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春生
在中国做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实属不易。
从春秋时期，到宋朝，再到明清两朝均发生过文字狱，明清甚为严酷，当然无法与当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相比。
忘不了那英俊的面孔
1956年，笔者所在的小学来了两名复员的志愿军军官老师。他俩受到全校老师和学生们的欢迎，因为他俩带来了歌声，使得整个学校生气勃勃。
其中一位老师，带着一副金边眼镜，年轻英俊，文质彬彬。遗憾的是，笔者忘记了他的姓名（请原谅，天堂里的老师）。笔者称呼他英俊老师。英俊老师曾经教学生们唱《喀秋莎》和《共青团员之歌》。那时候，每天上半天课，笔者却整天泡在学校里。经常听到英俊老师与其他老师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山楂树》、《小路》和《灯光》等等前苏联著名歌曲。不知不觉地，笔者也学会了。
1957年，这两位前志愿军军官老师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英俊老师从革命军人一下子变成了右派分子，受不了这个打击，跳海自杀了。据说，他第一次跳下海，没有淹死。他的水性好，又游回岸边。第二次，他把自己捆起来，抱着一块大石头跳下海，活活地把自己淹死了。第二天晚上，他那刚刚结婚的妻子，身穿嫁衣在他们曾经约会过的地方上吊自杀了。
中年之后，唱起《三套车》、《山楂树》、《小路》和《灯光》等歌曲时，笔者常常眼含热泪。六十多年过去了，笔者忘不了他那动人的歌声，忘不了他那英俊的面孔！
小学时期，对笔者影响最深的是反右运动。笔者的叔叔是一位工程师，被打成右派；一位邻居是老师，被打成右派；同学的爸爸是一位职员，也被打成右派。笔者认识的许多右派都是文质彬彬的人，“为什么我怎么也看不出，他们是要杀共产党的反革命呢？他们为什么被打成右派的？”这是笔者少年时期的问号之一。
系统学习 等待时机
笔者从1970年正式参加反对毛泽东的活动，不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笔者已近耄耋之年，参加过四五运动、六四运动，签名《08宪章》，发表过诸多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暴力社会主义的文章，至今还健康的活着，实在要感谢一位共产党老知识分子。
1970年初春，笔者因借书而结识了他。老人因接受了共产党的公有制宣传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经历了毛泽东发动的整风运动之后，他开始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1949年后，经历了毛泽东发动了一系列的整人运动，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存在严重的问题与错误，开始思考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文化大革命中，目睹了的种种丑恶现象之后，笔者逐步从怀疑毛泽东发展到否定毛泽东，进而怀疑共产党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开始制订学习计划，组织读书小组，研究私有制产生的原因。由于，笔者和读书小组的成员自小受到的是共产党的蒙骗教育，没有启蒙书籍，我们的研究十分困难。
正在艰难探索之际，笔者有幸与这位老知识分子相识。基于相同的认识，老人与笔者结成忘年交。他开始有计划地培训笔者，详细给笔者讲解了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延安整风，以及1949年之后发生的一系列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武训传》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农业合作化运动、公私合营、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真实历史。笔者更加坚信自己反对毛泽东的信念是正确的。这也为笔者50几年后发表在《北京之春》的系列文章《中共百年谎言与罪行》奠定了史料基础。
笔者所在的地下学习小组的成员都是坚定的反对毛泽东的分子，曾经有几位成员要成立反对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马列主义）”正式组织。笔者表示拒绝参加，因为笔者并没有接受马列主义。老人知道这件事情后，严肃地对笔者说，共产党不允许任何反对派存在，无论是老的托派，还是新的打着马列旗号的共产党派别，他们都会毫不留情地屠杀。目前，你们只能在这种松散的地下学习小组活动，系统学习，等待时机。老人告诫笔者，你是一个适合搞研究的人，不适合做地下工作。黑夜处处有强盗，谨慎不是胆小。如果你被共产党逮捕枪毙了，你就失败了！从这以后，笔者永远记住了老人的话，“系统学习，等待时机”，从此走上了学术研究道路。笔者永远记住了老人的话，“谨慎不是胆小”，既然走上了反对共产党的路，就一定要谨慎。
《异端的权利》
大约是在1984年，笔者写成“质疑剩余价值”一文。在与朋友分享时，他们认为纯理论的质疑太枯燥了。
