耄耋前驱
——奇人汤戈旦的辉煌晚年（连载三）

秦永敏（武汉）

　　（共产党员汤戈旦负责武装暴动被国民党判处死缓却只坐了三年牢。作为共产党员反对共产党官员的贪腐他一辈子不是坐社会这个大牢就是坐货真价实的监狱。这也就使他有冷静的旁观者头脑，能带着理想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中国进行深入的观察和思考，并且成为民主墙运动中年纪最大的参与者。）
　

三、新思潮中的老学者

　　作为反革命被捕，对汤戈旦虽不至于是“家常便饭”，却也实实在在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1930年他被国民党当作“反革命”抓起来判处死刑，那只是第一次。

　　抗战时期，他奉命打入国民党军队工作（在此期间，他要求中共恢复其党籍，因战时条件无法做调查而搁置），又因为是共产党嫌疑分子而坐牢两年。

　　前面提到过，1955-1957年，他为揭发领导侵吞公物而遭打击报复，结果反因“历史反革命”嫌疑，开始了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坐牢史。

　　“文化革命”中，虽未抓到任何把柄，自然也是“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者难逃”，不仅本人作为“反革命分子”押送回原籍劳动改造，而且祸及全家下放七年（1968-1975）。

　　当然，他一次又一次因为政治而坐牢或打成反革命，在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原因正好相反，先是因为他是共产党，后来却因为他是“国民党”。这听起来像咄咄咄怪事。其实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来看，却完全合乎情理，归根到底，还是由于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社会因素——政治生活中的排他性，或者更明确的说是专制性所造成的。在一个政治生活现代化的国度里，在彼此宽容异己政治力量的成熟民主制度下，所有这一切都决不会发生。不过，许多熟悉《三国演义》的人或许认为，汤戈旦先生脑后是否生有“反骨”，所以在国民党统治下他反对国民党，在共产党统治下他反对共产党？

　　其实，说来可叹的是，汤戈旦毕生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者！

　　在他的“原旨马克思主义”看来，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制度的变革方向是“实行人民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具体地说，当代生产力发展要求中国这种社会主义国家立即实行彻底的市场经济，但也要增加群众自发的合作社这种“真正”具有生产资料共有性质的所有制成份，以减少剥削和贫富不均现象；与此同时，他还希望对这种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民主政治的变革，所有这些，都是为未来的科学社会主义准备条件。

　　现在来看看，1957年留下“免予刑事处分”的尾巴后，汤戈旦是如何生活过来的。

　　刚出狱时，当分配他到文化局担任低级工作，但桀骜不驯的汤戈旦怎能忍受这种不明不白，毫无道理的降职处分？他拒绝到职后，有关方面虽经答应重新安排工作，但一直没有结果，他要求天津市检察院给予明确结论，也一直没有答复。就这样，形成了他此后三十多年的无业状况。剥夺了他工作的权利，也就剥夺了他生存的权利！

　　幸运的是，汤戈旦在残酷的战争年代找到了一个理想的人生伴侣。他与杨洛芳定情时说过：“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随时有坐牢掉头的危险，有思想准备吗？”杨洛芳能理解并且分担他的重任。早在婚礼问题上便给了他最好的回答：恰恰在预定的婚期，汤戈旦被国民党抓进了牢房，结果在结婚这天，杨洛芳勇敢地隔着铁窗与他见面，就这样算是举行了婚礼！

　　恋爱属于浪漫，婚姻却属于平淡。在平淡的夫妻生活中，杨洛芳更表现出了伟大的奉献精神。汤戈旦无业之后，全家四口人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了杨洛芳肩上。她每月三四十元的工资不仅要供一家人衣食住行，还要供汤戈旦订报购书以从事学术研究。而汤戈旦作为学者型人物，从来就没有为生计问题操心费力的习惯。哪怕在这种无业的情况下，他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全部精力都用在研究社会问题，探索科学理论上。这样，杨洛芳不仅要用自己的辛苦工作养活汤戈旦和两个女儿，还承担起全部的家庭劳务，无论是洗衣做饭，还是买煤买米，统统都毫无怨言地包了下来。不言而谕，如果没有杨洛芳的无私奉献，汤戈旦别说学习研究，就连基本生活也无法想象。考虑到杨洛芳出身于大地主家庭，她能在汤戈旦一世穷愁潦倒中忘记自己早年穿金戴玉的生活，无怨无悔地撑起这个家庭，其精神就更令人感到难能可贵了。

