耄耋前驱
——奇人汤戈旦的辉煌晚年（连载二）

秦永敏（武汉）

　　（内容提要：《天津法制报》的记者赵淳与刘林山通过大量调查证实，汤戈旦二五年参加革命，二九年参加中共，只因阴差阳错而始终在党外为中共效命。与此同时，就个性而言，他却还是个特行独立的知识分子，这样，中共掌权后，他为官没几天就被排挤出来开始挨整。）
　

二、“是顽砾，还是真金”？

　　这汤戈旦老先生究竟何许人也，值得天津市公安局如此大动干戈？

　　说起来，汤戈旦的生平也真比许多传奇小说还要曲折复杂。

　　他三十年代初期便是中共红军某部的“前敌总指挥”，四十年代初担任国民党中校教官；他二五年参加革命，二九年参加中共，五五年却被中共以“历史反革命”投入牢房；他出身于江西靖安农村，却一下子在武汉领导起义，一下子在上海办刊物，忽而又到香港参加民主大同盟，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的确，任何人想弄清汤戈旦的历史，并为他写一份真实的履历，不花上几年的时间，跑上几万里路，查找数十个档案馆、地方志和中共党史研究室，以及翻阅几百万字的原始资料，是根本不可能达到目的的。

　　1984年夏，两位甘冒政治风险，愿意仗义执言的新闻工作人员，《天津法制报》的记者赵淳与刘林山，不顾来自专政机关的巨大压力，通过大量并且常常是十分艰苦的调查研究，写下了一份题为《是顽砾，还是真金》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正文第一部分，是他们浓缩了大量已知材料后，写出的关于汤戈旦历史的简述，我们不妨将之转录于下：

　　汤戈旦（可燊）一九一一年生于江西靖安县一个有读书传统的中农家庭，他资质聪颖，少年时即被乡之有识者视为才子。1925—27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籍名汤滨松）。1930年任武汉市总兵委委员兼汉阳地区兵委书记，红军前敌总指挥。（同年被判徒出卖，被捕入狱，从此失脱组织关系）。在国民党的法庭上，他坚贞不屈（未破坏任何党组织，未出卖任何同志），慷慨陈词，纵论时政，颇得一位老军法官的怜惜。最后一堂审问时，老法官书“赍志”二字示之，他知道将被处极刑，但泰然挥笔疾书：“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句笑而答之。不久，被判死刑缓期三年执行。三年后转移到反省院，经一年的反省（一期为半年），期满时与当时同监的十几个共同写了悔过书（出院的例行手续），登在国民党武汉日报上。1934年秋被释放出狱。35年汤在上海找到上级党组织领导人张执一，向党诉说了四年狱中生活的全过程。在上海汤和张执一一起办了《新东方》杂志，大量刊登爱国学生和大学教授的文章，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一翼。

　　1936年李宗仁、白崇禧揭反蒋抗日旗帜，汤戈旦以上海学生抗日义勇军代表资格进入广西，与中共地下党员方与岩在南宁创办《新认识》杂志，并以汤夫闲笔名发表数篇反托派理论文章，震动广西论坛，引起强烈反响。例如，邓初民教授等许多学术界知名人士和一些大学爱国师生都因此与汤戈旦有过交往。为此汤被李、白的政治部主任潘宜之驱逐出境，旋赴香港参加民主大同盟，并任青年运动总干事之职。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汤由香港到西安找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要求回延安参加抗日工作。后经办事处介绍到八路军临汾学兵队学习，结业分派到晋西北120师贺龙部做“敌军工作”。38年入“抗大”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由谭政领导的后方部政治部“敌军工作部”工作。1939年春患肠胃病，经中央组织部批准送他到西安治疗（全部手续是当年在中组部工作，现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刘立清办理的），病愈后，汤为发挥自己特长要求留在蒋管区做统战工作，适逢国共第二次合作，汤于1939年起经汤菊中（刘立清介绍汤认识的党的统战对象地工人员）介绍打入（化名汤戈旦）国民党军，先后担任中校级教官，科长，秘书等职，此间，汤行踪于陕、甘、新等地，并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保持联系。汤在国民党军政干部中宣讲由自己著述整理的“王阳明学说”，宣传辩证唯物主义，1942年以唯物辩证法观点著作的人生哲学——《人情学与伟大人物》（科学的修养学）和《从做梦说到做人》二书在西北出版。书中深入浅出阐明了自《易经》、《大学》、《中庸》至宋明理学的心学精华。为团结争取国民党左派，坚持抗日民族统一阵线发挥了作用（例如国民党南疆警备司令赵锡光就受汤的影响不少，解放时起义）。他多次帮助营救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和八路军家属，他拒绝在任何反动报刊上发表文章，却在民主党派的进步报刊（如西安的《工商秦风日报》上撰写文章和报道，抗战胜利后，汤回到西安找到党组织再度要求恢复党籍，西安党组织介绍汤去重庆中央代表团工作。到重庆后，恰逢国共谈判破裂，代表团撤回，汤参加了王若飞等五位同志的追悼会后，经中共驻渝办事处安排在方与岩主持的育才中学教书。育才中学被查封后，中共驻渝办事处通过王炳南同志指示并资助路费给汤回原籍江西坚持斗争。解放前四年，他在靖安中学教书时，发动学生进行了轰轰烈烈的争民主，反国民党法西斯专政，反内战的艰苦斗争（一直被国民党迫害）。解放初期曾任江西靖安县人民办事处主任，任职期间，汤曾主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艾思奇的唯物辩证法等课程，为我党解放初期培养财经干部做出贡献。1950年经吴越同志介绍，调任天津市财经委员会编译科科长。1952—1955年，汤因揭发党内干部腐化贪污、违法乱纪案遭到打击报复，于55年被天津市人民检察院以“历史不清”为名立案停职审查。1957年，天津市人民检察院作出对汤戈旦的历史反革命案的“免予起诉”的决定，从此，给汤留下了一条踏上一只脚，使他永世不得翻身的历史尾巴。为此，汤当时有七律一首云：