1986年末，笔者读了王安博士的自传《教训》。1951年，王安以仅有的600美元创办了名为王安实验室的电脑公司。创建公司以来，王安公司从一间单人经营的工场发展成一家雇佣职工总数超过三万、资本总量近三十亿美元的多国公司。笔者以王安的成功为案例，写成了“王安是不是资本家兼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一文，证明企业家的不可否认的价值贡献，质疑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提出了重新认识私有制。
我的一位亲戚读后，建议我投稿发表。他向我介绍了他的一位在《红旗》杂志做编辑的同学。《红旗》杂志那时还没有被撤销。我赶赴北京，在《红旗》杂志编辑部找到了那位编辑。听完我的稿件内容介绍之后，他直率地说了两点：一是，马克思主义体系是一个生命力强大、逻辑严密的体系，是不是能轻易质疑的。二是，异端在中国没有出路，并且风险很大。最后，他告诫我，不要随便地与不相识的人谈论自己的观点。
像多数人一样，笔者对八十年代胡耀邦、赵紫阳执政时期的中国抱有一定的期望。但是，这件事情证实了，四项基本原则笼罩下的八十年代的中国，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是异端，他们的文章是不可能被发表的。因此，我的“王安是不是资本家兼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一文一直放在抽屉中。笔者曾经一时犹豫，文章不被发表，思想无法讨论，是否再研究下去，是否再写下去？
1987年的一天，笔者在书店里发现了斯蒂芬·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一书。笔者永远忘不了那一天，当时笔者的心脏嘭嘭急跳，注视着这五个字“异端的权利”。为了“异端的权利”这五个字，笔者买下了这本书。笔者的一生最幸运的事情之一，是有幸阅读了《异端的权利》。这本书给予笔者奋起的力量。从此，笔者更加坚定地走上了自由研究之路。
两次走上天安门广场
1976年清明，“四五运动”运动在北京爆发，笔者认为，时机到了。于是，分批与地下读书小组成员走上了天安门广场，积极参加了反对毛泽东独裁运动。笔者激动地在广场上发表演讲，兴奋地与广场上万千抗议者一起指着毛泽东的画像高唱“你、你、你这个坏东西”。
4月5日晚，中共开始出兵镇压时，我已经在返乡的火车上。6日上午，笔者返回家乡。当天，笔者按时上中班。单位里并不知道，笔者去过北京，这样就避免了随后几天之后公安的追查。
1989年4月，北京爆发新一轮的民主运动。笔者再次认为，时机到了。笔者先后多次奔赴天安门广场，记录广场上激动人心的时刻，发表揭露邓小平改革真相的演说。6月3日，携带的钱就要花光，笔者乘车返回家乡取钱，然后返回广场。6曰4日到家后，笔者深深地睡了一觉，第二天得知，中国军队开枪屠杀学生。虽然逃过一劫，但笔者终身遗憾，六四之夜没有在天安门广场上！
“六·四”民主运动被镇压之后，笔者意识到，中国的专制土壤依然深厚，建立民主中国的路还很长。九十年代后，笔者进入新的研究领域，等待下一次机会。
左右之争
九十年代，中国官员的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并且社会不公，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产生贪污腐败、社会不公，贫富悬殊问题根源是什么？
新左派认为问题根源出在中国搞了市场经济，他们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市场经济。自由派认为，高度垄断，且不受监督、不受制衡的权力是根源。
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新左派不知道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共的专制和贪婪。而是，中国新左派的某些人在有意无意地遮掩中共专制统治问题。
笔者关注着新左派的代表人物汪晖、王绍光、崔之元、甘阳等人与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朱学勤、刘军宁、徐友渔、秦晖等人之间的争论，认真阅读他们的政论文章。笔者同意荣剑的观点，他以及其他中国自由派学者与汪晖的争论并非什么左右（新左派与自由派）之争，而是“文明和野蛮之争”。
这期间，笔者正在忙于几个新课题的研究和多本著作的出版，时间很紧。虽然匆匆针对李陀、甘阳、王绍光、汪晖和崔之元的观点写下多篇专文，并没有发表，原因在于，一是，笔者没有时间参加争论，二是，认为时机不到，所以存档等待发表时机。
２００８年，中国民主人士再次发声，发起《零八宪章运动》。笔者认为时机到了，签名参加了零八宪章运动。
零八宪章运动
2008年12月中旬，笔者收到了“零八宪章”文件和签名信。笔者签名了！
年底，笔者忽然接到中共国保人员的电话。
一位中年男子严肃地问：“你是XXX？”
“是的，我是。“
“你在《零八宪章》上签名了？“
“是的！“
“你为什么在《零八宪章》上签名？“
“《零八宪章》写得很清楚。“
“你考虑后果了吗？”
“当然！后果是，中国将成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
男子大声说，“我问的不是这个后果！“
笔者回答说：“我想的就是这个后果！”