　　当然，身为“一家之主”的汤戈旦偶尔从理性世界回到琐事繁杂的人世之中，也不能不为自己未能尽家庭责任而伤心，但他绝不将这种情绪表露出来。

　　有趣的是，在这艰难的岁月里，他年轻时兴之所致偶一为之的消闲小技，此时竟成了帮补家用的重要途径。有一天，烦恼之中出门溜哒，偶见有人垂钓，便准备了钓竿准备了鱼食，想借此聊以“偷得浮生半日闲”。未料到，年轻时练就的一手绝活还真管用，半天时间便满载而归，一家人当菜吃几天还剩下不少，此后他索性将钓来吃不完的鱼，让女儿拿到市场上卖了以补贴家用。当然可想而知，这样卖出的几个小钱，与家庭开支相比不啻杯水车薪。再比较姜太公钓鱼，人家是不钓鱼鳖，只钓王侯，汤戈旦此一逸事浪漫的色彩自然便被知识贬值的悲哀，被英雄末路的凄凉淹没了！

　　“僵卧荒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汤戈旦不愧为屈原、陆游式的爱国文人，无论个人命运多么乖厄，从来都“位卑未敢忘忧国”。他虽从五十年代中期步入人生晦暗岁月，年事也逐日增高，作为社会政治事务的旁观者，他对弊端丛生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却越来越洞幽烛微。

　　在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笔记里，就表现出了他对各种弊政进行反思具有同步性和科学性。对所谓“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他提出了种种质疑，尤其明确指出“大跃进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对庐山会议的召开，他痛感“彭德怀案是大冤案”。在62年中共重提阶级斗争以后，他更在笔记中大量评议越来越趋向极左的错误政策。其妻杨洛芳是有文化懂政治，更清楚现实利害关系的人，不能不时时为他担心受怕，既然没法阻止，便精心为他收藏，从而保证了这些笔记在“文革”的恐怖岁月里不致于给他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文化革命”开始以后，汤戈旦在冷眼旁观中尖锐地指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大倒退”，并预言“江青与杨贵妃必有同样下场”，并严禁其妻其女参加任何造反组织。

　　1968年，“全面专政”就已落到汤戈旦身上，他被作为“反革命”审查后与全家人一起押送回江西农村劳动改造。

　　正是腥风血雨的“文化革命”，把现存体制的弊端推向了极端。可以说，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当代思想家，以及由他们一手创立的科学意义上（而不是作为官方政策诠释）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几乎没有不是作为对这场空前文化浩劫的反思而发端和确立的。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汤戈旦以往零星点滴的新思维，开始如普里高津耗散结构理论所指出的那样，从无组织的数量积累，向高度系统化发展的方向突飞猛进了。

　　当然，也和同时代在沉寂的中国政治气候下默默探索着的大多数思想家一样，或者说他尤其典型的是，思想上的彻底解放与精神上的大彻大悟，是从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开始的。

　　为了买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著作，他不惜让全家人几个月滴油不沾，菜粥下饭，以便在本来就微乎其微的生活费用中挤出相当大的比例。他不惜让自己穿得补了又补，有穿无换，甚至出卖本来就所剩无几的衣物。而当他的夫人杨洛芳先期回城，四方奔走后偶然为他购得一套《资本论》时，他欣喜若狂的心情比守财奴得到金山还高兴百倍。

　　就是在下放农村，衣食难保的恶劣条件下，汤戈旦不仅完成了自己思想上的艰难飞跃，而且利用这七年“山中岁月”完成了标帜他本人理论成熟期的一百多万字巨著——《社会主义狂想曲》。

