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宪政重光日，家祭勿忘告乃翁
——痛悼“五七难友”廖光全医生

严家伟（四川）

　　2013年5月1日凌晨，笔者还在半醒半睡中，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叫醒。提起听筒传来的是我当年的“右派”难友、廖光全医生的女公子廖二妹泣不成声的哀告：述其令尊已于两小时前离开了人世。虽然此事来得并不突然，早在一年以前，光全兄就被确诊罹患肝癌，而他以极大的毅力与病魔进行了殊死的搏斗。一月前病危期间，我又与“右友”罗文周以及刘达霖医师，贾敬涛，李开云，张老师等诸君前往医院探视。故今日结果似已在预料之中。但此时此刻闻此噩耗仍不免悲从中来，也勾起了对往事的许多回忆。

　　廖光全医生1939年生，四川省宜宾市人。早年毕业于四川省泸州医专（现名泸州医学院）。被分配在宜宾“工农兵医院”作临床医生。—向爱岗敬业，深得病人好评。1957年这个还未满二十岁的小青年，却像走夜路撞见了鬼一样的与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来了个迎面相逢。本来他成天都钻在医书和病历、病情中，并没有去搞什么“鸣放”。但毛泽东的政治运动却有个“原则”叫做“你不关心政治，政治要关心你”。而且当时宜宾医疗卫生系统又完不成上级下达的必须揪出占总人数5%的“右派份子”这—内定的“指标”。再加上廖医生家庭出身是所谓的“剥削阶级”，这样七整八凑，廖光全便成了当时宜宾医界年龄最小的“右派份子”。

　　性情向来刚直不阿的廖光全完全不能接受这样凭空捏造的诬陷。因而他拒绝作什么“低头认罪”的检查。声称自己没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如此—来，又加了—条“罪状”，叫做“坚持反动立场，拒不检讨认罪”。按照“我党”一贯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精神。于是来个“从严”处理，送“劳教”。众所周知，这个“劳教”名为“最高行政处分”，实则就是不经司法程序，由本人所在单位党的领导一拍板，上报给公安局（警方）便进行抓捕，押送往劳教场所。这套无法无天随意践踏公民人权的恶法，几十年来畅行无阻，直至今日仍在作恶。就这样，廖医生便于1958年被开除公职，押送往四川乐山地区的“中川铁厂”进行不称为“劳改”的劳改。

　　这个所谓的“中川铁厂”，原来是—个劳改队纸厂，位于乐山沙湾镇附近大约两公里处。1958年毛泽东脑袋—热，突发奇想，要在15年内“超英赶美”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全民大炼钢铁。于是神州大地无处不冒烟。沙湾桥头的这个中川劳改纸厂。当然也不能例外。响应党的号召的劳改队的管教先生们，便在纸厂里用沙石砌起了土高炉，从三峨山采来含铁量极低的硫铁矿石，从沫江煤矿运来焦炭，利用厂里的设备电动鼓风机，开始了“大办钢铁”，但是多少天后那种“铁水奔流，钢花四溅”的动人景观总不出现。人们常说，劳改队里出人才，于是有犯人建议，将那些废旧的铁钢废料，投入炉中，来个“以铁炼铁”，把“炼铁炉”变成“化铁炉”于是“奇迹”终于出现。铁水终于从炉中奔流而出。竟然一举“化”出了24公斤铁水的“优异成绩”，一辆汽车上挂满彩旗、锣鼓喧天，热热闹闹送到乐山地区大炼钢铁办公室，以及地区公安处报喜。受到上面的嘉奖。成为乐山地区的先进单位。便是这个“以铁化铁”弄虚作假而建成的所谓中川铁厂。

　　廖光全被押送到这里后，并没叫他去“炼铁”。这倒不是因为中川铁厂的劳教干部特别尊重和优待廖医生这个知识份子。而是人家另有个打算，表面上叫做“发挥其—技之长”。因为那么几千人的一个厂，囚犯、劳教人员再加什么刑满就业的，自然会有人生病，受伤。就是那些劳改、劳教干部也要“害瘟”。所以必得有个医院。于是把廖光全弄来给大家医病，比去花钱另请医生成本低多了。所以人家内部将此称为“废物利用”。就是说你廖医生已被打成“右派”，在人家看来已是没用的“废物”了。而今用你这“一技之长”为“我党”几乎无偿地服务，岂不美哉？据说这也是“两劳”（劳改、劳教）政策的伟大成就。管他怎么说，反正廖医生也由此逃过了许多非人的劳作苦役，从而暂时在苦海中抓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

　　可是当时间进入到一九五九年，随着什么“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高歌猛进”，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饿殍遍地，社会主义的伟大中国进入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饿肚时期”。这时“上面”发出号召：“低标准、瓜菜代，勤紧裤带还外债”。干部们说：是那个“苏联老大哥”背信弃义，硬卡我们的脖子。所以只好不吃或少吃粮食。人们的粮食标准一降再降。那些重体力劳动者，从原来的48市斤降到38斤。医务人员，从每月28市斤降到19斤，其中还要扣除半斤粮食来储备作为月大的调剂粮，所以每天只有6两。至于油荤肉蛋之类，连影子也看不见了。然而，劳改、劳教人员的繁重劳动却有增无减，有的长达12小时以上。饥饿、营养不良、体力的加倍消耗，导至水肿病开始大量上升。加之医院中药品匮乏，连普通的维生素及葡萄糖之类的药品也在严格控制之下。当病人处于极度衰竭必须使用时，医生的处方还需院长签字批准，而且其批准用量只是处方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医院的院长，外号叫“向黑蛋”，山西人，文盲。除认得年月日的12345外，只认得他那个“向”字。因为“资格”老（据说是1942年便当了“八路”），所以他说的话就是“法律”。他想骂谁，你就只能低着头等他骂，稍有辩白“向黑蛋”就会给你来个拳头与耳光齐飞，让你身上青紫与肿块一色。他的口头禅是：对你们（劳教、犯人）就要用对付日本鬼子那样的办法。