男子沉默了几秒钟，忽然问：“你现在外地工作？”
“是的。”
“什么时候回来？
“春节。
“春节再找你！”男子挂下了电话。
春节期间，笔者做了最坏的打算，烧毁了一些文本资料和文稿，删除了一些电子版资料和文稿。笔者做好了准备，一定要不卑不亢地应对国保人员来访。谁知一直等到正月初八，没有见人。笔者返回外地后，一天，又接到了那位中年男子的电话。
“你到外地工作去了？’
“是的。”
“不要对其他人讲我，春节没有找你的事情！”
“不会。我又不知道你是谁。”
他挂了电话。
当然，绝不止我一个被国保人员骚扰。2009年初，笔者的一个朋友获悉徐友渔可能有危险，非常着急，立即打电话告诉我。签名《零八宪章》后，笔者的邮箱有很多《零八宪章》成员的信息。笔者马上登陆邮箱，发现了徐友渔的留言，他遇到危险，可能出事。笔者立即发邮件给茅于轼老师，告诉他，徐友渔遇到危险，请茅老师给以帮助。很快，笔者的邮箱被攻击，无法登录。笔者不知道茅老师是否出手帮助。后来得知，徐友渔脱离危险，笔者和朋友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2009年，笔者实名发表《纪念“六四”二十周年》一文，文中提到了“零八宪章”。我很快就接到一位国保人员的电话，听声音有点像第一个给我打电话的国保人员。
一位中年男子的声音：“你是XXX？”
“是的，我是。“
“你发表了《纪念“六四”二十周年》一文？“
“是的！“
“党和政府已经对“六四”、《零八宪章》定性了，你为什么还发表与党和政府针锋相对的言论？“
“第一，我不是党员，你党无权禁止我的言论；第二，我是纳税人，我有权反对政府的不当行为！“
也许是这位男子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回答，沉默了十几秒后，忽然挂上了电话。从此，再也没有国保人员骚扰笔者了。
零八宪章发表后，刘晓波、刘贤斌等等部分起草人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訴，刘晓波被判刑11年。笔者很难过，看来开启中国民主化的时机还没有到！
《共识网》
自1987年到2010年，除了几本专业著作和多篇专业文章之外，笔者仅仅发表了十几篇政论文章。有的学生问笔者，老师，为什么不将你在课堂上的某些讲稿写成文章发表呢？笔者多数时间只是笑一笑。对非常相信的学生，笔者回答，在哪里发表呢？等着吧，时机不到。有一天，一个热心的学生对笔者说，老师，你的文章也许能在《共识网》上发表！笔者非常感谢这位学生，他使得笔者知道了《共识网》。
大约在共识网上浏览了几个月，笔者终于认为也许发表文章的时机来了！
2011年，笔者首先发表了一组关于秋风的文章试一试水。
在《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一文中，秋风断言：“孔子是圣人”。笔者写文《Hi，秋风》与秋风商榷。笔者将孔子与苏格拉底对比，指出孔子的不足。文中说：“苏格拉底是邻家的老爷爷，我敬佩。孔子是自家的老爷爷，我私爱。我不认同那些把孔子批得一无是处的观点，我更反对那些依然在神化孔子，并想把这个神话向世界推广的人”。
在《自由的孔子》一文中，秋风对孔子的宣传升级了，更进一步断言：孔子 “是一个自由的圣人”。这样极端地走下去，笔者认为秋风很危险。因此，笔者写文《小心，秋风》。文章讲，秋风读了不少的书。但是，书本只是知识的蓄水池，不是知识的源泉。读书可以获得很多名词，只有通过实践，获得经验，提高理解能力，才能够理解名词，上升为知识。否则，只能一味地沉浸在名词中，做名词游戏。笔者以泰勒斯、苏格拉底、管子、孔子、培根、卢梭、伏尔泰、狄德罗、马克思、列宁、严复、康有为、孙中山、胡适和李大钊为例，对照说明什么是书本知识分子，什么是有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笔者建议秋风，“书还是要读的，但是不要再陷在书本中了，到企业中去从事企业管理吧，到政府中去从事社会管理吧，使得自己拥有充分的实践经验，进而更好地理解历史，更好地把握现在。”
秋风写的《道德血液》一文，意在为温家宝总理的“道德血液论”辩护。笔者写文《道德何在，秋风》指出，温总理多次以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等问题，向企业家喊话：你们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是的，一个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温家宝身上流着道德的血液吗？你对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承担什么责任？
2011年，《北京青年报》刊登程婕的《央行揭露贪官外逃路径：过万官员外逃携款8000亿》一文，揭露中国政府官员的腐败已经到了这种罄竹难书的地步了。温家宝对此承担什么责任？
笔者批评秋风：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应该以自己的理性、良心和道德来监督、揭露、批评政府权力滥用、腐败、无能等执政问题。面对的是温家宝，秋风没有这样做，反而赞扬这位“经历了人间沧桑的老人的睿智”，为其道德秀辩护。
前两篇学术讨论文章，《共识网》发了，笔者不奇怪。第三篇文章中，笔者借批评秋风批评温家宝，这样胆大包天的文章，《共识网》竟然也发了。
笔者非常高兴，终于找到了可以发表文章的刊物了！
此后，笔者在《共识网》上发表多篇文章，最重要的一篇是《翻过这血腥的一页》。