　　这是一本三卷六册的政治经济学专著。第一编为《论分配》，第二编为《论生产》，第三编则专门批判了他认为是“杜林式的”，保存了商品、货币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

　　这一巨著当然至今未能面世，它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究竟如何，还有待社会科学理论界作出客观、公正的科学评议。由于受“文革”时代历史条件的局限，今天看来它的很多具体内容已经过时，但笔者认为，这部贯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著作的学术贡献是不可抹杀的。

　　正是厘定巨著，象征着汤戈旦毕生的精神追求已经有了可堪自慰的成果。为此，他情不自禁地引亢高歌一绝：

　　“耕野饭牛捋厚髭，

　　青灯剔尽著奇书。

　　百年坠绪茫茫里，

　　一发惊雷天下知！”（注意）

　　1975年落实政策时，汤戈旦继全家之后也回到天津。

　　从这时开始，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进入加速期，他的思想也开始加倍活跃起来。

　　当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邓小平恐怕打不倒，打倒了也会重新站起来。今天的中国，没有邓小平也要实行邓小平路线。”“邓小平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唯一希望。”

　　正因此，当1977年7月23日，他听到邓小平复出的消息后，当即赋诗一首以寄托狂欢心情：

　　“日丽中天传电讯，

　　天欢地笑接君还。

　　烟波钓处观苍狗，

　　闲鸥数点指头间。”

　　他的狂欢固然是因为邓小平路线能够拯救当时的国家危难和人民疾苦，也是因为料定自己几十年的沉冤必将在政治清明的时代得以昭雪。

　　眼见全国的政治形势越来越好，他一面更加勤奋地笔耕不止，一面积极找组织要求恢复党籍并安排工作。同时，还将自己多年来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寄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红旗》杂志社、《经济研究》、《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希望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和采纳。

　　随着“文革”后中国文化事业的复兴，国家的科学研究机关也开始恢复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单位由于体制残损，人才奇缺，开始公开向社会上招聘高级研究人员。

　　年届七旬的汤戈旦“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满怀学者豪情，雄心勃勃地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员。只是由于招聘单位有自己的年龄要求，他才最终未能如愿。直到今天，他的家属仍保存着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颁发的“准考证”。

　　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确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有希望的时期，而汤戈旦的个人生活也有了转机。此时，三十年代与他在上海共事的张执一已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经张执一过问，天津方面已暂时分配他去天津政协，任文史馆馆长，并正为全面解决他的问题做系统调查。

　　不过，对汤戈旦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倒不是个人的遭际，而是国家的前途。此时他最关心的事情，也不是自己的平反，而是关于中国百年大计的经济制度变革问题。

　　他将自己多年心血的结晶整理成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八条建议——《一副砭沉苛的猛剂——敬呈邓小平副主席》，并于1976年秋交中共中央办公厅。其中的内容有：“解放农业枷锁，实行包产到产”，工业要打破吃大锅饭，坚决扩大企业自主权”，大胆引进外资，搞活经济”，“坚决打击官僚主义瞎指挥”等等。以上主张在十五年后的今天看来，或许已经平淡无奇，但在“文革”刚结束两年，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界连“凡是毛主席说过的都要照办”这种思想禁区都没有完全突破的情况下，则不仅是耸人听闻，而且是大逆不道！

　　然而，最有希望的时期，却常常如同没有结果的鲜花。

　　汤戈旦给邓小平的建议如石沉大海，这倒也无可非议。

　　他寄给官家刊物的所有文章，充其量是在回函和退稿中说几句“你的观点有独到之要”，“你的研究有意义”之类无关痛痒的话，甚至指责他言辞过激，锋芒太露，总之是一概不考虑采用。