　　就在这样上有大暴君毛泽东祸国殃民的“德政”，下有各种小暴君“向黑蛋”之类的暴虐，于是当时出现了一个特殊词汇叫做“非正常死亡”。意即此人死得不“正常”，为何不正常？对不起，无可奉告，大概是国家机密吧！当时全中国都在这样“非正常”的大量死人。关在中川铁厂的劳改、劳教人员自然更在饥饿与苦役中大量死亡。据廖医生讲，到一九六一年春天由每天死亡2—3人增加到每天死亡10人以上。有时当一个死人才抬出去停在地上，第二个死人马上又得抬出去。对于一天死上三、五个人的现象大家早已司空见惯。而最多一天死亡的人数竟高达22人。在此期间中川铁厂到底死亡多少人，恐怕时至今日，也只能是个谜了。据廖医生概算，先后决不少于1500—2000无辜者死于非命。

　　人死了，总是要掩埋的。医院里有一个杂工组。杂工组的工作任务是为全医院干部伙食团，及劳改、劳教、病员伙食团的粮食、蔬菜、燃料等作运输工作。后来又兼任掩埋死人的工作。病人死了，通知杂工组组长。到基建中队的木工房去用边角余料钉一付木匣子装上死人，抬到三峨山上去挖坑掩埋。由于死人太多，根本无法一人一坟。于是先在一个处挖个大坑，将一批木匣子放下后，临近挖土来掩埋，取土处形成的第二个坑，又放第二批木匣，再临近取土形成第三个大坑，再挖第四坑的土填埋第三坑……依次类推。由于土薄，一遇雨水冲刷泥土冲走，木匣显露，那些死尸便成为一群饿狗的美味佳肴。所以当时出现了一种怪现象，人由于饥锇而骨瘦如柴，可是有几只野狗却长得肥胖胖的，因为它们时常都享受到人肉的美味。再到后来，连抬死人、埋死人的人也饿得有气无力挖不动泥土了，于是只好将死人往山沟里一丢了之。结果弄得山沟里臭气薰天……

　　廖光全由于受到了“废物利用”的“优待”，当了个劳改、劳教队的医生，既幸免了劳作苦役，而医院里的伙食又比其他劳改、劳教的稍好一些，再加他当时年轻。才终算从这“死人堆”里爬了出来。于1963年获得劳教期满释放回家。由于当时到处都缺乏医务人员，于是被一家搬运公司雇作临时工，仍作医务工作。这时—位乡村民办校女教师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和廖医生相知、相识。这位年轻的姑娘叫邢永兰，当时才二十多岁，是宜宾观音镇人，家庭是所谓“地主阶级”，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也在政治迫害的苦难中长大。但她自强不息，成为—位乡村的民办小学的女教师。由于教书认真负责，深受学生与家长的好评。

　　邢老师通过与廖光全的接触，觉得他是一个诚实可信的好人。于是不顾当时那些庸俗.政治眼光的反对，毅然和廖医生走上了神圣的婚姻殿堂。他们婚后育有三子一女。在当时那样的物质条件下，邢老师又在农村生话，其艰难可想而知。孩子们都在穷苦中长大。每逢周末他们便到山坳口路边上去迎接从城里回家的爸爸。廖医生总是竭尽所能给他们带一点馒头、泡粑一类可吃的东西，孩子们和邢老师一见都露出了笑容。比今天见到什么高档名牌商品还宝贵。真是贫贱家境百事哀啊！然而就在这样困难和受歧视的环境中，他们夫妇二人都将孩子拉扯长大，而且个个成才，三个成为教师，一个是银行的职工。

　　晚年的廖医生仍自强不息。古稀之年还自学电脑，使用“破网软件”登录世界自由媒体。了解世界民主潮流和国内民众争取民主与维权的最新动向。每逢友人茶叙，廖医生总是十分健谈。宣传普世价值观念，痛斥独裁专制种种丑行。当薄熙来在重庆大搞“唱红打黑”时，廖医生当即指出这是复辟“毛左”，复辟“文革”的倒行逆施。义愤之情溢于言表。此时人们看到的是—个“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民主老人的形象。

　　当廖医生自知已罹患绝症后，坦然面对。他在病床上拉着我的手说“我们都是学医的，生死是自然的事，回归大自然是人生的必然归宿。我别无所憾，唯一遗憾的是未能看到中国实行民主宪政。但我肯定这一天一定会到来。中国决不会永远被一党专政的独裁政府所统治。独裁专制的结束和民主宪政的实现是历史的必然！”在物欲横流，社会浮躁，理想道德和人文精神普遍丧失的当今中国，廖医生这样高尚的情操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这既是廖医生临终的遗愿，也是一个民主知识人终生不渝的信仰。

　　“死去原知万事空，唯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这是陆放翁千古的名句。希望、也相信当民主宪政重新光临神州大地时，邢老师和廖医生的儿女们一定会记得把这一特大喜讯告诉我们的难友光全兄！

　　2013年5月31日完稿

　　（稿系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