他问我，我告诉他跟小贺他们到水上去玩，没开什么会，我们根本没准备开什么会。

　　问；你父亲是怎样教育你的？噢，让你去跟不相识的男男女女跑到水上去玩，拍照？

　　答：我已经说过，我父亲不知道我在水上，是我回家后才告诉他的。

　　问：你认识吕洪来、刘士贤和一个叫李士义的吗？

　　答：只认识小吕、小刘的，不知叫什么名字，好象有个姓李的。

　　问：你们去水上决不是玩，你要把开会内容说出来，你要考虑你的前途。你现在是大学生，根据刑法，对于包庇罪犯的人要受刑事处理，你还年轻，要好好考虑前途。

　　答：我只能实事求是，有就有，没有绝不能编。这次去水上主要就是玩，互相谈谈，交流思想。开始就是照像玩，后来大家累了才坐下来，有人说我们是青年，对社会弊病应该有所认识，并从我做起，担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党的政策是好的，只是有部分官僚践踏党纪国法，把党的威信搞坏了。现在正是需要我们站出来行动的时候，提议叫我们成立一个组织，这样可以随时交流思想，互相提高。我说，我不同意成立什么组织，我觉得目前年轻人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应该先充实自己，使自己的理论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这样才能正确分辨社会弊病的根源。

　　中午十二点吃饭，下午一点半开始谈话，给我倒了一杯水，闫脸上似乎有点笑意。

　　问：你姐姐和母亲昨天态度非常恶劣，在我们搜查时，她们扰乱我们公事，并拒绝签字。你回去告诉她们，如果她们仍然持对抗态度，我们就有权拘留她们十五天。你不要象她们那样，要认真考虑自己的前途（念中共中央文件九号），现在我再问你，你父亲是否让抄写过什么文字吗？

　　答：没抄过任何东西。只是有一次他病了，有一篇文章，他需要改加几个字，他把页数告诉我，我替他填上的。

　　问：你父亲参加过什么组织，召集开过什么会，有过什么活动？

　　答：我不知道什么组织，我主要是照顾他的生活问题，很少到他那边去。我所知他没参加过什么组织，更没看见开什么会。去年一冬他都没下楼来，三餐饭都是我姐姐赶回来做好给他送去，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活动。

　　问：病了一冬天，那还写个没完？你爸爸打很早就注意形势的发展，注意动向，好为自己写文章找根据。你回家看看，他写的不是几万字，而是一大摞，足有几十万字。我就不明白，这样写图个什么，又没有工资收入，为了什么呢？（拿出一些断章取义的父亲文章片段的照片）我给你念点，你看看他写的什么：“凡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即使你站在地狱的门口，也要高擎起真理的火炬”，你看看他还煽动共产党造反！（接着又念）他说中国也要出现波兰罢工事件，这不分明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吗？你知道天津有个《渤海之滨》吗？他在上面发表一篇关于民主与集中的文章。后来天津刊物都被查禁，他就跑到外地去发表。去年他跑到全国各地，在徐文立的主谋下，跟各地的组织联络，上串下跳，相当嚣张，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他在外地发表了许多文章，影响很坏。外地已有人写信来揭发和提供材料。我们根据刑法一百零二条第二项，认为他犯有严重的煽动罪。九号中央文件已给民办刊物和组织定性为非法刊物，非法组织，一律取缔。今天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文件来执行任务，我再念一段给你听（念九号文件）。你要跟政府站在一边，不要像你妈你姐那样，我告诉你，你父亲落实政策仅仅是落实政策，57年你父亲被捕，后来释放免予起诉，这不等于说给你父亲摘了历史帽子，只是免予起诉。

　　我再问你，你是否把刊物带到学校来过？

　　答：没有，我没功夫看这些。

　　问：你在学校是否议论过这些事？

　　答：没有。我在学校各方面的表现，可由系领导介绍。

　　校保卫处王处长代表学校，谈了我在学校的表现：“汤津姝同学在校学习还是很好的，各方面表现还都好，从没听说她有过什么活动，系里及同学们对她印象也都认为还好。”

　　闫叫我看一下记录，大约五张红条纸，错别字很多，记录不太详细，只记了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闫的议论性谈话一概没记。我看后叫我签字，扣手印，然后让我在最末一行上写有“此谈话均按实记录”字样，叫我回去写一份材料，把这些事都写上，如有补充可详细写。我问闫父亲在押地点及几时开庭，闫答，人在西监，二月左右开庭，到时叫你们姐妹二人都去。当时在旁听的有我校保卫处王处长，一名保卫处工作人员，财会系刘文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