　　与此同时，有关他个人问题的解决，也是一拖再拖，不知何时能有结果。

　　这种情况，对于“书生老去，机会方来”的汤戈旦，是十分难以忍受的，须知，他已经从年富力强的壮汉，等成两鬓如霜的古稀老人。对于他来说，个人的功名利禄，荣辱毁誉，早已是身外之事。而将自己几十年苦心孤诣探索理论之所得奉献于社会，进而有裨益于国家富强、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则是他有生之年唯一的心愿。

　　就在这时，轰轰烈烈的“民主墙运动”作为继“四五运动”之后又一次席卷全国的群众性民主运动爆发了。

　　在天津市委前的民主墙旁，人们总是能看到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全神贯注地研究大字报，津津有味地听人们的辩论，甚至一个字一个字地摘抄或记录着什么。直到民主墙取缔的时候，他还不时出现在那儿，看看有无新的情况。

　　随后，民办刊物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大城市出现。这一诞生于民主墙的新生事物，虽然远不如民主墙那样引人注目，但仅就它的形式本身而言，其存在的意义是巨大而深远的。每一个懂得现代政治生活的人都知道，没有民办刊物的民主选举是无法想像的：民办刊物，民主团体和民主选举，正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三大支柱。而与民主墙相比较，无论是民办刊物本身，还是民办刊物上发表的文章，都是对社会更负责任的形式。

　　手捧粗糙油印本民办刊物，汤戈旦激动地回想起自己青年时代作为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新认识》杂志的情景，看着民刊上登载的那些虽然手笔稚嫩，但洋溢着青春激情和献身精神的文章，他惊讶地发现这些年轻人与自己竟是那样的同气相求，息息相通！回想起与国家刊物及编辑的交往，他总觉得自己与它们之间有一种不可逾越的膈膜。为此，他实在不能自持了，便慨然赴北京，上上海，游青岛，以七十多岁的老人，不耻于登门拜访年令与儿孙辈相仿的民刊负责人徐文立，孙维邦等。果然，他与这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总是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和某些人，如武汉《钟声》的秦永敏（即本文笔者）甚至不用见面，仅凭一纸文字，一篇论文，便成了忘年的莫逆之交！

　　他深切地感到，这些年轻人与他一样（可能事实相反——是他与这些年青人一样），思路开阔，思想活跃，丝毫不受传统观念的局限，提起笔来也是嬉怒笑骂皆成文章，同样遵循文无定法的主张，以我手写我口标榜，绝不作那种违心之论文饰之言。

　　然而也使他遗憾的是，这些年轻人谈论政治时往往流露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或者将马克思的理论（特别是异化学说）理解得面目全非，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必须克服的信仰危机。

　　因此，一方面官方刊物统统不发表自己的文章，使他那种知识分子学术观点渴求世人了解的急躁心情难以忍受，另一方面，端正年轻人认识的考虑也使他认为责任重大而且舍我其谁！在这种情况下，他把几篇论文投到《五四论坛》《勃海之滨》等刊物发表，并一再给各民刊负责人写论文式书信，宣传自己的[原旨马克思主义]理论。

　　例如，他1981年1月18日给武汉《钟声》秦永敏的信文中就虽这么写道：“谁要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件无缝天衣，那自然是可笑的。在我看来，现代中国祖孙三代的历史任务不是急于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或某些缺点；当务之急是批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歪曲和篡改”。

　　但是，客观地说，汤戈旦与各地民刊负责人的交往，无论是面晤还是文字往返，基本上都是在讨论问题，多涉及经济，政治，哲学诸方面。许多书信动辄洋洋数万字，实为理论探讨文章，所有这些都有案可查。

　　除此之外，他正式整理出的理论文章，也不少于十好几篇。其中有《新钱神（价值）论》，《澄清一些意识形态》，《经济与政治》，《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疑难问题与××同志商榷》，《略评“中国社会形态的历史基础与发展趋势”》《略评薛暮桥“再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等。

　　下面，不妨将他当时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作为“原旨马克思主义纲领”的《高举“共产党宣言”》一文（上部）照录于此，聊供读者从中寻找警察阎土仪所谓“煽动共产党起来造反的罪证”。