　　念载危疑剧可怜，

　　屈伸哭自问苍天！

　　谁知肉市存真佛，

　　应信污池有白莲。

　　心迹若从行迹看，

　　净臣未及倭臣全，

　　汩罗江底忠魂种，

　　挥泪引吟法案前！

　　从以上历史简述可知，汤戈旦的生平经历虽然非常复杂，但在解放前二十余年的生涯中，的确一直是在为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努力奋斗，并且每一段经历都可以由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机构中担任高级领导工作的人——如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全国政协委员刘立、中国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等加以证明。同时，即使在极左路线和肃反扩大化的历史背景下，在全国各地对他进行的调查也找不到他半点对不起中共的事实。相反只发现了他为中共立功的业绩。如果不是被坏人挟嫌报复，而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又先以“历史不清”为名令其停职检查，后又以“免予起诉”这种荒唐草率的形式终结此案，从而导致汤戈旦几十年的复盆之冤。那么以他的资历和能力，可能早已在中共党政机关担任要职了。

　　平心而论，汤戈旦先生毕竟不可能成为脑满胀肥的官僚。他的后半生，恐怕不仅是由他此前错综复杂的历史决定，更主要是由他“特行独立”的知识分子气质，由他那“我不入地狱”的真理探索者精神所决定。这一点，仅从以上历史简述中，即可看出端倪。例如，他总是在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挺身而出，顶着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进行斗争；在被国民党判处死刑时仍能含笑吟诗，在抗日战争一开始，便主动投奔延安，与此同时，他从来都有坚定明确的政治信仰，又决不因信仰而盲从。早在青年时代，便一面参加革命工作，一面努力学习和研究中外社会科学理论。并不断将其所获得的学术成果以文章和著作形式发表出来，以影响世人并改造社会。

　　当然，从后文我们便能知道，最能表现汤戈旦先生“特行独立”之傲骨，和“学者兼战士”之精神的，恰恰是当他蒙冤受屈之后，面对几十年“打入冷宫”式的落魄生涯时，宠辱不惊，自甘淡泊，并且在衣食无着的窘境中，仍然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国际共运历史，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既中国现存社会）制度的弊病、前途及改造方向，中国当代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等重大课题。同时，他从不落入“经院哲学”的窠臼，总是为着人民大众的利益，为着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正是这一点，永远也不会为警察闫士信之辈理解，在他对其女汤津姝的问话中才会出现燕雀疑鸿鹄的高论：“他写的不是几万字，而是一大摞，足有几十万字。我就不明白，这样写图个什么，又没有工资收入，为了什么呢？”）紧密结合社会生活的需要进行研究，并得出了一系列相继被中共改革政策采纳（当然并非采纳于汤文）的正确结论，以及许多至今仍有前瞻性的科学预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那“知行合一”的哲学信念充分体现在毕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一方面抱着“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传统士大夫的清高态度，另一方面，只要有现实的社会需要，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实践自己探索来的理论。

　　鲁迅死了，而汤戈旦却在解放后仍活着，所以，“倘若鲁迅依然在，天安门前等杀头”的悲剧没法由鲁迅充当主角，而让汤戈旦这样特行独立的知识分子扮演也就是很自然的。幸而，还在历次政治运动之前，汤戈旦就被剥夺了发言权，这样，在几十年的潜心研究中，反而避开了从反右到“文革”的腥风血雨，使我们有幸看到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政府不仅没有杀他的头，而且简直是宽大无边，皇恩浩荡！

　　那么，汤戈旦在“文化革命”以后，究竟做了些什么，以致天津市公安局会那么兴师动众地去捉拿他这“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