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共产党和现任执政者说两句公道话
周傥
一、
因为我写文章批评共产党和现任执政者，所以就有人对我说：“你是不是偏激了一些呀？凡事都一分为二，共产党和现任执政者们难道就没有好的方面吗？你怎么不多看看它们的优点、长处和积极面，不客观的肯定一下它们的成绩呢？”
我是这样回答的：我笔上责之切，是因为心里爱之——嗨，这么说也不准确，对共产党们，有什么理由可去爱的呢？不过，尽管讨厌，但在身处枷锁、无可奈何的今天，我毕竟还是希望共产党和现任执政者们多少能成才、长进和争气一点，因此实在恨铁不成钢的看不下去了就忍不住要给它们上一课。只不过，共产党们的免疫力和抗药性太强，“四个自信”度太高，一般的苦口良药尚且无动于衷、不起作用，你再给上十全大补，它们不虚火冲顶、七窍流血才怪呢！以毒攻毒的猛药、凉药、泻药，没准还能起到半分疗效。
至于说到共产党和现任执政者们的优点、长处、积极面和取得的成绩，当然有啦，而且不止一星半点。我不假思索，张口就能说出两个来。
二、
北大教授贺卫方有一段视频，在推特上流传很广，是他在一个会上的讲话，内容大意是：
共产党老说——好像贺卫方这里特别引了温家宝的话——中国人文化还很低，水平还很差，素质还远远不够，所以现在不能搞选举制。普通老百姓文化低、水平差、素质不够也罢了，但全国人大代表至少都是大学以上文化程度吧，你不能说他们文化也很低吧？中央委员的水平肯定不差吧，省委书记们的素质应该够了吧，你总不能说他们全都是西贝货吧？那可以先在全国人大代表里搞选举制来选国家主席、可以先让中央委员和省委书记们选总书记啊。如果连这也不肯做，那就是在找借口忽悠我们。而且，最没道理的是：放着文化程度最高、水平最好、素质最强的一群人不给他们选举权，反倒允许文化、水平和素质最底层的低端人口农民们搞直接选举，弄反了吧？
其实，贺卫方在这里真是冤枉共产党了，搞反了的是他自己：共产党这样做，正是它的优点、长处和积极面之一啊。
早在1941年，毛泽东就明确告知全党：“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七十八年后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里，再次向全中国人民申明、昭告了这个整个共产党的共识：“要牢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也还是毛泽东，在1944年就为共产党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们确定了位置和摆正了身份：“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到了习近平，更是开口闭口向老百姓们普及自己的角色：“我是人民的勤务员”，结果弄得举国上下和满朝文武竞相仿效、蔚然成风，中华大地一下涌现出上千万勤务员，这些勤务员还不征求雇主同意就主动承担份外服务、自觉超额履行职责，于是中国成了世界上国民人均勤务员拥有指数和勤务员责任指数最高的国家，也让自己的财政经费入不敷出、不堪重负。
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袖们反复深情表白、一再公开宣示、屡次铿锵断言，充分证明他们真诚的、执着的、发自内心的确信：作为专门为雇主从事劳务勤杂工作的共产党人，比起自己的主人或者说自己的服务对象们——英雄的群众或者说普通的老百姓——，文化、水平、素质都差的很远，绝对不是低了一点半点，基本属于图样图森、“幼稚可笑”的程度；至于共产党的干部们，那就不单单是文化水平和自身素质的低劣和差劲了，已经临近智力出问题的地步；而到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央委员、省委书记那样位高权贵的级别，简直离白痴就距离一步之遥了！
我这么说，有什么直接的依据吗？当然有。
1958年5月18日，毛泽东为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上印发的《安东机器厂试制成功30马力拖拉机的报告》做的批语中，特别教育和专门针对全体中央委员和全党高级干部们写到：“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一批语正式收入进《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高贵者”，即中央委员和全党高级干部们，“最愚蠢”者，白痴专属也：所以我说“离白痴一步之遥”一点不夸张啊。
所以，等到全中国各个阶层、各种水准的所有其他人都有能力和有资格拥有、享受与行使了选举权与投票权之后，共产党、特别是共产党干部们的文化、水平、素质以及智力，还来日方长、“战斗正未有穷期”、同志仍需慢慢努力呢！不过那时候的共产党不用担心，绝对没人再逼你、催你了，你们就好整以暇、安土重迁、龟兔赛跑、“稳定压倒一切”的慢慢去追赶、提高、成长吧！
贺卫方那种选举按上下、分先后的建议，比起中国共产党几代领袖们的精神境界，明显的低了很多，是典型“上智下愚”的剥削阶级反动腐朽没落的观念意识，与共产党人大公无私、共同富裕、集体主义、敢于牺牲、勇于奉献的核心价值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史观完全背道而驰，理所当然的遭到党的忽略和无视。虽然共产党在《宪法》里把自己规定成领导力量，但在心理上、本能里、潜意识中和思想深处，从来不是信心十足、理直气壮，从来不觉得自己高高在上，从来不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从来不相信自己有文化、有水平、有素质和更聪明，从来都坚持向人民群众学习和做人民群众的小学生，从来都拒绝享有不该享受的民主特权，更绝不会以权谋私、捷足先登、企图提前拥有人民群众还不能与不配有的选举权和投票权……