小×同志：

　　在我们的时代——劳动仍然异化为商品的时代，还需要宗教感情。人手造的物——商品就象人脑造的物上帝那样，还作为一种异已力量在支配人时，宗教就不会消亡。如果说要揭开商品的秘密就如马克思说的：“我们必须跳入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资本论》第一章），那么，现时代的宗教感情和宗教现象就不过是商品的内在矛盾表现为阶级对抗的感情与阶级斗争现象罢了。问题是在于：是剥削压迫者的宗教呢？还是被剥削被压迫者的宗教？从来不存在抽象不变的具有某种永远含义的宗教。耶稣原是作为奴隶的宗教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他并非一出生就是奴隶主，封建主或资产阶级的神。连神也有无意志的自然神和有意志的人格神。当伽利略在神面前被凌辱，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烧死时，血腥的火难道不恰恰点然起人们慷慨悲歌的殉道感情吗？马丁?路德和闵来尔反封建的宗教改革运动，特别是闵来尔英雄牺牲的宗教难道不是可歌可泣的革命史诗吗？伊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至少在推翻巴列维警察国家的历史过程中是顺天应人的。如今波兰的天主教会在一定的现实意义也不是反动的。中国的白兰教以至太平天国都也以宗教名义发动劳动人民造反。尽管霍梅尼或“太平天国”并不会创造什么新世界或太平天国出来。对宗教感情应作历史的评价，它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度的现实条件下是有不同的作用和意义的。

　　近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同是人的异化。后者有人的尊严生活外貌，感到自我满足；而前者则恰恰相反，因而他除了自己的劳动力换来的可怜或有限的生活资料（即使西方工人的生活水平已相当高，但较之资本的巨大积累还是可怜的；并且工人在所创造的价值总量中自己所占的份额是越来越下降的，这一直证明相对剩余价值铁的规律）外，已一无所有。他是“工资奴隶”。他作为劳动力这种商品的自由出卖者和取得等价交换的权利（这种权利并非意味着剥削的消除或减轻；相反，剥削或剩余价值率是越来越高的），也是不断斗争的结果。所以在现代先进国家工人虽基本上有了这种自由和平等权利，或者说，他们也逐渐象个人那么生活；而在落后国家，特别是在封建性国家垄断资本下的“工资奴隶”则还在过着远低于其劳动力价值的强迫劳动的非人生活，仍然还在古代奴隶和农奴状态中。

　　历史的辨证法是：“劳动解放，就必须废除作为劳动异化的商品，而要废除一般商品，却又不可避免地在现阶段还须维持劳动力这个特殊商品。劳动力变成商品是个历史的巨大进步。它是现代文明和现代化的经济支柱。一如没有古代奴隶制也就没有现代文明是同一个道理，而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对我们已没有意义。必须承认劳动力还是商品，（这种商品并不能在人的头脑里说废除它就废除了的，不是一念斯大林的理论咒语它就变了的）——这乃是等于承认它有自由出卖和等价交换的权利，即承认劳动力的所有权是属于劳动者本人，他有完全的支配受理法权；这里只受买卖双方基于自由意志订立的契约支配。这是现实历史条件下，无产者唯一能有的权利（或者说，它不是可以立即改变的历史过程）；除此之外，都不过是幻想和欺骗（虽则在量变上已有可能加以若干改变，那就是“人民资本”——见本纲领[下部]）。但是，就连争取做个这样具有人的生活外貌的人，也还须进行巨大的斗争（特别是在前面的，垄断与专制的国家）。需要牺牲精神，也就是需要宗教式的炽热的献身精神。所以无产阶级还必须有自己的忘我战斗的“十字架”——先锋队，才能鼓舞和率领整个阶级行动起来。

