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莞的“扫黄”说起

刘 隐

　　今年的东莞扫黄，已经被媒体炒得轰轰烈烈沸沸扬扬，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气势之猛，震憾之强，前所未有。按说，这一顺应民心，净化社会风尚的举措，应该得到国人的普遍称赞和支持。然而，在网络上，在知识界却出现了不同声音。他们对这一行动并未给予正面肯定，而是进行了调侃揶揄，冷嘲热讽。

　　为此，官方权威媒体立即作出激烈反响，批评这些所谓的网络大V“兜兜转转，颠三倒四”，“标新立异博取眼球”，“无视法治常识”，“罔顾社会良知”等等。一些网友也掺合进来，加入到这一批判行列之中。

　　事情真是这样吗？对扫黄说三道四的人，难道真的不懂起码的“法治常识”，丧失应有的“社会良知”吗？

　　一位资深学者对此给予了透辟阐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东莞出现的这一异常现象，深刻反映了当今“形成的社会中的对抗与分裂”。而这一对抗的缘由，正是知识界“对近来改革过程的失望甚至绝望”。于是他们便“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一种不合作态度”。

　　提起改革，这个炙手可热红得发紫的词语，已经喊了几十年，似乎谁不喊一下便不符合潮流，不顺应民心。因此，谁上了台便都拿它来作旗帜，至于改与不改，改了什么，那则是另一回事了。事实上，老百姓所需要的改革与权贵们所喊的改革从来就是两码事。由于现实与理想的差距越来越大，越走越远，所以，不仅知识界感到“失望甚至绝望”，即使庶民百姓也对改革没多大兴致了。似乎得了“改革疲劳症”，一提改革便有些恶心反胃。

　　诚然，这些年也不是一点没改，高档宾馆不能去了改为私人会所；礼品不能明送了改为暗送；驻京办撤销了改为招待所；公车不能私用了改为现金补贴……如此等等。就说这喊得最多的关于权力的改革，譬如“一把手”的限权问题，刚一提出就遭到种种质疑：有人说“就算一把手不直接管（人、财、物），但提前给参与决策的人打招呼沟通，那样他想咋办还不是咋办了。”有人说“即使他不直接分管，他制定政策和分工时可以把得力的人圈进来，然后通过他们去实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以想见，这个所谓“一把手不直接管人、财、物”的议题，压根就是一个徒有其名而无其实的“空头支票”，更不用说那些什么“欢迎监督”“公开透明”的种种承诺究竟有多少实际意义呢？

　　改革的根本问题是权力的合理配置，互相制约。权力必须监督，无监督的权力必致腐败，这已是尽人皆知的道理了。然而，这种监督必须用权力进行监督，无权力的监督只能是一句空话。如果不敢或不愿触动个人或集团对权力的垄断，不打破老子与儿子、主子与奴才的从属关系，那么，监督又从何谈起呢？这样的监督只能是自说自话，自花授粉，近亲繁殖，其结果必将逐渐退化，直至灭亡。

　　坚决反腐，打几个老虎当然不错，但若不彻底改变滋生和保护贪官的制度，仍然会出现前“腐”后继，边反边腐，越反越腐的难堪局面，弄不好反被老虎吃掉也未可料。

　　中国多年的改革总是在兜圈子，尽抓些鸡毛蒜皮芝麻介蒂的事情，做一些毫无实意的表面文章。一会限制这个，一会限制那个，治理官员的文件连篇累牍足可汗牛充栋，而实际效果却微乎其微。什么是“深水区”？什么是“硬骨头”？恐怕至今还摸不着北。犹如一个人得了病，分明病在膏肓，却硬是在脚上瞎折腾，折腾来折腾去，不仅耽误了治病良机，还误了卿卿性命。

　　看到这些，你就不难理解目前东莞扫黄中所出现的异常现象了。

　　究竟是谁在“兜兜转转，颠三倒四”？正是那些手握大权顶层设计的所谓改革者。时间实在耽误不起了，几十年就这样在“兜兜转转，颠三倒四”中白白过去了。中国人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难道还要他们再等待更长的时间付出更大的代价吗？

　　仍如那位学者所言，知识界的这种不合作态度，“并不完全是一种消极的回应。实际上所开启的是另外一个过程，即基于社会力量的转型过程。或者说，是在放弃对改革的积极介入的同时，以社会的力量，推动社会的改革。”

　　“不止不行，不塞不流”。有所不为是为了更大更好的作为。但愿这一“转型过程”能进行得更快更短一些，以更大的“社会力量”来推动中国的改革。也愿我们每个人，都能以积极的姿态、大无畏的精神，参与到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改革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