翻过这血腥的一页
2012年12月，习近平说：“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联共产党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这句话清楚地说明了习近平根本没有认识到苏联共产党所建立的党国专制制度是反人类的。戈尔巴乔夫等苏联共产党党员认识到了苏联共产党犯下的罪恶，作为真正的男儿，他们敢于解散苏联共产党，而不会像邓小平那样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统治竟然在北京用军队屠杀民众。习近平的这句话告诉中国人，有一天，他这个“男儿”就敢像邓小平一样镇压中国民众，暴露了他的专制暴徒的无耻面目。一位学友曾经在网上写道：习近平，你是被人指上来的，不是选上来的，是男儿的话，选一把，试一试。结果，此语迅速被删。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晋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讲话，明确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句话再次说明了习近平根本就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时期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严重罪行。
习近平的这两句话，暴露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专制暴徒的本色。
2013年3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讲，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也是领导干部必须普遍掌握的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
笔者决定反击,痛斥习近平鼓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巧的是，2013年初，《共识网》多人发文展开了一场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的争论。一些民主知识分子，竟然也肯定马克思学说的精华，认为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歪曲、掺假和背叛了马克思学说，走上了邪路。
2013年4月，笔者撰写了《翻过这血腥的一页》一文，揭露《共产党宣言》“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嚣张的公开鼓吹用暴力剥夺他人资产的强盗宣言。马克思对社会的批判和设想，并没有经过任何社会实践的证明，这厮便肆无忌惮地鼓动用暴力推行他的主张，剥夺他人的资产，这是一种疯狂的暴徒行为”。笔者揭露《资本论》存在逻辑起点和定义域错误，马克思只看到了工人的劳动，只看到了资本，没有看到资本家的劳动，正是资本家的投资和管理劳动启动了企业经营生产过程。马克思是无知的。无知不可怕，可怕的是用暴力推行无知。剩余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正是这个无知的剩余价值论证给世界带来了血腥灾难。笔者在文章中指出，马克思是人类的耻辱！笔者呼吁中国人翻过马克思给人类历史书写的血腥的一页。
《翻过这血腥的一页》一文在《共识网》上点击量超过三万，获得大多数读者的支持。笔者也做好了接受极左分子攻击的准备。果然，一群极左分子在网上攻击笔者：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他们呼吁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北大、清华、人大、南大、复旦、中大的马列主义教授发表文章批驳笔者的观点。笔者做好了战斗准备，可惜的是至今没有等到一篇像样的反驳文章。
2016年《共识网》被封闭后，笔者一度被大陆网络屏蔽，只好在国外发表政论文章。最初，笔者实名发表文章，后接受朋友劝告，笔名发表文章。
笔者钦佩胡平、刘晓波、任志强、许志永、蔡霞、张维迎、许章润、方方等一批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英雄！
笔者的政治底线是，绝不为中国共产党说一句违心的好话！只要有机会，笔者就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谎言和罪行口诛笔伐！
结束语
读了张千帆发表的宣扬“中国现行宪法是不错的”文章后，笔者发文批驳。有的朋友对笔者说，“张千帆教授因为人在中国，受当局严密监控，为了能发出让中国人看到的文字，不得不绕开宪法对中共独裁统治缺乏制约的根本弊端”。笔者当然理解张千帆在国内的难处。笔者也曾经被中共当局监控，但是，笔者绝不会为了发表文章就说一些违心的话。
2025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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