　　如果我们再从整个中国的历史命运看，目前劳动力商品化问题也是决定性的关键，因为它就是劳动积极性，创造性和内在动力问题之一。“智力开发”等等（日本是效率最高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它搞高工资，高福利，也不过是使劳动力这个商品能得到充分的等价交换并发挥其特殊作用，它还搞终身雇用的宗教式的共同体，也不过是使这种交换能得终身的保障。日本经济创造出了奇迹的秘密也不过如此。但这种奇迹不会是永恒的，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化，它也终于要崩溃的）。中国近年来已陷入东方匮乏型的新“滞胀危机”，目前的“调整”政策看来是即要使农业轻工业在调整中有个较大的稳步增长，又要使石油，煤炭等大型重工业工程能够在1985年顺利投产，但如果劳动力商品的问题从理论到实践得不到解决（从上而下的“改革”，现已希望甚微），调整的目标就将再次落空，这就潜伏看到1986年前后周期性的大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

　　同志，我们的时代还需要宗教感情，我们要肃清虚无主义的流毒，重视建设，你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该举起[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传道设徒，哪怕要入地狱也不要害怕！

　　黄石 1981年3月26日


　　汤戈旦的这类文章所表述的基本思想，当然并非“句句是真理”，而且，本应当做理论问题讨论，他却当做一种新型教义宣讲，似乎也反而使文章的份量掉价，并且说到底，这种文风好象也是和斯大林理论模式一脉相承。但是，就此文所表述的基本思想：劳动力商品化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之一而论，却是非常正确而且言在人先的。作为全面走向私有制——市场经济的一个环节，劳动力商品化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是这种制度下人的解放和思想解放的社会前提，因为在斯大林模式下公民的人身是工作单位的附着物，既然受到超经济强制，也就根本不可能拥有独立人格，因而也就没有独立的精神。话说回来，汤戈旦将“宗教精神”（哪怕是为无产者服务的）和“争取劳动力商品化”当做他“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纲领上半部分的两大主题，虽然确实有一些现实意义，但作为一种思想纲领，份量无疑太轻了一点。

　　不过，对汤戈旦理论的看法尽可以评头论足，商榷批判，但其中不乏闪光之点，且有很多具有改造社会的现实意义，应当是每一个有理论头脑的人所承认的。但结果它面对的是警察闫士仪的责难和法庭的审判，这不能不说是今日中国最大的悲哀！

　　就在汤戈旦拜访民刊负责人和大量撰写论文供民刊发表和民运人士传阅时，他的家属——两个跟着他饱受生活磨难的女人，夫人杨海芳和长女汤靖姬都已开始暗暗着急了。杨虽忧心忡忡地劝告他：“你在政治上吃的亏已经够多了，何必还卷进去呢？”长女则说：“至少等你的平反通知下来以后再参予政治吧，别弄得人家有意见不给你落实政策了。”

　　作为一个襟怀坦荡，心胸豁达的思想家，汤戈旦对妻女这些并非妇人之见的劝告只是一笑置之：“算起来，邓小平也是个受过迫害的英明领导，怎么会糊涂到把我过去的冤案压下去不平反？何况我所做所为，不仅都是与邓小平路线相呼应，或者说不干脆就是为邓小平的改革出谋划策吗？”

　　然而，善良的人哪里能想到，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无论多么开明，也绝不会容许体制外的政治萌芽生长，哪怕你是为官方出谋划策，哪怕你是为了它的完善补台，即然违反了“一元化”原则，就不可能逃避被当做敌对势力整肃的命运。

　　事实表明，他妻女的担忧地太轻描淡写了，本书开头展示的那一幕沉痛现实，才是今日中国的一个小小缩影！

　　本文笔者81年4月13日（迟于汤4月10日三天）同样因中共81（9）文件陷入囹圄，在八年的铁窗生崖中时时想起汤戈旦先生和他的来信及文章，并由衷地感到能有这样一位忘年之交实在是三生之幸。为此，曾赋诗一律《遥致汤戈旦》，在颈联中称颂他云：

　　“精神不共年岁老，

　　思想常随日月新。”

　　不知读者看了汤戈旦以上事例，是否也会产生同样的感慨？须知，这种境界看似平常，人类历史上却没有几个人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