这样一个党，多谦虚、多谨慎、多平等、多恭逊、多矜持、多平易近人、多不骄不躁、多和群众打成一片、多永远牢记“人民第一”呀，不是吗？
三、
为共产党说完了公道话，现在该夸夸现任执政者、肯定一下它们取得的成绩了。
《道德经》第十七章里有一段让今天的人们听了几乎相信人类在刚一呱呱落地就穷尽了日后所有政治想象力的话：“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这里要说的是：第一流的政府，是人民完全感觉不到它存在的政府；最好的人民领袖，形式上——当然不一定是实质上——就要像每当疫情最严峻时刻的习总那样，要么去远离病毒的世外桃源悠哉游哉，要么干脆彻底隐身和贵言如金、一语不发；等到疫情高峰熬过去了还活着，老百姓就可以说“我们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人没死跟你有什么关系？”第二流的政府，是被群众爱、渴望和衷心歌颂的政府；第三流的，是让人们恐惧和害怕的政府；最末流的，是让大家轻蔑、无视和看不起的政府——看来不论现代古代、西方东方、保守激进还是躺平，不管经典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自然主义，对政府和领袖的厌恶与痛恨都是一脉相承、殊途同归的呀！
老子举出的四等品质的政府其实还不全面，应该在“畏之”和“侮之”中间，再加上一个“憎之”或“仇之”，即第四流的政府是被人们痛恨的政府，就像他前朝的夏桀、商纣政权和他同朝代的周厉王时期一样——《孟子·离娄下》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形容的就是这种政府。
老子说的第一流和第二流政府，中国人几千年里还都无福享有。共产党执政以来，毛泽东时代是典型的让人“畏之”的政府；毛泽东之后的邓江胡三代，除了邓小平时期“六四”后那段“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恐怖日子外，基本上都是让人们“侮之”的政府。在专制、腐败、无能这坏政府的三大要素和特征中，具备任何两者的都还不是最坏的政府，而这三者面面俱到、几毒俱全的坏坯子在历史长河中其实也并不多见。所以，不管是在世界史上数不过来的国家还是在中国史上数得出来的朝代里，那些能令时人轻蔑、无视和打心眼里看不上的政府，你还真不一定一下能说的出来。不幸，这样的政府让我这一代中国人赶上了三十多年。
1988年三月一个春寒料峭、北风凛冽的晚上，我乘坐的107路电车晃晃悠悠、摇摇摆摆，散了架一样的从白石桥往北京站爬行。车厢里漆黑一片，所有人都紧缩着身体，无声无息、昏昏欲睡；外面橘黄色路灯下的街道枯叶疾行、人迹罕至。车龟行到平安里大街向西四左转弯的时候，窗外突然传来一个老妇人响亮、尖利、刺耳的咒骂声：“邓小平，我X你妈！邓小平，我X你妈！”。骂声像循环播放的留声机一样不止不休、没完没了，在冷寂、阒静、空荡的夜里显得格外疯狂、狰狞和凄厉。久久的时间里，只有单调的辱骂声在城市的夜空中回荡，见不到一个巡警、便衣、城管、西城群众闻声而来；而电车里的乘客们始终是一副垂死麻木、见惯不怪、无动于衷的样子，连转过头看一眼是什么人在嘶嚎也毫无兴趣和懒得去做。
上述情景是邓江胡三代政府“人俱‘侮之’”的一个生动缩影。在那些年头里，朋友之间可以在公共场合一无顾忌的议论、评价党和国家领导人，完全不在乎是否有黄雀在后的旁听告密者；党校的教授们能够在课堂上绘声绘色的讲述江蛤蟆的外号来历和糗事丑闻，丝毫不担心被听众举报、投诉；香港的铁锣湾、锡锣湾书店和橘子日报、香蕉日报任意随心所欲的造谣生事和指手画脚；脾气不好的群众时不时在大街上高声呵斥巡警而不怕成为另一个雷洋；有次我一边开车走在北京西城区民族宫东侧一边和女朋友吵架，一个交警恰好此时不识相的拦住我，我正气愤冲天，再被警察一骚扰，更加怒火万丈，瞬间爆发冲他大吼：“拦什么拦？没事凭什么拦我？有病啊？”警察满脸诧异，惊的呆了半晌，才堆下笑脸小心的问我：“您没喝酒吧？怎么这么大脾气？”
你想呀，专制我们没办法忍受着也就罢了，您还不自觉的那么腐败、还不要脸的那么无能，一事无成加上手脚不干净，怎么可能让我们不歧视你、嘲笑你、视你为丑类呢？怎么可能让我们不对你“侮之”呀？
不但普通百姓，就连三代的满朝文武、大小官员们也对本身的政府和它的党纪国法同样“侮之”的视若无物、藐似弊履、弃如垃圾，更谈不上丝毫的尊重和敬畏。于是纲纪践踏、法度废弛，文武官员们肆无忌惮的贪污、纳贿、娼赌、挥霍、洗钱、重婚……当年广东官场，每逢饭局酒局，官员们哪个不带个二奶出来陪坐简直都颜面扫地。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这个千疮百孔的政府哪有资格对我们约束要求、哪有脸面让我们循规蹈矩？
在严酷阴森的政治、社会、思想、言论全方位压迫和钳制下，在“刺刀见红”的打击、惩罚、制裁和剥夺里，在国保和安全人员密不透风的网络监控中，在放开手脚取消禁忌后的警察任意强力执法下，在人均超过美国执枪数的摄像头无所不在的监视里，在朝阳群众无时无地的暗地窥探中，在“健康码”、“行程码”如影随形的附体下，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后的人们噤若寒蝉、胆颤心惊、惶恐自危、战战兢兢、朝不保夕的苟且偷生着。对今天的人们来说，上述三代的情境是永远无法和不敢想象的。而今天的习政权，也再不用被“侮之”的终于混成了全体人民“畏之”和“憎之、仇之”的政府。
俗话说“变坏容易变好难”，历史上的王朝中兴，都要经过几十年的岁月和艰苦卓绝的努力；而现任执政者仅仅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把一个不入流的政府变成第四流、第三流的政府，这样的奇迹和伟大复兴，难道还不该肯定、还不值得说句公道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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